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瑜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济南 250300）

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主要装饰纹样之一。新石器时代开始，鸟纹及鸟形器就已经出现，如庙底沟类型彩陶上的抽象鸟纹、以鸟类造型的陶塑鸮尊等，到了青铜时代，鸟作为氏族文化的崇拜对象，在神话传说中成为商周人的先祖，如商的始祖起源神话在《诗经·商颂》中就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载，其他如《楚辞》的《天问》和《离骚》《史记·殷本记》中也都有记载，周人始祖的诞生神话见于西周时期的《诗·大雅》的《生民》和《閟宫》①以及《史记·周本纪》，基本讲述了周人始祖姜嫄郊外踩了巨人足迹而怀孕生稷（弃），以为不祥而弃之，是鸟用羽翼救稷生命，于是周人认为其始祖是受神鸟庇护的。

青铜器因为材质本身的贵重成为青铜时代国家最高生产力的代表，非一般人所能使用，也非日常物质实用品，器表上耗财耗时耗力模铸出令人眼花缭乱的纹饰或者不规则的各种立体造型，也并不仅仅只是为了好看而已，更多是为了扮演特殊的角色。按照杨晓能《另一种古史》一书中关于古代中国文化、思维及宗教的一些共性和特征以及对中华民族人文共同体的社会形态形成的观点，与军事手段征服支配社会的方式相比，宗教信仰和礼乐制度更为重要，是早期中国社会稳固统治的关键和最有效的手段。作为承载二者重要文化载体的青铜器，造型及视觉纹样承担了重要任务，一方面作为统治者沟通天地鬼神的中介力量，另一方面在视觉上给观者造成一定的权力影响以及复杂的心理感受及暗示。器物的造作经过长期实践都能达到标准要求，真正耗时耗力的是承载于器表的纹饰，于是禽鸟纹的概念凸显出来，这一青铜“语言”作为商周文化的重要载体，其视觉装饰背后的功能及观念是什么，这些禽鸟装饰对于器物的最高权力拥有者而言，是如何对过往的传统进行视觉选择、变革与创造来满足时代要求的，本文试图从青铜器上的鸟纹装饰这一熟悉的概念入手，尝试解读其装饰的力量以及历史文化价值。

学界已经普遍认为殷商时期青铜礼器上大量出现的鸟纹，是沟通天地人神巫术意义的神鸟，是统治阶级政治意识的体现和权力通天的重要媒介。殷商及其之前的早期氏族部落社会的多神崇拜原因，使得这一阶段的鸟纹与其他动物纹饰共同组合出现，基本为抽象的小鸟纹，附属于饕餮、龙纹等兽面纹两侧作为辅助纹饰而存在，对于商的王权统治政治意识手段来说，占有的动物越多越好，将这些动物都模铸到青铜礼器之上可以显示统治阶级占有更多沟通天地的媒介，独占这种沟通手段也就意味着对知识和权力的控制，以显示其政治价值，能更好地管理各氏族部落宣扬显示自己的权威。

> 图1 西周时期的大鸟纹

> 图2 西周时期的大鸟纹

> 图3 甲骨文中的“凤”字

> 图4 西周初期的三齿花冠大鸟纹

“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武王在“周公改制”的政治变革下，确立了西周王室的统治地位，以礼乐制度来管理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礼记·乐记》言：“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乐礼作为天地间的和谐和秩序，也是区分社会等级的依据，秩序破坏就会引起混乱和暴动，只有明白了礼乐存在于天地之间的重要性，才能使礼制兴盛。周人的“尊礼”改造了商人的“尊神”天命观，《礼记·表记》“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而商人则“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神而后礼”。于是，人的意识开始自觉，“惟德是依”的政治思想成为周的天命，权力及意识形态的统治不再是巫术及占卜，而是专心于天地之序的礼乐制度上。由此建立起来的宗法制度、礼乐制度、井田制度成为西周王室稳固其政治统治及经济等正常运转的核心，而非王权所具有的无限神通能力。于是，过往那些沟通生死、具有神秘幻想力量的动物们不再是西周王权统治的助手，殷商时期抽象夸张的动物纹饰逐渐从礼器上消失，商周人共同崇拜的鸟纹从西周开始出现重要转型。

