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昕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在收藏达人古玩商贾的经济投入下，紫砂匠人现代工具的技艺支撑下，达官贵胄军阀文人的古风需求下，“上海仿古紫砂壶”的制作，书写了紫砂陶艺承前启后的特殊时段。百年来因“仿制”为行业内忌讳，上海仿古紫砂壶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历史总结和宣传。顾景舟、蒋蓉大师晚年以参与者，勇敢正视上海仿古紫砂壶的特殊时段艺术辉煌，完整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这段特定历史及其艺术特征，完成中国当代著名陶瓷史专家宋伯胤，以及原中国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张浦生等生前呼吁，扣实400年紫砂艺术链条的特殊一环，固牢紫砂壶民族文化特色的有序继承与发展。

1  正视上海仿古紫砂壶沪宜两地的贡献

“上海仿古紫砂壶”，指的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制作的仿古紫砂壶。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内战偏于一隅，如此特殊历史时段无战事地方经济借势喘息与复苏。上海经济率先喘息和凸显复苏，仅南京路就有先施公司、永安公司、费文元、方九霞、老凤翔银楼等商号275家。上海好古风兴起，仿古风古制紫砂壶大受追捧。一批上海民族资本家投资宜兴紫砂，使宜兴陶区烧造的龙窑从1919年的40余座，增加到1929年的63座，宜兴紫砂从业人数达600多人，全年共烧140窑次，生产普通茶壶200万件，各种细货茶壶、盆、瓶、鼎约20万件，全年产值42万元，发展国货振兴经济。那一时期，宜兴紫砂飞速发展，民国初年戴国宝与蒋祥元、朱培金等人合股在宜兴创办“铁画轩陶器厂”，吴启南早期所用印款为“鼎裕”，民国始用店号印款“豫丰”，陈元明兄弟于民国5年开办“陈鼎和陶器厂”，1916年吴汉文创“吴德盛陶器公司”。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的父亲前清秀才周文伯1912年前后创办了“利用陶业公司”，聘请技师生产紫砂茗壶。蜀山邵惠如于1920年在上海老城隍庙豫园中成立“利永紫砂陶器公司”。安徽人汪錫纯以紫砂艺人家族为单位创办的“汪裕泰”，宜兴人潘宝仁创办的“阳羡紫砂陶业公司”，徐祖安、徐祖纯兄弟在宜兴开设的“福康紫砂店”，毛顺生创办的“毛顺生陶器店”，储银兰开办的“裕丰陶器店”，邵巨宝、邵全章合开的“巨宝陶器店”，许立生开的“立信陶器店”，储银兰开办的“裕丰陶器店”等公司。他们兴办紫砂公司或陶瓷店，自产自销，订购摹制名品。前后分别挂牌或移牌上海与宜兴，相继高薪揽尽宜兴紫砂名家高手驻足上海，深藏公司、店号与陶厂潜心摹制明清名家紫砂壶。紫砂名家正视宜兴紫砂技艺与上海经济文化艺术相结合，制作了极其可观的仿古紫砂壶的艺术贡献，创造了上海仿古紫砂壶特殊时期的艺术辉煌。

2  正视上海仿古紫砂壶超越前人的启示

古董商、收藏家和陶器经营商等各方人士，对仿古壶精心而秘密的组织生产，相互间制作、收藏与销售是不可截然分开的，但在牟取最大好处上是一致的。他们率先获得1913年邓实编著的《明清各名家砂壶全形集拓》，以该书对时大彬、陈鸣远、陈曼生、杨彭年、邓奎、瞿子冶六人25件拓图作的详细阐述作依托，有组织、有计划、有规模的招聘宜兴紫砂艺人摹古紫砂壶。1937年由李景康与张虹合著出版的《阳羡砂壶图考》，二度为上海摹古紫砂壶提供了理论与技术帮助，到1942年日本占领租界上海全面沦陷而停止。上海文化达人与宜兴紫砂名人的联合，产生了上海艺术文化经验与宜兴紫砂技艺经验合作的陶艺现象——“上海仿古紫砂壶”。宜兴紫砂大家在上海用上了德国进口的精密工具，在戴国宝、吴汉文等陶器行老板的严格督导，龚怀希、郎玉书古董商提供并一道揣摩真品，上海《商务日报》副主笔汤临泽和上海著名魔术大师等紫砂收藏名流口授手教与研讨设计。“郎氏艺苑”老板郎玉书为聘蒋彦亭仿古，将其一家人接至上海给予舒适的生活，为其创造摹古的“小环境”。前后还聘请顾景舟等一批壶手进行仿古，他们每个人分开作坊仿古不得有接触和交流。据蒋蓉大师生前回忆，当时他们被老板请来后，往往身居斗室，与世隔绝。老板以自身秘藏之明清名家时大彬、陈鸣远等人的作品为蓝本，或根据《明清各名家砂壶全形集拓》、《阳羡砂壶图考》、《茗壶图录》等古籍记载，推测、构想、设计画出图样让所聘名手仿制，有的大收藏家甚至与名家一道参入仿古的研究中，在严格遵循原作艺人风格的基础上，仿出注入个性的同风格“古”作品。老板下单每人所仿器型和要求，名家高手专心制壶并无时间限制，务必精益求精。另有刻章艺人专设工作室仿古印章，老板私下闭门逐一验收成坯钤印“仿章”。因科学技术长足地提高，成坯比传统更精细准确，装饰、造型比传统更细腻完整，具有清末民初“海上画派”明快清新、雅俗共赏的写意工笔画艺术效果，夯实了古韵中透着精巧雅拙的“上海仿古”艺术基础。正如紫砂泰斗顾景舟生前在故宫博物馆紫砂器鉴定中见到自己年轻时上海摹制品所感慨：有制作者的创造心血。正是这些与顾景舟大师同行的匠人“创造心血”，形成超越前人范本的上海仿古紫砂壶，以传世真品跻身各大博物馆光耀明清先人。大师生前在《紫砂陶艺鉴赏》中谈到对上海这段仿古砂艺时指出：“凡意仿明代作家类型的壶，无论在技艺上、泥色上都是远远超过历史原作，因为社会是不断的向前发展的，事物是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更是长足地提高着，所以摹制品与明代传器相比较，都显示出后代摹仿品的优越水平……这类作品流传至今日，一旦偶为好事者所获得，当然是很有赏玩珍藏价值。”这明确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摹制”紫砂壶具有“优越水平”和“很有赏玩珍藏价值”，委婉地道出“摹制品”超越前人技艺的事实。

