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俗 傅红英

摘要：《边城》创造了一个充满人性美的湘西世界，然而其中也存在着诸多的不和谐因素，如人物的疏离关系。《边城》人物的疏离关系主要在语言、民歌和梦境中表现出来，其原因有客观的身份、财产差异及主观的心理因素等。这种疏离关系造成了人物的悲剧，进一步阐述了小说主题，并表达了作家对于湘西的独特情感。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疏离

中图分类号：I246     文献标识码：A

《边城》展现了一个淳朴的湘西世界，人性的美好在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在优美的故事背后，却有着些许的不和谐和未曾言明的苦痛。人物之间的疏离关系是不和谐的部分之一，这种关系微妙地存在于小说的细节中，影响着人物，造成人物的多重悲剧，展现小说更深层的含义。

1人物的疏离关系

《边城》中随处可见友善、平和的人际关系，有时却能发现人和人内心距离的遥远。人物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保持这种距离，很难真正地理解彼此，存在着一种疏离的关系。小说中的语言、民歌以及梦境都隐藏着人物之间的疏离关系。

首先是人物的语言。语言是表达人物态度最明确的方式，而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在面对一些比较重要或者紧急的事件时用含糊的或带有拒绝、否定意味的语言甚至是沉默来应对。例如，祖父在和翠翠沟通时，很少明确地表达询问，反而是经常用较为含糊的语言来试探翠翠的意思。如将要谈及儺送时，祖父只“望着翠翠干笑着：‘翠翠，大鱼咬你，大鱼咬你。”再如，翠翠有时会说带有拒绝、否定意味的语句;祖父和翠翠都经常以沉默代替回答。可以猜测，祖父含糊其辞实际上并不是因为祖父对于自己的疑惑模棱两可，而是他拿捏不准的是翠翠的心思，与翠翠内心真实想法有着很远的距离;翠翠的表达方式则是在遇到与祖父暂时无法说清的情形时，选择了自己消化情绪的方式;而沉默则随着情节的推进，逐渐展现两人双向疏远的心理。

其次，《边城》中曾多次出现与民歌有关的情节。小说中的民歌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民歌本身，包括民歌的旋律和歌词，如翠翠曾在渡船遇到戴银镯子的女孩之后唱的民歌。翠翠唱道：“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莫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金簪子、银钏子和豆芽菜的对比，暗示着翠翠与过渡女孩在家境、心理上的差异，即兴的歌词真实地再现了翠翠的心理，表现她的羡慕与失落;然而民歌的形式本是湘西文化的一部分，时常表达人们欢快的情绪和浪漫的想象，在这里却是借助这一形式，用轻柔的方式来表达失落的情感。另一类是指唱歌这一事件，如天保和傩送对翠翠唱歌一事，这里的民歌与小说故事情节的处理基本保持了一致，一起构成了明暗线式的情节结构形式。但遗憾的是，民歌有关的情节似乎掺杂着不少误会，显示着人物的疏离。总的来看，《边城》中的民歌似乎一直少有轻快的情绪，这种凄凉、哀伤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人与人之间距离的遥远，以及紧密联系和熟悉氛围的缺少。

最后是梦境。梦境也经常在《边城》中出现，其不真实性使得小说的情节更为空灵。然而梦并非只是渲染氛围的手法，小说中似梦非梦的对歌、翠翠的“白日梦”等情节颇有弗洛伊德“析梦”的精髓，将梦与潜意识、人物的经历联系起来。具体来说，祖父和翠翠都曾做梦，梦中隐藏着祖父和翠翠对于美好的爱情、婚姻的向往，但他们都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小说常将“梦”的“梦境”之意和“梦想”之意做模糊化处理的表述，似也在暗示梦境中所呈现的在现实中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梦的不可能揭示了愿望和现实的距离，反映了人与人之间难以逾越的距离。另外，小说中也有和他人谈论梦境的情节，人物屡次表现出疏远的态度，再次表现了人物的疏离关系。

纵观小说，语言部分和亲情层面的疏离关系联系紧密，民歌将这种疏离关系的范围拓展到了爱情的层面，梦境进一步展示茶峒范围内不同家庭的疏离关系，表现了多个层面的疏离关系。

2疏离关系的原因

《边城》中人物之间存在着微妙的疏离关系，造成这种关系的原因相当复杂。其中主要的原因有这几种：客观的人物身份差异、财产差异，主观上的沟通意愿和不可控的心理因素。

首先是身份的差异。有人认为，湘西世界近似于桃源的存在，但它仍然是一个社会，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身份，身份的差异影响着人际交往。在小说中，人物的身份主要分为家庭身份和社会身份两个方面。家庭身份是指人物在家庭中的身份，如祖父在家庭中扮演的家长角色。他的身份不是翠翠的父母而是翠翠的祖父，年龄、阅历等的差异都决定了翠翠和祖父之间隔阂的存在。社会身份是指人物在茶峒这个社会中的身份，如人物的职业等。小说开篇介绍顺顺时就指出他是茶峒的执事，为茶峒大多数人所尊重;在提到祖父时，人们都会提到“渡船”等等表达来形容祖父，可见社会身份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物和人物的身份存在着巨大差异，让人物在接触彼此时不得不有所顾及，因而产生祖父和顺顺、祖父和大老、祖父和二老等人之间的疏离关系。

