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爱民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河北大学 燕赵文化高等研究院,河北 保定 071002)

在古代中原王朝,皇帝死后,要升袝太庙中立室进行奉祀,为确定其在庙中的位置而特地起了个牌位名号,此即“庙号”,为封建宗法祭祀制度中专有称号之一。一般认为庙号制度起源于商朝,汉代以后的历代中原王朝都继承了这一制度。辽朝是契丹迭剌部贵族耶律阿保机在北迁汉人的帮助下,于10世纪初在中国北方建立的政权。其显著特点用宋神宗赵顼的话是“有城国,有行国”[1]7899-7900,为了统治游牧和农耕两大区域,契丹统治者实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2]685的统治政策,对于属于中原汉制的庙号制度也予以吸收和借鉴。因此,辽朝皇帝除了末帝天祚帝耶律延禧以外,从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至耶律洪基都有庙号。关于辽朝皇帝的庙号及其相关问题,目前还没有人研究,下面就三个问题试做探讨。

一、辽朝庙号制度实行的时间

根据《辽史》的记载,从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开始,至耶律洪基的辽朝诸帝都有庙号。按照诸帝在位时间的先后顺序,现将诸帝的庙号及上庙号的时间列表(表1)。

根据表1可以看出,辽朝诸帝在死后不久都有了庙号,这说明在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死后,即天显元年(926)辽朝就借鉴了中原王朝的庙号制度,具体就是在述律平称制时期[2]23。此后这一制度一直延续下来,辽末乱世在南京(今北京)建立“北辽”的耶律淳死后也有庙号“宣宗”[2]353,西迁中亚建立“西辽”(哈喇契丹)的耶律大石父子也继承了此制,大石的庙号为“德宗”,其子夷列的庙号为“仁宗”[2]357。

表1 辽朝皇帝庙号简表

辽朝在耶律阿保机死后借鉴了中原王朝的庙号制度从被视为由元朝坊肆书贾伪造②关于《契丹国志》,已故的刘浦江先生认为此书乃是元代坊肆书贾为了盈利,杂抄宋人的记载,伪托南宋叶隆礼而编纂的伪书,因取材于宋人的记载,且成书早于《辽史》,故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参见刘浦江《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见刘浦江《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第323-334页)的《契丹国志》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如“葬太祖(耶律阿保机)于木叶山……庙号太祖”[3]9“明年八月,葬(耶律德光)于木叶山……庙号太宗”[3]46“世宗(耶律兀欲)在位凡五年崩,庙号世宗”[3]55“帝(耶律璟)在位凡十九年……庙号穆宗”[3]62“帝(耶律贤)崩……庙号景宗”[3]69“(耶律隆绪)葬上京西北二百里赤山……庙号圣宗”[3]83“国主(耶律宗真)崩……庙号兴宗”[3]94“帝(耶律洪基)崩……庙号道宗”[3]106。但是,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宋人还有与《辽史》《契丹国志》不同的记载。

如《新五代史》中记载:“永康王兀欲立,谥德光为嗣圣皇帝,号阿保机为太祖,德光为太宗。”[4]899辽朝是在耶律兀欲即位后,才追上已故的耶律阿保机和耶律德光的庙号,也就是说耶律兀欲即位后,辽朝皇帝才实行了庙号制度。《文献通考》③尽管《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是宋末元初人,但其所撰辽朝的内容基本上取材于宋人的记载,故这里还是把《文献通考》中关于辽朝的观点视为宋人的。中的记载与之相同[5]9576。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中记载,宋太祖开宝二年(辽穆宗应历十九年、辽景宗保宁元年、969年),“是岁,契丹主明(指耶律璟——引者注)为帐下所弑。……明立凡十九年,谥穆宗,号天顺皇帝”[1]237。可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又载,“契丹主(指耶律隆绪——引者注)追尊阿保机庙曰太祖,德光曰太宗,阮曰世宗,明曰穆宗,贤曰景宗。又赠东丹人皇王倍为让国皇帝,自在太子阮为恭顺皇帝”[1]1583。耶律隆绪在统和二十六年才追上耶律阿保机的庙号为太祖、耶律德光为太宗、耶律兀欲为世宗、耶律璟为穆宗、耶律贤为景宗。在统和二十六年以前,辽朝已故的诸帝是没有庙号的,与前述的记载相矛盾。也就是说在同一部典籍中,关于辽朝皇帝庙号实行的时间就存在应历十九年耶律璟死后和统和二十六年耶律隆绪追上两种不同记载。

