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民族民间工艺如何产业化，各方的思考和政策制定，不能脱离地方经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中，在其他一些地方的同行面临技艺失传的背景下，鹤庆新华村的银器产业逆势增长，从最初赖以糊口的手艺，变成如今有着国际化视野的特色产业，成长模式足以借鉴。民族文化保护传承连续两年被列入云南省政府十件惠民实事清单，民族民间文化如何惠民，鹤庆新华村提供了成功的案例。

制作中的银器

工具锤

一体壶成型流程

新华村的蜕变

今日民族：如今远近闻名的新华村，究竟是怎样一个村庄？

张琳翊：我第一次去新华村是2014 年，那时候新华村已经初具今天的格局了。此后几年里，我每年都到这里，为完成博士论文做调查，不仅对新华村的现在，也对它的过去逐渐有了一些了解。

地理上，新华村位于鹤庆坝子的边缘，离县城5 公里，交通便捷。且村子所在地就在草海镇的镇中心，所以，过去小手工业所依赖的市场条件基本具备。新华村（行政村）有1200 多户，约6000 人，绝大多数是白族。和许多手工业发达的村庄一样，新华村也是人多地少。因此，上世纪80 年代以来，不甘于贫困的新华村工匠（当地俗称“小炉匠”）就挑着炉子，长年在外，走村串寨找活干。那时候，他们并不单单做银器，与金属相关的手艺他们基本都要做，都会做。他们铸铜锅，补铁锅，修银饰，无所不能。

今日民族：游方的手艺人，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也是推动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媒介。鹤庆新华村人主要去哪些地方？

张琳翊：大体上有南线和北线。南线，抵达临沧、西双版纳等地的傣族村寨——德宏方向据说不怎么去。北线，去到四川甘孜、西藏等地方，在城镇和乡村，为藏族等少数民族加工制作各种壶、碗、藏刀等生活用品和佛像等宗教用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个鹤庆，到藏区做活的工匠最多的时候达到1000 人以上，仅在拉萨的就有三四百人。这是非常吸引人的文化现象，不少学者都谈论过。

不过，从新华村我了解到一个细节。往南走的时候，他们的技术还没那么好，往北走后，技术有了很大提高。这些白族的手艺人，并不仅仅是输出手艺和劳务，也在行艺的途中，学到包括技术在内的很多东西。比如，在四川甘孜，他们就从当地手艺人那里学到了更好的锻造技艺。

今日民族：新华村的手艺人回归，是什么时候？

张琳翊：2000 年左右，出走的手艺人陆续回来。如寸发标，就是那时回到村子。刚回来时，在村里他们有时也接不到活，所以也会短暂再出去。但随着新华村名气越来越大，手艺人出走的情况就越来越少了。

今日民族：新华村手艺人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

张琳翊：手艺人返乡后，市场、技术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得到大发展。手艺人无论在经济回报，还是专业化程度，抑或是社会地位，都得到极大提高。现在的新华村，已经建立了完善的银器加工产业链，全村80%的人得到就业，邻近许多村子也被卷入进来。那些外村的手艺人，2014 年时，他们通常住在新华村，周末回自己村子。现在，他们纷纷买了车（都是好车），早上到新华村上班，下班后开车回他们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外的家。

今日民族：新华村本地有市场吗？

工具铁马

工具錾子

张琳翊：新华村本地市场，主要是旅游市场的模式，在主街道两旁，前店后厂。为销售银器产品，新华村先后搞过两个专门市场。一个是2012 年左右由私人老板开发的“石寨子”项目——新华村原名叫“石寨子”，这是建在村子中间的银器卖场，主要面向丽江方向过来的游客。2014 年我到新华村时，生意还很红火，现在已关门停业。2018 年政府主导，在新华村前开发了另一个概念略有不同的项目——银器小镇，集商店和住宿为一体。新华村的乡村旅游，目前比较缺少休闲娱乐氛围。比如，到晚上，你想找个吃饭的地方，都比较不便。为什么？因为家，才是新华村这个市场的核心。外村的工人，一般都是家庭所雇佣，包午饭，晚饭回家吃。而外地来的进货的生意人，聪明的白族人在家招待他们，把家变成生意的空间。变富的新华村，有些东西没变。

学习强村

今日民族：对手工艺领域，我们可能会刻板地认为，一个地方之所以今天发展得好，必定是有着某种独门的技艺传承，新华村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

张琳翊：新华村早期制作银器的历史资料比较少，据传，最早的技艺是一个姓洪的师傅传下来，他是明代从中原派驻到这里的军人（屯军）。前辈的手艺如何，很难考证，但就最近半个多世纪的情况看，鹤庆的银器技术是越来越好。鹤庆银器产业，有几个背景比较容易被忽略。

