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浅议弘治前期儒学地位强化的表现

2020-10-12卢克寒

神州·上旬刊 2020年10期
关键词:儒学

摘要:明代弘治初年,由于皇帝亲近儒学,文官集团贤良忠正,儒学在中央政治的地位得到了提升。这一改变切实促进了国家吏治的清明与士大夫阶层风气的趋正。而其具体则表现在重视儒家祭礼、打击佛道、重修经筵等三个方面。

关键词:明孝宗;儒学;儒家士大夫

明代弘治一朝一向被认为是明朝政治较为清明,百姓生活安定的时期。并有着“弘治中兴”的美称。而历代史家之所以对于弘治一朝大加赞誉,则与弘治初年儒家士大夫在政治上获得主动,传统儒家意识在朝堂之上有所复兴的情况有着紧密的联系。

对于儒家士大夫而言,弘治皇帝的即位为重整朝政士风,恢复与提升儒家政治影响力提供了可能性。在弘治帝即位后的数年间,儒家士大夫针对成化末期儒学在政治与士风中影响衰微的情况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最终使得儒学的地位与影响在弘治初期重获提升。而其具体体现在重视儒家祭礼、打击佛道、重修经筵等三个方面。本文拟以《明实录》文本为中心,重点探讨弘治初年儒学在此三方面的强化。

一、对于传统儒家祭礼的再重视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礼科等多科给事中以结交太监内侍,施方术蛊惑人心等罪名上疏弹劾李孜省、邓常恩等人。此举很快得到了明孝宗的回应,皇帝表示李、邓“引用奸邪左道害正”,应“置诸重罪”(1)。弘治朝对于成化弊政的拨乱反正自此开始。

对于儒家士大夫而言,弘治皇帝的即位为重整朝政士风,恢复与提升儒家政治影响力提供了可能性。在弘治帝即位后的数年间,儒家士大夫针对成化末期儒学在政治与士风中影响衰微的情况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最终使得儒学的地位与影响在弘治初期重获提升。其具体体现在重视儒家祭礼、打击佛道、重修经筵等三个方面。

弘治元年三月乙丑,吏部尚书王恕上疏言事称:

“皇上视大学释奠先师孔子,当奠币用乐爵,当三献分献官,当陪拜伏奉。圣旨分献官、拜礼准行,其余仍旧。臣窃又以为,我朝列圣即位之后所行之礼,有一行而不再举者惟耕猎田及幸太学二事。然耕猎田有奠币,三献斋戒省牲之礼,何独于幸太学释奠而乃不然乎昔?”(2)

随后,王恕通过列举太宗朱棣“视学躬行,一奠四拜”的尊师之举,对于恢复并提升孔子祭祀礼仪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最终奏疏中的建议得到了孝宗皇帝的认可,并下旨按永乐年间之规恢复祭孔之礼。王恕作为弘治初年的吏部尚书,不仅在政治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是文官集团的领袖。因此,王恕对于孔子祭祀礼制的谏议实质上也代表了广大儒家士大夫的意见。

从王恕的奏疏中看,对于孔子的释奠在弘治之前确实应有一段不被重视的时期,而在冷落孔子释奠的背后,则是成化以来官场风气的污浊。巡抚山东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吳陈孜上疏言“近来人心巧于趋避,赏罚不当间亦有之”(3),确切的反映了当时士大夫群体的真实情况。要求将孔子释奠重新提到国家祭祀的重要地位上,不仅有利于士大夫对于皇帝“正君心”的要求,也有利于在士大夫心中重树儒家理想。

统观弘治一朝,朝廷对于孔子祭祀重视的程度十分之高。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博物馆现存弘治十六年祭文宣王文碑一座,祭文反映了当时该次的孔子祭祀是由钦差镇守太监亲自主持并献祭的事实。镇守太监作为皇帝在地方监管军政的心腹,地位显赫,但仍需亲自告祭孔子。孔子祭礼在弘治时期的地位之高,可见一斑。

二、对于释道二教的抑制

鉴于成化帝宠信李孜省、继晓等淫僧妖道而祸乱朝政的教训。弘治朝的文官集团在孝宗即位伊始就对成化时期的僧道问题大加挞伐,各科道给事中、御史先后上疏,无一例外要求整治成化时期遗留的僧道过滥的问题。在将李孜省、邓常恩等人罢黜之后,士大夫开始针对释道问题提出新的要求。具体而言,士大夫希望皇帝能够撤除斋醮,拆毁寺观,勒令僧道还俗。其目的是在清除佛道对于政治影响的同时,彻底压制佛道势力的增长。

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丁卯,吏、礼、工等部对成化时期由传升制度进位的相关人员进行了整顿。吏部方面,传升官员但凡有“乐舞生、道士出身者”则“冠带闲住”;礼部方面,僧道录司一百余人被剥夺禅师、真人的封号,并“除僧官一百一十余员。道官一百二十余员俱带衔闲住”(4)其余外来佛子、国师,俱令遣返。

