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吉他似乎成为了毕加索立体主义的灵感来源之一。曲线型的琴身、矩形与圆形的结合、类人的外形以及充满侵略性的寓意，这些似乎都吸引着毕加索的不懈探索。在蓝色时期之后，毕加索似乎被哈乐昆和来自远古非洲的艺术吸走了大部分的注意力，忽视了吉他和曼陀铃。直到原始立体主义这一阶段结束，从分析立体主义开始，毕加索和好友布拉克才开始大量创作关于吉他和曼陀铃的作品。

关键词：毕加索;乐器;审美意蕴

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 1881-1973），现代艺术璀璨的明珠，无法让人忽视的名字，立体主义的开创者之一，一生创作超过三万幅作品，其绘画的独特性、新颖性对无数后来者产生深刻影响。然而，在他的创作生涯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其绘画风格如何多变，总有许多不变的要素，首先是其绘画作品中无所不在的女性人物，其次是毕加索本人化身的牛头人米诺陶斯，这二者的形象广泛出现在毕加索的艺术作品中。但是，还有一件物品——吉他，以及类似吉他的诸多乐器，如小提琴、曼陀铃等，也贯穿了毕加索大半个创作生涯。毕加索在1912-1914两年间制作了70余把吉他雕塑，那么吉他这类乐器对于毕加索而言有何特殊意义？为什么毕加索对于这一类的乐器情有独钟，而不是其他的乐器;是因为音色？还是因为它们流线型的线条？或者是其几何形的构造，符合他对于立体主义的期待？

想要解决上述这些问题，我们就要仔细研究出现这些乐器的绘画作品，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又在什么时候大量充斥在毕加索的生活之中，而又在什么时候结束的。

在分析吉他在毕加索绘画中的重要性之前，首先要了解吉他、曼陀铃其本身的来源、历史，及其在西班牙、欧罗巴的地位、文化。

从16世纪到现在的四五百年间， 吉他从琉特琴和维拉尔琴演变而来，它的发源地就是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人们或许熟知西班牙吉他是弗拉明戈的主要伴奏乐器，却鲜有人知西班牙的古典吉他其实对世界上的众多音乐文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

在西班牙，吉他那忧郁的音色，浪漫的曲调，无不铭刻在西班牙人民的骨子里，这也恰好契合了毕加索蓝色忧郁时期的画作，但并不局限于此，弗拉明戈独特的热情也融入了吉他之中，这与毕加索逆向的隐喻相符。

曼陀铃，起源于意大利，因其貌似杏仁故得名于曼陀铃。众人对于这“西班牙贵族青年的罗曼斯”印象多来源于歌剧《唐璜》中，主人公在窗下用曼陀铃演奏小夜曲。同时，曼陀铃在欧洲社会主义人士眼中，是属于“小人物”的乐器，不是高高在上的贵族式的布尔乔亚的乐器。纵观曼陀铃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曼陀铃在乐器史上的尴尬地位。它并不属于高雅的管弦乐队，但若将它归于狭隘的民族乐器，就又忽略了它从中世纪以来风靡欧洲的事实，这也是得无数底层人民弹奏曼陀铃或者吉他，而在演奏厅却十分少见的原因。

自1903年以来，毕加索进入了蓝色忧郁时期，创作了关于社会底层穷困潦倒的平民绘画。这一系列的画作是毕加索在《人生》这幅旷世巨作完成之后进行的，名为“殉道者系列”。