《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中又记载,“(耶律阿保机)后唐天成元年(926)卒,伪谥大圣皇帝”“(耶律德光)死,伪谥嗣圣皇帝”“(耶律兀欲)号天授皇帝”“(耶律璟)号天顺皇帝”[6]9711。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明记(指耶律贤——引者注)病死,“上谥号景宗孝成皇帝”[6]9716。其中耶律贤的谥号是把庙号“景宗”混在一起了。因为此前诸帝只有谥号或尊号,未见有庙号,故就辽朝皇帝的庙号而言,当是从耶律贤死后才开始有的。

这里暂且不论包括前引《契丹国志》在内的宋人所记上述辽朝诸帝尊号与谥号的错讹问题①参见肖爱民:《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尊号与谥号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辽代碑刻中“文成皇帝”与宋人所记辽“文成皇帝”辩析》,辽金史论集第十五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辽圣宗耶律隆绪的尊号与谥号辨析》,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仅就辽朝皇帝庙号制度实行时间的先后顺序而言,因《契丹国志》是元朝人的伪书,可以忽略不计,宋人就有四种记载:一是以《新五代史》《文献通考》为代表的,认为耶律兀欲即位后,给耶律阿保机和耶律德光上了庙号,辽朝实行庙号制度是从耶律兀欲即位后即天禄元年(947)开始的;二是以《长编》为代表的,认为耶律璟死后,耶律贤即位就给其上庙号“穆宗”,即从耶律贤即位后即保宁元年(969)开始实行的;三是以《宋会要》为代表,认为从耶律贤死后,开始有庙号,即辽朝的庙号制度是从圣宗耶律隆绪即位后开始实行的;四还是《长编》中的记载,耶律隆绪于统和二十六年(1008)对已故诸帝追上庙号,说明辽朝的庙号制度是从耶律隆绪统和二十六年才开始实行的。

那么,对于宋人的这四种与《辽史》完全不同的记载,如何理解呢?

第一,从辽朝方面来说,由于辽朝初年,并没有类似于中原王朝那样的史官制度,因此导致辽初五帝的记载十分简略,多数来自口耳相传。而作为《辽史》底本之一的耶律俨《皇朝实录》修撰于辽末,对辽初的史事是追记和补修的,而且还非常简略。加之,《辽史》是元朝史臣在不足一年的时间仓促修成的,最大缺点是内容贫乏,记事不完备,导致辽朝很多史事模糊不清,尤以辽初为甚。以《辽史》中的30卷“本纪”为例,耶律阿保机至耶律贤五帝的统治长达77年,才有9卷。因此,尽管从《辽史》的记载来看,辽朝皇帝实行庙号制度好像是在耶律阿保机死后就实行了,但仔细斟酌后会发现其中还是有疑点的。如耶律兀欲和耶律璟上庙号的时间没有具体月份,尤其是耶律璟的庙号,根据记载很难确定具体的年月。还有在中原王朝,谥号一般是与庙号相配套使用的,可是在辽初谥号制度就没有很好地实行,耶律德光和耶律璟父子在死后并没有谥号。德光是在耶律隆绪在位的统和二十六年(1008)才上谥号,距离其死已经长达61年;耶律璟是至耶律宗真在位的重煕二十一年(1052)才上谥号,距离其死已经长达83年。仅从上述这两件事来看,在耶律阿保机死后,辽朝就实行庙号制度是大有疑问的。

第二,从宋朝方面来看,由于辽宋南北对峙,双方互视为对手而加以防御,以辽统和二十二年(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签订“澶渊之盟”为界,前期双方有战有和,后期实现和平,互派使节,吉庆凶吊。因此,宋人关注辽朝情况并留有记载是正常的,也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如《宋大诏令集》中记载耶律隆绪的尊号为“睿文英武宗道至德崇仁广孝功成治定启元昭圣神赞天辅皇帝”[7]882与《辽史》中耶律隆绪太平元年(1021)的尊号[2]189有异,但与庆陵出土的《圣宗皇帝哀册》[8]193-194相同,说明有些宋人的记载可补《辽史》之不足。

