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渡

1975年电影《八百壮士》开拍，杨惠敏与演杨惠敏青年时代的林青霞合影。

少年时期的杨惠敏在校园。

历史如果像电影，可以结束于最辉煌壮烈的一刻，只留下绚丽、灿烂、热血、英雄的最后一幕，歌声响起，幕落下。那该多好！

然而，时间是延续的，历史是连绵不绝的，灿烂辉煌过后的际遇，那寻常而折磨人的生存处境，才是真正考验人性的开始。一如希腊神话里尤里西斯漂泊的旅程，是死生的考验，却是另一部史诗的开首。

八百壮士的最后一幕，无论是1975年台湾版的《八百壮士》，还是2020年的大陆版《八佰》，都是结束在历经枪林弹雨，穿过那一条生死交界的桥，在壮烈的拼搏之后，让八百壮士最终得以达到英租界，得了一条生路。

然而，后来幸存的三百多个壮士，和那个女童子军杨惠敏，却在后来的旅程历经磨难，漂泊天涯，流浪死生。那未曾说出的故事，更加惊心动魄，无由言语，只能默默凝视战争下，生命的卑微，战乱时代的无奈，以及人性的最后的尊严。

一

2020年九月，《八佰》上映后不久，我接到老友唐湘龙电话：“电影中那个女童军杨惠敏有一个次子叫朱复轰，希望能与你联络，他有心重出母亲的书，想请你帮忙写一篇序。”虽然并不相识，但我好像听到历史召唤一般，想都没想就回应了。直觉告诉我，当历史来叩门，一定有它的道理。那背后，还有它未曾诉说的故事，需要被听见。

朱复轰随即带来他母亲已绝版的著作《八百壮士与我》一书。此书写作于1969年，原本寂寂无名，1975年丁善玺导演的《八百壮士》上映，轰动一时。当时林青霞主演的杨惠敏一角万众瞩目。但电影主角轰动，真正的主角杨惠敏却备受冷落。她希望去看戏，跟拍摄的中影公司要电影票，竟只得了四张。而相关人员对她不理不睬。她非常生气，告诉了孙元良将军。当年，死守四行仓库的524团，就是属于孙元良将军的八十八师，谢晋元团长是他的部属。孙元良的儿子秦汉，也在电影里参与演出。孙元良听到杨惠敏受冷遇的消息，非常生气，随即拿出了三千元，印刷了一份当年死守四行仓库的相关资料与照片，成为一本简单的书，带着杨惠敏，拿去西门町电影院的门口，公开叫卖。

隔天的报纸即以《电影银幕是主角，戏院门口当小贩》为大标题，附上杨惠敏照片，刊登出来。这是何其反讽的一幕。这时中影公司才惊觉事态严重，马上来招呼照应。而此时电影《八百壮士》正作为政策片在轰轰烈烈地宣传着，全台大卖。

孙元良贵为退休将军，依旧如此烈性，而杨惠敏的耿直个性，由此可见一斑。

直到这时，《八百壮士与我》一书终于重新出版，并发行到一些学校中，成为学生学习的典范。

朱复轰说，从小到大，他常常看见妈妈自己坐在那里，眉头紧锁，眼神深沉，神情忧伤，久久不说一句话，有时呼唤她，也没有回应，好像沉浸在她自己的世界里。那时候的社会，根本还不懂得什么叫做忧郁症，只知道她心事重重，郁郁寡欢。还好，爸爸是台大教授，年纪比妈妈大了三十三岁，经济上还算小康，家里请了保姆帮忙照料。

直到1975年电影放映了，八百壮士重新受到肯定，她再度成为被瞩目的英雄，她才愿意走出来，面对自己是杨惠敏的历史。自1947年来台湾后，为了隐姓埋名，她改名“杨希贤”，已经二十几年了。