3  正视上海仿古紫砂壶名家荟萃的盛况

民国5年及1916年，江祖臣与李宝珍、吴云根受“宜兴利永陶器公司”委派，一起到山西为山西省长阎锡山制壶一年有余，其间以纯熟的技艺仿制出一系列古器、古鼎，制品均为阎锡山收藏。

蒋蓉大师父亲蒋鸿泉带着蒋蓉所制的紫砂“犀牛”及“螃蟹戏金鱼砚台”到上海，随伯父蒋彦亭加入仿古行列。老板请来他们后，以自身秘藏之明清名家时大彬、陈鸣远等人的作品为蓝本让他们进行仿制;或根据古籍记载，有创刊于1919年的《故宫月刊》上所载图谱，以及日人奥兰田所著《茗壶图录》等让名手仿制。受聘高手往往身居斗室、与世隔绝、潜心秘制、不可示人，无时间限制专心制壶，三、五个月不等，一定务求精益求精。另有刻章艺人在隔壁工作室造假刻章。两间房子有一小窗相通，但艺人彼此不许交谈。坯做好后盖上历代名家印章，运回宜兴烧成。伴随仿制名家砂壶同步而生的，是仿制得惟妙惟肖、古金石韵味的名人印章。对于高水平的仿品，稍有疏忽就容易出现判断上的失误，印章的真伪固然是一个方面，但也不是全部的，还必须综合其他方面，如器型、泥质、泥色、工艺、装饰等来加以认识，才不至于在工作中出现偏差。

宜兴紫砂名家受聘专项制作或仿古紫砂壶的历史经验，奠定了上世纪二、三年代上海有组织、规模化专事仿古紫砂壶的文化基础。宜兴文史资料显示成就这一辉煌的紫砂名艺人中，赵松亭（1852年—1934年）为年龄最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蒋蓉（1919年—2008年）为年龄最小。资料显示这个年龄跨度相符合的宜兴紫砂名家60多人，其中葛沐春曾被聘到上海做“鸡牌”酱油缸，如同今天名品包装定制。有资料记载被请、聘、雇到上海专做紫砂壶或制壶坯的达40多人。依据有关文史资料确认的紫砂制壶高手有：赵松亭、程寿珍、陈光明、蒋祥元、俞国良、范大生、施金庭、储铭、胡耀庭、范福奎、江案卿、李寶珍、范锦甫、任淦庭、蒋彦（燕）亭、鲍驹昂、吴云根、强义海、卢元璋、裴石民、束金寿、顾德根、王寅春、叶得喜、邵茂章、汪宝根、范正根、朱可心、庄顺娣、邵宝琴、冯桂林、王熙臣、邵陆大、江祖臣、邵金章、吴汉文、史莲生、范林源、邵全章、吴纯耿、顾景舟、蒋蓉等，制壶大家与金石高手名家荟萃，打造出上海仿古紫砂壶艺术有规模的大隐隐于市的仿古盛况。

