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学信 张宇霖

内容提要：就业是民生之本，关乎人民生活福祉和社会稳定。为了让企业吸纳更多就业，政府对企业进行了大量补贴。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本文聚焦政府就业补贴、劳动保护政策与就业这个主题进行探讨。研究表明，政府补贴有助于推动企业吸纳更多就业，劳动保护能够协同政府补贴促进就业，政府补贴通过“政治许诺效应”和“融资效应”影响就业，地方人力资本积累强化了政府补贴对就业的正向影响;与资本密集型企业相比，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政府补贴强化就业的效应更明显;政府补贴增加了企业产生冗余雇员的可能性，冗余雇员在政府补贴对企业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政府补贴;劳动保护;就业;冗余雇员;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2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20）03-0122-08

收稿日期：2019-11-04

作者簡介：柳学信（1972-），男，河南信阳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产业组织与政府规制、国有企业改革;张宇霖（1989-），男，内蒙古赤峰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有企业改革。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9BGL076;北京市属高校高水平创新团队项目，项目编号：IDHT20180521。

就业不仅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为了促进就业、推动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政府通过财政、金融、产业等调控政策大力发展经济，创造和扩大就业岗位。企业作为吸纳就业的主要载体，近几年政府对企业直接补贴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以充分发挥其吸纳就业能力。除了直接补贴外，政府还通过出台法律、推动社会组织发展等增强劳动保护措施促进就业。那么，政府补贴、劳动保护在实践中是否切实促进了就业，本文将围绕这个主题，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对三者之间关系进行了探讨。

一、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的提出

（一）政府补贴与就业

政府补贴主要通过“政治许诺效应”和“融资效应”影响职工就业。

“政治许诺效应”：从政府角度讲，政府向企业发放财政补贴的目的之一是满足自己的政治需求[1]，实现一定社会效益。财政拨款是政府无偿拨付给企业的资金，通常在拨款时明确规定资金用途，并且其中很大一部分用途是鼓励企业安置职工就业[2]。从企业角度讲，政府作为企业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经营有重要影响，企业同政府建立良好关系的动机会比较强烈。在获取政府安置职工就业的专项补贴后，企业更会积极迎合政府，安置更多职工就业。

“融资效应”：首先，作为地方政府对企业的一项无偿资金转移，财政补贴在本质上可以增加企业资金持有量[3]，增强企业内源融资能力;其次，企业获取政府补贴后会向资本市场释放自身同政府关系良好的信号，缓解投资者、债权人等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强企业外源融资能力。Takalo和Tanayama（2010）[4]认为政府RD补贴可以向外界释放企业RD项目质量良好的信号，进而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企业内源、外援融资能力增强后可以给企业带来充盈的资金。一方面企业可以利用这些资金用于招聘、培训新职工等，直接增加企业吸纳就业能力;另一方面，充盈的资金可以帮助企业进行大范围投资，扩大生产经营规模，间接增加企业吸纳就业能力。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政府补贴有助于促进企业吸纳更多职工就业。

（二）劳动保护调节效应

劳动保护对政府补贴和职工就业之间的关系既有正向调节效应又有负向调节效应。

正向调节效应：首先，劳动保护附加给企业的解雇成本可以倒逼企业改进技术水平，推动生产方式结构性转型，提高生产效率，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范围。刘媛媛和刘斌（2014）[5]的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实施加剧了人工成本粘性，促使企业更愿意用机器设备代替人工。其次，劳动保护可以使企业职工从担心失业、薪资纠纷等问题中抽离出来，安心从事生产工作，推动企业边界向外移动。最后，《劳动合同法》、工会组织等对企业职工的劳动权益保护，使企业不能随意解聘职工，使职工可以在企业获得长期职位。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满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签订条件，并提出与用人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必须同意签订，并且在正常情况下不允许解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有更强的人力资本投资意愿，针对职工的“长线投资”能够提升员工素质[6]，推动企业实现大规模生产。随着政府补贴的提高，劳动保护程度越高，企业生产边际外移的程度会更大，企业所能吸纳的职工就业也就越多。

负向调节效应：劳动保护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力资源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具体的，劳动保护加强后，企业很难解雇人力资本较差的职工;另外，所有职工付出的避免解雇的努力将变少，出现消极怠工情况。优胜劣汰机制的破坏降低了企业生产效率，生产边界也将随之缩减。随着政府补贴的提高，劳动保护程度越高，企业生产边际外移的程度将变得越小，企业所能吸纳的职工就业也随之变得越少。