朱复轰可以感觉到，妈妈终于走出了忧郁，摆脱那些阴森惨然的过往，走出内心的长夜，开始在阳光下展露笑容。

然而，那长夜，已经紧紧笼罩她的心，长达三十五年。

一切都得从八百壮士撤出四行仓库，穿越枪林弹雨，走入英国租界开始。

二

1937年10月31日，谢晋元奉蒋介石的命令，指挥幸存的三百多人退入英租界，进入跑马厅，随即依照国际公法，全体解除武装。当武器全部缴出时，所有士兵泪流满面，他们知道，战斗被结束了。

11月1日，孤军被带入胶州路的意国兵营，划定界限，不能跨越租界一步，自此成为租界区中的“国际俘虏营”。仅存者被称为“孤军营”。常有上海市民、外国友人有感于他们的英勇，会赠送各种食品和日常用具，供其使用。每个周末有如节庆，可以自由进出参观孤军营。但随着日本侵略扩大，战情恶化，他们处境也愈加艰困。

谢晋元并不气馁，他知道部队有大部分士兵是文盲（一如《八佰》里所刻画的那样），他筹办读书班，让士兵有机会受教育。每天早晨，他依旧集合所有人，作五分钟的精神讲话，跑操场，维持体能锻炼，随时准备上战场。1938年8月11日是八十八师在无锡誓师抗日一周年纪念，孤军特别向租界当局要求举行一次正式的升旗典礼，不料受到营房外驻卫的白俄人的干涉，光天化日之下，对着手无寸铁、准备升旗的壮士扫射，造成四人死亡，十一人轻重伤。

他们痛哭，绝食五天抗议。然而，在租界里是列强的天下，孤军处境形同俘虏，有冤无处申诉。从此后更不准升旗，只能唱着“国歌”，在心中升旗。日子一天一天消耗着。

1940年，汪精卫政权成立后，为了扩大宣传，积极拉拢谢晋元，许以重金甚至陆军总司令，都被谢团长严辞拒绝。1941年4月20日，谢晋元在清晨五点举行早操跑步的时候，突然遭到四个持械暴徒的暗杀。他的副团长上官志标舍身上前要抢救，却不敌暴徒的刺杀，身中六刀，不支倒地。谢晋元壮烈牺牲。

这四名暴徒是谁派来的，众说纷纭。然依当时上海情况，当属汪精卫无误。

1941年，随着日军发动珍珠港突袭，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8日，已经与英美交战的日军毫无顾忌地攻入租界。最后的孤军至此全部成为俘虏。从四行仓库撤退至此，他们作为上海的精神支柱，在敌人占领区的租界里，坚守了四年一个月又二十八天。

为了打散孤军，日军将他们编入各地成为苦力、奴工，甚至远至南洋岛国。直到战争结束，仅有一百余人幸存，回到上海。他们有一些人找小工作维生，甘心为谢晋元守坟。这些平凡的生命，仍持守着义人的精魂。

为了抢救谢晋元而身负重伤的副团长上官志标幸而未死，被日军送去当苦力，因劳苦过度而病倒，幸而他机警勇敢，在送医途中逃脱，一路潜行，转入地下，在江浙皖边区参加游击队，直到抗战胜利才返回上海。有意思的是，不知道什么因缘，上官志标在1947年来到台湾，在台南担任寂寂无名的兵役科长。没有人知道他是当年死守四行仓库、转战南北的大英雄，只待他如同一个带着上海口音的外省人，一个平凡的、过早苍老的小公务员，弯着腰在台南新营的乡间，踽踽独行。只有同样来到台湾的杨惠敏常常去新营探望他，珍惜他眉宇间，那永不消逝的英雄气概，和苍老寂寞的病躯。

