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

佛教同中国文化融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的关键时期。南朝佛教偏重理论，北朝佛教则实践更重要，所以这一时期出现了规模宏大的石窟建筑在北方地区。比较著名的石窟有敦煌的莫高窟、洛阳的龙门石窟、大同的云冈石窟、天水的麦积山石窟等，另外还有一些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石窟，如响堂山石窟。

一、概述

响堂山石窟是位于今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有南响堂山石窟（亦名滏山石窟）、北响堂山石窟（亦名鼓山石窟）。两石窟均开凿于北齐，其中东魏时期权臣高欢在鼓山建设伽蓝，其子高洋代魏建齐在鼓山开凿的石窟，即如今的北响堂山石窟。南响堂山石窟则由北齐沙门慧义倡首。响堂山石窟的造像题材丰富，保存有相当数量北朝刻经，有学者认为“现在治雕刻史者，已公认北齐石窟雕刻艺术，是自北魏向隋唐过渡的形式。”[1]

响堂山石窟历经三次大规模破坏，至今仍保存着16座石窟，残存佛像有4300多尊，并保存着大量的经文与雕刻。东魏与北齐时期佛教雕刻艺术的代表是响堂山石窟，也是因为佛教起源于印度，在早期的佛教雕刻中不乏加入了外来文化的特征。自响堂山石窟开始，我国的佛教雕刻艺术开始有了中国的特色。随着时间的发展，响堂山石窟的造像艺术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响堂山石窟当中可见很多具有独特时代特征的人物、造型、风格等。

二、造像特点

南响堂石窟建于公元565年，已有超过1400年的历史，现存石窟8处，其中7处是建于北齐时期，共有造像3588尊，分为上下两层，每一层造像都是有所不同，千佛洞最为华丽，保存最为完整，洞壁上大小造像达1028尊，窟顶为浮雕，有飞天、手弹琵琶、吹奏笙管等图画，造型婀娜多姿，华严洞规模最大。

北响堂石窟与南响堂石窟相对而立，位于鼓山天宫峰的西坡，山势突兀，现存洞窟11座，大佛洞是规模最大的洞窟，其正面龛为释迦牟尼的全像，造型美观、敦实厚重，是该窟最大的造像，其装饰华丽，背部采取浮雕手法，雕饰了火焰与忍冬纹，并于其中穿插了七条火龙，技艺精巧，是北齐时期造像的代表作。

（一）创新性

响堂山石窟是北齐皇室所开凿的佛教大窟，在建造时突破了以前的造像风格，比如造像不再以瘦削为美，此时期的佛教造像浑圆雄厚、高鼻长目、两肩较宽，整体结实、敦厚，体现出了北齐人民的强健与豪迈，服饰也不再是原来的重层披挂，而是更加柔软、轻薄、舒适，坐像的袈裟衣裙长度有所缩短，且紧裏于双腿并覆盖在佛座上。佛像的风格有明显的变化，菩萨整体造型相对厚重，线条圆滑，显得佛身浑圆、衣着轻薄，整体体态健壮而腹部略微隆起，上身着披帛，下身着大裙，头就宝冠。立于菩萨身旁的弟子面型类似菩萨，整体体态圆润，衣着简单，所着袈裟与佛像相同，下身衣着同于菩萨，身型比例上长下短。总的来说，石窟中的造像艺术风格美观、大方，样式既承接了前代的风格，同時又有自身创新的风格。

响堂山石窟中的装饰纹样种类繁多，有龙纹、卷草纹、火焰纹、联珠纹等，结合了国外和中国传统。在响堂山石窟中龙纹应用较多，其主要刻于门拱、窟口等处，部分于门楣处雕刻了龙的上半身，在龙头中间加入火焰宝珠纹龙与忍冬纹，使其更加有气势。造像上多有火焰纹，火焰的形状更像是佛光，在佛像的头部与背部发出，用火焰纹装饰造像，主要是能够衬托出佛像的尊严，这是起源于古印度艺术。响山堂石窟中很多佛像的背光、头光等均以火焰为主要装饰图案，火焰的形态丰富，并以连接状的三瓣叶或是波浪纹路将其淡化，以体现火焰的逸感。背光处的火焰纹形式连续、纹路简单，显得沉稳、大气。