其次是财产的差异。如果说身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么财产就是相对来说更为具体的东西。财产是指拥有物质财富的多少，小说中出现较多的是标志着人物财富实力的具体物质。大到碾坊、船只，小到首饰、金钱，无不显示着拥有者的财力。以碾坊为例，它的存在恰好体现了主人的富有。碾坊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时有一段描述体现了这一点：

但一个撑渡船的若想有座碾坊，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妄想。凡碾坊照例是属于当地小财主的产业……那熟人用脚踢着新碾盘说：“……这是中寨王团总的，大钱七百吊！”

翠翠渡船遇见的母女，女孩戴的银手镯，女人塞给翠翠的铜子等等也是如此。大大小小的东西代表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象征着主人财富的多寡，展现了人物的财产差异。同身份一样，这些物质能够影响人物的态度，而它的频繁出现，加强了人物的心理暗示，导致人物和人物之间的疏离。

在此之外，人物主观的意愿和多变的心理也影响着人际关系的亲疏。如前文所述，语言及沉默，梦境、民歌等都表现了人物之间的疏离关系，而在这背后反映的是人物沟通意愿。而《边城》中的人物沟通的意愿似乎并不是特别强烈，因而导致诸多的误解，将自己和他人置于疏离的关系网中。当然，不能忽略随处境变化而迅速变化的心理，如处于爱恋情感中的翠翠，无意中会倾向于和其他人，尤其是二老，保持一种疏离的状态;而处于死亡阴影下的祖父、顺顺，也更可能与其他人保持着疏离的关系。

3疏离关系的影响

《边城》中人物的疏离关系并没有使得小说原来的氛围产生巨大的不和谐之感，反而使得各个人物更加真实，性格也更加鲜明。整体来看，疏离的关系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物的悲剧，展现了湘西世界在淳朴美好之外更为深刻的一面，并呈现作者隐藏在文中的复杂情感。

小说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一句收尾，呈现了一个开放的结局。只是，隐藏在小说各个细节中的疏离关系却一直影响着人物，小说因此以人物的悲剧收尾。人物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如小说中祖父犹豫不决的性格致使翠翠的婚事迟迟没有回应，人物之间的误会加深。人物的悲剧也是湘西世界的社会的悲剧。《边城》的湘西世界可以说是基于一种“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展开的，人们不可避免地以自我为中心划出亲疏不同的社会关系，导致人与人相互隔绝。这种悲剧也是命运的悲剧，交错复杂的误会等也使人物悲剧与无法把握的命运相联系。

《边城》中，作者对人物的疏离关系描绘，似乎是有意去表达湘西世界在清新淳朴之外的另一面，比如现实的人际关系，比如古朴的湘西世界逐渐消逝而展露的城乡关系。《边城》中疏离关系的呈现，使得人际关系的描写更为现实，透出现代化影响的影子。“现代化的某些因子，随着湘西地区与外界交流的加强而进入到湘西社会之中。其中对湘西地区影响较大的是现代生产技术的进入，如机械油坊的出现。”碾坊、碾坊的石槽和水闸门等等都可以看作是现代文明入侵湘西世界的剪影，意味着湘西世界原来的面貌逐渐地消逝，现代化的侵入、城市文明的影响程度逐渐加深。

作者曾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作品背后隐藏着作者丰富的情感，单从人物疏离关系的塑造来看，作者应该将他对于人际关系的理解隐藏其中，尤其是在经历乡村、城市两种迥异的环境之后，他感受到的巨大差异以及对此的真实感受。这一种理解的融入，既是对真实人际关系的展示，又是当时的作者审视自己对于湘西态度的一种方式。最后，作者选择用小说的形式呈现这样的一个湘西世界，“在完成着……他对乡下人的生存方式的沉重反思。”“从整体看，他的创作最终指向对民族未来生存方式的终极关怀。”对疏离关系的描绘乃至《边城》整部小说的完成都带着作者对于湘西世界现状的观察以及它将何去何從的思考。

《边城》的人物在语言、民歌、梦境等细节中显露出的疏离关系与每个人物各自的身份、财产及心理有着莫大的关系，在无形中推动着情节走向多重意义上的悲剧。而透过这种疏离的关系，能够窥视到湘西世界在充满人性美之外的另一面，感受作者在文字中隐藏的情感与思考。

*通讯作者：傅红英

作者简介：谷俗（2000.6-），女，汉族，浙江温州人，学历：本科（在读），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通讯作者简介：傅红英（1970.01—），女，汉族，浙江诸暨人，本科学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地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鲁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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