内容提要：在中国市场化转型的背景下，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变化在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用2001-2016 年中国工业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分省份-行业数据，考察不同企业所有制类型的工业经济变动特征，并实证分析劳动生产率收敛趋势，比较和分析其收敛差异。研究发现，中国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均存在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非国有经济的收敛驱动了整体经济的收敛。国有企业由于市场竞争不充分、缺乏创新激励等，劳动生产率的收敛速度要慢于非国有产权企业的。而私营企业能更好的与本土实际相结合，充分匹配适宜的技术，收敛速度要优于外商和港澳台企业。为实现经济发展均衡，政府需继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重视私营企业的发展优势，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创新环境。

关键词：工业;企业所有制;经济发展特征;劳动生产率;收敛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20）03-0130-08

收稿日期：2019-09-09

作者简介：李丹丹（1990-），女，河南济源人，西北政法大学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产业共生视角下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模式及演化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8BJY002;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专项“陕西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研究”资助。

以往对于劳动生产率收敛性的考察主要集中在跨地区和跨行业两个视角，发现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出绝对收敛的趋势，但缺乏企业所有制层面的探讨。最近文献开始强调企业所有权性质对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生产效率深刻影响着经济增长发展差距[1]。那么有必要揭示劳动生产率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的差异程度。即中国工业不同企业所有制类型的经济变动呈现什么发展趋势？劳动生产率增长是否呈现收敛？

一、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业经济发展特征及分析

（一）工业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

1.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及所占份额比较

本文选取2001-2016年的数据进行比较。图1的（a）图和（b）图显示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和市场份额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三个明显的特征。第一，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速缓慢，所占份额不断下降。2001年，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为6234万元，之后缓慢增长，到2016年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为19000万元，工业增加值比重由2001年的40%下降到2016年的10%。 第二，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市场份额相对平稳。2001年工业增加值为7128万元，之后缓慢增长，由2001年的46%增加到2005年的48%。2005年之后，工业增加值份额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到2016年，工业增加值为68970万元，所占份额为38%。第三， 私营企业工业增加值和所占份额在整个样本考察期都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2001年私营企业工业增加值为2174万元，仅占14%的份额，到2016年，私营企业的工业增加值为92000万元，工业增加值份额高达51%。2004年私营企业的份额就首次超过国有企业的份额，到2008年私营企业份额与外商港澳台持平，之后稳定超过外商港澳台和国有企业，占据中国工业企业市场份额的半壁江山。

2.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就业人数及所占份额比较

图2的（a）和（b）图显示的是就业人数和以就业人数表示的市场份额在分所有制类型中的变化趋势。2001年，国有企业就业人数最高，为1537万人，显著高于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938万人与私营企业的542万人。从2001-2016年间，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和所占份额不断下降，到2016年就业人数显著低于其他两类所有制类型的，仅有253万人;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就业人数呈现先上升后缓慢下降的趋势，到2016年就业人数为2182万人;而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和市场份額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到2016年就业人数显著高于其他两类所有制类型的，高达3398万人。这与上图工业增加值的变动趋势非常相似。2008年仍然是转折点，在2008年私营企业的平均就业人数开始不断地超过国有企业和外商港澳台企业，成为平均就业人数最多的所有制类型。

3.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资本密度和出口份额比较

图3和图4显示的是不同所有制类型的资本密度和出口份额的变化趋势。其中，资本密度用固定资产净值与就业人数的比重（百万/人）来表示，出口份额用出口交货值与工业销售产值的比重（%）来表示。在资本密度中，国有企业的资本密度显著高于其他企业，并且增长速度明显加快，由2001年的12.04增长到2016年88.70;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资本密度变化趋势与私营企业的比较接近，这两类企业的资本密度显著低于国有企业，增长相对平稳，分别由2001年的12.02和3.82增长到2016年的27.40和22.99。与资本密度变化趋势不同，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出口份额大致呈现下降趋势。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出口份额显著高于其他企业的，在2001-2006年间呈现稳步增加趋势，由2001年的38.80%增长到2006年的42.75%，之后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2006-2008年出口密度显著下降，2008年之后下降速度放缓，到2016年为30.07%。而私营和国有企业的出口份额要明显低于外商和港澳台企业，分别于2001年的14.22%和5.01%下降到2016年的5.10%和0.92%。