第一，鹤庆白族手艺人，从一开始就不单单是为本民族服务，而是为各个民族服务，现在是为全世界服务，这一点他们越来越明确。某种程度上，这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前提。从民族文化传统看，早期的白族银器工艺并不复杂，其银饰主要是“银三须”，一种比较精致的挂在胸前的银饰，有挖耳勺、针筒等实用功能，从中原传入，中原是元代末期开始流行，明代大流行。

第二，云南手工银饰产业（包括鹤庆）有一个共性：做银器的师傅，他们的上一辈，甚至这一辈，都有做其他金属工艺的经验。他们做铜、铁金属的生产、生活用具，而不单单做银器。

所以，总体看，银器方面的技术，历史遗产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丰富。鹤庆银器能有今天的成就，不能想当然地归因于历史，忽略当代人的创造。

今日民族：新华村的银器手艺有哪些发展？

张琳翊：我举个例子。产品方面，有寸发标的九龙壶，这是今天新华村最有代表性的银器作品。这个创新产品，对新华村银器产业有开拓性意义。九龙壶是一个酒具，但功能上费了不小的心思。据寸发标老师介绍说，这个壶装满酒后，倒进8 个配套的杯子时，刚好可以把壶里的酒倒完。形式上，九龙壶借鉴宋代执壶造型和西藏酥油壶上的装饰形式，体现了对多元文化艺术的吸纳。

技术的发展，更有时代感。再以九龙壶为例，最初，它是两部分焊接，而不是整体打造。整体打造非常有难度，特别是壶嘴部分，尤其需要技术和工具。金属工艺特别之处在于，要做一个器物，工具非常重要。工具不行，技术再好也做不出来。而整体打造所需要的铁马有不同的形状，打不同造型的壶，要不同的铁马。鹤庆人擅长学习，有了别人给的工具后，他们反复试验，已经把日本整体锻造的工艺做到了炉火纯青。

德宏芒市东门村的银器制作

再比如，2017年，有一个苏州剔刻的老师傅去到鹤庆。他是苏工领域泰斗级人物，他跟鹤庆艺人切磋，一方面对鹤庆的手艺很惊叹，另一方面，鹤庆手艺人也从他那里得到了新技术。在银器上刻纹饰，鹤庆传统上是錾刻工艺，这种工艺以走线为主，而剔刻，是把一部分金属铲掉，有笔锋，刻出来的文字具有书法韵味。鹤庆人太聪明了，交流之后，有一些年轻人，就跟这个师傅到苏州去学了几个月。回来后，鹤庆银器技术有了新变化，现在他们的花纹用了剔刻与錾刻的结合。

每次在技术上、艺术上、审美上的改变，都和手艺人不断去学习，不断去融合有关系。

今日民族：手艺人的传承情况如何？

张琳翊：新华村有银器产业化的基础，所以技艺传承有很多优势。如今，“80 后”一代已经是技术中坚，开始带徒弟，而“90 后”也基本出师，“00 后”正在加入。

新华村的技艺传承，血缘和家庭是很重要的纽带。父母、舅舅、叔叔一辈有大师傅的年轻人，有长辈带，成长最快。还有一类，亲属里没有大师傅，家里以前也不做这个，但从小被送去做学徒，也能成长为手艺人。

另外，家庭还是分工的基础。银器制作有很多环节，一般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专长。要完成一个银器，这个家庭在完成他们擅长的部分后，会请另外的家庭完成余下的工序。这个过程中，至少有两个以上家庭参与协作。

一些做得特别好的，也开始采用公司制。财务、营销都请专职人员，且员工与老板并无亲戚关系。这种现代的经营模式也在新华村出现。

今日民族：完成一个产品，需要哪些工序？

张琳翊：以银壶为例，目前的生产流程大概是这些：首先，要压银片，这个可以从厂子买。第二道工序，是把银片敲成桶型。这个工序也可以机械化操作，帮助减少工时，在新华村有冲压厂，规模不小，据工厂师傅称，平均一天可以压两吨银子。第三个工序，要将桶型金属打制为壶形状，要3 天左右。第四，錾花。剩下还有组装、清洗。你看着工序很少，但很磨人。要不断退火，一点一点地修。操作不好金属会疲劳，很容易崩掉，裂掉。

今日民族：他们的教育状况如何？对从业者有影响吗？

张琳翊：这块略微是个弱势。老一代上完小学就开始从事手艺活，“80 后”“90 后”，可能初中居多，“00 后”一代可能是高中以上。教育观念有变化，现在的父母，基本要求孩子读完高中才能接触这个行业。

