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钩沉周作人致晨报社、新晨报社、陈大齐的三通佚函，同时就已编入2020年版《周作人集外文》的周作人致王茨荪、曹聚仁的两封书信进行考订与补正。

关键词：周作人 王茨荪 石评梅 曹聚仁

周作人的作品集坊间已出版多种，其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工作一直稳步推进，新的集外佚文不断“出土”。因周作人一生交际广泛，加之书信这一文献的特殊性，故散佚集外的周氏书信虽难以统计具体数量，但无疑是有继续发掘空间的。黄开发在《周作人研究的资料工作述评》中即认为“今后发现大量周作人佚文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但可能还会有数量众多的书信面世”。2020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陈子善、赵国忠主编的《周作人集外文》第一卷，分上中下三册收入了1904至1945年间周氏的集外文，其中便包括集外书札九十通左右。本文钩沉周作人致晨报社、新晨报社、陈大齐的三通佚函，同时就已编入2020年版《周作人集外文》的周作人致王茨荪、曹聚仁的两封书信进行考订与补正。

致晨报社

1922年11月14日北京《晨报》第7版以《来函照登》为题刊发了周作人的一封来信，内容如下：

启者：

十二日晨报上译载爱罗先珂君在长春对日本记者的谈话，据他自己说，其中略有出入，嘱我代为说明。他从俄国赴芬兰世界语大会，因为不能出境，所以请片山潜君保证，才被许可，并不是芬兰大会拒绝他出席。又他说俄国的人民现在都快活闲游过日，不要作工，政府虽然禁酒，却仍是私下酿造了喝着;他只是叙目下的实况，并不批评善恶，记事上却似乎有了道德的判断，不是他的本意，望给他声明一下为幸。

十一月十三日，周作人白

爱罗先珂于1921年10月到达上海，受到上海世界语协会胡愈之、吴克刚等人的热情接待。后经鲁迅的介绍，蔡元培聘请他到北大讲授世界语与俄国文学。1922年2月下旬，爱罗先珂住进了八道湾周宅，由鲁迅、周作人照料他的生活。周作人多次陪同爱罗先珂到北京女高师、孔德学校等处演讲，并担任翻译。7月，爱罗先珂赴芬兰参加世界语大会，周作人作《送爱罗先珂君》以示惜别。原定10月返回，但逾期未归，周作人遂作《怀爱罗先珂君》表达怀念之情。11月4日，爱罗先珂回到北京，仍住在周家。11月12日，《晨报》第2版刊出《爱罗先珂君在长春之谈话》，下有“世界语大会议决两事”“莫斯科市民嬉游度日”“欧俄重视英土战争”“自谓明年将往德国”四个小标题。文中记述了本月二日在长春爱罗先珂与日本某报记者的谈话，其中提到：“七月间，从比得格拉抵芬兰，出席大会，因被拒绝，复返莫斯科，以日本片山潜氏之照会，乃得出席。”又提及莫斯科市民的生活：“刻下莫斯科之市民，多半昼夜耽溺于酒色，而置政治之事于度外。虽经政府发布禁酒令，市中并无酒店，该市民等却寻一种地方，代替酒店，男女老幼昼夜嬉游于其中，真正勤勉从事于正当之劳动者，殊不多见。”

由上封信函可知，本文中关于爱罗先珂的谈话与他的原意存在一些出入。主要的两处在于：第一，芬兰世界语大会并没有拒绝爱罗先珂出席。第二，爱罗先珂关于俄国人民目前生活状态的介绍是纯客观的描述，没有主观评判的倾向，而《晨报》报道中的说法明显带有批评的意思。爱罗先珂住在周氏兄弟家，与他们交流密切，相处融洽。所以我们猜测，鲁迅或周作人见到《晨报》上的这篇谈话后，便将文章的内容转述告知了爱罗先珂。盲诗人因文中存在与自己本意不符的地方，遂嘱托周作人致函报社，代为声明。这封佚信与《送爱罗先珂君》《怀爱罗先珂君》《再送爱罗先珂君》等文同是周作人与爱罗先珂真挚友谊的注脚。

致新晨报社

1928年10月5日《新晨报》第7版刊出一则《来函照登》，是周作人给新晨报社的来信，内容如下：

迳启者：

本月一日贵报载石评梅女士逝世消息云初进山本医院，误诊为肠窒扶斯，按此与事实不尽相符，山本医院诊断为脑炎，鄙人间接从林砺儒先生处得知石女士病耗后，用电话探问情形，即承山本医院以患脑炎见告，可以为证，特此奉达，乞予发表更正为荷，此上