劳动保护对政府补贴和职工就业之间关系的总调节效应取决于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谁占主导地位，本文提出如下对立假设：

H2a：劳动保护可以协同政府补贴促进企业吸纳更多职工就业。

H2b：劳动保护破坏了政府补贴促进企业吸纳职工就业效应。

（三）变量定义

解释变量：政府补贴。本文选用（政府直接补贴+税费返还）/总资产来衡量政府补贴程度，指标值越大表示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程度越大。

被解释变量：职工就业。本文选用在职职工总数对数衡量职工就业程度，指标值越大表示企业安置就业越多。在稳健性检验中还分别选用在职职工总数/总资产，以及在职职工总数/在职职工总数行业年度均值两个相对指标衡量职工就业。

调节变量：劳动保护。本文用两种方法衡量劳动保护：（1）参考王珏和祝继高（2018）[7]，用2008年实施《劳动合同法》的时间衡量，大于等于2008年的观测值取1，其余年份观测值取0;（2）参考祁毓和李祥云（2011）[8]，用各地区工会会员数/年末就业人数衡量劳动保护。在稳健性检验中用各地区工会数/年末就业人数，以及各地区失业率衡量劳动保护。

另外，为了保证回归模型估计准确性，本文还在回归模型中分别加入了企业盈利能力、企业发展能力、企业年龄、行业集中度、独董比例、董事会持股比例、企业规模等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定义参见表1。

（四）实证模型

为验证假设，经豪斯曼检验，本文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lnlit=subit+∑controlit+δt+γi+εit （1）

lnlit=subit+lproit×subit+lproit+∑controlit+δt+γi+εit（2）

其中方程1用來检验假设H1，方程2用来检验假设H2a和H2b。lnlit表示职工就业，subit表示政府补贴，∑controlit表示本文控制变量，lproit表示劳动保护，δt、γi、εit分别表示年份效应、个体效应和残差。

（五）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03-2018年A股上市企业为初始研究样本（国泰安数据库只提供2003年及以后年份政府补贴数据），在删除金融行业企业和ST企业、删除样本中变量数据异常和缺失的观测年份数据后，共获得3158家企业16年的23828个观测值。模型中工会会员数、年末就业人数以及稳健性检验中的工会数，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其余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六）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职工就业均值为7.6232，最大值为13.2228，最小值为0.6931，标准差为1.2998;政府补贴均值为0.01123，说明样本企业平均获得单位资产0.0112元补贴，最大值为0.5047，最小值为0，标准差为0.0203;劳动保护lpro_a均值为0.8018，说明大部分观测值处于2008年及以后年份;劳动保护lpro_b均值为0.3773，最大值为0.7832，最小值为0.0904，标准差为0.1316。通过描述性统计数据可知各主要变量均有一定程度变异，符合回归分析所需。

二、实证结果分析

（一）政府补贴与职工就业

表3报告了政府补贴与职工就业关系回归分析结果。为了保证结论稳健，除了固定效应（fe）外，本文还报告了随机效应（re）回归分析结果。在回归1中，当期政府补贴系数为1.6602且在1%水平上显著;回归2中滞后一期政府补贴系数为0.9076且在1%水平上显著;回归3中，当期政府补贴系数为2.3280且在1%水平上显著;回归4中滞后一期政府补贴系数为1.6311且在1%水平上显著。以上经验证据说明政府补贴对职工就业有积极作用，假设H1得到支持。政府补贴之所以能够促进就业，一方面是因为企业获取政府补贴后，为了满足政府实现社会效益的政治需求，维护自己同政府之间良好关系会吸纳更多职工就业;另一方面因为政府补贴增强了企业内源、外源融资能力，使企业能够有充足资金用于招聘、培训、进行大规模投资，进而增加了企业吸纳就业人数。

