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来提·乌布力

摘 要：焉耆是汉代重要的绿洲城邦，也是西域佛教中心之一。七个星遗址是焉耆盆地重要的佛教遗址，这里发现的许多精美佛教造像与壁画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焉耆七个星佛教造像艺术是中国艺术史乃至世界艺术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七个星佛教造像取材讲究，雕刻技法娴熟，造型美观大方，人物形象甜美安宁、雍容典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焉耆类型”。

关键词：佛教造像;工艺;造型;艺术特色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数千年来，许许多多珍贵的艺术品流传了下来。在这不胜枚举的艺术珍品中，雕塑是很重要的一个门类。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人们逐渐掌握了石、泥、木的性能与使用方法，创造出原始的雕塑艺术品。佛教造像艺术是雕塑艺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重要的人类文化遗产。公元前1世纪，佛教经克什米尔传入新疆地区，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发展，产生了独具特色的新疆佛教。新疆拥有我国时代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石窟群。闻名遐迩的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的早期洞窟也深受新疆佛教石窟艺术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成为新疆地区的主要宗教，形成了于阗、龟兹、高昌三大佛教文化中心。各地的寺院、译经、壁画等佛教艺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各地高僧辈出、寺塔林立。千年间，以鸠摩罗什、法藏等为代表的西域高僧为传佛法持箧东进;法显、玄奘等中原大德为求真经负笈西行，经年络绎不绝。

焉耆绿洲城邦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西接龟兹，东邻高昌，是西域重要的绿洲城邦。《汉书·西域传》载：“焉耆国，王治员渠城，去长安七千三百里。户四千，口三万二千一百，胜兵六千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与乌孙接。”①焉耆位于汉代丝绸之路北道的主干线上，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北魏在焉耆设军镇，留军驻守。这一时期，佛教得到空前发展，同时丝绸之路畅通，文化艺术交融，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大融合。640年，唐朝设安西都护府，辖天山南北。644年，置西州道行军总管，出银山道，初置焉耆都督府。658年，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晋升为大都护府，设焉耆、龟兹、于阗、疏勒四镇，史称“安西四镇”。《新唐书·焉耆传》载：“焉耆国直京师西七千里而赢，横六百里，纵四百里。东高昌，西龟兹，南尉犁，北乌孙。”②

焉耆地处龟兹、高昌两大佛教文化中心的中间地带，佛教文化兴盛。东晋高僧法显到海外求经取法时路过焉耆，记载当地“僧亦有四千余人，皆小乘学，法则整齐”。唐朝时期，玄奘西行求法路过焉耆，在《大唐西域记》中明确记载焉耆的佛教发展情况：“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8世纪时，高僧慧超行至西域时对焉耆地区的佛教发展状况有所记录：“足寺足僧，行小乘法。”以上文献清晰地记载了晋唐时期焉耆地区佛教文化的繁荣发展。

七个星佛寺遗址时代为晋唐，是焉耆盆地现存佛教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以石窟和寺院组成的佛教建筑群。该遗址位于焉耆回族自治县七个星镇，面积约6万平方米，一条自然泉沟从遗址中穿流而过，将遗址分为南、北两区。七个星佛寺遗址有不同规模的殿堂、僧房、佛塔、山门等建筑遗址93处，残存石窟11个。七个星又称“锡格沁”“锡克沁”“七格星”等，20世纪初，格伦威德尔、勒柯克、伯希和、斯坦因、奥登堡等人相继在此进行过盗掘，大量精美的雕塑和壁画流失海外，现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等。20世纪20年代后，我国学者黄文弼、阎文儒、晁华山等先后对七个星遗址进行了考察。2013年，西北大学焉耆考古队对七个星佛寺遗址的形制和建筑布局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珍贵的文物，其中的佛教造像数量多、种类丰富、制作精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这些佛教造像有两个显著特征：“首先是发现的模制像较为丰富，同一形制的塑像保存时间较长;其次是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塑像具有唐代风格。”③

“佛教造像艺术起源于犍陀罗地区，从印度民间鬼神雕像转化而来，吸收了希腊式雕像和浮雕的风格。”①佛教传入西域后，各地开始开凿石窟、修建寺庙。迄今为止，新疆已经发现的石窟和寺庙遗址有上百处。在这些佛教石窟和寺庙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精美的佛教造像，有佛像、菩萨像、天部像、守护神像、罗汉像、供养人像等。焉耆七个星佛寺遗址的佛教造像与高昌柏孜克里克、龟兹库木吐喇石窟等石窟的造像有相似之处，但又保持着独特的艺术特色。

史前时期新疆地区雕塑艺术最突出的成就是在木雕方面，石雕和泥塑艺术品比较少见。佛教传入以后，西域雕塑艺术才迅速地发展起来，尤其是泥塑艺术。焉耆盆地的自然地质条件、气候特征与当地的资源决定了七个星遗址佛教造像的选材与制作技艺，也对焉耆的雕塑制作的形式与方法产生了相应的影响。通过对焉耆七个星遗址佛教造像的考察，其佛教造像的制作方法主要是泥塑式，尽管还有木雕像、砖雕像、石膏像等其他的制作方式，但数量不多。七个星泥塑佛像的主要材料有泥以及碎秸草、芦苇等植物纤维和动物毛纤维。在泥土中加入动植物纤维，既可以使雕塑更加坚固，又能增强其稳定性。模制像也是七个星佛教造像的一大特色，“七个星佛寺遗址发现的范模制的武士，头戴尖顶头盔，身着翻领对襟大衣式锁子甲，窄袖，束腰。服饰极似龟兹地区典型的武士装束，在龟兹壁画中也可常见，被称为‘龟兹武士服或‘龟兹锁子甲。”②