（二）独特性

响堂山将雕塑、绘画与建筑等各类艺术形式融于一体，体现了佛教艺术的核心。随着佛教艺术不断的发展，石窟艺术在佛教的不断发展中演变。响堂山石窟是北齐时期较大的石窟，其早期雕塑、绘画与建筑的独特性主要是和印度石窟寺结合的一个创造，同时融合魏晋时期的手法所创造出来的独具民族特色与时代特征的艺术。[2]石窟的造型、形制与装饰纹样均具有地区特色，体现了当时时代特征。

响堂山石窟造像展示了佛教艺术在中国不断本土化的一个过程，展现了不断学习不断创造的过程。响堂山石窟造像形成了具自身特色的“响堂山风格”，可以看出，这一风格取了不少外来文化，尤其是传统印度的塔形建制，其与我国的营造方法进行相互融合，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塔形窟”。响堂山南北石窟有很多地方都体现出了“塔形窟”的特征。覆钵式塔顶与中心塔柱的佛塔意蕴，当时源自新疆、中亚。[3]

三、石窟经刻

我国石窟大规模的石经出现最早在响堂山石窟时期。有很多具较高艺术价值的洞窟，如刻经洞。经洞是北响堂石窟的另一重要洞窟，其于北齐天统年间开凿，外形呈钵塔造型，是受印度的影响而建成，内外壁均刻满了经文，旁有唐邕所书的4部经文，笔锋犀利，笔划刚动有力，这也体现了北齐时期的书体文化特征。北齐时期的书法还汲取了南北朝书派的书字体，从而形成了具自身特色的隶书写经体。响堂山石窟中很多刻经就是以隶书与楷书作意象，笔法以方为主，融合了部分的圆体，笔势相对温婉。

北响堂寺的刻经主要集中在刻经洞、大业洞以及北响堂石窟半山腰的位置刻经洞在北响堂山石窟区的最南端。南响堂刻经主要集中于华严洞、般若洞、阿弥陀洞中，南响堂山石窟的刻经相比北响堂的刻经要保存的相对完整的多。

响堂山石窟中大量刻经的出现，与北魏太武和北周武帝的大规模的灭佛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后期再邺城附近也就是今天的临漳集中发现大量佛像，也印证这一点。北周时期，武帝焚毀佛教佛寺佛塔，迫僧侣还俗，使得佛教遭到传播中的第一次发难，史称“太武灭法”。唐代武宗认为“非中国之教，害生灵”，故废法此为“会昌法难”。五代周世宗时期，下诏严禁私自出家，不经朝延许可的寺院不准存在，必须废去。故废寺3336所。[4]佛教的这些发难，使得佛教书籍著作大量丢失，也迫使中国的僧侣们创造出保存佛经的新形势摩崖刻经。刻经也从这里开始。刻经出现的另一个原因是与当时的末法思想有关。

作为宗教传播的场所，响堂山石窟在造像艺术上延续北魏风格的同时，有了自身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并趋于成熟。在石刻艺术上，所刻文字记录了响堂山石窟开凿，佛教的思想和当时的文化思想，可以发现当时审美，政治文化的发展，还有石窟寺中壁画的故事题材，体现了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为研究北朝特别是北齐时期的佛教发展史及石窟、造像艺术等方面提供了优质的第一手材料。

参考文献：

[1] 陈明达：《北朝晚期的重要石窟艺术》，文物出版社，1989年.

[2] 卢林林：《北齐佛教石窟装饰色彩浅析—以响堂山石窟为例》，中国流行.

[3] 唐仲明：《响堂山石窟北朝晚期中心柱窟的“西方”因素》，《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2期.

[4] 赵立春：《响堂山石窟艺术》，中古文史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