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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一体化

2020-10-15王兆鹏

三峡论坛 2020年5期

摘  要:《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的核心理念是“系地”,强调编年与系地并重。早在唐宋时代,白居易、苏轼、贺铸等人就有了比较自觉的编年与系地并重的观念,而郑樵首次将“系时”“系地”并举。编年地图平台数据来源于唐宋人年谱、别集,但挖掘提取数据时注重补阙正误,尤其注重增补谱主的任职地、经行地、出生地、创作地信息,订正编年系地错误、来源文献的理解及引文错误等。地图平台可全景呈现文坛生态、做到大小并重、时地并重;又像是天眼,可从作家、作品、时间、空间四个维度全时空呈现作家的活动场景;可以改变对文学空间的认识,由静态的籍贯地理空间拓展到动态的作家活动地理空间,从而建构文学史研究的新范式和新格局。平台今后将扩大数据种类,使内容更丰富、功能更强大、使用更便捷。

关键词: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系地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20)05-0020-0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成果《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自2017年3月上线以来,颇受学界关注。不时有学者询问:平台是基于什么学术理念开发的?平台数据有何学术含量?地图平台有何学术意义?兹将我们的探索和思考写出,希望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数字人文研究有所启迪。

一、地图的学术理念:编年与系地并重

我们研发唐宋文学编年地图的核心理念是“系地”。没有系地理念,就不可能给作家的活动和创作进行空间定位,文学地图也就无法呈现作家的行迹和作品创作地的空间分布。我们提出“系地”概念,并不是以“系地”替代“编年”,而是“系地”与“编年”并重,同时呈现作家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地理信息,不仅从时间维度展现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也从空间维度呈现中国文学的地域特征,力图时空一体化地呈现中国文学的发展图景。

作为与“编年”对应的“系地”概念,虽然是我们首次提出,但渊源有自。早在中唐时期,就已产生文学作品既要编年又要系地的意识。白居易赠元稹诗《十年三月三日别微之于沣上,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遇微之于峡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别,言不尽者以诗终之。因赋七言十七韵以赠,且欲记所遇之地与相见之时,为他年会话张本也》[1]428,所言“记所遇之地与相见之时”,就体现出一种比较自觉的系地编年意识。记所遇之地与相见之时,目的是作为人生历程的历史记忆,以便“他年会话”时有所依凭。虽然他是就创作而言,但对作家年谱的编撰和诗文别集的编辑有着直接的启发和实质性的影响。

到了北宋,人们也意识到做年谱、编诗集,应该编年又系地。苏轼就有这样的编年系地意识。元丰四年(1081),苏轼在黄州时,陈师道之兄陈传道(字师仲)来信说在为苏轼编次《超然》《黄楼》二集,苏轼回信时特地叮嘱他,编诗集,不必分古体律诗,而应以时间为先后,“以月日次之,异日观之,便是行记。”[2]429行记,即旅行日记。诗集按年月先后编次,多年之后,就可以当作行记来看。苏轼虽然只是说按时间月日编次,但其中也隐含空间定位之意。因为诗人行迹“所至”,自然包含“所至”的地點区域,只是没有特别强调系地而已。从诗集题作《超然集》《黄楼集》来看,实已隐含系地之意。《超然集》当是辑录苏轼在密州时所作诗,而《黄楼集》则是收录在徐州所作诗。后来南宋杨万里自编诗集,分别题为《江湖集》《荆溪集》《西归集》《南海集》《朝天集》《江西道院集》等,一地一集,就是继承苏轼的依地分集法。在苏轼的观念里,诗歌,可以当作“行记”来阅读,编年系地之后,能反映诗人一生或某个阶段的活动轨迹和心路历程。这跟白居易“欲记所遇之地与相见之时,为他年会话张本”的编年系地意识是一脉相承的。

苏轼早年自编《南行集》,其实已体现出这种意识。其《南行前集叙》说:

己亥之岁,侍行适楚。舟中无事,博奕饮酒,非所以为闺门之欢。而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盖家君之作与弟辙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谓之《南行集》,将以识一时之事,为他日之所寻绎。且以为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所为之文也。时十二月八日江陵驿书[3]323。