这种模制像反映了当时焉耆工匠高超的技艺以及当时新疆地区雕塑水平的发展状况。

在泥土或模具完全干透后，会选择用各种颜色对造像进行彩绘。“其塑绘结合手法的运用，更多接受了唐代中原雕塑的影响。其佛教雕塑中的人物造型特征早期具有犍陀罗艺术的特点，中晚期为唐风格。”③七个星佛寺佛教造像在彩绘的过程中注重对五官的描绘与表情的把握，眉毛、眼睛、瞳孔、胡须等用墨线或者褐色的线条勾勒，嘴唇用朱红点缀，在额头的发际线处再施以红色。不同颜色的运用，使五官轮廓清晰，更具立体感，增强了人物整体感觉的自然性。

“佛教造像是佛教宣扬佛法理念的途径，佛教造像既有宗教职能又兼具审美职能。”④七个星佛寺佛教造像中不论是泥塑、木雕还是砖雕、石膏像都十分精美，造型艺术考究。考古发现表明，这里发现的泥塑造像数量较多，保存情况较好。现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泥塑菩萨像（图1）就非常著名。这件泥塑菩萨像时代大约为10世纪，高38.3厘米。菩萨像双手缺失，其他部位保存基本完好。菩萨头戴华美宝冠，黑发如墨，两根发辫垂于耳后，发型具有一定的犍陀罗风格。双眸低垂，面部表情恬静而虔诚，脸庞施以肤色，丰满圆润，是典型的七个星佛寺雕塑的风格。精美的耳珰垂于发辫之上，手臂佩戴臂钏，外穿敞口连衣裙，腰部束结，上身部分施以黑色，下部有三层裙摆为淡绿色，宽大的帔帛披于肩上，束于膝前，呈环抱状几乎包裹住了菩萨全身，衣纹褶皱清晰自然，线条柔缓，让人流连忘返。通过这尊泥塑菩萨像我們不难看出，作为石窟造像艺术中一个重要的组成元素—佛教人物的服饰，是造像工匠们探索和创造的重要环节。七个星佛寺出土的这类佛教人物形象不在少数，如现藏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的菩萨半身像（图2）和现藏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的武士像（图3）都是其中的精品。从这些造像不难看出当时焉耆盆地的社会状况以及人们的审美追求和文化高度。

新疆地区发现最早的木雕可追溯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小河墓地⑤，当然小河墓地的木雕属于青铜时代的世俗作品。新疆的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与佛教传播有很直接的联系，其中木雕佛像大多集中在龟兹与高昌两地。七个星佛寺遗址出土的木雕佛传像（图4）是焉耆盆地木雕造像艺术的代表，时代为6—7世纪，高28.2厘米，现藏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是七个星佛教造像中较为特殊的一座木雕佛像，也是少有的将佛教本生故事以雕塑的形式展现的作品。这件木雕佛传像也被称为“彩绘木雕龛像”，从内容和雕刻手法上看具有一定的犍陀罗风格，它的背面为半圆形，正面由两层边缘刻有连珠纹的隔层将佛像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上部佛的形象与中间的相似，应是游化时的燃灯佛。旁边胁侍为其持物。”①燃灯佛有头光，胁侍手中持物已经缺损。中间部分的燃灯佛立于莲花之上，左臂下垂，右手施印契举于胸前。燃灯佛左边雕刻两尊菩萨，他们面部表情虔诚，双手合十，做盘腿状。菩萨下方雕刻一位儒童，他披发低头虔诚地跪于莲花座上，应为儒童本生故事。上两层中人物身上除缠腰布外，其余部位均袒露在外，手臂圆润，双腿修长，具有印度造像的特点。下部中间用连珠纹隔层分为左右两部分，右边是手持锡杖、身穿长袍袈裟的佛像;左边则是跪着的两身供养人，手臂微屈，双手合十，头部裹幞头，身穿圆领紧袖衣，系腰带，既有当时生活在中亚地区人们的装束特点，又可以看其出衣着风格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除泥塑、木雕塑像外，七个星佛寺遗址发现的砖雕塑像也颇具特色。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连珠纹天人像（图5）就是其中的精品。这件连珠纹天人像又被称为砖雕菩萨头像，具有典型的犍陀罗风格，时代为7—8世纪，长23.6厘米，宽22.5厘米，与龟兹库木吐喇新二窟窟顶的菩萨形象非常相似。方砖内四角雕刻有卷草纹，卷草纹内是大连珠纹，在连珠纹构成的圆中雕刻一尊有头光的菩萨头像。菩萨头戴华丽的莲花纹宝冠，发髻高梳，在宝冠一侧挽一小发结，另一侧留有一缕卷发，美丽大方，线条优美，雕工精湛。双耳佩戴连珠纹花耳珰，脸庞圆润，额头饱满，五官秀美，双眼虔诚地微闭，面带柔美的微笑。整件作品大气不失精致，精美无比，将菩萨闲适、安宁、甜美、善良的形象传神地表达了出来，凸显了工匠高超的雕工刻艺。

焉耆位于汉代丝绸之路北道，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节点。七个星遗址出土的佛教造像与高昌、龟兹等地的雕像在风格与题材方面多有相似之处，反映了塔里木盆地佛教雕塑艺术和文化的交流盛况。七个星佛教造像制作方式多样，取材讲究，雕刻技法娴熟，造型美观大方，形象甜美安宁，体态雍容典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焉耆类型”。无论是其制作工艺还是造型特征，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与创造力，也是中华文化兼容并蓄气魄的真实写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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