四行仓库的英勇记忆，也只有他们俩能够互相分享，惺惺相惜。上官志标奉公守法地在台南新营工作了二十年，于1967年九月过世。

三

最传奇而知名的是杨惠敏。她一生敢做敢当，爱好冒险犯难，仿佛不往险处一决死生，便有负自己气概一般，只要可以报国的事，她都可以朝着艰险前进。

杨惠敏献完旗，被谢团长硬逼着离开而跳下苏州河后，安全抵达公共租界。四行仓库撤退后，她也跟着进入国际俘虏营，替已经解除武装的伤兵战士服务。

然而，消息很快传来，日军痛恨那个暗夜献旗的女童军。那整个情节，实在太戏剧性了，在路透社图文并茂的报道后，感动了全世界，达到非常好的国际宣传效果。日本人恨得悬赏一万银元抓拿她，传闻准备要将她活埋。

英军司令得到情报，力劝杨惠敏赶快离开上海。当时上海已被日本占领，黄埔江上满是日本巡逻的军舰，一般船舶随时接受检查，杨惠敏若在船上一定会被查出来。1938年元月一日，义气而崇敬英雄的英国司令基于对杨惠敏的爱惜，派遣一艘游艇，挂着英国旗，再派两名英国士兵和一个万国商团的成员陪同，单独护送她离开上海。三天后，船终于平安抵达金华。这是日本尚未占领的地方。自此，杨惠敏脱离日本魔掌，但也单独面对所有艰难，跟着无数的难民，开始踏上流亡之路。

杨惠敏从金华走到永康，一路目睹难民在饥寒交迫的寒冬里，互相扶持而行。头顶上是随时来轰炸扫射的日本飞机，沿路是死伤贫病的军民。童子军出身的她看到伤兵就认为应当去照顾。然而到处是伤兵，公路上、车站里、乡道边，根本多到连军队自己都照顾不过来，更不必说流亡中的小女子。她是一个生性热肠的人，看到伤兵又饥饿哀嚎，忍不住用童子军野外求生的方法烧开水给他们喝，又自掏腰包，花了六个银元去买一大袋馒头，分给伤兵充饥。然而这也是杯水车薪，整个中国就是大流亡，几千万人同时在道途上，谁有能力喂养他们？又有谁能保护谁呢？

让杨惠敏感动的是，年轻的学生、农民、工人会主动来照顾人，即使忍饥挨饿，也一路带着大家唱着抗战歌曲，鼓舞士气。

像一条条黄色、混浊、芜杂、悲苦，却又充满求生意志的大河，以浑厚的大合唱，缓缓向大后方流去。

到达南昌之后，她住进一家小旅馆，却不料半夜有人来查房，看见她穿着军服，就认定她是逃兵。等到她写出自己的名字，拿出童子军的证件，他们立刻讶然道：“啊，原来你就是上海四行仓库给八百孤军献旗的那一位女童军！　为什么不早说？”而此时上海童军团也已经到达南昌，杨惠敏随即归了队，为难民和伤兵服务。

1938年，杨惠敏到达汉口，接受三八妇女节表扬，同时受到各方政要的接见。包括宋美龄、汪精卫、孔祥熙、汤恩伯、熊式辉等。她逐渐成为一个抗日的代表性人物，受到各界瞩目。

1938年七月，她获选赴美国参加八月在纽约举办的“第二届世界青年和平大会”，同行者都是世家子弟，外文训练良好，只有她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高中生，什么都不懂，像个土包子，她的几件正式旗袍还是当年妇女运动领袖沈慧莲给她置办的。

由于路透社、BBC对献旗事件的报道，她却是代表团里最为世界所知的人，因此被推派为代表上台致词。她诉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战地所见老百姓轰炸死伤、流离失所的惨状，说到激动处，把一双破破的鞋子脱下来，拿在手上说：“这一双鞋，曾跟随着我走过中国的战地，皮鞋上沾满中国人的血，同时也有日本人的血。中国人的血是为抗战而流的，我们永远不会停止抵抗，为保卫我们的国土和人民的生存权利而宁可血流成河……”