嘉祐四年己亥(1059),苏轼将乃父和他兄弟俩在赴京出蜀途中写的诗文编为《南行集》,序中既交代创作的时间和地点:己亥岁自蜀适楚的舟中,也具体记录了结集的时间和地点:己亥岁十二月八日江陵驿(在今湖北荆州),目的是“识一时之事”,以便“他日”能够据此“寻绎”人生行迹。这与此后元丰四年所说诗集可当作“行记”的意识是一以贯之的。

如果说苏轼还只是隐隐然有编年系地的意识,那么,贺铸在整理编次自己的诗集时,就表现出明确而自觉的编年与系地并重的理念。绍圣三年(1096),四十五岁的贺铸“裒拾”平生所为诗歌而“缮写之”,自编成《庆湖遗老诗集》,并一一加上题注,标明创作时地,以记录人生轨迹,留下生命印记。他在自序中强调:

随篇叙其岁月与所赋之地者,异时开卷,回想陈迹,喟然而叹,莞尔而笑,犹足以起予狂也。[4]197

“随篇叙其岁月与所赋之地”,就是在每篇诗歌题下标注创作时间和地点,如《黄楼歌》题注:

熙宁丁巳,河决白马,东注齐、宋之野。彭城南控吕梁,水汇城下,深二丈七尺。太守眉山苏公轼先诏调禁旅,发公廪,完城堞,具舟楫,拯溺疗饥,民不告病。增筑子城之东门,楼冠其上,名之曰黄,取土胜水之义。楼成水退,因合宴以落。坐客三十人,皆文武知名士。明年春,苏公移守吴兴。是冬,谪居黄冈。后五年,转徙汝海。余因赋此以道徐人之思。甲子仲冬彭城作。[5]3

又如《彭城三咏》题注:

元丰甲子,余与彭城张仲连谋父、东莱寇昌朝元弼、彭城陈师仲传道、临城王适子立、宋城王羾文举,采徐方陈迹分咏之。余得戏马台、斩蛇泽、歌风台三题,即赋焉。戏马台在郡城之南,斩蛇泽在丰县西二十里,歌风台在沛县郭中[5]5-6。

二补经行地信息。谱主途经的山村驿馆、湖泊桥梁等非行政区划地名,因查考不易,有些年谱往往付诸阙如。如孝宗乾道八年(1172)五月,周必大在返乡途中过邬子湖,作有《过邬子湖》诗。邬子湖在何州何县地界,原《周必大年谱》未予考证[13]135。而数据录入者宋学达博士据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七一《乾道壬辰南归录》的记载,知周必大同时经过“邬子寨”,再检《舆地纪胜》卷二六:“邬子寨,在进贤县东北一百二十里。徐师川尝有《邬子值风雨》诗云:‘重湖浪四起,支川舟不行。急雨夜卧听,颠风昼眠惊。”[14]1167据知邬子湖在隆兴府进贤县(今属江西),进而将《过邬子湖》系地于进贤。

三补出生地信息。古人的出生地,有的可考,有的不可考。有些年谱,也不太注重考订作家出生地信息。我们在数据录入时,据相关文献,尽量予以考明。比如北宋葛胜仲的出生地,《葛胜仲年谱》就阙而未考。这次录入葛胜仲编年系地数据,重新检阅有关文献,发现葛胜仲的出生地其实可考。 葛胜仲生于熙宁五年,乃父葛书思熙宁六年(1073)中进士第。葛书思进士及第前,居家乡江阴(今属江苏)。进士及第后,为侍养父母,也未曾出仕,居乡养亲。葛胜仲为乃父撰写的《朝奉郎累赠少师特謚清孝葛公行状》载:“中六年进士第,调睦州建德县主簿。方是时,通议公(按,胜仲祖父葛密)以清节高尚,退老于家。”“遂投劾侍养,自尔居亲侧十余年。”[15]葛胜仲之父因侍养之需,熙宁六年中进士前后均在家乡居家养亲,而葛胜仲在乃父进士及第前一年出生,自当生于家乡江阴。于是数据录入时,将葛胜仲出生地定位在江阴。