（二）劳动保护调节效应

表4报告了劳动保护调节效应回归分析结果。为了保证结论稳健，除了固定效应（fe）外，还报告了随机效应（re）回归分析结果。在回归1中，政府补贴系数为2.1486且在1%水平上显著，交互项lpro_a×sub系数为1.6325且在1%水平上显著;在回归2中，政府补贴系数为2.0926且在1%水平上显著，交互项lpro_b×sub系数为8.8725且在1%水平上显著;在回归3中，政府补贴系数为2.9549且在1%水平上显著，交互项lpro_a×sub系数为2.3693且在1%水平上显著;在回归4中，政府补贴系数为2.6919且在1%水平上显著，交互项lpro_b×sub系数为10.8123且在1%水平上显著。以上经验证据表明劳动保护可以协同政府补贴促进职工就业，此结论支持了假设H2a，否定了假设H2b。劳动保护之所有能够发挥协同效应主要因为劳动保护通过倒逼企业改进技术、激励职工安心从事生产经营、激励企业增强人力资本投资等扩大了企业生产经营边界。

三、政府补贴影响职工就业机制的验证

为了验证政府补贴可以通过“政治许诺效应”和“融资效应”路径影响就业这两个机制，本文引入国有企业虚拟变量（soe）和企业融资约束变量，融资约束变量用两个指标表示：（1）企业支付利息除以企业债务总额（cost），此指标值越大表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2）金融市场化指数（mark）①，此指标值越大表明当地金融市场越发达，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

“政治许诺效应”验证：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公企业在市场准入、融资、税收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劣势，具有更强烈的意愿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企业的“政治许诺效应”更强。基于以上事实，如果政府补贴是通过“政治许诺效应”影响就业的，那么可以推断非公企业政府补贴促进就业效果会更好，即国有企业虚拟变量必然在政府补贴对职工就业的正向影响中发挥负向调节效应。如果此调节效应成立，那么就可以印证“政治许诺效应”成立。表5回归1报告了相关检验结果，通过回归1可知政府补贴系数为1.8684且在1%水平上显著，交互项soe×sub系数为-1.6624且在1%水平上显著，以上经验事实表明政府补贴通过“政治许诺效应”影响就业机制成立。

“融资效应”验证：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外源融资成本较高，融资能力较弱，如果政府补贴是通过“融资效应”影响职工就业的，那么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企业，其政府补贴促进职工就业效应会越差，即融资约束必然在政府补贴对职工就业的正向影响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由于金融市场化为逆向指标，其发挥的是正向调节作用）。如果融资约束调节效应成立，那么就可以证实“融资效应”成立。表5报告了相关回归分析结果，通过回归2可知政府补贴系数为1.6008且在1%水平上显著，交互项cost×sub系数为-33.8617且在1%水平上显著;通过回归3可知政府补贴系数为0.1990，交互项mark×sub系数为0.5661且在1%水平上显著。以上经验事实说明政府补贴通过“融资效应”影响职工就业机制成立。

四、稳健性检验

（一）考虑内生性

由于政府会根据企业在职职工数量情况决定补贴数额，本文回归模型很大程度上存在因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为了克服内生性，本文引入滞后一期政府补贴和滞后一期政府补贴年度行业均值作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回归，并且工具变量通过了外生性和弱相关检验，表6报告了相关回归分析结果。在回归1中，政府补贴系数为2.7103且在1%水平上显著;在回归2中，政府补贴系数为3.5546且在1%水平上显著，交互项lpro_a×sub系数为10.2499且在1%水平上显著;在回归3中，政府补贴系数为2.0806且在1%水平上显著，交互项lpro_b×sub系数为13.9331且在1%水平上显著。以上回归结果表明即使考虑内生性后基准回归结果依然成立。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二）更换职工就业度量

本文在基准回归中用在职职工总数对数衡量职工就业。为了克服职工就业衡量方法引起的估计偏误，运用以下两种方法衡量职工就业：单位资产职工数（ls）和企业在职职工总数占行业年度均值比例（li）。表7报告了相关回归分析结果，通过回归1-6可知回归结论与上文保持一致，说明上文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三）更换劳动保护度量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运用《劳动合同法》实施虚拟变量和工会会员数/年末就业人数衡量劳动保护。为了克服劳动保护度量方法引起的估计偏误，本文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衡量劳动保护：各省工会数除以各省年末就业人数（lpro_c）和各省失业率（lpro_d）。各省工会数除以各省年末就业人数数值越大表明劳动保护程度越高，失业率越高表明劳动保护程度越差。表8报告了相关回归分析结果，通过回归1-2可知回归结论与上文保持一致，说明上文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四）刪除补贴为零的企业