新晨报社台鉴

十月三日周作人启

可能因此函刊于新闻版，未见张菊香、張铁荣编著的《周作人年谱（1885—1967）》著录，《周作人集外文》失收。从内容可知，周作人写这封信的缘由是看到了10月1日《新晨报》刊载的关于石评梅逝世的消息。经查，此日《新晨报》第7版刊有一则《石评梅逝世》，其中说石评梅“于两星期以前，忽患脑炎及肺炎，病作后，即赴日人所办山本医院医治，误断为肠热症，以致病体日趋剧烈，上星期日乃改就协和医院诊治。奈病入膏肓，无法挽救，延至昨晨二时在院逝世，后事由友好代为料理，闻者莫不惋惜”c。这一说法显然认为山本医院存在误诊的情形，导致石评梅病情加重，最终不治。周作人则认为消息“与事实不尽相符”，因此致函报社，请求更正。

关于“鄙人间接从林砺儒先生处得知石女士病耗后，用电话探问情形，即承山本医院以患脑炎见告”，郭晓斌在《从报刊、书信中看石评梅与周作人的交往》曾披露1928年9月27日周作人致徐祖正的一封佚信正好与此相印证：“耀辰兄：今日打电话问山本医院，问评梅的病，复云已于四日前移往协和医院了。又云并非肠窒扶斯，乃是脑炎，——似乎这也是有点麻烦的病。九月廿七，作人。”d可知周作人在从林砺儒处得知石评梅的病耗后，于9月27日打电话到山本医院，探问石的病情，得知她被诊断为脑炎，并已转到协和医院。周氏随后即致函徐祖正，告知这一消息。

石评梅去世后，亲朋好友都很想知道她自生病到去世的具体情形。友人瞿冰森曾发表《评梅的病》《关于“评梅的病”》两篇文章对此有详细叙述，收入蔷薇社编印的《石评梅女士纪念特刊》中。在瞿氏看来，石评梅的死一部分确实归因于山本医院早期误诊，耽误了治疗，就连协和医院方面，也存在一定的疏忽。1929年7月20日，周作人在给江绍原的回信中谈及了石评梅病逝前后的一些情况。信中说：“十一日函已收到，石女士纪念刊系世界日报社印行，我本有一册，可惜找不到了，日内当为另找一册寄上。此事略有内幕，可以奉告：石评梅初病由林砺儒（师大附中主任，石之老师，石在附中为教员，曾寄住林宅）为送入山本医院，有以恋人自居之法大生瞿世庄（瞿世英之弟）倩其友（协和学生，疑即其朱季青）往医院看诊，与山本言语冲突，因此将评梅迁往协和。评梅死后，瞿及协和派学生乃力言系‘误断致死。纪念特刊中有许多文章即申此说，其先有材料登载在报上，今先附寄上请一阅，——本来拟用为作文材料，现在也无用了，所以阅后即可弃去。”e也就是说，在山本是否存在误诊的问题上，周作人与瞿冰森（世庄）等人是持不同看法的。《关于“评梅的病”》中有这样一段：“评梅病死以后，报上登了一段新闻，原文已找不到，大致说评梅的病，山本医院误断为热肠病，山本看见这段新闻，他一方面致函各报，声明他并没有误断;一方面还请了几位先生出来给他做证明……”f这里没有提到是哪几位先生，但显然包括周作人在内。周作人与山本医院院长山本忠孝相熟，家人生病时一直都由这家医院治疗。那么，周作人发表《来函照登》是否真的是应山本医院之请呢？目前尚无足够的证据。不过从效果上来看，周作人的更正函确实有替山本医院辩诬的目的。一年后，若子因病夭折，周作人认定系山本医师延误致死，再次将山本医院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在半为哀悼亡女、半为控诉山本的《若子的死》中，周作人顺带也提及了一年前的石评梅之死：“我认识山本大夫已有七八年，初不料其庸劣如此。去年石评梅女士去世，世论嚣然，我曾为之奔走调解，今冬山本大夫从德国回北平，又颇表欢迎。今乃如此相待，即在路人犹且不可，况多年相识耶！”周作人致函新晨报社，正是为山本大夫“奔走调解”。