四补创作地信息。古人撰作家年谱,往往重作家活动编年,而轻作品编年系地。今人所撰年谱,也有这种情形。比如,赵效宣《李纲年谱长编》,只注重谱主的活动编年,李纲的活动行实细化到每月每日,但对李纲作品的编年系地则很简略。李纲《梁溪先生文集》中的诗文,基本上是按年编次,而《李纲年谱长编》就把李纲同一年所作诗文篇目编列在一起,至于每篇作品,写于何地,作于何月,不再细考。地图平台录入数据时,就要广泛查阅史乘方志,详细考证这些作品的作时与作地。比如李纲建炎二年,自无锡梁溪贬鄂州居住,经江苏宜兴,过溧阳,历安徽宁国,越歙县,寓休宁,宿黟县,涉江西九江湓浦、登琵琶亭,访陶渊明故居,过江西南康、星子,上庐山,下德安,由武宁,出分宁,入湖北通城,居崇阳。未到达鄂州(今湖北武汉),就命移澧阳,于是经湖北赤壁,趋湖南岳阳,渡洞庭湖,过华容,至澧州。沿途所作诗文,有一百多篇,《李纲年谱长编》原来只是列目一处,不分先后,不分地域。而李纲行年系地数据的录入者李欣副教授,一一考证每篇诗文所涉地名的具体方位,结合谱主的交游唱和,确定每篇诗文的写作时日与地点,从而完整地呈现出李纲建炎二年的行程路线和创作历程。

其二,订正编年系地错误。

唐宋文学编年地图的数据录入,不仅注重补阙,也注意订正讹误。不是照搬年谱、别集或总集中的结论,遇有疑问、错误者会尽量检阅相关文献,以求真证伪。我们主要订正三个方面的错误:

一是订正作品编年系地错误。比如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谓范仲淹出生于徐州:“公生于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16]数据录入者郭红欣教授在给范仲淹作品编年时,注意到范仲淹《与韩魏公书》曾自言生于真定:“真定名藩,生身在彼。自识别以来,却未得一到。”[17]范仲淹出生时,其父范墉任真定府节度掌书记,故范仲淹实生于真定府官舍,而非徐州。再查李丛昕《范仲淹出生时地考》和方健《范仲淹评传》,都力主范仲淹生于真定[18]3-5,遂定范仲淹出生地为真定(今河北正定)。范仲淹的生日,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谱首谓“端拱二年己丑八月癸酉二日丁丑以辛丑時生”[16],出生年月日时辰记载清清楚楚,似乎没有问题。然检核历日表,发现此年八月“二日”干支爲“庚戌”而非“丁丑”;“丁丑”爲“二十九日”[19]486。《范文正公年谱》正文首条亦云“秋八月丁丑”生。再检宋祁《赐参知政事范仲淹生日诏》题注:“八月二十九日生。”[20]281可证范仲淹的生日为八月二十九日丁丑(公历为10月1日)。正因为数据录入时,要检核相关文献,所以费时费力,一个作家的编年系地数据,往往要耗时两三年才能完成。

又如《吕本中年谱》,原将《舟行次灵璧二首》编列在政和四年甲午(1114)的扬州[21]345。而数据复核者杨洁细心地发现,此诗应是行舟至灵璧所作。因为从年谱所述吕本中这年前后的行踪看,政和三年他离京回扬州,沿汴河南下,途经南京(今河南商丘),过零璧(今属安徽)、涉泗上(今江苏盱眙),越宝应(今属江苏),下高邮(今属江苏),夏秋间回到扬州。政和四年至五年他一直居扬州。此后多年,吕本中也无舟次灵璧的行迹记述,表明他到灵璧只有这一次。从诗作内容看:“往来湖海一扁舟,汴水多情日自流。已去淮山三百里,主人无念客无忧。”[22]92也可见诗人的行程方向是离京城开封后沿汴水南下到淮南,正與吕本中政和三年的行迹相合。《舟行次灵璧二首》应该是政和三年(1113)吕本中回扬州途中过灵璧时所作,而非作于扬州,也不可能是政和四年居扬州后返回至灵璧作。考订严密,有理有据。数据录入时遂予订正。

