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周济作为常州词派的重要代表，文学思想颇丰。其中不乏丰富而系统的词体学思想，并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两本词话中。其词体学思想有如下三个方面：“词亦有史”的尊体观，寄托说与词体抒情特征及通达的词体正变观。

关键词：周济;词体论;尊体;寄托说;正变观

词作为中国特有的古典抒情诗体，自从晚唐、五代发端，于两宋达到巅峰，元、明时代陷入沉寂，后又于清代中兴。在清代诸多词派中，中晚期的常州词派极为重要。不仅承接云间、浙西余韵进一步开拓了词话理论，而且为晚清词学的兴盛完成了重要的积累。张德瀛在《词征》中盛赞其为清词三变之魁首：“茗柯开山采铜，创常州一派，又得恽子居、李申耆诸人以衍其绪，此三变也。”[1]（P445）在常州諸家中，周济对常州词学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然学界在对其词学思想的探究中，却鲜有涉及词体思想。本文试对其词体观予以剖析、梳理。

一、“词亦有史”的尊体观

尊体是常州词派中颇为重要的思想之一。叶恭绰就曾在其《广箧中词》中说道：“仲修先生承常州派之绪，力尊词体，上溯风骚，词之门庭，缘是益廓，遂开近三十年之风尚，论清词者，当在不祧之列。”[2]（P121）而常州词派宗主张惠言在《词选序》中提出“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3]（P1617）即是诗词同源的观点，并以此来尊崇词体的地位。周济经由董士锡而宗张惠言，自是认同其尊体思想。但周济较之张惠言，其自身所发展的尊体思想更为深广。周济并未沿袭前人“词为诗余”的思想，而是从历史和文学本质这两个维度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即“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若乃离别怀思，感士不遇，陈陈相因，唾渖互拾，便思高揖温、韦，不亦耻乎！”[4]（P1630）这一思想被后世称为“词史”说，它从本质上提升了词的地位，并成为常州词派提纲挈领的理论之一。

笔者认为周济的“词史”说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词与诗、文等文体相同，有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故而不能将其简单地视作诗的一部分。文等文体相同，有其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而不能将其简单地视作诗的一部分。自从晚唐五代填词发端伊始，词向来认为是小道，仅为歌舞宴席之上舞风弄月的小技。随着词创作的兴盛，词学理论也逐渐丰富，有前代词论家提出词是诗之余者。虽其旨亦在提升词的地位，却使词成为诗之补充而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周济这一观点正是对诗余说的反驳。周济始终坚持词的独立性，词是与诗相同的抒情文体。无论是创作手法还是发展历史，词都有着独立于诗的特殊性，对于词的研究应该将其置于词的发展脉络之中整体观之。这一点在其对姜夔词作的品评中可探寻一二：“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吾十年来服膺白石，而以稼轩为外道，由今思之，可谓瞽人扪籥也。稼轩郁勃故情深，白石放旷故情浅。稼轩纵横故才大，白石局促故才小。”[4]（P1634）这一段论述，周济虽旨在品评姜夔的词作，没有局限于具体词作的点评和对比，也没有以诗论论词，从意境、风格等方面评价。而是独独选取了北宋词到稼轩词这一历史阶段，通过其间词的发展变化，总结词作的优劣标准。而后又将姜夔词纵向地置于这一历史时期进行论词，以历史空间的深远宏观论述词人词作，充分体现了周济词亦有史的理念。其二是指词的创作与时代兴衰相结合，词同诗一般，也可以反映时代的兴衰变化。周济曾评王沂孙之词“中仙最多故国之感，故著力不多，天分高绝，所谓意能尊体也。”[4]（P1635）“意能尊体”即“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4]（P1630）正如前人评杜甫诗为“诗史”，周济认为不止诗能存史，词同样能存史。为证其观点，周济列举了四个例子。其中既有表达了对于未来有备无患的“绸缪未雨”，也有贾谊《新书·数宁》中对救亡天下的高声疾呼;既提及了对天子与民同苦、重民轻君的赞许，也说到了对个人高洁品行的讴歌和认同。从个人到国家，由眼下到未来，林林种种皆是对于时代兴衰之反映 。周济以此四方面总述词如何存史，指出了词与诗截然不同的存史路径，充分论证了以词存史的独特性。在此基础上，周济进一步论述以词存史的独到之处，即所得的“由衷之言”会受到性情、学问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词人会因性情、学问、境地各异，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描绘出纷繁真实的社会图景，反映出多样综合的现实特点。因此优秀的词作是时代共性和词人个性的融合，是对历史的真实反映，从而使得词史“独树一帜”。