4.不同所有制企业对区域间工业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分析

通过比较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平均就业人数、资本密度和出口份额的变化趋势，发现除出口份额外，私营企业与外商和港澳台企业在各指标方面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这意味着差异主要存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间。因此，以工业增加值为例，进一步分析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对区域间工业经济发展差距所起的作用。本文对工业按加权变异系数的方法进行分解，公式为：CV2w=z21CV2w1+z22CV2w2+2z1z2COVw（1，2），其中CV2w是全国各省的加权变异系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加权变异系数分别是CV2w1和CV2w2。不同类型企业及其相互作用部分对整体工业经济差异部分比重分别是PCV1=z21CV1w1/CV2w、PCV2=z22CV1w2/CV2w和PCV（1，2）=2z1z2COV（1，2）/CV2w，这不仅揭示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经济发展对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而且反映出两者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变化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从全国区域间人均工业增加值的加权变异系数来看，从2004年的0.30下降到了2011年的0.18、2016年的0.13，这意味着中国区域间在人均工业增加值的差距呈现明显缩小趋势。结合图1（b）中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由为40%下降到14%，同时国有企业与非国有的相互影响造成的差异对总体差异的比重也由0.36下降到2016年的-1.36（负数意味着差距缩小）相互作用对区域产值上的差异正起到收敛作用，也就是说同一区域内两类企业的人均工业增加值差距在缩小。同时，根据两类经济对区域差异的影响系数来看，国有经济对区域差异的影响系数逐年呈现下降趋势，而非国有经济对区域差异的影响呈现逐年递增趋势，这表明非国有经济在人均工业总产值上对总体工业差距的影响方面也在不断上升，可以推断出非国有经济的在工业经济上收敛可以促进全国区域工业经济的收敛，只有工业经济差距收敛了，区域间总经济才能最终实现收敛。

（二）劳动生产率及收敛特征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利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提供的分企业类型、分地区和分行业数据，计算了2001-2016年不同类型企业的分省份分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并计算相关的收敛指标，来考察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劳动生产率是否存在收敛趋势，如表2所示。从均值来看，2001-2016年中国工业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均呈现递增态势。其中，外商和港澳台企业劳动生产率显著高于其他两类企业，从2001年的4.60提升到2007年的39.60、2013年的61.94和2016年的72.23，年均增长率为91.8%。国有企业从2001年的1.64，提高到2007年的25.35、2013年的49.53和2016年的55.67，年均增长率为49.78%。私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由2001年的2.16，增长到2007年的22.22、2013年的49.30和2016年的54.22，年均增长为46.62%。

为了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业劳动生产率的离散趋势有一个把握，即衡量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性，选取两个收敛统计指标来进行检验。第一个指标是变异系数，用标准差除以平均值计算得来，第二个指标是用劳动生产率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除以均值计算得来。一般来说，变异系数和（最大值-最小值）/均值的变量值平均水平越高，其离散程度的测度值也就越大，反之则越小。这意味着如果劳动生产率呈现收敛趋势，那么各省份-行业组合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或者离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要逐渐减少。