复如南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八月,周必大携家赴建宁任知府,到达丰城后,因旧疾复发,遂上书朝廷,请求辞职奉祠回乡休养。九月二十七日,获准奉祠回乡。而之前九月五日作有《舣舟清江从任子严(诏)运使求菊》诗,《周必大年谱》系此诗于奉祠返乡途中[13]141。然周必大获允奉祠是九月二十七日,而是诗作于九月五日,且首句云“陶令思归未得归”,显系获允奉祠前所作。故此诗应是赴任建宁途中所作,而不是获准奉祠后返乡途中所作。录入数据时,订正了此诗的写作时地。

二是订正来源文献的错误。有的年谱,时有文献识别、解读不确或错误。一经发现,即予订正。如《周必大年谱》载,嘉泰四年三月十五日周必大“为文氏双秀亭题诗”。 [13]358其实《题文氏双秀亭诗》是篇跋文,而非诗作。其文曰:“此予少年遗庐陵永和镇文安国者。今三十六年矣,其子立方不远二千里,携以相示。扬雄少作之悔,令威化鹤之念,徒耿耿耳。淳熙乙巳十月旦书。后二十年,再观于平园华隐楼。嘉泰甲子三月望。”[23]年谱作者一时失察,遂成小误。而数据录入者宋学达博士检阅文献后,予以订正,在文体分类一栏将《题文氏双秀亭诗》录入散文类,而不列入诗歌类。另外,周必大有《仲嘉致政敷学尚书汪兄宠和鄙句,且寄<适轩记>诗铭等,皆慕白乐天语也,敬以来意,尽用乐天事次韵》,《周必大年谱》将原唱作者“汪仲嘉”误为汪仲嘉和“汪兄宠”二人[13]316。宋学达录入数据时在交游栏目中订正为汪仲嘉,而不因之误作两人。

有的年谱,引用文献时,遇有不同版本的异文或文字讹误,未曾校勘。如《周必大年谱》嘉泰三年引周必大《汀州长汀县社坛记》,落款为“三年三月辛丑”[24],然嘉泰三年三月无辛丑日,无法系日。复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忠集》,原作“三月辛巳”,即十二日。类似版本原文造成的错误,也一并订正。

三是遇有异说,取正弃误。作家活动和作品编年,往往有不同的意见。或两种年谱的编年结论相左,或年谱与别集笺注的看法不同。遇到这种情况,数据录入者需要寻找第三方文献予以考订。比如,陆游《送梁谏议》诗,《陆游年谱》系于绍兴三十二年五月[25]91,《劍南诗稿校注》系于是年冬[26]60。梁谏议,即梁仲敏,字元功,其请宫祠返里的时间,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九有明确记载:“(绍兴三十二年五月)丁未,右谏议大夫梁仲敏充敷文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从所请也。[27]3928”因而《陆游年谱》的系年更合理。数据录入者王淋淋博士录入数据时将此诗系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月。

当然,有时会遇到两种或多种相左的观点,而难定是非。那只能根据作家的行踪和交游者的相关活动进行综合考量后,取较切近情实的一说录入数据库中,而其他不同的看法则在备注栏中加以说明,以供读者、用户参考抉择。

三、平台的学术意义:文学图景的全景呈现

文学编年地图平台,融时间、地点、人物、作品、事件于一体,将唐宋两代作家的编年事迹和编年作品转化为关系型结构化数据,以历史地图为界面,不仅能可视化呈现个体作家一生的活动行迹,也能全景化呈现文坛生态、作家活动图景,给文学研究带来新视角、新理念和新范式。

1. 全景呈现文坛生态

传统文学史和文学编年史,受观念和容量的双重制约,每年能进入编年的作家作品相当有限,能出现在每年的文学史舞台上的作家只有寥寥几人,最多数十人,大量的作家都被缺席。比如曾枣庄、吴洪泽先生的《宋代文学编年史》,每一年设立的条目,基本上不超过六十条。这就意味着,每年在编年文学史上出现的作家和作品,总共不过五、六十人次或篇次。而实际上,宋代每年文坛上在场活动的作家有数百人之多,可编年的作品也有数百篇之多。纸本文学编年史只能让少数作家进场,而多数作家作品在文学编年史中缺席,只呈现那些大作家,而不呈现小作家;只呈现著名的作家作品,而不呈现普通作家作品。丰富繁茂的多样化原始文学生态丛林,在通行文学史和文学编年史中,只剩下一些孤零零的大树和名贵树种,文学原生态的丰富性、多样性、层次性、连续性被遮蔽、割裂、舍弃。大量可编年系地的作家活动和作品,被遗落在文学图景之外。传统的文学史和文学编年史,只见时间的序列性,而难见空间的序列性,只见文学发展的时间进程,而难见文学发展的空间环境、地理分布。