《老吉他手》（如图1）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画作中老人的头颅低垂，面容枯槁，右手无力地弹拨着吉他弦，正对画面的耳朵似乎在费力地倾听着什么。约翰·查理德森曾将这几幅画中蕴含的意味称之为一种逆向的意义隐喻。一个聋哑人抱著吉他在那里弹唱，饥饿的人盯着空盘子。在《老犹太人》中，这种逆向隐喻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年老的、失明的、枯瘦的老犹太人和年少的、眼睛炯炯有神的少年形成对比。在画中，我们可以发现，老犹太人的形象和毕加索父亲的形象相似，而少年似乎隐喻着毕加索本人。岁月的冲突，容貌的对比，令人不禁思考，在这种逆向的隐喻之中，《老吉他手》中的吉他似乎不只是象征着声音，还有其他意味。然而在蓝色时期，毕加索已经充分认识到吉他和西班牙的内在联系，无论是忧郁的音色，还是西班牙热情似火的弗拉明戈舞曲，都融入在吉他的一根根弦之中，都与毕加索蓝色时期的画作契合或者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毕加索画中的一种特殊的反向隐喻。

毕加索曾经说过：“实际上唯有爱最为重要，无论是什么，他们应该把画家的眼睛剜掉就像对待红腹灰雀那样，以便让它们唱得更动听。”那么毕加索是否因此将象征着热情奔放的吉他和象征着苦难的聋哑人结合起来，是否因为它们受过如此苦难而创作出如此美妙的音乐，还是说要创作这样的杰作必须经受如此苦难？

在蓝色时期之后，毕加索似乎被哈乐昆和来自远古非洲的艺术吸引了大部分的注意力，而忽视了吉他和曼陀铃。直到原始立体主义这一阶段结束，从分析立体主义开始，毕加索和好友布拉克才开始创作关于吉他和曼陀铃的作品。这其中缘由如何？

在此之前，需要大致了解立体主义的种种事项。

库尔贝，被阿波利奈尔称之为“立体主义（新画家）之父”，他强调所描绘事物的强度和重量。而对立体主义产生巨大贡献的塞尚，则是希望通过自己观看自然的方法和对待事物辩证的态度影响一代新画家。

约翰·伯格认为：

这是一种新的凡俗性，他们希望成就一种真正现代的艺术——属于新世纪的一种艺术……对象的选择强调所有物的凡俗性。因为那是廉价的、大量制造的结果。确实，偶尔他们也画小提琴和吉他（因为布拉克喜欢音乐）但他们不会另眼相待他们，最重要的，他们也是人造物。立体派画家似乎想要歌颂一种以前从未被艺术认可度价值：制造物的价值……他们认为（虽然他们没有一个人会这么说）：意识是一种高度结构化的事物的属性……他们开创了艺术的过程（而非静止的存在状态）展现的可能性[2]。

在书中，约翰·伯格将立体派对于吉他这类乐器的绘制归于布拉克对于音乐的喜爱，这点令人难以信服，即使毕加索和布拉克关系要好，也不可能使吉他或者曼陀铃贯穿毕加索绘画的一生，这其中应当有相应的内在逻辑联系。制造物的价值是其一。制造物其本身的形状、历史或自身代表的含义，也是考虑的要素。在毕加索诸多立体主义作品中，吉他能占有一席之地，原因必然不只是布拉克。

尼古拉斯·玛利亚·洛佩兹曾在毕加索编辑的《青年艺术》中发表过一篇文章《吉他心理学》。在文中，他将吉他比作女性，是一种乐器：供男人玩乐的被动乐器。就像一些女性一样，吉他给人以叛逆的感觉，却又如奴隶般屈服。可以肯定的是毕加索受到了这篇文章的影响，但不同的是，毕加索并没有简单地将吉他比作女性，而是，将吉他作为一种具有攻击性的、男性的、自我的象征，而用曼陀铃来比作女性，或者说是他情人的标志。