4  正视上海仿古紫砂壶者心血的经典

徐秀棠、山谷著，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宜兴紫砂五百年》一书，第182页明确“裴石民（1892年—1976）……，他在上海长住达十年之久，先后为几个古董商店专事仿古，颇负盛名。1938年，裴石民在蜀山大桥下北厂开设石民陶器店，自做自卖，期间摹仿陈鸣远的作品盛多，精工细作，几可乱真，遂有“陈鸣远第二”之称。”明确了两点：一是仿制，并以“陈鸣远”出售;二是“乱真”，不是真品等同真品。徐秀棠、山谷著，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紫砂泰斗—顾景舟》一书，第22页“顾景舟……，由于他的仿制水平极高，工艺精湛，上述陈鸣远款的两件作品，后来辗转流入故宫博物院，作为陈鸣远的传器收藏，直到几十年后，他为故宫博物院作紫砂器鉴定时才发现是自己的作品。”

宜兴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宜兴市陶瓷行业协会所编文史资料，屡屡有宜兴陶艺与人物记述，记述顾景舟“他先后仿制过明代时大彬的“高僧帽壶”、供春的“供春壶”，清代陈鸣远的“龙把凤嘴壶”、“竹笋水盂”，以及邵大亨的“扁仿鼓壶”、“仿大亨壶”等。造型端庄、施艺严谨，细部刻画尤精到，无论在技艺上、泥色上都是远远地超过历史原作，并分别为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收藏。”上海摹古是他们广博紫砂文化、锤炼精湛壶艺，夯实古技基础，奠定艺术风格的重要阶段。这种超越前人范本的努力，就是庄重中透着灵动、古拙中透着精秀、手工中透着机工的“心血”。尽管有太多的上海仿古掌故需要探明、揭示、宣传，但每一把上海仿古紫砂壶都是倾注“心血”的艺术经典。

5  正视上海仿古紫砂壶研究前辈的呼吁

原中国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张浦生曾感叹：“民国初年，几乎所有的紫砂界高手都被受聘上海，对历代名家作品进行精心仿制，烧制出难以统计的仿名家款作品，这些仿品均源于名家旧器实物，且水平极高，遗存至今，给我们的鉴别工作带来困难。”中国当代著名陶瓷史专家宋伯胤生前曾呼吁：“把紫砂陶史的研究重点移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作者的作品上来”。他们都在强调和指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仿古紫砂壶的历史地位没有得到认真研究和确认。当年参入者新中国首位工艺美术大师顾景舟，生前在《紫砂陶艺鉴赏》也强调了这类作品很有赏玩珍藏价值。”撩开了上海仿古紫砂壶神秘面纱的一角。

根据宜兴文史资料记载：有侄女蒋蓉随伯父蒋彦（燕）亭学艺、妻庄顺娣一直伴随夫朱可心制坯，何为伯侄分制夫妻各做？有古董商与收藏名家参入紫砂壶摹制环节玩票严格把关，艺术个性与技艺特点差异在哪？有赵松亭、蒋彦亭、王寅春、裴石民、朱可心、顾景舟等多数紫砂名家，被多位老板高薪聘用摹制其喜欢式样，前后所为同异何在？有赵松亭、蒋彦亭、王寅春等上海制坯后，将坯运回宜兴窑烧好后返回上海销售，还是存在向李宝珍受江苏省省长之邀，在苏州创办陶器厂造一立方米的小窑烧制紫砂陶器？有程寿珍、束金寿、程金寿三紫砂名家都号“冰心道人”，而程金寿传世“三足扁圆壶”盖钤“金寿”，底钤却系程寿珍“冰心道人”印，束金寿曾师从程寿珍，其“东坡提梁壶”盖钤“金寿”，底钤“冰心道人”，三“冰心”不曾代做和被串鉴？南京博物馆藏清中期陈曼生“阿曼佗室”款“合盘壶”，壶肩刻“竹里半炉火活·曼生铭”刚劲有力。其“裡”字为古体，而“炉”却为简体字。1932年民国教育部《国音常用字汇》公布的189个通用简体字，以及1935年8月21日民国政府正式公布的《第一批简体字表》中324个简化字里均没有简体“炉”字。清嘉庆溧阳一个知县陈曼生会用宋元以来坊间习用简体字于雅器之上吗？都给这批“上海仿古紫砂壶”留下了诸多不解之谜。仅有顾景舟和蒋蓉大师回首当年“创作心血”是不够的，需要响应中国陶瓷史专家宋伯胤生前的呼吁，解疑答惑，回应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张浦生生前的感叹。

美国当代著名艺术史专家及艺术批评家埃尔金斯启示我们：作伪者刻意使观众和收藏者混淆作品真假，客观上却包含了一是对原作进行一丝不苟、一模一样的复制;二是对艺术大师的风格进行研究，遵循某位大师风格再绘出同风格的创新伪作两种可能性。前者没有对艺人艺术个性的思考，只是技术上达标的复制伪品，后者却是在了解掌握艺人艺术个性的基础上，遵循这位艺人风格重新创造出同风格的作品。上海仿古紫砂壶就是严格遵循中国紫砂壶传统文化思想和艺人风格，重新创造出来的同风格的“经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