而文学编年地图平台,则是全景呈现文坛生态、文学场景,可以做到大小并重、时地并重。所谓“大小并重”,是说无论大作家小作家、著名作家还是普通作家、重要作家还是一般作家、形象正面的作家还是形象比较负面的作家,都一视同仁地呈现他们的活动和创作。文学地图平台,是一个时代全体作家共同展现风采的舞台,而不是少数作家走秀的专享会所。每个作家进场、退场和在场的时间和空间,都会得到完整的呈现。所谓“时地并重”,是指文学地图平台把作家活动、创作的时间信息和空间地理信息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予以呈现,既描述作家活动的时间,也呈现作家活动的地点和行程路线;不仅从时间的维度展现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更从空间的维度展现中国文学的地理分布、地域特征。凭藉文学编年地图平台,不仅可以知道唐宋时期每年有哪些作家进场、退场和在场,更可以知道各个地方历史上曾经有哪些作家在其地进场、退场、在场活动与互动、创作了哪些作品。每个时期、每个地方的文学生态丛林,不仅矗立着参天大树,还簇拥点缀着众多的灌木小草。

2. 全时空呈现作家活动场景

纸本时代,一部文学编年史,呈现的作家活动往往是间断的、点状的。即使是著名诗人、杰出作家,此年因其有重要活动或重要作品而出现在文学编年史中,彼年可能因没有名篇问世而在文学编年史中消失了身影。文学编年地图平台,则是连续性而非间断性、线性而非点状地呈现作家一生的活动。只要作家在世,每一年都有他活动的身影呈现,而不管他是否有重要活动和重要创作。每个时期的文学生态、文学场景是完整而非割裂的,是连续而非片断的。

纸本时代,我们借助作家年谱,只能了解一个作家的活动和创作,而无法同时了解其他作家的活动和创作。一个时间点或一个时间段,我们只知道一个作家各自独立的活动,而无法同时知道其他作家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活动。一个地点,以前我们只知道一个或几个作家曾经在此活动过,而难以知道历史上究竟有多少作家先后在此活动过。历史上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活动的众多作家,被一道道、一堵堵无形的墙幕隔离,我们只能知晓单个作家的活动,而无法同时知晓一群作家、一代作家的活动。文学编年地图平台,如同拆除了这张墙幕,让历史上一群作家、一代作家的活动轨迹同时呈现。一个时期的文坛活动图景,得以完整而清晰地呈现。编年地图平台,又如同“天眼”,能穿越不同的时空,既可以看见同代作家一生的行迹变化,又可以看见不同时代作家的活动行迹和空间分布,还可以全面了解和呈现每个地方同一时间和不同时间里作家的活动状态。这是纸本时代无法想象也无法实现的。

从作家维度,编年地图平台既可以一目看尽作家一生的活动行迹,也可以分时段了解作家的行踪路线。比如苏轼一生到过当时92个州府,今日15个省、市、自治区都留存有他的足迹和生命印记。苏轼一生曾经三次从家乡眉山赴汴京,其中第一次、第三次都是走蜀道赴京,第二次则是先沿长江走水路再由荆州舍舟登岸陆行赴京。地图平台就具体地呈现了他这三次的入京路线。

