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绍禹

摘 要：文章主要以中西方艺术（美术）为线性载体，从笔墨的阐释、时代的概念与发展历程的梳理以及两者的辩证关系来阐述笔墨与时代的关系，结合中西历史案例，探讨梳理当代艺术发展的路径。当代中国文化艺术的传承和创作者应着眼于环境、种族等空间属性，将其与对当代生活的敏锐观察和思考相结合，以创作与时俱进、表现艺术文化思想的优秀作品。

关键词：笔墨;时代发展;艺术;创新

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总结了艺术与时代的关系，并成为文化创新的理论来源。艺术是表现思想文化现象的技能与手法，我们所经历的时代的概念，是以科学技术的运用与生活方式的转化为定义标准。一方面科学技术赋予了不同时代不同的生活方式与面貌，另一方面艺术也在时代影响下不断催生出新观念、新的创作方式与表现方式，勾勒时代画像，共同造就了艺术与时代两者相互影响与促进的格局。

一、笔墨——艺术表达的方式与方法

笔墨并不是近代產生的新兴词汇，在中国古代就有了对于笔墨关系的探讨：笔为技法，墨为与水混合的比例以及不同绘画用法等。荆浩《笔法记》云：“吴道子画山水，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盖有笔无墨者，见落笔蹊径而少自然;有墨无笔者，去斧凿而多变态。”北宋《宣和画谱》中也讨论了笔与墨的关系，但都是在中国画的范畴。

如果只将笔墨理解为一种具体的艺术形式或材料，在定义上或许有些狭隘。追溯本源，可将笔墨理解为一种实在的、具体的社会实践，属于文化生产场域范畴。在这种实践中形成的文化生产场域（具体分为艺术场域、文学场域、科学场域等）的观念，使人得以摆脱对社会的模糊参照（通过“语境”“环境”“社会基础”“社会背景”等），它就是文学界传统观念所指的全然特殊的社会世界[1]。在这种领域中，由于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等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载体与艺术形式，即文化生产场域（包括科学场域）催生非凡的真实性，艺术、文学或者科学世界是全然不同的倾向，并且其在社会、政治场域中观察到各种结构和功能的同构性，同构性被描述为差异中的雷同，这并不意味不同类群的独特性是一样的。以中西方传统创作媒介为例，中国是农业大国，水作为一种贯穿始终的媒介，使东方形成以水为基础的农耕文明，西方则是以油为灵魂的游牧与工业文明。绘画艺术中东西方的差异：东方以水为中国画的稀释剂，西方的油画艺术则以油为调和与稀释剂。

二、时代——艺术的标签与烙印

时代是能够影响人的意识的所有客观环境。丹纳认为影响文化艺术的三要素为“种族、环境与时代”[2]。时代的概念包括时间概念，但绝不等同于年代的线性表达，时代是一个与人紧密相连的空间概念。比如学生时代，它并不单单特指人的生命的某一阶段或以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等为依据而划分的某个时期，而是指能够影响学生意识的所有客观环境，比如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等。简而言之，时代可被理解为一种历史变迁，需要通过社会中的各个因素反映，反过来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时代的标签与烙印。

西方中世纪的艺术为宗教服务，教会教皇统治一切，宗教文化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这种影响反映在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领域，形成独特的风格与时代标签。欧洲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将人文关怀的曙光真正意义上照向欧洲大陆，使人们在艺术上用科学的方式与严谨的逻辑思维去探索。科学技术领域摄影术的发明，导致艺术家们对欧洲传统古典绘画“真实再现现实”最高理想的可替代性产生质疑，提出对光、色的思考，催生出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等各个绘画艺术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世纪，西方主流艺术从观念到表现形式经历了三次更迭：1940到1960年，对具象艺术的批判反思催生了抽象绘画和极少主义思想;到了1980年，波普艺术、新现实主义和以杜尚为首的观念艺术应运而生;第三阶段是1980年之后，新表现主义、前卫行为艺术和后观念艺术等出现，形成了之后当代文化场域艺术争奇斗艳的局面。

不同的“空间属性”（历史和政治环境）造就了不同的艺术。中国的艺术家面对各自的时代，用艺术反映当时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晋末时期战乱动荡，文人的山水画在此时萌发并成为主流;南北朝时期阶级矛盾激化，提倡“无为”的道家思想在士大夫寄情山水的国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宗炳的《画山水序》;唐末五代政治动荡，长安洛阳陷落，文人从中原地区迁至蜀地，造就了关仝、荆浩等山水画家;南宋时期，北部领土丢失，士大夫纷纷寄情山水选择隐居托物言志，“南宋四家”成为当时的佼佼者;明末清初又寄情碑帖临帖，篆隶方兴未艾，众多金石大家以“扬州八怪”最为出名[3]。