周济的“词史”说从词亦有史和以词存史两方面，充分论证了词在自身发展和表达功用上的独立性，继而从本质上尊词体。周济的词史论不仅成为了常州词派的纲领，也对后世刘熙载、谢章铤的词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寄托说与词体抒情特征

周济“词史”说的尊体观是从本质上对词体特征的论述。此外，周济还强调从创作上来突出词体特征——寄托说。这是由张惠言的比兴寄托说发展而来的。所谓比兴寄托，实是传统诗文的一种创作手法，可追溯到《诗经》的赋比兴传统，后来被发展成为诗体、文体的特征。而词作为酒宴娱乐，在发端之时并无比兴寄托之意，故多被视为小技。后代词论家为了尊词体，逐渐将比兴寄托纳入词学理论。周济的寄托说既继承了前人尊词体的思想，又没有局限于表面，而是从深处挖掘了词体的独特审美抒情属性。其寄托说可分为有无寄托说和寄托出入说。前者是对于初学者词作提出的词体特征要求，即“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4]（P1630）。而寄托出入说，则是从词体特征到词境意趣的总结，即“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多通。驱心若游丝之罥飞英，含毫如郢斤之斫蝇翼，以无厚入有间。”[5]（P1643）综合有无寄托说和寄托出入说，可探究周济词体观在词作创作中的体现。

周济有无寄托说既指明了创作的方向，也指出了词体的特征。词作首先要通过表里相宣做到有寄托。何为“表里相宣”？即物情结合。因此词作并非无病呻吟，而是作家把自己的内心情感，通过寄托在外物上加以体现，突出了词体的抒情性。无论是写景词还是咏物词，本质都是情感的寄托。寄托情感是词不同于诗言志、文载道的独特审美属性。词体的抒情特征在周邦彦《苏幕遮》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他将自己内在的思乡之情，借助鱼郎、轻舟表现得淋漓尽致。将扶摇轻舟的表象同浓烈的思乡之情融合，以一二小物寄托词人浑厚的情思。周济评周邦彦词为“美成思力，独绝千古”[4]（P1632），正是出于寄托情思的词体特征。有寄托只是第一步，无寄托是更高的境界。其意并非在创作中放弃寄托，而是指创作过程中应逐渐摆脱技巧的生硬束缚，将自身的情感融入更丰富的艺术形象之中。表现在词体特征上，即是不刻意选取寄托之物表达情思，不故意卖弄技法渲染情感，而是把主观情思浑然融入于客观事物。此时的词作虽然仍有寄托之意，但所寄托情思多重而不确定，达到了含混的艺术境界。正如其所论述：“遇一事，见一物，即能沈思独往，冥然终日，出手自然不平。次则讲片段，次则讲离合，成片段而无离合，一览索然矣。”[4]（P1630）周济评易安词“闺秀词惟李清照最优，究若无骨。”[4]（P1636）之所以认为其闺秀词最优，正是因李清照《声声慢》中以黄花这普通一物，达到了含混无骨的抒情境界。

此后，周济提出了著名的寄托出入说，其中提及的“浑化”更是成为了常州词派对于词作的标准和要求。“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多通。驱心若游丝之罥飞英，含毫如郢斤之斫蝇翼，以无厚入有间。既习已，意感偶生，假类毕达，阅载千百，謦欬弗违，斯入矣。赋情独深，逐境必寤，酝酿日久，冥发妄中。虽铺叙平淡，摹缋浅近，而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读其篇者，临渊窥鱼，意为舫鲤，中有宵惊电，罔识东西。赤子随母笑啼，乡人缘剧喜怒，抑可谓能出矣。”[5]（P1643）在这一段完整的论述中，周济将无寄托说，进一步发展为不仅仅是词体的抒情属性，而是词人创作手法与词体艺术特征的统一。周济承接有其无寄托说，把寄托说融入创作过程，即“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多通，驱心若游丝之飞英，含毫如郢斤之斫蝇翼，以无厚入有间。”[5]（P1643）周济此处强调的是如何将主观情思与客观物象融合，即“以无厚入有间”。表明词人需要将自己的情思巧妙无痕地融入那些物象之中，通过情感与物象的融合，达到无厚入有间的境界，并进一步升华情感。周济认为这样的词作仅仅完成了寄托入的阶段，那么寄托出的阶段呢？周济表明寄托出的阶段，需要平淡朴素却蕴藉深远，感情丰富却无一明晰，呈现出含混浑化的意境，此时就达到了寄托出的艺术境界。周济关于浑化多有论述，“咏物最争托意隶事处，以意贯串，浑化无痕，碧山胜场也。”[5]（P1644）“针缕之密，南宋人始露痕迹，《花间》极有浑厚气象。”[4]（P1631）周济所指的“浑化”是词抒情特征的最高标准，不仅要做到有限的物像蕴含无限的情思，还要做到单一的话语寄托多重的幽思。以“浑化”为词作话语的蕴藉属性，以此体现词抒情的独特审美特征。可以看到周济既把浑化无痕视作词体抒情特征的集中体现，更把浑化作为词作抒情最高境界，要求词作全无寄托痕迹，达到主客浑融的境界。