第三,把《辽史》、宋人所记与辽代碑刻中的记载结合来分析。据《辽史》记载,耶律兀欲在天禄元年(947)九月,行柴册礼后,追谥皇考耶律倍为“让国皇帝”[2]64。未见有《文献通考》中所载追上阿保机和德光的庙号之事;耶律贤死后,《辽史》记载耶律隆绪即位,上谥号和庙号,与《宋会要》所载相同;《辽史》记载,耶律隆绪在统和二十六年(1008)“秋七月,增太祖、太宗、让国皇帝、世宗谥,仍谥皇太弟李胡曰恭(钦)顺皇帝”[2]162-166。与《长编》中所载追上阿保机等五帝庙号,追尊耶律倍、李胡为皇帝不同。由于《辽史》《长编》《宋会要》都是后人修撰的史书,非实录,其中有些记载肯定有后人增补和修改的内容,因此上述三种宋人的记载很难因与《辽史》相同就肯定其正确,或因与《辽史》矛盾就遽下结论说都是错误的。面世的辽代碑刻是辽人留下来的珍贵一手资料,检索其中辽朝诸帝庙号出现的时间,也许会对认识宋人的记载提供有益的帮助。

通过检索辽代碑刻,我们发现耶律阿保机的庙号“太祖”最早始见于穆宗应历九年(959)的《驸马赠卫国王沙姑墓志》[8]27-28(以下简称《沙姑墓志》)中,此后直到兴宗重熙十四年(1045)的《秦国太妃墓志》[9]90-92以后就频繁地出现;耶律德光的庙号“太宗”最早见于兴宗重熙十五年(1046)的《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8]248-251中,之后频繁出现;而耶律兀欲的庙号“世宗”,只见于道宗咸雍元年(1065)的《耶律宗允墓志》[8]319-322中;耶律璟的庙号“穆宗”,则分别见于圣宗太平二年(1022)《韩绍娣墓志》[9]63-64、天祚帝乾统元年(1101)的《梁援墓志》[8]519-523和十年(1110)的《高泽墓志》[8]611-612中;耶律贤的庙号“景宗”,最早见于统和四年(986)的《耶律延宁墓志》[8]85-86中,此后频繁出现;耶律隆绪的庙号“圣宗”,最早见于太平十一年(1031)《圣宗皇帝哀册》[8]193-195中,之后频繁出现;耶律宗真的庙号“兴宗”,最早出现于道宗清宁四年(1058)《萧旻墓志》[9]113-114中,此后亦频繁出现;耶律洪基的庙号“道宗”,最早出现于天祚帝乾统元年(1101)《道宗皇帝哀册》[8]513-515中,之后亦多次出现。在上述检索的结果中,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个是耶律阿保机的庙号“太祖”在应历九年(959)的《沙姑墓志》中首次出现后,直至重熙十四年(1045)才开始再次出现于碑刻中,间隔时间竟然长达86年之久;二是除了“太祖”庙号外,耶律贤的庙号“景宗”是见诸碑刻最早的,为统和四年(986),之后频繁出现,其后的耶律隆绪、耶律宗真和耶律洪基的庙号,在死后都频繁出现在碑刻中。

第四,从耶律兀欲的庙号“世宗”来分析,辽朝实行庙号制度当是在耶律贤即位后。从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父子的庙号“太祖”“太宗”很难确定辽朝是何时实行庙号制度的,但从耶律兀欲的庙号“世宗”可以推测出实行的大致时间。“世宗”一词,除了有文治武功为一世之宗的意思外,还有一个重要意思就是另开统绪,实现帝系在皇族内部的转移。如汉武帝刘彻的庙号为“世宗”,其为汉景帝的“中子”,在嫡长子皇太子刘荣被废后,立为皇太子后即位[10]144,故其庙号“世宗”就有帝系转移的意思。五代后周的“世宗”柴荣,本为后周太祖郭威的妻侄,被收为养子[11]1583,后即位,其庙号含有帝系由郭氏转入柴氏之意。耶律兀欲的庙号为“世宗”,也说明辽朝的帝系由其开始发生了转移,即由太宗耶律德光一支转移到耶律倍一支,故此庙号不可能是耶律兀欲死后,耶律璟在位期间所上,只能是其后裔即包括耶律贤在内的以后诸帝所上。