近代受洋务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艺术也产生了巨大变革，改变了中国艺术的发展局面。康有为1917年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中国画在今日已经衰败，唐宋时期为正宗，后世只在摹写前人，味同嚼蜡，今后中国画的变革应该融合中西。陈独秀在《美术革命》中提出，中国画要采用西方画的写实精神，因为写实才能有创造，而不再摹写古人，从实践出真知中获取新的灵感。因此，近代中国的艺术争论都是从传统的国画开始，发展出师夷长技融合本国传统的改良主义，坚持中正传统的保守主义，反映生活、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三类。其中现实主义为新国画运动奠定了坚实的舆论基础，此后又从不同方面对中国画进行了“改造”。徐悲鸿提出中国画的改良和实践观念，主张现实主义，尤推崇任伯年，强调国画改革融入西画技法，作画主张光线、造型，讲求对象的解剖结构、骨骼的准确把握，并强调作品的思想内涵，对当时中国画坛影响甚大。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对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蒋兆和便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流民图》全画卷以一片瓦砾为背景，刻画了100多个深受战争灾难之苦的难民形象，描绘了战乱中劳苦大众流离失所的惨状，记录着日军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的灾难。作品中也同样展现了人们在苦难呻吟时刻相互关爱的人间真情，它宣泄了作者反对战争和压迫的愤慨情绪，它热烈积极的人道主义精神弥足珍贵。

中华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进入社会主义写实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再造山河”新国画运动兴起，山水画走向“写生图新”，形成京津地区、江苏地区、西北地区、岭南地区四个重要地域，作品呼应再造山河的共性，也有各自特点。李可染以毛泽东诗词名句为灵感，创作了一批如《万山红遍》等经典佳作，有着独特而深刻的时代烙印[4]。20世纪80年代，受市场经济的影响，西方文明启发了中国，“85新潮”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进入21世纪，跨学科领域、当代艺术、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新媒体艺术、行为艺术等呈井喷之势，形成多元文化繁荣发展的局面。黄永砯、蔡国强、徐冰立足本民族文化与精神，审视、批判抑或弘扬，在时代中寻找自我，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典范与标杆。

在当代艺术的跨界语境下，以摄影艺术为例，摄影术发明普及后就尝试着独立形成自己的话语，成为艺术门类之一。到1980年左右摄影艺术在展览、市场和作品规模上与绘画、雕塑等传统造型艺术齐头并进。对于挪用、嫁接“大众图像”和已有影像作为艺术家的创作素材，摄影更像是艺术家观念表达的新载体。这类艺术作品的出现，更多的是思考异他的图像存在的价值或者探讨自身的意义。更多的艺术家开始认同并更愿意将创作对准自己的生活，在作品表征的背后更多地传达真实的生活情调，摄影作品越来越多地将“大众图像”作为丰富本身的艺术语言。

不同于一般的当代艺术影像作品，《蜻蜓之眼》有着完整的故事，但制作方式完全不同，使用画面全部是网络上可以下载的视频材料。以城市中男女青年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反映的却是当代社会的众生相。这部作品看似是一个高度戏剧化的“知音体”故事，本质上却反思了我们这个影像爆炸时代的人心离散。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展览中可见一行大字：“今天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摄影棚。”这部实验性影像作品一方面继承了艺术家以往对社会现象、技术介入尺度的深刻批判和反思的创作思想，另一面也让观众沉浸在一个视觉魔幻的影像世界，它既引发当代人互为镜像的一种共鸣，又创造性地揭示出“世界视频化”的本质。

三、笔墨与时代——做新时代文化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艺术不能仅仅追随时代，笔墨生于时代，还要引领时代。艺术家徐冰紧跟时代创作了许多观念新颖、内容丰富的艺术作品，扎实的基本功也是日后艺术想法的源泉与基础。

此外，艺术与日常生活日益交融交织的关系被改写，手机作为与日常最贴近的视觉创作手段，已然对视觉的创作方式和观看方法产生深刻的影响，技术硬件不再是摄影的前提和衡量作品的唯一标准，包括摄影在内的艺术创作本质其实是一样的，如何获得以技术载体为基础的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艺术效果，从“文化工业”式的怪圈中出逃，成为真正的艺术，最根本的是重新对现实世界，保留自我的本真。

社会是变化无穷的，时时事事永无止境。如果想从这里汲取取新的思想动力，就要关心社会现状、科学技术、人类命运，那么就一定会引发各种各样的思考与创作——懂得艺术和社会文明进程之间的关系，笔墨自然与时代共进。

参考文献：

[1]科库尔，梁硕恩.1985年以来的当代艺术理论[M].王春辰，何积惠，李亮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11-12.

[2]河清.笔墨未必随时代[J].读书，2002（12）：122-127.

[3]魏锦蓉.浅谈中国画笔墨与时代的关系[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8（9）：36-37.

[4]李洁.浅析中国画笔墨与时代的关系[J].艺术教育，2018（3）：180-181.

作者单位：

中央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