从有无寄托说到寄托出入说，周济从词体特征出发，发掘出词体浑化无痕的抒情特征，从而将抒情作为了词体的独特属性。而实现词体抒情特征，就是要从创作上做到无寄托、寄托出。

三、通达的正变观

正变论原是诗学命题，后被词学家引入词学领域，成为词学史上的经典话题。关于词体风格何为正变的争论，早在两宋时期就有端倪，于明代正式提出，终清一朝的词派、词学家，无一不谈正变论。作为常州词派的重要人物，周济关于词体正变论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其正变观亦是他词体思想的重要部分。

清初云间词派以婉丽为正，后浙西词派提出以清空为正，清朝的正变论可谓繁杂丰富。常州词派宗主张惠言最早提出了常州词派的正变论，即以雅正为正。张惠言所说的雅正并非是简单的词体风格，更是探源风骚。要以《诗经》风雅为正，并合乎讽谕美刺的文学传统。反之则为变，而变即是失常。面对诸多词体正变观点，周济提出了更为通达的正变观。简言之，以蕴藉深厚为正体，采众家为正体之次。这一思想在其《词辨》中有充分体现。周济依“蕴藉深厚”为词体之正，在卷一“正”中录入了温庭筠、秦观、欧阳修、周邦彦、吴文英等人;而将李煜、苏轼、辛弃疾、姜夔等人收录在卷二“变”中。虽然周济也是以蕴藉深厚为标准区分正变，但其对于“变体”的态度与张惠言的通盘否定截然相反。周济在卷二中将李煜列在首位，并称“南唐后主以下，虽骏快驰骛，豪宕感激，稍稍漓矣;然皆委曲以致其情，未有亢厉剽悍之习，抑亦正声之次也。”[4]（P1637）可以看到，周济只是以蕴藉深厚作为区分正体和变体的标准，并未对变体加以过分贬低，对李煜也给予了骏驰豪宕的评价。周济称变体为“正体之次”，即为正体词的补充，可见他对变体词的肯定赞许。

但正如潘曾伟在《周氏词辨序》中所言：“其所选与张氏略有出入，要其大旨，固深恶夫昌狂雕琢之习而不反，而亟思有以厘定之，是固张氏之意也。”[6]（P312）周济早年所作《词辨》仍多宗常州词派前人思想，而其后期所作的《宋四家词选》中思想更为成熟。其中言道：“余不喜清真，而晋卿推其沈著拗怒，比之少陵。抵牾者一年，晋卿益厌玉田，而余遂笃好清真。”[4]（P1637）由此可知，周济思想的形成亦有一个变化过程。在其《宋四家词选》中，周济进一步突出了词体的现实性和抒情性特征，给予柳永较高的评价。“柳词总以平叙见长，或发端，或结尾，或换头，以一二语勾勒提掇，有千钧之力。”[5]（P1651）此时周济在摆脱张惠言的以雅正为正的词体正变观后，逐步形成了自己以蕴藉深厚为正的词体正变观。这一正变观较之张惠言、以及之前浙西竹垞、云间卧子都更为通达，对于向来不受重视、赞许的词人也都能给予客观的评价。除了上文提到的柳永，对于豪放派词人苏轼、辛弃疾周济也都评价颇高。周济认为辛弃疾“然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4]（P1633）对其词也评为“敛雄心， 抗高调， 变温婉， 成悲凉”[5]（P1643），对于李清照等人不以为然的苏轼，周济也高度赞赏“人赏东坡粗豪，吾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也。”[4]（P1633）无论词家词作是否符合蕴藉深厚的标准，但凡其词有独到之处，能够存史抒情，那么周济均视为“正声之次”给予相应的评价。由此可以充分辨析周济以蕴藉深厚为正体，采众家为正体之次的词体观的通达豁然之处。

周济的词体正变观与其词史说、寄托说相辅相成，形成了完整的词体思想。周济通过词史说以尊词体的现实性，寄托说强调词体的抒情性，正是建立在词体现实抒情特征之上，才形成了周济通达的词体正变观。

参考文献

[1] 严迪昌.清词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2] 叶恭绰.广箧中词[M].傅宇斌，点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3] 张惠言.张惠言论词[M]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二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6.

[4]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M]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二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6.

[5] 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M]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二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6.

[6] 方智范，邓乔彬.中國词学批评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作者简介：黄凯琦（1993-），女，汉，辽宁本溪，硕士研究生，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