这样，吉他就和毕加索创作的绘画的重点联系起来了，自我和女性。

艺术家都是自恋的。当毕加索发现有一种乐器能代表如此多的含义，他又怎么不会去使用它呢？吉他如是，曼陀铃也是一样的道理。在1909年之前，毕加索便已经开始创作拿曼陀铃的女人这一系列画作。在1910年又创作了一幅《拿曼陀铃的女人》和《拿曼陀铃的少女》（如图2），在1909和1910年布拉克也绘制了《拿曼陀铃的女人》，形式大同小异。似乎自1909年起，毕加索和布拉克开始大量创作关于曼陀铃的作品，甚至毕加索的画室就挂了两把曼陀铃，一把就挂在特别显眼的地方。“直到1914年毕加索都会去参观每一届秋季沙龙（包括独立沙龙），去观察其他画家的进展，也参观更为进步的老艺术家和现代艺术家（格列柯、安格尔马奈、塞尚、高更）的回顾展……1909年秋季沙龙的轰动事件是展出了25件柯罗的人物画……一件作品描绘一位手握曼陀铃、沉思的吉普赛少女，柯罗是为自己创作的……布拉克喜欢柯罗的模特们总是拿着一把乐器却很少弹奏的样子，这样总是能够建立一种寂静……更有一种神秘感。”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1909年之后毕加索和布拉克大量创作关于曼陀铃作品，而其中最为杰出的便是《范妮·泰利耶》（《拿曼陀铃的少女》），我们甚至可以发现这幅画和柯罗的那幅《拿曼陀铃的吉普赛女孩》（如图3）的相似性。

自1909年起，毕加索对于吉他的创作已经不局限于其本身的意义，而是将其分析、重组。在综合立体主义中，吉他自身的形状带给了毕加索非凡的灵感。在1912年秋毕加索创作了一件吉他雕塑作品、一件首次用纸板钢丝等制成的雕塑，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青铜、石膏。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珍藏着这件艺术品，它是如此的著名，而且已经被定位为现代雕塑、抽象艺术、认识论调查、合成的立体主义等的起源，但它仍然具有绝对新颖且令人惊讶的特点，”绘画与雕塑部主管安妮·乌姆兰说道……

1912年10月，艺术家致信勃拉克，提到了他的这位朋友的拼贴材料，“我正在利用你最近的纸质及粉状的剪贴程序。我正处在设想一把吉他的过程之中……”[3]

就这样，第一件不是由青銅石膏灌注的雕塑就这么诞生了，这似乎挑战了传统意义上的雕塑形式。当然，观众对于新鲜事物也是抱有疑惑的，这真的是雕塑吗？这算是艺术吗？对于疑惑，毕加索回应道：“它什么都不是，它就是吉他！”“既然我们已经不再尝试让生活融入艺术，那么，艺术终将融入生活。”结合立体主义的思想，可以发现，毕加索他们将吉他这类乐器，一种普世的、难登大雅之堂的器物，变作艺术作品本身，变成了可以挂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的作品。可以说他是叛逆的，或者是侵略的，他将自己的理念、将西班牙的文化、将一种反布尔乔亚的艺术带向了巴黎，带到了欧罗巴艺术的中心。

在这之后，有关吉他的作品层出不穷，无论是雕塑还是绘画，MoMA曾做过毕加索1912-1914的个展，仅有关吉他的作品便不下70件。

吉他似乎成为了毕加索立体主义的灵感来源之一。曲线型的琴身、矩形与圆形的结合、类人的外形以及充满侵略性的寓意，这些似乎都吸引着毕加索的探索。

毕加索在绘画中试图用最简单的线条和形状来表现人物，用最为简洁的形体、体块来作为人物的主体。我们可以发现在1914年创作的《拿着烟斗的男人》（如图4）中这个男性形象和吉他的相似性，画作中琴头对应人的脑袋，琴箱对应人的躯干，吉他似乎就是一个很好的素材。

在这些年中，毕加索创作了大量类似的画作，进行了大量的实验，从1914年《坐着的男人》中可以看出，人物形象的结构化、几何化，形式中都有吉他的痕迹。吉他，在毕加索眼中可以说是一个模板，一个原初的形象，在这个形象上分解、加工、改变，最后成为一幅崭新的、不同的画作。

参考文献：

[1]谢佳音.西班牙音乐文化的精髓——吉他音乐[J].音乐生活，2014（11）：28-30.

[2]伯格.毕加索的成败[M].连德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兰迪.吉他课[J].宋橙，译.世界美术，2011（4）：55-62.

作者简介：周子淳，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