以变异系数为收敛指标时，可以发现全国和三类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变异系数均呈现递减趋势。第一，将三类企业进行横向比较时，2001年国有企业的变异系数最大，这说明同一年份，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在区域间的差距要大于非国有企业的，意味着在2001年国有企业是造成区域间发展差距的主要因素。第二，从年份的变化趋势来看，2001-2016年间，国有企业的变异系数从2001年的2.30稳定下降2007年的1.50、2016年的1.19，下降了约48.30%;私营企业变异系数从2001年的1.55稳定下降2007年的0.68、2016年的0.54，下降了约65.2%，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变异系数从2001年的2.19稳定下降2007年的1.02、2016年的0.89，下降了约59.4%。这意味着三类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在区域间的差距均呈现收敛趋势。第三，2001-2016年间，私营企业的变异系数要明显小于国有企业和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这说明私营企业是区域间发展差距缩小的主要因素。以（最大值-最小值）/均值为收敛指标时，同样发现三类企业的该指标呈现递减趋势，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最大值-最小值）/均值从2001年的29.68穩定下降2007年的16.71，然后又缓慢下降到2016年的8.23。私营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最大值-最小值）/均值从2001年的13.61稳定下降2007年的7.40，下降了几乎一半，表明该期间私营企业收敛趋势明显，然后缓慢下降到2016年的5.32，收敛速度放缓;外商和港澳台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最大值-最小值）/均值从2001年的46.68迅速下降2007年的9.14，几乎只为2001年的五分之一，表明该期间外商和港澳台的收敛速度很快，之后该指标缓慢下降到2016年的6.34，表明收敛逐渐放缓。同时，私营企业的变异系数和（最大值-最小值）/均值的变动与全国工业整体的变动十分接近，这说明，工业在推动整体经济收敛的过程中，步调基本与私营企业的收敛节奏一致，因此私营企业的收敛是中国经济整体收敛的主要因素。伴随着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在整体空间上的布局比过去更趋均衡，因此，从发展趋势上可以推断出，中国区域经济差距还会随着工业的发展进一步缩小。总之，由收敛指标可以看出，三类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均存在收敛特征，私营企业是区域间发展差距缩小的主要因素。为了进一步验证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动，下面建立计量模型进行检验。

二、实证分析

（一）实证模型

为了考察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收敛在不同所有制类型中的差别，借鉴Rodrik（2013）[2]研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所采用的回归分析方法，本文设定回归模型如下形式：

lnjit=α+βlnyjit+β1lnyjit*D1+β2lnyjit*D2+λX+εjit（1）

其中，lnyjit为t时期i行业j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lnjit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β是收敛系数，D1和D2分别是国有、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虚拟变量。lnyjit*D1为国有企业虚拟变量与期初劳动生产率的乘积，lnyjit*D2为外商和港澳台企业虚拟变量与期初劳动生产率的乘积，通过这种交互项形式来考察不同所有制类型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差异，那么私营企业即作为回归的基础组。X表示影响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其他控制变量。同时，为了控制其他未观察到的因素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在回归时加入地区与行业层面的固定效应。期初劳动生产率的估计系数β预期值为负数。收敛速度（λ）的公式如下：-β=-1-（1-λ）TT，其中T为样本期所包含的年份数。从收敛速度的公式可以看出，β的绝对值越大，收敛速度就越快。

（二）指标选取

1.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

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类型的各省份分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本文根据《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01-2017）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的相关数据，劳动生产率水平值（lnyjit）用工业增加值除以平均就业人数得来。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具体计算公式为：lny.j，i≡ln（y.j，i，t+k/y.j，i，t）/k。

2.控制变量的选取

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本文加入了影响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控制变量。通过实现相关的异方差等检验后，控制变量主要包括：（1）资本密度（lncapital），用各省份各行业的固定资产净值除以就业人数得来。资本密度与技术水平密切相关，资本密度水平越高，技术进步就越快，劳动生产率增长就越快。（2）产业规模（lnsize），用各省份各行业的平均就业人数作为其代理变量。产业规模越大，规模报酬效应越显著，越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增长。（3）出口份额（lnexport），用各省份各行业的地区出口值除以工业销售产值得来。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由于“资源配置效应”和“干中学效应”的存在，贸易开放度可以通过加快技术进步等方式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3]。

