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军， 张文忠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上海 200093)

数字化转型升级正全面渗透至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加速改变了全球的数字化生活状态，传统线下行业受到极大的冲击，各类在线服务的新增需求迅速出现。为推动经济回暖，全国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已经启动，数字基础建设投资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板块，数字产业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关键时期，亦使从事数字化内容生产与运营的数字出版专业人才迎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面对数字化生态新现状及各类数字技术的新运用，专业人才的培养亦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形势、解决新课题。

1 现状与问题

2019年12月，我国数字出版专业正式开设以来首部统一教学规范《高等职业学校数字出版专业教学标准》(修订稿)制订完成，规定了高素质技术技能型数字出版人才的培养需要围绕数字出版技术进步、生产方式变革、岗位工作要求，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与培养形式上遵循职业教育和人才成长规律，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数字出版业务相关的实习实训，不断提高业务技能和岗位技能，强调职业技能与职业素养并重，适应新时代数字出版人才的创新能力和专业素质要求[1]。

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要战略，通过学校和行业企业相互配合、联合教学，达到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同时增强企业的社会竞争力，推动区域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然而，随着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广度与深度的不断拓展，联合培养中的合作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综合最新的相关研究可以归结如下：

首先，校企双方的根本利益目标存在偏差，往往会导致人才培养质量要求上的偏差。许磊[2]指出，如果企业看中的只是实习生作为廉价劳动力，学校看中的只是减少教学成本，校企合作易形成放羊式的顶岗实习，无论何时送入企业，送入企业的时间有多长，都很难提高培养质量，甚至会给学生的学习管理带来困难。其次，校企合作利益平衡机制不完善，影响企业参与意愿。万兵[3]认为，校企合作中学校通常只负责常规教学工作和一些力所能及的企业服务，一般不负担其它成本，而企业则需要负担各类显性和隐性成本如实训场地设备、原材料、学徒工资，以及日常管理负担增加和生产效率降低等，总体而言双方之间存在较明显的投入不对等状况。此外，学校的体制属性与管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企业处于弱势地位，制约了校企合作的深化。刘杨、林春英[4]指出，在校企合作的管理中通常以学校为主，对企业的合作地位认识不足，仅把企业当成学校教学的一个实习场所与师资提供方。企业很难参与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教学质量管理，并缺乏明确的问责制度和切实可行的问责方式，缺乏开展长期合作的可行度。

长期以来，我国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模式上一直强调以市场化为基本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社会性错觉，似乎只有走纯粹的教育市场化的道路，才能激发校企合作的活力[5]。然而事实上，产教融合作为不同社会属性主体的结合，要整合具有公益性的教育资源与具有经济性的产业资源，推动人才的市场供需对接，绝不意味着政府主体责任的弱化，相反更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参与。2017年《国务院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将产教融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融入经济转型升级各环节，贯穿人才开发全过程，形成政府企业学校行业社会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因此，推动产教融合深化发展，政府角色绝不能缺位，还要进一步强化政府主体责任，正确发挥职能，形成多方联动、协作共赢的格局。

2 “三螺旋”理论视域下的“产学政融合”模式与特点

“三螺旋”模型理论(Triple Helix Model)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美国社会学家亨利·埃茨科维兹(Henry Etzkowitz)提出的一种非线性螺旋式的创新模式[6]。在“三螺旋”理论下，政府、产业、高校，因共同目标而产生的螺旋式联接关系，三者相互协同、交叉影响，共享共赢。这种“产学政融合”模式不同于政府监管下校企直接对接的产教融合模式，强调了三方主体间的联动、耦合，从而产生螺旋式提升效果，两种模式在运行机制与功能上具有根本性区别(如图1)。

图1 从“产教融合”模式到“产学政融合”模式

在培养数字产业发展所需人才的目标下，基于“三螺旋”理论所提出的“产学政融合”模式提供了新的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思路。政府、行业企业、高校三方在各司其职的前提下，充分交互，权变选择合作方式和内容，推进合作深化，共育专业人才。“产学政融合”培养模式的优势特点主要体现如下：

首先，推动专业人才供给侧与需求侧对接。人才供给侧通过人才数量、人才能力的演化影响需求侧演化，同时，人才需求侧通过对市场需求和人才需求结构的演化影响供给侧的产出变化，并进而与数字产业发展产生双向调节的作用。政府通过制度的有效协调，促使市场向效率更高、质量更好的形态演进，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演化增长的视角下，可持续增长是在供给侧、需求侧以及协调供给与需求的制度侧的协同演化展开的，它表现为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有效匹配与协同升级。[7]在此意义上，政府的参与对人才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的演化产生系统性的影响，从而推动两者紧密对接。