本文分析样本中有1962个观测值的政府补贴数值为零，这些观测值可能会歪曲回归结果。为此，本文将政府补贴数值为零的观测值删除重新进行回归。表9报告了相关回归分析结果，通过回归1-3可知回归结论与上文保持一致，说明上文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五、进一步分析

（一）地区人力资本调节作用

上文回归结果证实政府补贴可以促进职工就业，并且劳动保护在其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除了劳动保护外，地区人力资本也是影响两者关系的重要因素。随着技术进步，生产方式转变，企业对高素质职工的需求越发强烈。在这种制度环境中，地区人力资本越丰富，企业招聘过程中的筛选范围就越广，招聘难度就越小，最终吸纳的职工就业就越多，即可以初步判断地区人力资本积累可以协同政府补贴促进就业。

为了验证以上结论，本文采用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对数表示地区人力资本（ledu），并进行回归分析。表10报告了回归分析结果，通过回归1可知政府补贴系数为2.4475且在1%水平上显著，交互项ledu×sub系数为15.5658且在1%水平上显著。以上回归结果说明地区人力资本积累可以协同政府补贴促进职工就业，政府在向企业提供财政补贴的同时要不断加大教育经费支出水平，提高地区人力资本积累。

（二）资本劳动比调节作用

资本密集型企业对劳动依赖程度较低，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劳动依赖程度较高。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方式不同决定了其生产所需就业规模不同，政府补贴是否会因为企业所处行业差异而产生不同吸纳就业结果？与资本密集型企业相比，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所需职工规模更大;随着政府补贴的提高，与资本密集型企业相比劳动密集型企业最终吸纳的职工就业更多。

为了验证以上假设本文引入资本劳动比（kl）变量，计算公式为：资本劳动比=固定资产净额以2003年为基期按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在职职工总数。资本劳动比高的企业为资本密集型企业、资本劳动比低的企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根据以上分析，可以预期资本劳动比负向调节政府补贴对职工就业的促进作用。表11报告了相关回归分析结果，通过回归1可知政府补贴系数为1.6271且在1%水平上显著，交互项kl×sub系数为-0.0389且在1%水平上显著。与资本密集型企业相比，以上经验事实表明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获取政府补贴后有更强的吸纳就业能力。以上假设得到了支持。这个结论启示政府，为促进就业，应适当提高劳动密集型企业财政补贴力度。

（三）政府补贴、冗余雇员与企业生产率

政府补贴促进就业的原因之一是企业对政府的“政治许诺”，即企业为了维护自己同政府之间良好关系会提高雇员规模。那么企业对政府的“政治许诺”会导致企业出现冗余雇员吗？劳动保护是否会协同政府补贴导致冗余雇员？

为了验证以上假设，本文引入冗余雇员（dred）指标。冗余雇员通过以下方程确定：

lit=sizeit+capitalit+prgit+∑industry+∑year+εit （3）

其中，lit为在职职工总数;sizeit为企业总资产;capitalit为资本密度，用固定资产净额除以总资产表示;prgit为总资产增长率;∑industry为行业虚拟变量;∑year为年份虚拟变量;εit为残差。冗余雇员由方程3残差项确定，残差大于零取1否则取0。

表12回归1-3报告了logit回归分析结果。在回归1中，政府补贴系数为7.6023且在1%水平上显著;在回归2中，政府补贴系数为9.3439且在1%水平上显著，交互项lpro_a×sub系数为14.6925且在1%水平上显著;在回归3中，政府补贴系数为7.0517且在1%水平上显著，交互项lpro_b×sub系数为18.7349且在1%水平上显著。以上经验证据表明，政府补贴会导致企业冗余雇员，并且劳动保护在其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

为了更系统揭示政府补贴的经济后果，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政府补贴、冗余雇员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由于冗余雇员增加了企业经营负担，本文假设冗余雇员在政府补贴对企业生产率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为了检验冗余雇员中介效应。本文引入如下检验中介效应模型：

tfp_lpit=subit+∑controlit+δt+γi+εit （a）

dredit=subit+∑controlit+δt+γi+εit （b）

tfp_lpit=subit+dredit+∑controlit+δt+γi+εit（c）

其中tfp_lpit为参考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9]lp方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controlit是和基准回归一致的一组控制变量。