很快,北京的政策变化波及到了南京。同年十月壬午,礼部进言,计划精简南京僧道录司等机构的人员设置,这一举措使南京僧道录司人员锐减。僧录司仅留“右善世、右讲经、左右觉义各一员”;道录司亦只留“至灵二员,左右玄义各一员”,余皆“带衔闲住”(5)对于政治机构内僧道人员的裁撤一方面降低了佛老在政治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

然而这并不是儒家士大夫的根本目的,十一月丙申,陕西、南京等多道监察御史上疏要求“将一切左道冒宠之徒悉置典刑”,并一一查勘寺观与僧道名籍,“不系古籍者不守清规者悉令拆毁还俗”(6)。至弘治元年,左都御史马文升又奏请驱捕京城内的“妖术人”,并拆毁私创寺院,遣散无度牒的道童僧人(7)。可以看出,士大夫对于日益日渐泛滥且难以管控的僧道群体有着相当的忧虑,而这样的忧虑并不是无中生有。明代中叶,佛道势力不仅对于明朝的中央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进一步在民间思潮中蔓延。如要强化儒家政治意识,就有必要在中央与地方同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因此,遏制佛道发展是一种让儒家思想重新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取得绝对统治地位的手段。而弘治年间的宗教政策虽不似嘉靖初的废淫祀、毁佛寺般来的激烈,却受到了不错的成效,实质上是弘治朝政风趋正的表现。

三、经筵制度的重举

明代的经筵制度本质上是儒家用以教化和约束皇帝的制度,然而由于是否举行经筵的权力仍然在皇帝手中,所以有明一代经筵屡废。至弘治一朝,经筵制度的举行周期相对频繁且规律,这种状况的出现与士大夫的努力以及皇帝本人的勤政息息相关。

抑制佛道与重兴儒家制度是儒家士大夫谋划儒学复兴的一体两面,因此这两方面的建议也往往同时出现了文臣言事的奏章中。成化二十三年,在陕西、南京多道御史的奏疏中,第一条就重点提到“勤正学欲”“锐意经术”,并赞扬皇帝“居宫苑之时少,居讲筵之时多”(8)同年,工科给事中童应玄等言五事,亦首言“养圣心”又云“讲学所以涵养此心”(9)而彭城卫千户陈祯在奏中则建议调用善于言事之官于京都近地,并参与经筵侍讲(10)。经筵作为为数不多向皇帝传授儒家经典的途径,素为儒家士大夫所重视,而对于经筵本身的重视与否也反映着皇帝对于儒家思想的接受程度。在《明孝宗实录》中,一则对于经筵礼仪的记载足以体现弘治时期中央政府对于经筵的重视程度:

“上御奉天门早朝毕,还宫进膳毕,常服出御文华殿。将军侍卫殿内如常仪,鸿胪寺官引知经筵同知、经筵侍班、讲读、展书、书讲章、侍仪等官于丹陛。上行五拜三叩头礼毕,以次入殿......上还宫(每月初二日、十二、二十二日经筵)每日进讲不用侍卫、侍仪、执事等官,惟内阁大臣及讲读官四员,行叩头礼。先直讲四书,次经书或史书,讲毕叩头退”(11)。

综上所述,由于弘治皇帝本人亲近儒学,经筵不废,使得士大夫能够更多的参与到与皇帝对于儒学的探讨中,从而更有益于皇帝遵循儒家思想去治理国家。其次,在这种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内,各科道言官敢于言事,皇帝的表率作用促进着文官集团风气的转变,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加之儒家士大夫的不懈努力,儒学在弘治前期得到了切实的复兴。

注释:

《明孝宗实录》卷二,第26页

《明孝宗实录》卷十二,第271页

《明孝宗实录》卷七,第139页

《明孝宗实录》卷四,第55页

《明孝宗实录》卷五,第84页

《明孝宗实录》卷六,第110页

《明孝宗实录》卷十,第231页

《明孝宗实录》卷六,第107页

《明孝宗实录》卷七,第137页

《明孝宗实录》卷七,第142页

《明孝宗实录》卷十一,第263-264页

参考文献:

[1]明孝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

[2][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2018.

[3][清]夏燮.明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作者简介:卢克寒(1996.1.16)男,民族:汉,籍贯:河北省张家口市,学历:本科,研究方向:明代宗教。

猜你喜欢

儒学
试论扬雄《法言》对儒学的发展
周礼与儒学的机理
儒学交流在路上
经学还是子学?——对政治儒学复兴之路的一些思考
有效备考之经典考点的深挖——以儒学为例
宋代儒学对汉唐儒学的突破
什么是儒学之本
从儒学领悟经营之道
2010年出土儒学文献研究综述
制度儒学中的孝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