第二，赋能企业培养与学生学习的双向发展。数字出版是一门实践性强的应用型学科，对专业人才的要求除了相关理论知识外，还应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创意能力、技术应用能力等。因此，为了满足新形势下社会对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的需求，必须进一步提升企业培养力度，同时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产学政融合”模式下，政府、企业、高校三者共同确定长期人才需求目标，一方面强化学生内心自主的意识，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使之成为学习的主导者，按需学习、自主学习，从而实现教与学的方式变革；同时，企业进一步意识到打造遴选适应行业发展及增强企业竞争力的人才平台的重要性，而非简单的教学合作，其作为教育参与者的角色职能转变为寻求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工作，从而使企业重建师生关系、教学关系，提高企业对联合培养的重视程度。

第三，助力产教融合深化与长效运行。数字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各级政府应根据各类文件精神，发挥自身政策制定职能，把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各项扶持政策及国家规定的校企合作优惠措施实实在在地给予到企业与学校。对企业来说，《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中明确指出“企业因接收学生实习所实际发生的合理支出，应依法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同时企业可以享受资金扶持、教师编制落实等政策，加强企业参与合作办学的综合效益。对学校来说，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在教育用地、专业设置等方面予以倾斜和支持，鼓励学校主动与数字出版领先企业深度合作，着力提升学校服务数字产业转型升级的能力，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并提高校企合作管理效率，从而建立校企合作深化长效运行机制。

此外，支持创新挖掘增长动力。为加快数字产业发展及数字化转型升级，政府设立了大规模的数字化基础建设投资，支持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产学政融合”下各方通过设立孵化器，积极倡导知识产业化，高校把新知识从科研领域转向经济领域，并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企业积极参与各类创新项目的培育与辅导，招募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政府扮演积极干预主义者角色，对企业、高校赋予更多合作机会，鼓励组织间的相互作用以激发组织的创新力，积聚学校师生与企业技术人员的创新力量，探索创新之路。

3 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机制创新的策略与实施路径

当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进行，数字化生态转变成为当前经济发展中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面对亟待解决的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改革的问题，需要新的方向、新的方案、新的选择。“产学政融合”培养模式是“产教融合”的深化与创新，实现生产关系调整从而激发专业人才培养发展的活力，对高素质数字出版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工作具有实际操作意义。

3.1 重构边界，连接共生

数字出版不仅仅是内容产业，而且与现代商业、服务业、信息产业融合越来越紧密，要抓住数字时代中的机会，从事数字出版的企业与开设相关专业的学校就必须判断在哪一个市场边界具有较大的消费规模和发展潜力。与市场主流保持与时俱进，才有可能抓住整个行业快速发展的契机，顺势而为实现企业的突破性发展，同时也带动区域经济、行业和人才需求的发展。作为经济与行业运行发展的引导者与规则制定者，政府参与下的“产学政融合”培养模式，会促使校企双方眼界大开，由此成为数字化领域的领先者。同时，与校企的深度结合，也促使政府获知更多的行业信息、技术趋势及市场反馈，使区域政府能制订更为准确的行业发展规划与目标，针对性打造技术技能人才的专业核心优势。

同时，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数字化生态的迅速转型，产业环境与行业边界处于不断变化中，对产业转型升级中因各类因素相互作用而创造出的新机会与新趋势的判断越发困难。在这种困难的背后，存在一个本质性的问题：组织的绩效不再由组织内部的因素约定，而是由围绕在组织外部的因素决定，即使组织内部已经做得非常好，甚至远远领先于同业，但依然无法逃离被淘汰的可能性[8]。当下，数字出版相关企业、学校与区域政府都处在复杂的产业网络中，政府不仅是经济发展运行的倡导者，同时也要担当好参与者的角色，只有与行业企业与高校共同联合起来形成共生体，群策群力、积极应对、强力推进，才能实现共同发展，进而促进专业人才的需求与培养。

3.2 资源优化，协同创新

人才培养离不开人力、财力、物力投入，尤其对于数字出版人才来说，技术应用与技术创新能力是数字产业转型升级成败的关键因素，在“产学政融合”培养模式下，各方需要调动优势资源，科学配置，加强规划与管理，提高资源利用效能。资源优化整合从政府来说，包括大力支持研发数字高新技术，规划布局重点行业的数字化建设，加快推进5G网络建设，组织实施数字技术产业化专项工程，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支持扶植“产学政融合”项目等；对企业来说，包括将真实项目作为人才实训内容，配备具有丰富经验的人才导师及实训学习环境等；对高校来说，要给“产学政融合”更大的资源配置权和发展空间，在资金、无形资产、人力资产、信息技术资产等向优质项目、优质人才聚集。