致陈大齐

1929年5月21日《北大日刊》第2173号第1版“通信”栏刊有一则《本校教员为教工分会问题致院长函》，是周作人、刘文典、马裕藻、马衡、潘家洵、张煦、俞平伯联合致院长的公开函。查《周作人年谱》《俞平伯年谱》，均未著录。现酌加标点，整理如下（原刊无标点）：

启者：

本校成立教职员工会分会一事，同人等以为极应慎重。案五六年前曾有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本校派出代表规定以索薪为限，此外一切对外问题，均由本校教职员大会随时议定，另行办理。嗣后因联席会议之活动，涉及索薪以外，本校即不再派代表加入，前例具在，此次似亦应照办。凡本校同人全体对外表示，仍须由教职员大会决议行之，无专设教工会分会之必要。如以后有单纯之索薪运动发生，本校同人认为可参加时，仍可临时选派代表，协同进行，此外各方面行动似可无庸一一附和。至于此次决定教工分会成立与否，其方法亦宜郑重，如照日刊上所宣布征求意见，而以不表示者为默认，恐不甚妥当，拟请将此项办法变更，改为开会决定，或仍函征意见，但以收到之回答为准，如赞成成立者居多数，作为通过，似较适宜。专此奉达上

院长先生台鉴

周作人 刘文典 马裕藻 马衡 潘家洵 张煦 俞平伯同启

五月十四日

1928年9月，国民政府通过了《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拟将北平、天津、保定三城内各国立高校整合院系后，统一合并成国立北平大学。这引起了三地各校的反对，北大学生反抗尤为激烈，复校独立运动此起彼伏。1929年1月，经吴稚晖、蔡元培等出面调停，北大与教育部达成协议，改称为“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院长陈大齐。故上封书信即为周作人等北大同人致陈大齐院长的联名函。5月22日，《新晨报》《河北民国日报》《益世报（北京）》等报在教育版均予以报道，并转载了此函。

此前的5月13日、14日，《北大日刊》在“公告”栏刊出北大学院院长秘书室致全体教职员工的公函：“敬启者：顷接国立北平大学教职员工会来函二件，请本院教职员速举代表并通知照章纳费。兹将原函抄录于后，即请查阅。如台端对于本院组织分会工会照章纳费事不甚赞同，务希于本月十五日以前来函示知，否则作为默认。如默认者超过本院教职员半数以上，即作为分会成立。专此奉布，敬颂时祺。北大学院院长秘书室，5月10日。”随后便是国立北平大学教职员工会5月6日的来函二件。来函显示，国立北平大学教职员工会于4月14日正式成立，5月3日简章经全体代表审查通过。凡北平大学各学院之教职员皆为本会会员，会费每月需缴纳月薪千分之五，由各学院会计课代扣。根据北大学院院长秘书室的公告，如若教职员对照章纳费一事不甚赞同，可于5月15日以前来函示知，否则视为默认。如默认者超过本院教职员半数以上，即成立分会。周作人、劉文典、马裕藻、马衡、俞平伯等人遂于5月14日联名致函陈大齐，对成立分会持商榷意见，希望校方慎重。因北平大学教职员工会来函中提到“此次教育经费积欠两月有余，本会同人竭力奔走，函电交驰，所费亦属不资”，周作人等认为索薪运动可依照旧例，由教职员大会临时选派代表，没有专设教职员工会分会的必要。他们还提出公告中“以不表示者为默认”的方法不甚妥当，应改成开会决议，或仍函征意见。不过这一事件后续情形如何，暂时尚未找到相关记载。周作人、俞平伯等人对成立教工分会的冷淡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与呼应了北大学生要求复校的诉求。

致王茨荪

1939年南京《商业月刊》第2期刊载了王茨荪的《关于周作人先生》一文，简要回顾了作者与周作人的交往，并向读者介绍了周作人的生平、家庭、性格与文学活动。文中还以插图的形式，刊出了周作人致作者一封书信的手迹，信文内容如下：

茨荪先生：

尊作很值得公刊，当与北新书局一说。过了旧历年后或即可付印，详细办法容日后再告。旧稿一册尚在这里，奉还。所寄下文两篇，已收到，至谢。

一月二十九日，周作人

此函现已被编入《周作人集外文》“1926年”内，题为《致王茨荪》。编者注明：“取自一九三九年二月《商业月刊》第二期载王茨荪《关于周作人先生》一文，题为编者所加。据王茨荪与周作人的关系及在《语丝》发表作品情况，此信应写于一九二六年。”本书体例是按文章的发表时间编入各年，此函则是一个“破例”。撇去体例问题不谈，这一注释有值得商榷之处。首先，《商业月刊》第2期版权页上显示该期的出版时间是1939年3月15日。第二，根据信文内容，结合王茨荪、周作人的关系及其在《语丝》发表作品的情况，笔者认为它写于1926年的可能性甚小。