在工艺美术行业，工艺美术师的认证，一般要求高中以上学历，鹤庆很多年纪大一些的手艺人连门槛都进不去。

今日民族：现有的认证系统，似乎不能满足社会现实的需要。那么，另一方面，接受高等教育的当地人，在这行的状况如何？

张琳翊：上大学的还是很受欢迎，但屈指可数。比如说，我知道有一家，他们所雇策划营销的人，就是大学毕业的，被村里一致认为是学霸。还有一位，也是大学毕业，他就有些迷茫。觉得做手艺做不过同龄人，而他在学校的所学是营销专业，但学校给的知识，是针对大企业，不是他们这种小生意，所以他认为自己学的知识没能用得上。

今日民族：今天讲乡村振兴，新华村凭借技术和产业优势，做了很好的示范。目前，新华村除了留住了本地青年，还吸引了哪些外来者？

张琳翊：一类是艺术家、高校学艺术专业的学生，他们来新华村交流、学习。第二类是毕业了的青年，也是学艺术或者热爱艺术，想在新华村谋求一个职业。第三类人来找资源，想把银壶这些产品卖到全国各地，且通常一边在新华村做微商养活自己，一边在当地做一点手艺。这些外地人，在新华村的旅馆短租，或者长租当地人的院子，过一种与他们在城市里不太一样的生活。

建厂的历史经验

今日民族：在云南，银器手工艺发展模式，除鹤庆外，还有别的类型吗？

张琳翊：完成新华村的博士论文后，我2018 年开始跑其他点，这个工作还有待深入，但目前，已经有一些初步认识。

我先去的是德宏州芒市，以前有一个潞西县民族银器厂，集体所有制的小厂，规模一度有30 多人，主要生产傣族银饰，产品销往孟连、耿马等地。1958 年建厂，2000年改制。我采访的继续从事银器手艺的二代工人（下岗后，现已享受退休待遇）告诉我，他的父辈是第一代工人，铁匠出身。这个厂辉煌过，一度是民族手工艺的佼佼者才能加入。90 年代中期，效益好时，工人工资是当地其他行业职工的5 倍。他们至今还怀念这个逝去的繁荣。

今日民族：技术方面情况如何？

张琳翊：跟百年前一样，没有多大差别。因为主要服务周边傣族，因此他们做的东西不能变，变了就没有消费者。

在德宏州，倒是更为偏远一些的陇川县户撒乡，有一个叫李焕芝的女匠人，因为也是为其他民族做首饰，她与外界联系更多，与鹤庆等地的师傅都有交流。

今日民族：云南其他地方的情况如何？

张琳翊：建厂的模式玉溪市通海县也有。这个厂已经倒闭，工人流失。不过，我从鹤庆师傅口中知道，这个厂一度很繁荣，技艺十分精湛。整体上看，民间工艺，走集体所有制工厂的产业发展路径，在云南历史上也有过成功的经验，尽管在当下它们表现并不突出，但依然值得进一步探讨。

集体协作的鹤庆模式

今日民族：我们回到鹤庆来。很多人关心民间工艺产业化发展，那么鹤庆新华村的模式，可以复制吗？

张琳翊：鹤庆新华村的模式能否复制很难断言，因为它的形成有特定的历史、社会因素。不过，现在一哄而上的产业化项目，恐怕很难达到新华村的水准。

新华村的成功，我觉得至少有几点经验可以总结。

第一，他们的观念开放，容易接纳新东西。鹤庆人善于学习，学的不仅是技术，还有各种习俗和文化。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在藏区做佛像。起初他们是把佛像放在地上，后来知道不合当地习俗就马上改正。民族工艺品不同于一般商品，它们身上附着有很多传统的文化、观念和信仰。鹤庆游方的手艺人深谙此道。他们做东西的时候，有敬畏心，有谦卑的学习精神。

第二，有创新的意识。早期，鹤庆的银器留有本土造型和民族气息。他们的茶壶，还有点乡村的质朴。两年前他们的茶壶，有日本风格的影响。但现在，他们更有信心，创造性地运用中国元素。

第三，能利用政府、高校等社会资源。比如，与云南艺术学院合作的工作坊项目，曾请到了英国、日本的银器锻造专家前来，做交流的时候，新华村人认真地去学了。吸收其他好的经验的同时，他们的文化自信心也得到培养。

第四点，可能最难学，就是集体协作。集体的力量很重要，整个村子都在做，就形成了特色化的产业，单打独斗很难存活。据我了解，像泰国北部清迈的手工艺之所以成功，也是靠这种集体协作和规模化效应。这应该说是一个全球性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