因此,综合起来可以确定,尽管辽朝借鉴了汉制中的皇帝庙号制度,但在耶律贤死后,耶律隆绪即位于统和元年(983)给耶律贤上谥号庙号,辽朝才开始初步实行庙号制度,而真正地完善起来则是在统和二十六年(1008),此年七月耶律隆绪下诏正式给耶律阿保机至耶律贤等诸帝上庙号。这样看来《宋会要》中“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的记载是按照中原礼制习俗来记述的,相对来说较为准确,而宋人的其他记载则存在讹误。如根据辽乾亨三年(981)《张正嵩墓志》[8]68-69的记载,其时耶律倍已经有“让国皇帝”谥号。根据统和四年(986)的《耶律延宁墓志》的记载,耶律贤已经有“景宗”庙号。这说明《长编》“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的记载是有一定讹误的,但结合《辽史》统和二十六年七月的记载,可以证明在这一年辽朝确实有完善皇帝庙号与谥号制度之举措,《长编》和《辽史》中的不同记载则是后世修撰者为了避免前后矛盾而分别进行修改的结果。

二、关于《驸马赠卫国王沙姑墓志》中的“太祖”辨析

如上所述,耶律阿保机的庙号“太祖”最早始见于穆宗耶律璟应历九年(959)的《沙姑墓志》中,撰写者为“随帐郎中焦习”。关于“随帐郎中”,罗继祖先生认为是指跟随契丹皇帝牙帐四时捺钵的辽朝汉官中省(尚书省)、部(六部)的属官[12]。焦习既然是官居辽朝中央政府的郎中一职,说明他不是普通的汉人,应该是具有很高文化水平的士人。

墓志铭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文体,一般是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的,其中“志”是墓志的正文,多为散文,叙述逝者的姓名、籍贯、世系、官爵、生平和后裔等;“铭”在墓志的最后,是对“志”的高度概括,多为讲究用典、韵律和对仗的骈体文。在《沙姑墓志》的“志”中,称耶律阿保机为“大圣皇帝”,用的是其神册元年(916)尊号“大圣大明天皇帝”[2]10的略称,庙号“太祖”则见于墓志最后的“赞”中。此“赞”与“铭”的性质一样,是用来悼念和褒扬墓主人的特殊文体,在有的辽代墓志中又作“词”或“辞”,如《耶律羽之墓志》[9]3-4和《韩匡嗣墓志》[9]23-25后面为“铭”,《赵德钧妻种氏墓志》[8]21-23和《耶律仁先墓志》[8]352-354后面为“词”,《张匡正墓志》[9]214-215和《刘贡墓志》[9]252后面为“辞”等。《沙姑墓志》最后的“赞”内容如下:

累代垂休,超商越周。功名远著,德行方流。风行万国,威服千侯。太祖兴霸,化及明幽。爰及驸马,承上勋庸。允文允武,能忠能孝。超群妙略,盖代神功。卷舒夷夏,摄伏顽凶。敕为功高,□□□□。上连帝戚,下接权豪。以恩及众,使民忘劳。匡弼为国,道继唐尧。庶汇茫茫,冬雪秋霜。坚贞松柏,寒岁调伤。玉石俱烬,火炎昆岗。八节更换,万物兴亡。广振殊勋,身殁名存。尧伤八凯,武叹十人。坟藏金体,祭飨明神。一扃棺椁,万万冬春。[8]27-28