在基准回归分析中已经证实方程b中subit项系数显著，要验证中介效应只需在此基础上对比方程a中subit项系数和方程c中subit项系数。如果方程c中subit项系数与方程a中subit项系数相比有所下降，但仍然显著，且方程c中dredit项系数依然显著，则表明冗余雇员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如果方程c中subit项系数与方程a中subit项系数相比有所下降，但不显著，且dredit项系数仍然显著，说明冗余雇员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

表12中回归4-5报告了方程a、c回归分析结果。在方程4中，政府补贴系数为-4.0278（t值为-11.55）且在1%水平上显著，方程5中政府补贴系数为-4.0150（t值为-11.51）且在1%水平上显著、冗余雇员系数为-0.0359且在5%水平上显著。在回归5中，政府补贴系数无论在大小和显著性水平上与回归4中政府补贴系数相比均有所下降。以上经验证据表明政府补贴阻碍了企业生产率提升，冗余雇员在政府补贴对企业生產率负向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这个结论启示政府对企业的财政补贴要遵循适度原则，以避免补贴造成企业冗余雇员，并因此降低生产效率。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以上分析得出如下几点结论：（1）由于“政治许诺效应”和“融资效用”，企业获取政府补贴后会安置更多职工就业。（2）劳动保护既可以通过倒逼企业改进技术、激励职工安心从事生产经营、激励企业增强人力资本等方式提高企业雇佣职工规模，也可以通过破坏劳动力市场优胜劣汰机制进而缩小企业生产边界的方式减少企业雇佣职工规模。由于劳动保护给就业带来的积极效应大于消极效应，总的来讲劳动保护可以协同政府补贴促进就业。（3）在新的生产方式下，企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地区人力资本越丰富，政府补贴对职工就业的促进效果越好。（4）与资本密集型企业相比，劳动密集型企业获得政府补贴后能够吸纳更多职工就业。（5）政府补贴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冗余雇员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回归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由于政府补贴可以促进职工就业，地方政府应该加大企业财政补贴力度。由于政府补贴也可能造成企业出现冗余雇员进而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政府也应该注意将补贴力度控制在适当范围之内。

（2）虽然劳动保护对职工就业既有正面效应又有负面效应，但总体而言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即劳动保护可以协同政府补贴促进职工就业，政府在提高企业补贴水平的同时应该继续提高职工劳动保护力度。

（3）随着技术进步，生产方式转变，企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地区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会严重影响政府补贴促进就业效果。政府应该通过加大教育投资等途径不断增强地区人力资本积累，通过劳动力市场供给侧改革实现促进职工就业目的。

（4）适当加大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补贴力度，不仅有利于提高外贸品的就业促进效应，也可以推动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注释：

① 金融市场化指数数据取自樊纲《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样本区间为2008-2018年。《报告》只提供2008-2014年数据，其他年份数据通过线性回归法求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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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许家云，毛其淋. 政府补贴、治理环境与中国企业生存[J].世界经济，2016，39（2）：75-99.

[4] Takalo T， Tanayama T. AdverseSelection and Financing of Innovation： Is There ANeed For R&D Subsidies？[J].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10，35（1）：16-41.

[5] 刘媛媛，刘斌. 劳动保护、成本粘性与企业应对[J].经济研究，2014，49（5）：6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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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珏，祝继高. 劳动保护能促进企业高学历员工的创新吗？——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8，34（3）：139-152，166，184.

[8] 祁毓，李祥云. 财政分权、劳动保护与劳动收入占比[J].南方经济，2011（11）：42-53.

[9] 鲁晓东，连玉君.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估计：1999-2007[J].经济学（季刊），2012，11（2）：541-558.

Employment Promotion Effect of Government Employment Subsidy and Labor

Protection Policy：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LIU Xue-xin， ZHANG Yu-lin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Abstract：Employment is the founda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which is related to people′s well-being and social stability. In order to let enterprises absorb more jobs， the government has made a lot of subsidies to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heme of government employment subsidies， labor protection policies and employment.The research shows that government subsidies help enterprises to absorb more employment， labor protection can cooperate with government subsidies to promote employment， government subsidies affect employment through “political promise effect” and “financing effect”，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local human capital strengthen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employment;compared with capital intensive enterprises，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employment is more obvious; government subsidies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redundant employees， and redundant employees play a part of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enterprise productivity.

Key words：government subsidies; labor protection; employee employment; redundant employees; productivity

（責任编辑：关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