在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上，“产学政融合”培养应立足数字产业发展规划实际，面向数字科技发展前沿，以经济发展需要和市场需求为导向，合理选择数字出版专业人才培养协同创新的重点领域和核心环节。在创新规划协同方面，加强对技术重点领域的研究与应用，加大对产业化共性技术和高科技项目的重视，从而打造专业人才集聚优势。在创新主体协同方面，需要改变以往的高校主导地位，区域政府与企业要紧密把握市场需求，与高校共同开展实行“一站式”深造、“一条龙”培养。在人才协同方面，需有由产业发展规划、技术应用与创新、教学与科研的相关人才共同组建工作组，健全人才管理与激励机制，围绕项目优化配置人才，充分发挥人才作用。

3.3 布局前沿，战略扶持

能否站上数字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风口，决定着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效。深圳、杭州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始终能在数字产业变革的最前沿，捕捉机会，并得益于专业人才的大量培养。在当下新一轮数字产业发展变革中，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应用需求愈发强烈，“产学政融合”培养模式下的各方需要顺应产业趋势，开放更多产业链应用场景，发挥“数字化+”效应，奋力抢占产业制高点，瞄准培育具有国际国内竞争力的数字出版产业项目与人才，组建产业转型推动共同体，实现政府引导下的产业抢先布局。

在互联网的推动下，数字化发展已不仅是地域性竞争，需要建立全球性先发优势才能获得成功，因此，政府、企业、高校均需深刻认识数字产业发展的紧迫性，加紧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和项目孵化，从政策上和行动上把握这一历史机遇。这其中，“产学政融合”下的各方联合金融机构及科技中介等主体，共同设立产学研孵化器是对高素质人才培养进行战略扶持的重要实践模式。在孵化器运作过程中，高校与企业共同负责项目引入、人才输送、项目辅导与技术研发应用，政府在政策给予相应的支持，并引导银行机构和创投机构与平台对接，搭建优质项目孵化平台。通过该平台上的各类项目创新，实现对优秀人才的选拔，群体跃进，不断积累产业突破的能量。

3.4 顶层设计，强化保障

要实现数字出版技术技能型人才队伍的高质量发展，政府、企业、高校需要共同做好“产学政融合”模式的顶层设计，需要重视以下方面的内容：一是发展愿景构建。针对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的长期目标，抓住突破的关键点，有针对性地构建“产学政”模式的发展愿景与各级目标。二是合作理念构建。根据政府、企业、高校合作各方对教育价值认同的理想追求，既能体现先进的教育思想，又能通过奋斗实现，体现切合实际的、可实现可操作性的合作思路，主动适应区域数字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三是特色专长构建。数字出版工作涉及专业技术知识面广，不仅需要具备网络信息采集编辑能力，还包括图像处理、音视频制作、界面设计、虚拟现实制作等技术应用能力，因此在系统综合学习基础上，各方需要依据产业发展规划方向，对部分能力进行重点学习培养，从而构建专业人才核心竞争力。

同时，“产学政融合”模式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相关的法律和相应的规章进行保障。德国“双元制”是由国家立法支持的校企合作办学制度，在法律基础之上建立了一系列的法规明确了企业和学校各自应承担的教学实践的任务与师资安排；加拿大政府则通过立法规定了由行业所设立的人才资格体系认证标准，同时规定了人才培养体系中政府、行业企业、培养机构各自应承担的职责。因此，参考国外的先进经验，使我国的“产学政融合”模式能够沿着良性的轨道向前发展，需要出台人才发展体制改革、企业利益保障、校企合作运行规范等一系列制度措施，从经费支持、发展引导、平台搭建、管理制度等方面统筹兼顾，全方位为人才培养提供良好环境，打造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优秀数字出版专业人才。

4 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数字产业发展离不开高素质数字出版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新的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应用不断为数字出版工作注入新的活力，促进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升级，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要求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做出相应调整。基于“三螺旋”理论的“产学政融合”培养模式，是对传统产教融合模式的深化，通过政府、企业、高校共同参与人才培养，提升协同育人的总体效能，旨在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专业人才，契合区域经济与数字产业发展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