看来此“赞”是一篇典型的四字一句讲究韵律的骈体文,从其中引用了诸多的中原历史与文学典故,如“超商越周”“风行万国”“允文允武”“唐尧”“玉石俱烬,火炎昆岗”“身殁名存”“尧伤八凯”“武叹十人”等,由此来看,撰者焦习是一位在朝廷为官的饱读诗书汉族士人。在中原地区,根据《春秋谷梁传》僖公十五年(前645)乙卯:“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贵始,德之本也。始封必为祖。”[13]173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14]67的庙号标准,开国之君或国家奠基者的庙号一般被称或追上为“祖”,如刘邦为“汉高祖”、司马昭为西晋“太祖”、拓跋珪为北魏“太祖”、宇文泰为后周“太祖”、杨坚为“隋高祖”、李渊为“唐高祖”、朱温为后梁“太祖”、李克用为后唐“太祖”、石敬瑭为后晋“高祖”、刘知远为后汉“高祖”、郭威为后周“太祖”等。耶律阿保机是辽朝的开国皇帝,焦习谙熟儒家文化经典,在其意识中耶律阿保机自然就是辽朝的“太祖”。所以据此墓志“赞”中的“太祖”一词,还不能完全确定在耶律德光、耶律兀欲和耶律璟三位皇帝在位期间,阿保机就已经有了庙号。因为在此后长达86年的碑刻中,在涉及耶律阿保机时竟然无一例使用“太祖”一词,这说明《沙姑墓志》“赞”中的“太祖”很有可能不是中原礼法中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庙号,而是骈体文写作中因运用典故需要所使用的汉语词汇。

如上述分析不误的话,那么,辽朝皇帝实行庙号制度当是从耶律隆绪即位后开始的,即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耶律兀欲和耶律璟的庙号应是其即位以后追加上的,由张俭撰写的《圣宗皇帝哀册》中“奉先思孝,谒陵而追册祖宗”[8]193-195的记载也证明了上述观点。这反映了辽朝初年对于属于汉制中的庙号制度并没有马上吸收和借鉴,至中期以后,随着对汉制吸收和借鉴程度的加大才开始实行,说明宋人对辽朝皇帝实行庙号制度的时间有不同记载也并非空穴来风。

三、辽朝的“太庙”

因为庙号是已故皇帝供奉在太庙中的牌位与名号,因此与契丹皇帝庙号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辽朝有无太庙。关于辽朝的“太庙”,目前尚无学者进行研究。按照中原王朝的制度,太庙是皇帝的宗庙,为统治者供奉与祭祀祖先的重要场所,是一个王朝正统性和政权合法性的权威象征,故“灭人国者,皆毁其宗庙,迁其社稷”[15]224。据《春秋谷梁传》僖公十五年乙卯:“天子至于士皆有庙。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13]173周代天子的太庙有七庙,即《礼记》中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16]448因此,“天子七庙”成为后世普遍接受的观念。历代中原王朝的开国皇帝在登基后为了显示自己皇位的合法性和政权的正统性,在立国之初就建立太庙,向上追封祖先为皇帝、建有庙号。如隋朝开国皇帝文帝杨坚[17]13、唐朝开国皇帝高祖李渊[18]7、五代后梁开国皇帝太祖朱温[19]14、沙陀人后唐庄宗李存勖[20]8884、沙陀人后晋开国皇帝高祖石敬瑭[18]81、沙陀人后汉开国皇帝高祖刘知远[18]102、后周开国皇帝太祖郭威[18]112-113、北宋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21]7等。因为辽朝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不论是在后梁开平元年(907)取代遥辇氏,称“天皇帝”(又作“天皇王”,即契丹语“天可汗”),成为契丹首领,还是于神册元年(916)依汉制建元称帝,都没有追封祖先为皇帝的举措,故辽初并没有中原汉制的“太庙”。

在《辽史》中唯一一次出现“太庙”的记载是耶律隆绪在统和元年(983)六月,“辛卯,有事于太庙”[2]111。接下来其便率群臣给母后萧绰上尊号,然后群臣又给其上尊号,大赦,改元统和。看来其是因要接受尊号、改元而拜谒太庙的。但是因为此时辽朝皇帝仍没有追封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祖先,所以此时所谓的“太庙”不过是耶律阿保机至耶律贤五位皇帝的庙,并非中原汉制天子有七庙的太庙。或者也有可能是《辽史》的此句话有漏字,当在“太”和“庙”之间漏掉了“祖”,因为在《辽史》中,从“太宗本纪”至“天祚皇帝本纪”屡见契丹皇帝“有事于太祖庙”“荐时果于太祖庙”“谒太祖庙”“荐新于太祖庙”“享太祖庙”“告太祖庙”“祭太祖庙”和“致奠太祖庙”等的记载,“告庙仪”中也是“诣太祖庙”[2]837,由此看来《辽史》中唯一一次“太庙”的记载还值得进一步推敲,同时也说明辽朝在圣宗耶律隆绪在位期间仍没有中原汉制意义上的太庙。