3.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包含中国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的两位码行业数据。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编纂的2001-201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避免统计范围的差异，保证样本时期内行业代码和名称的一致性，本文以2011年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作为标准，剔除了不符合条件的二位码行业，最后得到的样本共包括25个二位码工业行业。

（三）实证估计结果

1.基准结果

为了消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收敛特征。在此之前，首先进行Hausman 检验，P值为0.0017，小于0.05，说明回归更适用于FE（固定效应）模型①。对方程（1）进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所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第（1）列是绝对收敛的回归估计结果，第（2）列是加入控制变量的条件收敛的回归估计结果。如结果所示，基准组的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的回归系数显著且为负数，即私营企业的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系数分别为-0.067和-0.072。国有企业虚拟变量与初始劳动生产率变量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绝对收敛中交互项系数为0.017，条件收敛中交互项系数为0.021，这表明国有企业的绝对收敛系数为-0.050，条件收敛系数为-0.051。外商和港澳台企业虚拟变量与初始劳动生产率变量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绝对收敛中交互项系数为0.003，条件收敛中交互项系数为0.002，这表明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绝对收敛系数为-0.064，条件收敛系数为-0.070。这意味着当加入地区虚拟变量时，条件收敛比绝对收敛表现得更加显著。以上分析表明，三类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均存在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同时，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劳动生产率收敛速度存在差异。其中，私营企业收敛速度最快，外商和港澳台企业次之，最后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收敛速度最慢可能与学术界和实践中公认的国有企业存在低效率和缺乏激励措施有关[4]。因为市场竞争越公平与充分，收敛速度会更快，这是私营企业与外商和港澳台企业劳动生产率收敛速度大于国有企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2.稳健性检验

此外，本文从分组回归和数据选择问题对基准回归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见表4和表5），这样可以分别考察影响不同类型企业劳动生产率收敛快慢的因素。

表4是分组回归结果，将三类企业的估计结果进行分别报告。表4的分组回归结果中确认了基准结果，即无论是绝对收敛还是条件收敛，私营企业的收敛速度是最快的。同样的，当加入地区虚拟变量时，系数值增大了，条件收敛更加显著。值得注意的是，外商和港澳台企业并没有与中国企业更快的融合速度相关联，即国外企业并没有加速中国工业的收敛速度。外商和港澳台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收敛速度差异很小，分别为7.1%和7.8%。 这一结果符合外国企业活动产生的溢出效应越来越少的证据[5]。

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也提供了十分有意义的信息。根据三组估计式中变量系数对应的t 统计量与临界值的比较判断，发现在三类企业中，出口份额系数均为负数，并且在私营与外商和港澳台企业中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出口份额越多，反而抑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收敛，即企业的出口行为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这与李春顶（2010）[6]的研究结论相一致。现代企业越来越重视核心技术的发展，但是国有企业在新产品和新生产线的技術投入端，没有加大对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从国外购买或引进的途径，导致自身科技竞争力不强，不能进行持续发展。而私营企业与外商和港澳台企业比国有企业具有更加先进的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从而更容易克服沉没成本进入出口市场，因此私营与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出口份额要大于国有企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容易出现出口后的惰性，即刚进入出口市场的企业，受到国外市场的影响，在提高技术水平和创新方面具有相当强的动力和积极性，劳动生产率显著增加。一旦进入市场且拥有了一定市场份额后，企业在成本效益的原则下，进行技术革新和升级的动力明显下降，随着出口份额的逐渐增加，没有了技术创新和激励，劳动生产率增长逐渐减慢，因此出口规模和劳动生产率增长表现出负相关。