王茨荪，生卒年不详，现代作家。他先后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和燕京大学，大学毕业后受聘为南京市立第一中学国文教员。王茨荪在课堂上热情介绍“五四”新文学和外国文学，启发并指导学生从事文艺活动。吕复、水华等知名艺术家即是他的学生。据张仲蔚《王茨荪晚景不佳》透露，王茨荪在沦陷区无以为生，穷困潦倒，最终病殁h。有关自己与周作人的交往，《关于周作人先生》有简略交代：“我与先生相处，仅只两年半的课室接近，与稀疏的两三番专去西城八道湾十一号周府上拜访座谈而已”i，时间是1926年左右。王茨荪在1939年的《怀北国》中提到自己1925年暑假前转学燕大，1927年寒假前卒业归里。！0由此可知，王茨荪在燕大读书的时间约是1925年6月至1927年底，共计两年半左右。

晚年周作人在《从猥亵的歌谣谈起》一文提到王茨荪：“在那些来稿之中，有南京的王茨荪的一件，特别引起我的注意。他那时在燕京大学念书，很能写文章，寄来的是第二类的所谓猥亵语，收罗得的确很不少，我感觉得有意思的特别是属于骂詈的。”！1可见1925年10月，周作人与钱玄同、常惠共同发起征集猥亵歌谣的活动后，王曾积极响应。

王茨荪的文学创作主要集中于1923年至1941年，涉及散文、诗歌、戏剧等文体，散见于《南洋周刊》《语丝》《燕大月刊》《新命》《国艺》《南京新报》等报刊上。《语丝》杂志上共刊有王的七篇作品，分别是：《萌芽了》（1926年5月17日第79期）、《露茴日记抄（一）》（（1926年8月2日第90期））、《露茴日记抄（二、三）》（1926年8月9日第91期）、《露茴日记抄（四）》（1926年8月16日第92期）、《遗爱桂侄女》（1926年9月4日第95期）、《书灯》（1927年2月12日第118期）、《“救救城市的狗！”》（1927年2月19日第119期）。周作人信中“所寄下文两篇，已收到”，显然指的是王茨荪给《语丝》的来稿。按照期刊发稿时间推算，当即《书灯》《“救救城市的狗！”》两篇。上述文章均收入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初版的《憔悴的杯》之中。信中“尊作很值得公刊，当与北新书局一说”，意味着周作人愿意帮王茨荪联系北新书局刊印此书。因此，周作人书函当写于1927年1月29日（旧历腊月廿六日），既关乎王茨荪计划出版的书稿，又涉及《语丝》的稿件。从信中可推，1927年2月后周作人、王茨荪就出书的“详细办法”继续有通信。经过一年的时间，《憔悴的杯》最终问世。王的小说集得以在北新书局出版，周作人显然是有推介、提携之功的。这也是他毕生唯一的单行本作品集。值得一提的是，王茨荪后来在《关于周作人先生》的基础上写成《记周作人》，刊于1941年4月3日《南京新报·新声》。

致曹聚仁

1936年1月4日、11日曹聚仁主编的《上海报·文艺周刊》第一、二期以《知堂四信》登载了周作人给他的四封书信。其中第四函已收入《夜读抄·苦雨斋小文》，前三函是集外书简，现已被辑入《周作人集外文》“1936年”内。第二、三封因关涉周作人为李大钊出版遗稿的事宜，对于周作人研究、李大钊研究而言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编者依据原刊辑录，信中的明显错字、别字均未予改动，这在第二函中尤为明显。如李大钊之女名李星华，故“昆华”显系“星华”之误;“诽谐诗”则明显应作“俳谐诗”;因收信人误识，抑或手民之误，信中还出现了“其从促即为搜集遗稿”“再回思维”“不过与是似稍为”等令人费解的语句。经笔者查考后发现，早在两年半前，这通书函即已附录于曹聚仁的《关于李守常全集》一文之后在上海《社会日报》发表过。与《知堂四信》中的版本相较，这一初刊本没有落款时间“四月十九日”，但在文字内容上却更为准确、可靠。这里不妨照录如下：