西周开始，大鸟纹取代殷商时期的抽象小鸟纹成为主要流行纹饰，大鸟纹即指体量较大，冠、尾装饰华丽的鸟纹，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西周青铜器上出现的装饰华美的垂冠大鸟纹和长尾大鸟纹即是凤鸟纹。李学勤、张懋镕分别在各自的论文《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芮公簋盖识小——兼论垂冠大鸟纹》中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通过分析论证昭穆时期流行的垂冠大鸟纹，指出西周开始出现的垂冠大鸟纹以及流行于整个西周时期的长尾鸟纹就是凤鸟的统称，两位学者也都是将凤鸟纹作为西周中期青铜器的断代标尺。

凤鸟对于周人，不仅是自己族属的缘起，“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鸑鷟，凤鸟的别名②），也是祥瑞的象征，在西周初期的文王、武王和成王时期，都有将凤鸟作为祥瑞征兆的记载，如《艺文类聚》卷第九十九祥瑞部（下）记载：“《琴操》曰：周成王时，天下大治，凤皇来舞于庭，成王乃援琴而歌曰，凤皇翔兮于紫庭，余何德兮以感灵。”《春秋繁露》卷十三《同类相动》曰：“周将兴之时，有大赤鸟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见此以劝之也，恐恃之'”。西周的凤鸟也是“历正，主治历数，正天时之官”。《左传·昭公十七年》“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因凤鸟知天时，故以名历正之官。孔颖达疏：“诸书皆言君有圣德，凤皇乃来，是凤皇知天时也。历正，主治历数，正天时之官。”可见，在西周，凤鸟不仅地位高，还被赋予了政治思想意识的涵义，以作为对礼乐政治统治圣德的标尺，成为西周理想社会制度的体现。

“器以藏礼”的思想意识大变革，周人将以往的小鸟纹创新为符合自己新时代审美特点的人格化的至上神鸟——凤鸟，作为视觉图像，这也是周人思想文化体系正式确立的一个标志，纹饰的变革也随之迅速展开，以凤鸟为代表的大鸟纹成为青铜纹饰的主角，赫然华丽亮相于青铜礼器上。

西周的大鸟纹与殷商时期的抽象小鸟纹相比，变得更为写实、世俗、自然、活泼，审美观念从殷商式的神秘宗教气氛中解放出来，具有了人间烟火的趣味性。鸟形体量一般较大，造型上整体雄健有力，昂首翘尾，翅羽上扬，鸟目圆睁，头部或有向后回顾状，足爪锋刃有力，华美灵动，意趣盎然（图1）。这类造型的大鸟纹在整个西周时期流行，一般以主体纹样装饰于青铜容器的主要部位，除了整体造型的昂首翘尾，局部的细节也彰显了时代的新气象，更加具有自然生动的特点，如很多凤鸟纹的凤首微倾或平直向前，喙张开，有些是长喙完全打开，似乎正在仰天鸣叫，无论哪种造型，都表现出凤昂首鸣叫的特点③（图2），这些生动的细节描写仿佛是“民和睦，颂声兴”的周之兴也，是鸑鷟鸣于岐山形象化的生动写照。再如昭王和穆王时期的两件鸟纹簋，除了通体的鸟纹装饰，还会将耳部也打造成引吭高歌的凤鸟形，极富艺术气息和浪漫气质。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是人本主义的进步，应该说，以大鸟纹为主的这类凤鸟纹是代表着周王朝时代特色的、周人自己独创的形象。

“周公改制”不仅是礼乐制度的建立，更是全民审美趣味及风格的一次转变。礼乐制的“乐”在中国早期从来都不仅仅是“寓教于乐”“审乐以知政”“乐与政通”的政治教育，“乐”同时也包含了“乐者乐也”的感官上的愉悦和感情的愉悦，通过审美将教育的作用表现出来，也是儒家制“乐”的高明之处。