从作品维度,编年地图平台可以呈现作品的创作时地和地理场景。过去,古代诗文作品表现的地理场景,读者只能凭诗人的文字描写去揣摩和想象,如今有了地图平台,就可以直观真切地感受作品中描写的自然环境、地形地貌。比如,如果想了解李白《渡荆门送别》诗的创作时地,可以从诗题或其中任意诗句,在地图平台中快速查到该诗并在地图上定位。点击图标可知此诗是李白24岁出蜀至荆门山时在今湖北宜昌所作。如果将地图界面切换为卫星地图,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长江经过崇山峻岭夹流奔腾,在宜昌出峡后一泻千里,进入地势平缓的江汉平原,从而更直观形象地感受此诗中“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二句的宏大场景,更深切地体会李白在描绘自然景观方面的宏阔视野和艺术表现力。平时我们读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的“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以为只是想象夸张之辞。我们从地图平台查到柳诗的创作时地并打开卫星图后,可知柳江原本真的如九曲回肠。“江流曲似九回肠”是写实,而不是想象与夸张。我们今天借助卫星图才能看得清楚,而柳宗元当时凭艺术直觉就能把绵延数百公里的柳江全景真切地表现出来,其表现力和想象力真令人惊叹!

从时间维度,编年地图平台可以看到一个时间点内多位作家的活动。如元丰四年(1081),苏轼在黄州,苏辙在高安,黄庭坚在泰和与赣州,秦观在高邮、扬州一带,陈师道从开封游吴越,贺铸则在河北魏县、冠县一带活动,地图可同时呈现。还可以了解一个时间段内作家的活动行迹。比如安史之乱期间(755年—763年),杜甫在西南漂泊,李白则在东南活动,八年之间,李杜两人的行踪没有任何交集,地图完整而清晰地展现了他俩的行迹和活动空间。

从空间维度,编年地图平台可以呈现一个时代全国的作家活动图景。点击其中的图标,就可以详细了解是哪些作家在何年因何事来其地活动,写有哪些作品。比如点击上海,就可以知道熙宁七年(1074)苏轼移知密州途中经华亭(今上海),写有《李行中秀才醉眠亭》三诗。

3. 改变对文学空间的认识

文学编年地图平台,不仅强化了文学史的空间维度,而且改变了对文学空间的认识,由静态的籍贯地理空间拓展到动态的作家活动地理空间。

以前的文学地理空间,只能依据作家的籍贯来划分,但作家的籍贯地理是静态、固定的,而作家的生活与创作常常是流动变化的。过去没有系统完整的编年系地数据,无法确定作家的活动地理空间。有了编年地图平台的作家活动编年系地数据,就既能确定一个个、一群群作家的活动地理空间,也能确定一个时间点或时间段的文学活动地理空间,进而详细了解每一年度(或某个时段)各个地方(或区域)文学家的活动和文学作品的地理分布。因此,可以对文学作品产生的地理空间进行任意的划分和考察,既可以研究一省一市一县的文学状况,也可研究一个大的区域,如长江流域、汉水流域、黄河流域、环太湖流域等文学的面貌和发展进程。

今后的区域文学史、地方文学史,不仅可以按作家的身份(籍贯)地理来划分,还可以按其活动地理来划分。一个地方的文学,从作者层面而言,包含四种情况:本地人在本地创作的文学,本地人在外地创作的文学,外地人在本地创作的文学,外地人在外地创作的表现本地生活的文学。这四种情况,以前无法分清,有了编年地图的编年系地数据,研究者就可以依据各自不同的研究目的,而划分不同的文学空间进行考察。可以考察不同时期的文学地理分布,分析文学地理分布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比如,宋代的州县,分不同的等级,州依户口数分雄、望、紧、上、中、中下、下七等,县依户口数分赤、次赤、畿、次畿、望、紧、上、中、下、下下十等。州县等级不同,人口密度和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不同。作家作品分布的密度与州县经济发达水平的高低、人口密度的大小有何关联,依据作家作品编年系地数据就可以进行统计分析,进而得出前所未有的认识。还可以根据作家的出生地、寓居地、贬谪地与其作品创作量的起伏变化的关联度,考察分析究竟哪一种生活地理环境对作家作品的影响较大,其中有无规律可循。地理环境、地域文化影响着作家,作家反过来对寓居地、贬谪地的文学和文化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比如韩愈于潮州、袁州,柳宗元于永州、柳州,刘禹锡于朗州、连州,苏轼于黄州、惠州、儋州等等。这些著名诗人因个人的贬谪而将文学文化的种子播洒在那些偏远的谪居地,改变了当地的文学生态。唐宋文人的贬谪,带来文学版图什么样的拓展与变化,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可以预期,当前以时间为轴心的研究模式,将会逐渐转向时空结合为轴心的研究模式。目前的文学史研究,主要是以时间为轴心来观察文学史的发展变化,较少以空间为轴心来观察文学的发展变化。今后的文学史研究,将能十分便利地进行文学地理空间的分布及其变化的研究,既能依据作家的身份地理,也能依据作家的活动地理和作品的地理属性进行文学地理学的多元研究,并把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放在特定的历史时间背景中进行。目前的文学地理学研究,顾及了地理空间,就无法顾及时间;今后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可以充分而深入地观察文学史年度或时段的空间分布与变化。今后的文学史,既会有时间序列性,也有空间序列性,从而建构文学史研究的新格局。