资本密度变量在国有企业样本中的系数为正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是由于大部分的国有企业自身存在一定的垄断地位，资本深化由于垄断的因素并没有带来相应技术上的高效率，因此垄断型资本深化的模式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在私营与外商和港澳台企业中，资本密度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这与预期相符。这些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是资本密集型的，企业自身对资本的要求更高，所以资本深化带来的技术水平的提高也就更快。同时，私营企业比外商和港澳台企业在技术的利用程度上更有优势，他们的生产效率与投资地的实际结合地更加紧密，因为它们能更快适应本地的实际，所以资本密度系数大于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

规模变量在国有企业中的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国有企业中存在着许多自然垄断行业，规模经济性是导致自然垄断行业持续保持高垄断的原因之一。为了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性，企业会扩大企业规模，但是这与反垄断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衡，过度垄断反而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利[7]。如果国有企业规模过大，但是由于管理水平整体不高，生产要素不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往往会造成资源浪费或设备闲置，资源配置效率过低。同时，国有企业在管理方式上，倾向于过分集权，基层员工容易缺乏责任心，得到的激励不够，那么就容易产生人员冗余和机构臃肿等问题，这些都将导致规模变量对劳动生产率增长呈现负相关现象。规模系数在私营企业与外商和港澳台企业为正，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企业规模优势在这两类企业中充分发挥了作用，并且已经在逐步转化为工业经济效益。

在表5的稳健性检验中，分别考察了三类所有制企业的面板数据是否会改变之前的估计结果。为了在最大程度上使用数据当中的信息，同时避免商业周期波动带来的影响，估计面板数据时将样本划分为三个较短的时间段，即2001-2006，2006-2011，2011-2016这三个6年时期组成面板回归，解释变量使用每个时间段的首位观测进行分析。通过比较三类企业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本文研究发现：在基准回归所得到的结论仍然是稳健的，通过比较收敛系数发现，三种类型企业的工业劳动生产率收敛系数在面板数据计算的结果是横截面回归中的2倍。分时间段来看，三类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在2006-2011年间的交互项为负数，这意味着2006年后国有、私营、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工业劳动生产率收敛速度分别显著加快，系数分别为-0.153、-0.161和-0.175。国有企业在2011-2016年间的交互项为正数但不显著，说明国有企业在2011年之后收敛速度放缓。这与孙早等（2017）[8]的研究相一致，即在2011年之前，国有企业利用其所拥有的市场地位和政策优势逆市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产业绩效，加快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2011年之后，市场结构、政府补贴对产业绩效的正向效应趋于弱化，特别是债权融资对产业创新绩效表现出强烈的负面效应，即债务杠杆严重损害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因此导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显著。而私营、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在2010-2016年间的交叉项为负数但不显著，这说明私营、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收敛速度仍存在加速现象。这说明，中国经济的收敛主要是由于私营企业与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经济的收敛驱动的。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01—2016 年中国分省份分行业的国有、私营、外商和港澳台三种所有制企业的规模以上工业数据，考察中国工业分所有制企业的经济发展特征和变化趋势，对劳动生产率的收敛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其收敛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如下：

（1）中国工业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劳动生产率均存在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当加入地区虚拟变量时，条件收敛比绝对收敛表现得更加显著。不同所有制类型的收敛速度存在差异，其中，私营企业收敛速度最快，外商和港澳台企业次之，最后是国有企业。

（2）在国有企业中，规模和出口份额对劳动生产率收敛起着均起到了抑制作用，资本密度系数虽然为正，但是却不显著，这些因素导致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收敛速度最慢。同时，国有企业在2001-2006和2006-2011年间收敛速度呈现加快趋势，而在2011年之后收敛速度放缓。私营、外商和港澳台企业在2001-2006、2006-2011和2011-2016年间均呈现加速现象，尤其是2006-2011年间加速明显，之后不显著。

（3）在私营企业与外商港澳台企业中，资本密度和规模均对劳动生产率的收敛起到促进作用，尤其是私营企业比外商和港澳台企业与投资地的实际相结合上更有优势，因为它们能更快适应本地的实际，将技术进步变成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收敛速度是三类企业中最快的。同时，本文的结论也证实了企业的出口行为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即三类企业中出口份额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均起到抑制作用。基于以上结论，本文的政策建议包括：