至兴宗耶律宗真在位时,辽朝才于重熙二十一年(1052)七月,追封耶律阿保机父亲撒剌的为德祖、祖父匀德实为玄祖[2]244-245,但也没有达到所谓的“天子七庙”的标准。而且据《辽史》记载,清宁四年(1058)十一月,耶律洪基行再生礼和柴册礼时,拜谒了耶律阿保机及诸帝宫,祠木叶山[2]257。耶律洪基只是拜谒了耶律阿保机以来已经去世七位皇帝的宫,并不是“太庙”。参加这一典礼的宋人王易也留下了记载:“先望日四拜,次拜七祖殿、木叶山神,次拜金神,次拜太后,次拜赤娘子,次拜七祖眷属,次上柴笼受册,次入黑龙殿受贺”“七祖者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兴宗也”[22]283。看来《辽史》中的耶律阿保机及诸帝宫就是“七祖殿”,即供奉已故的耶律阿保机至耶律宗真七位皇帝“神主”的“七庙”[2]836,又作“诸先帝宫庙”[2]845,在《兴宗仁懿皇后哀册》[8]375-376和《道宗皇帝哀册》[8]513-515中称“先庙”,并不是中原的所谓包括供奉太祖及其祖先在内的“太庙”,也就是说至耶律洪基在位时的辽朝后期,严格中原意义上的“太庙”在辽朝仍不存在。可能是因为此时已故辽朝皇帝的庙已经具备了七个,所以宋人沈括把耶律洪基在永安山夏捺钵中的祖先庙称“太庙”,“又东毡庐一,旁驻毡车六,前植纛,曰太庙,皆草莽之中”[23]122-169。可是,在撰写于道宗大康七年(1081)《圣宗仁德皇后哀册》的“词”中有“列太庙之遗像兮,婉尔其质;存曲台之旧册兮,焕乎其辞”[8]393-394,其中的“太庙”一词如何理解? 如前所述,此哀册中的“词”与《沙姑墓志》的“赞”一样,与墓志铭中的“铭”性质相同,为讲究韵律和用典的骈体文。该句中的“太庙”与“曲台”对仗,而“曲台”为汉代都城长安的宫殿名称,同时也是校书著记的地方[10]3600-3614,辽朝没发现有此名称的宫殿,故此“太庙”与“曲台”都是骈体文写作需要而借用中原的典故,并不表明辽朝已经有了中原王朝意义上的“太庙”,刘凤翥先生释读契丹小字《兴宗皇帝哀册》中的“太庙”[24]177亦应如此理解。

至辽朝末帝天祚皇帝在位时,才于乾统三年(1103)十一月,追封了太祖的曾祖萨剌德为懿祖、高祖耨里思为肃祖[2]320,完成了仿效唐初制度,追尊开国皇帝太祖的四代祖先为皇帝[2]1449。但是还不够中原王朝所谓的“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的标准。在辽末,耶律章奴反叛天祚皇帝,被捉后“缚送行在,腰斩于市,剖其心以献祖庙”[2]333,说明在天祚皇帝冬捺钵中的庙是祖庙,非严格中原王朝意义上的“太庙”。