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下一步计划在目前已有四百位作家编年系地数据的基础上,将全部唐宋作家作品及历代相关评论资料、唐宋史地文献、20世纪以来海内外有关唐宋文史研究论著目录资料等开发成关系型结构化数据库。数据库将更加智能化,能进行文本重编、自动注释、语义(主题)检索、数据统计、互文比对、关联生成、时空定位和可视化呈现。不仅内容更丰富、功能更强大,而且使用更便捷,所需资料可以分类打包,一键下载。既可以据之做数据统计,也可以做文本分析,无论做文献考据还是理论阐释,都能各取所需。

注 释:

[1] 白居易:《白居易诗集校注》,谢思炜校注,中华书局,2017年。

[2] 苏轼:《答陈师仲主簿书》,“见为编述《超然》《黄楼》二集,为赐尤重。从来不曾编次,纵有一二在者,得罪日皆为家人妇女辈焚毁尽矣。不知今乃在足下处。”《苏轼文集》卷四九,中华书局,1986年。

[3] 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四),中华书局,1986年。

[4] 贺铸:《庆湖遗老诗集序》,《庆湖遗老诗集》(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5] 贺铸:《庆湖遗老诗集校注》(卷一),王梦隐、张家顺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6]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7] 施宿:《嘉泰会稽志》(卷十六),《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

[8] 李光廷:《广元遗山年谱》(卷首),《辽金元名人年谱》影印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9] 现存最早的宋人年谱,是神宗元丰七年(1084)吕大防所作《杜工部年谱》。吕氏《杜工部年谱后记》说:“予苦韩文杜诗之多误,既雠正之,又各为年谱,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则其歌时伤世幽忧切叹之意,粲然可观。”(《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首,《四部丛刊》本)南宋绍兴五年(1135)文安礼《柳文年谱后序》亦曰:“予以先生文集与唐史参考,为时年谱,庶可知其出处,与夫作文之岁月,得以究其辞力之如何也。”(《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附录,《四部丛刊》本)所谓“次第其出处之岁月”,是为作家事迹编年;“为文之时”、“作之岁月”,也是为作品编年,都没提及系地。

[10]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11]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钱穆先生全集》(新校本),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

[12] 邓广铭:《辛稼轩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13] 李仁生、丁功谊:《周必大年谱》,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

[14]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二六),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本。

[15] 葛胜仲:《丹阳集》(卷十五),《常州先哲遗书》本。

[16] 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范文正公全集》本,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影印清岁寒堂原版。

[17] 范仲淹:《范文正公尺牍》(卷中),《范文正公全集》本,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

[18] 李丛昕:《范仲淹出生时地考》,《安徽史学》,1997年第4期;方健:《范仲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19] 参方诗铭、方小芬:《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20] 宋祁:《景文集》(卷三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21] 王兆鹏:《两宋词人年谱·吕本中年谱》,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22] 吕本中:《东莱诗词集》,黄山书社,1991年。

[23] 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五十一),《宋集珍本丛刊》本。

[24] 李仁生、丁功誼:《周必大年谱》第350页引此文,未注明版本依据。查《宋集珍本丛刊》本《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五十九,亦作“三月辛丑”,不为无据。

[25] 于北山:《陆游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26] 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37] 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九),胡坤点校,中华书局,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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