对于凤鸟形象的视觉装饰塑造，周人有自己的审美理解，即是要拥有华贵富丽的冠羽和委曲迤逦的尾羽，这是周人最为理想的神鸟应该有的精神气质，是华丽的、丰满的、五彩的，甲骨文中的“凤”字的构型也有这个特点④（图3）。因此，以冠和尾作为鸟纹的重点装饰部位，是西周大鸟纹在造型装饰上的显著特点，这也是典型的盛行于西周时期的垂冠大鸟纹以及长尾鸟纹。

垂冠大鸟纹“兴起于康王时期，成熟于昭穆时期，而此时正是新的周文化从蓬勃发展到全面确立之时，故可以认为它是经过周人改良的一种新纹饰。”⑤在此之前，凤鸟的高冠是三齿形状的冠羽，出现于殷商末期到西周初期，马承源考证认为是皇权的象征，其地位很高⑥，典型器物为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四号墓出土的单父丁卣，盖沿和器腹装饰的凤纹凤冠均为三齿花冠（图4）。到了西周中期，具有皇权象征的这种三叉状多齿形的冠羽由直线型演变成具有柔美曲线化的垂冠，变得更为亲切可人，垂冠也因装饰形式丰富多样，变化多端，成为西周大鸟纹中装饰形式最为复杂、最为华美的一种。（图5）

> 图5 西周中期的垂冠大鸟纹

> 图6 西周时期的长尾鸟纹

“天降祥瑞”“有凤来仪”，这是周人对自己礼乐制下时代新气象的理想。鸟纹加长尾羽的装饰，这是周人的另一创新，特意加长约为鸟体二倍的尾羽，形成凤鸟逶迤的曲线动势以及生机盎然的气象。这种加长尾羽的长尾鸟纹一般鸟身细长、短小，身后拖着细长而卷曲的尾羽，鸟冠装饰一般较为简约，尾部装饰则形式多样，富于变化，如在细长而卷曲的鸟尾上，再增加一条短而细的尾羽，尾下部再增加歧羽，层次非常丰富；有的尾羽形状宽阔，如冠，向上卷翅，再以小歧羽装饰；有的尾羽装饰更为自由发挥，或在两股分开的歧羽之间再装饰一条鱼尾状的尾羽，或者在平展的尾羽上再装饰两支外撇的小羽毛⑦（图6）。因其尾部装饰形式多样，富于变化，这种长尾鸟纹在整个西周时期的鸟纹中数量最多，适应性也最强，常与大部分动物形纹饰与几何形纹饰相互搭配，如凤鸟纹经常以云雷纹作为辅助纹饰，形成缭绕云气，展现凤鸟飞翔于广阔天空的浪漫气息。

此外，周人还创造了新的特有的团鸟纹。凤鸟整体造型卷曲成圆形，圆圈周缘部一般装饰鳞带，在西周中晚期流行，反映出昭穆时期人们的审美观念及价值取向。在殷商时期青铜器上没有这种“天地与礼乐和”而“民和睦”的归圆的概念，这是周人崛起渭上，创华夏文化本体意识的时代风貌的表达。

关于西周鸟纹纹样的重要构成表现形式“对称性”，自然是“礼乐”秩序下周人所看重的传统装饰构成形式之一，大鸟纹的组织方式都是以鸟的侧面形象对称分布在中轴线两侧，整齐美观，此不赘述。

许悼云先生在其《西周史》一书中言：西周以蕞尔小国取代商崛起渭上，开八百年基业，肇华夏意识端倪，创华夏文化本体，成华夏社会基石，凤鸟自周人的装饰创新及颂扬，逐渐成为后来华夏族的凤凰吉祥文化。■

注释：

①闻一多.姜源履大人迹考[M]//神话与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73-80.

②王晖.论周文化中朱鸟赤凤崇拜的原型、蕴义及演化[J].人文杂志，1994（5）.

③王宇.商周青铜器上凤鸟纹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2：41.

④马承源.中国青铜器[M].上海：上海古籍版社，2003：323.

⑤张懋镕.芮公簋盖识小——兼论垂冠大鸟纹[M]//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三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80.

⑥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组，编.商周青铜器纹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⑦闫婷婷.西周时期中原地区青铜器鸟形装饰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2：3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