前引王易《重编燕北录》还记载:“七祖眷属七人,俱是木人,着红锦衣,亦于木叶山庙内取到。”[22]283即耶律阿保机至耶律宗真七位已故皇帝眷属的木人即皇后的“神主”,也不配享在捺钵中对应皇帝的庙中,而是被供奉在木叶山庙内。可《辽史》中“爇节仪”的记载与此不同:“及帝崩……穹庐中置小毡殿,帝及后妃皆铸金像纳焉。节辰、忌日、朔望,皆致祭于穹庐之前。”[2]838那么,《重编燕北录》和《辽史》上述的记载哪个有误呢? 从《辽史》中的“瑟瑟仪”“柴册仪”“皇帝纳后之仪”“贺生皇子仪”“贺平难仪”“立春仪”“再生仪”等辽朝皇帝参加的各种仪式中,都是拜祭“先帝御容”“诸帝御容”,而不是拜见先帝与后的御容,说明《辽史》的记载可能有误。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辽史》所记的是在皇帝直属的诸宫卫中设有穹庐,内置小毡殿供奉着宫卫主人及后妃的金像。通过王易的记载,我们知道在契丹人圣山木叶山的始祖庙中,辽朝已故诸帝皇后的神主木人,身穿红色锦衣,与传说中契丹人女始祖赤娘子①“赤娘子者,番语谓之掠胡奥,俗传是阴山七骑所得黄河中流下一妇人,因生其族类。其形木雕彩装,常时于木叶山庙内安置,每一新戎主行柴册礼时,于庙内取来作仪注,第三日送归本庙”,参见王易《重编燕北录》,《中国野史集成(先秦—清末)》第十册,巴蜀书社,1993年。一同被供奉着。

总之,辽朝所谓的“太庙”并不是严格按照中原传统政治文化的规定而建立的天子宗庙,而是供奉已故皇帝的庙。但是,到辽朝中后期,由于受正统观念的影响,辽朝开始仿效唐朝追尊四世祖先为皇帝,耶律宗真追尊了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父、祖为皇帝,上有庙号,天祚帝耶律延禧追尊了阿保机的曾祖和高祖,上有庙号,至此辽朝也只是在形式上具备了所谓的“四亲”庙,高祖的父和祖父的二祧庙还是没有具备,没有达到所谓的“天子七庙”的标准。包括义宗耶律倍、顺宗耶律濬和章肃皇帝耶律李胡以及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祖先等在内的追尊皇帝,不论有无庙号都没有供奉在所谓的“太庙”中,已故皇后的神主也不配享在相应皇帝的庙中,而是与传说中女始祖赤娘子一同供奉于木叶山庙中。因此,尽管辽朝吸收和借鉴了中原的太庙制度,但非全盘照搬。严格意义上说,辽朝所谓的“太庙”只是曾经在位的已故诸帝的“先庙”或“祖庙”,而且还是由可拆卸的毡帐和可移动的毡车组成,前面放置纛,处于草莽之中,跟随皇帝四时捺钵,与中原王朝的太庙为固定建筑物有别。

综上所述,皇帝死后立有庙号在太庙中进行奉祭,为中原王朝的封建宗法祭祀制度之一,辽朝吸收和借鉴这一制度是在耶律隆绪即位后,统和二十六年(1008)始臻完善。由“随帐郎中”焦习撰写于辽穆宗应历九年(959)的《沙姑墓志》“赞”中的“太祖”,并不表明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在穆宗时已经有了庙号,而是因骈体文写作需要,根据中原儒家文化传统而使用的词语。辽朝皇帝尽管在耶律隆绪在位期间实行了庙号制度,但一直没有严格意义上中原王朝“天子七庙”标准的太庙,只有供奉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为首已故皇帝的“先庙”或“祖庙”,耶律阿保机祖先、耶律倍、耶律李胡和耶律濬等被追尊的皇帝不供奉其中,已故皇后也不配享其中,身披红色锦衣的已故皇后神主木人是与契丹人传说女始祖赤娘子一同被供奉在木叶山庙中。辽朝的“先庙”或“祖庙”是由毡帐和毡车组成的,跟随皇帝四时捺钵。由于辽道宗时出使辽朝的沈括见到了在夏捺钵中供奉着耶律阿保机以来的七位皇帝的“七祖殿”——先庙或祖庙,于是便以中原人的观点认为是辽朝的“太庙”。辽朝的先庙或祖庙之所以会与中原王朝太庙有如此大的差异,是由于辽朝实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因俗而治”[2]685统治政策所导致的,因此,辽朝的庙号及先庙或祖庙制度也是其蕃汉杂糅特殊社会面貌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