聚仁先生：

日前寄一函，想已蒙察阅。兹有一事奉询，未知能设法否？守常殁后，其从侄（法华学生，现已毕业了）即为搜辑遗稿，阅二三年略有成就，唯出版为难，终未能出世，近来滦东失陷，乐亭早为伪军所占，守常夫人避难来北平;又提及此事，再四思维，拟以奉询先生，未知群众图书公司可为刊印否？其实文中所谈并不只一问题，不过分量似稍多，此节当可商酌，即全集选集有二办法可取也。守常一子一女（长），均系旧学生，现其长女星华亦在北平，如尊处可以商议则当介绍其与先生直接交涉耳。北平风鹤频惊，鄙人因下阶伤足，久不出门，亦殊不知究竟也。日日言抵抗，实即让地之变相，有人为俳谐诗云：自许南阳葛，人怀秦会之，伤哉言乎！匆匆。作人白

信中的“从侄”即李大钊的侄子李乐光（本名李兆瑞，又名李白余），193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长期致力于李大钊遗文的搜集工作。因此“法華”当系“清华”之误。曹聚仁发表《关于李守常全集》与周作人的书信，实际上是由小报上的一则小道消息引发的。1933年9月4日，一位署名“平凡”的作者在《社会日报》刊载《今文坛趣话》，文中讲述了这样一则“文坛趣话”：鲁迅搜辑李大钊的遗文编成李守常先生全集，有人问鲁迅为何不叫“李大钊全集”而名《李守常全集》。鲁迅回答说，国民党检查反动书籍的官员都是青年小伙子，他们知道李大钊是共党首领，但看见李守常这个名字就不知道是谁了。作为知情者的曹聚仁见到此文后，遂写下《关于李守常全集》以澄清事实。本文刊载于9月7日的《社会日报》，并被标以“文坛珍秘”。兹节录原文如下：

李守常全集的编印，和鲁迅先生一点也没有关系。今年四月间，滦东失陷，乐亭（李先生故乡）亦为伪军所占，北方局面一天坏似一天。李夫人流离失所，只怕李守常先生的遗著，从此散失，乃由李先生的从侄李自[白]余先生将全稿编次成书。又由周作人先生介绍给我，叫群众替他出版。当时，约定请甲寅新书会旧同人胡适之、蔡孑民、陶孟和、钱立[玄]同，马幼渔、刘半农、陈仲甫、章行严、李剑农、鲁迅、蒋梦麟诸先生做序，北方由周作人先生接洽，南方由我就近接洽。事未就绪，平津忽告危急。李自[白]余先生匆匆南下，李夫人又已身故，这事乃一时搁浅了。可是鲁迅先生的题记已经寄来了，我因全集刊行之遥遥无期，乃将题记在涛声上刊了出来。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件事从头至尾，和鲁迅先生没有关系;平凡先生所记李守常全集的经过，未免有些不尽不实。

随后，曹聚仁对李大钊的史学、政论文字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希望在其全集问世以前，人们不要乱加推测，道听途说的平凡先生应该坦白承认错误。不过，这位作者事后并未道歉，而是继续提供各种文坛八卦。

关于李大钊遗著的出版经过，曹聚仁1936年2月9日再次发表《书话——一部搁浅的书》，对此有更为详细的叙述。文章引述了周作人关于这件事的五封书简，其中抄录了上述这封信中自“兹有一事奉询”至“则当介绍其与先生直接交涉耳”的部分。1933年至1935年，为联系出版李大钊的遗文，周作人曾与曹聚仁多次通信。目前可见周作人致曹聚仁的书函有六通涉及此事，即《书话》中提到的五封——1933年4月19日函、5月上旬一函（残）、7月底一函（残）、1935年2月中下旬！2一函（残）、1935年春一函（残），加上《知堂四信》中的第三函——1933年6月13日函。李大钊遗稿中的第一、二卷几经辗转，直至1939年4月以《守常全集》为名由北新书局发行，但旋被禁止。第三、四卷则一直在周作人处保存，1949年后由周丰一交给李乐光。1962年，在看到唐弢的书话《守常全集》后，周作人发表《关于〈守常全集〉的一点旧闻》（署“难明”）。周作人、曹聚仁为保存与刊行李大钊遗著而做出的诸多努力，显然是不应被遗忘的。

作者： 金传胜，扬州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发表论文有《抗战时期茅盾佚文考述》《〈晶报〉与郭沫若佚文》等。

编辑：杜碧媛 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