她的演讲激情感人，赢得欢呼雷动，掌声历数分钟而不息。会议闭幕典礼时，罗斯福总统偕夫人莅临致词，随后接见了杨惠敏。隔日，美国各大报都刊载了这一则消息，杨惠敏成了新闻人物。

美国行程之后，她开始前往欧洲旅行，除了受到华侨接待，发表演说之外，也拜会当地政治领袖。最著名的是德国的希特勒。那时希特勒尚未侵略波兰，他热情地接待了杨惠敏，对她勉励说：“你很英勇，也很年轻，希望你好好努力，为了你的国家。”接着，她访问埃及、印度，并受到甘地的接见。可以说，她的行程增加了世界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也建立了她自己的世界观。

回到重庆之后，她去向宋美龄报告，也受到戴笠的召见。宋美龄还特别安排她去中央大学当旁听生。后来她觉得应该有正式学位才好，便考取了中央技艺专科学校。读不到一年，幸运之神再度来叩门。美国一位华侨李国钦来信说，已经为她申请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问题是，一个流亡青年怎么会有旅费呢？　她发愁了一星期，最后迫不得已，决定去找当时财政部长孔祥熙试一试运气。想不到孔祥熙一番慰勉后，赠送给她一张三千美元的支票。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足以让她去上完大学。

四

杨惠敏高高兴兴地踏上旅程。先坐车到香港，再等候船期赴美。想不到，命运的转折点在此时发生。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美国对日宣战。而属于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也在一个月内被日本占领。她陷入两难：前进美国无路，香港生活无着。因为那三千美元是美国银行的支票，只有到美国才能兑现。她只有退回大后方。

幸好，她在香港找到原八十八师的上校师附张裕良，他是杜月笙的学生，正在计划运送一批难民回到内地，让她跟着大伙儿走。他们化装成小商贩，从九龙边界到深圳。再搭船从东江沿水路去惠州。后来杨惠敏才知道，同行的人有杜月笙、王正廷（外交部长）的公子等。

船行水上，沿途岸边时常遇见游击队放枪，险象环生。船夫建议找人去商量一下，请他们放一条生路。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就是没人敢去当那一只在猫耳朵上挂铃铛的老鼠。杨惠敏看得出来，在场无见义勇为的男儿，于是她的勇气来了，“女儿身男儿心”，自告奋勇去交涉。

那游击队的首领也是个英雄人物，认出了杨惠敏，敬佩她的英勇，再一听她表明要回后方抗战，二话不说，即刻下令士兵不许放枪，他再上船一检查，发现整条船上都是文质彬彬、一脸惊恐的书生，根本无法通过险恶的水路，于是他决定好人做到底，保驾护航，带着他们一路到惠州。

惠州再转到曲江时，杨惠敏碰到从事救灾工作的陈志皋，请她留下帮忙，她在上海童子军就一直从事救灾，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派给杨惠敏的救灾任务并不轻松，是要回到香港接运难民到大后方。第一批是写孙中山传的吴经熊博士全家十三人和上海申报主笔叶秋原全家十四人。她要打扮成小贩，逐一去通知每个人到何处集合，如何乘坐车船等，最后总算平安救出。

第二批比较奇特，是林森的家属，有三四十人。到了第三批结束，她已经感觉日本警察在注意她，该回重庆了。不料陈志皋说，接下来这一批非她去联络不可，因有两个名人，是日本人亟欲拉拢的对象：梅兰芳和胡蝶。梅兰芳为了拒绝日本人的演出要求，已经蓄了胡子，表明心迹；胡蝶则被要求去东京游玩，拍一部“胡蝶游东京”，表示心向日本。国民政府想带他们到后方。如果不认识的人去接头，他们一定会恐惧是日本特务的诡计，不敢答应。但杨惠敏上过报，他们一定认得，爱国心举世皆知，可以信任。如此一来，这一次任务非她莫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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