（1）在整体经济不存在绝对收敛的背景下，中国工业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为本文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且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劳动生产率呈现出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趋势，这更加确定了实现中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希望。本文得出私营企业的收敛速度高于国有企业的，因此政府应充分考虑到私营企业的优势，如技术创新方面，积极鼓励私营企业的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重视引导新技术成果的研发和运用，使得所有制結构的收敛促进工业经济的收敛，进而由于工业的收敛带动作用来实现区域间整体经济的收敛。

（2）优化国有工业经济的布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政府应基于国有企业的经营优势，根据市场需求不断调整规模效率，尽可能降低国有企业的交易成本，使其在市场选择上逐步实现规模经济，由于国有垄断企业的过度扩张会使规模经济对提高产业效率的积极作用受到影响，要避免大规模垄断。对于缺乏市场竞争力的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要进行整改和淘汰，而对于效率好、竞争力高的企业要适当给予优惠政策和激励措施，使得发达地区的资金和技术可以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提高国有企业的收敛速度。

（3）提高非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对于市场上一些高耗能、低产出的企业应适时淘汰，鼓励民营企业努力提高产品质量竞争力、品牌竞争力、市场竞争力和人才竞争力，建立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在制度、技术、信息和金融等方面给予支持，营造有利于民营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同时，只鼓励企业创新和提高管理技能是不够的，还需要进行更为根本的结构变革和制度改革，提高有限资源配置效率，消除进入壁垒，抑制国家垄断，使竞争力量的利益不断发挥作用，从而促进非国有企业的收敛可以驱动中国经济的收敛。

注释：

① 在Hausman检验的基础上，本文对FE模型和RE模型进行了甄选，报告中仅列出甄选后的检验结果。

参考文献：

[1] Hsieh C T， Song Z. Grasp the Large， Let Go of the Smal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ate Sector in China[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15（1）：295-366.

[2] Rodrik， D. Unconditional convergence in manufacturing[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 2013， 128（1）：165-204.

[3] Florio M， Ferraris M，Vandone 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Rationales fo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Ciriec Working Papers， 2018.

[4] Tong J， Hong Q. The dynamic effects of privatization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on wage and employment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J]. Industrial Economics Research， 2017（2）：2-12.

[5] Xu C. A different transition path： Ownership， performance， and influence of Chinese rural industrial enterprises[M]. Routledge， 2018.

[6] 李春顶.中国出口企业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的检验[J]. 世界经济， 2010（7）：64-81.

[7] 朱鹏飞. 中国经济增长地区差异的收敛性分析[D]. 南京：南京工业大学， 2004.

[8] 孙早， 肖利平， 刘李. 产业所有制结构变化与产业创新绩效改善——国有企业为主的产业所有制结构就一定不利于产业创新吗？[J]. 南开经济研究， 2017（6）：3-19.

Convergence and Difference of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in China：An Analysis

based on Different Ownership Enterprises

LI Dan-dan

（Business Schoo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an710122，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market-oriented transformation， changes in the nature of enterprise ownership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industri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Based on the provincial industry data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dustrial ownership in China from 2001 to 2016，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economic change of different types of enterprise ownership，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convergence trend of labor productivity， and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convergence differences. It is found that absolute convergence and conditional convergence exist in different types of industrial labor productivity in China，and the convergence of non-state economy drives the convergence of the whole economy.The convergence rate of labor productivit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slower than that of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due to inadequate market competition and lack of innovation incentives.And private enterprises can better integrate with the local reality， fully match the appropriate technology， and the convergence rate is better than foreign and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achieve 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tinue to optimize the layout of the state-owned economy，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advantage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market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optimize the innovation environment.

Key words：industry; enterprise ownership;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abor productivity; convergence

（責任编辑：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