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华

摘 要：郭沫若与川端康成在小说中摹写个人生命表现出不同的格调。郭沫若自由、孤独、悲剧、颓伤等丰富、错综的生命内蕴相互碰撞，驱使了他内心的强烈自尊感和责任感，凸显出强烈的进取意识。而川端康成整合生命的种种际遇和体悟，作品表现出来的则是氤氲首尾的哀婉，阡细连绵的哀愁，凸显出虚无格调。

关键词：郭沫若;川端康成;进取;虚无

郭沫若和川端康成是东方同时代重要作家，郭沫若长达二十年的日本生活为其留日小说打上了一定日本烙印，特殊的历史际遇、一定的文化重叠和不同的生命历程，形成二者不同的生命体验，投影在其小说中就是不同的生命格调。郭沫若留日小说与川端康成小说在生命格调上的一个分歧是前者的进取意识与后者的虚无意识。这种一个进一个退、一个激进一个相对平和的生命哲学，也正体现了各自经历、性格、文化、思想的不尽相同。

一、郭沫若留日小说的生命格调：进取意识

郭沫若留日小说曾表现出堕落、颓废，这恰是一种自我发泄和放松，之后会不断自我反省、自我告诫和自我提升，这种发泄和放松便会蓄积无穷力量，以获得生命的再度崛起。这正是弗洛伊德主义所说的释放压抑的好处。创造社成员特别是郭沫若描写了性本能转移、升华后催发的伟大创造力。他的《Lobenicht 的塔》六十三年来一直过着单调刻板的独身生活的哲学家康德，因窗外邻居家的白杨树挡住了视线而烦恼，后在障碍物砍除、见到Lobenicht的塔尖后顿感愉悦，创造力因之勃发。小说含蓄地点出了受压抑的性欲转移后产生的强大文化创造力。

郭沫若的焦躁情绪和忏悔意识意味着他自我实现的进取意识。焦躁是因为对现实不满、对自己不满，这种不满背后其实是对自己更高的要求，希望能够改变现实。同样，忏悔也是对自己不满，对自己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和懊恼，在深深的后悔和自责中，希望能够改掉自己的所为，达到让自己比较满意的程度。焦躁着眼于现实，忏悔着眼于过去，它们共同的目标是寄期望于将来，是一种进取意识的体现。“郭沫若的‘忏悔是向‘旧我告别，是‘凤凰涅槃式的毁灭与创造。郭沫若的忏悔是自责面具下的一种自我否定，从而向更高层次上新的‘自我跃进。忏悔，是破坏一个旧的自我，同时，也是创造一个新的自我。忏悔，就其根本意义而言，不是祈求上帝的宽恕，而是更新自我。”[1]

二、川端康成小说的生命格调：虚无意识

而川端康成小说在感悟生命的孤独、悲剧、颓伤时，氤氲哀婉中更感人生的缥缈无常，虚无意识油然而生。这种虚无意识，在他的《雪国》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岛村生活态度中的虚无主义思想十分明显。思想上，他充满虚妄的幻想，他将现实的一切都看成“徒劳无益”。行动上，他颓废堕落，不辞辛苦地登山就是倍感生命无趣、无意义的表现。无聊之余到雪国寻觅消遣，玩弄驹子，在灵的空虚中寻求肉的寄托，因而在他眼里，驹子无论如何坚持不懈地记日记、学歌谣、习书法、读小说、练三弦，都是徒劳无益的白费。他把驹子认真的生活态度和真挚的爱恋情感，都看作是“一种美的徒劳”，毫无意义。同时他对叶子的倾慕也是满足自己虚妄的幻想的需要，他渴望得到幻想中的冷艳、虚无、缥缈的超现实的美，所以叶子的出现让他感到“一种不是人间的象征境界”“透明的幻影”和一个“美的不胜悲凉的声音”。然而叶子的死，最终成就了岛村彻底的虚无意识：“银河好像哗啦一声，向他的心坎倾泻了下来。”可见川端康成笔下的虚无意识是弥散在人物身上的、褪不掉的阴郁色彩。

三、不同生命格调的根因探求

郭沫若重进取意识，川端康成则有浓重的虚无意识，这种不同的生命意识的形成，取决于他们各自的性格、境遇和文化等因素。

就郭沫若而言，首先是性格因素，开朗乐观的性格，充满激情，行为处世都非常积极，对压抑憋屈的现实，在不满的同时，更崇尚不断进取。

其次是境遇因素，郭沫若在日本时期处于自卑与自尊的两难境地，物质上贫乏使他感到自卑，不甘堕落的强烈自尊也时时出现，其内心被自尊和自卑缠绕着，他努力想去掉个人的自卑、国家的自卑，找回个人的自尊和国家、民族的自尊，这正促成了他的进取精神。

再次是文化因素，他整合、吸收的文化对这种进取意识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中的儒道文化及西方文化为其提供了进取的素养。儒家文化的理想人格，构成了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脊梁，他极为推崇儒家的理想人格，理想人格的代表“君子”“志士仁人”都是重入世进取的，儒家文化重“内圣外王”“士以天下为己任”。注重自我的不断修身和提升，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他认为中国的固有精神与希腊思想是同为入世的，正是这种入世进取的文化导致了其入世的生存态度。另外，中国文化的固有精神当为动观，即运动的、不断进取的。中国儒家的思想从每一个个体出发，讲究发展自我又推动国家世界，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不用说是动的、是进取的文化。即使是道家思想也并不是不进取。对于中国的道家文化，他也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特别喜欢庄子，认为道家思想也是提倡进取的，‘无为二字并不是寂灭无所事事，道家的智慧正是以退为进的委婉进取精神。老子的思想是“活静”，正如希腊的静态文明，是一种活静。进而郭沫若又把道家思想与尼采的思想联系起来，认为他们都是以人为本而力求积极发展的精神。因此，他在整合中西生命哲学的过程中得到了进取意识的启迪。

同样，川端康成虚无意识的形成也是自身的原因。

首先是个人因素。亲人相继去世的经历，使他从小就品尝了同年龄的孩子们所体验不到的生离死别的痛苦、绝望。生命的脆弱，人生的无奈，对亲人亡故的无助，使少年的他形象地理解到人生的虚无、命运的无常。这种经历成为其后来虚无主义的带有浓重悲观色彩的人生观的原始根源。加之，不足七个月就脱胎于母体，天生体质孱弱，很多时候还要服用大量安眠药才能坚持创作，倍感孤苦无助、虚无无奈。孤儿根性、体质孱弱促成了其虚无的人生观、生命观。

其次是时代因素。他的一生经历了关东大地震、日本无产阶级运动、太平洋战争、战后的萧条与复兴等重要而动荡多变的时期，倍感生命的无常，这对他虚无的人生观具有深刻的影响。他自己也说：“我在世上无依无靠，独身一人过着寂寥的岁月，有时甚至嗅到死亡的气息。”

再次是文化因素。日本是一个“生于儒而死于佛”的民族，整个日本普遍地信奉佛教，在诸宗教中，川端对佛教也最为推崇。他在《文学的自叙传》中曾言：“我相信东方的古典，尤其相信佛典，它是世界最伟大的文学。”佛教中的虚、空、无常观念致使他认为人生空漠、人生无常，形成人生徒劳的观念，其实就是虚无意识。万法自空中来，亦归于空，所以“空”是佛教中至真的存在。对于彻悟佛理的人，一切的一切，因其幻，所以真;因其空，所以实;因其无，所以有;因其虚，所以灵。这就叫色空不二，虚实一如，真幻齐一，空无即妙有，妙有即空无。

川端康成的文学思想基础正是禅的虚无，他曾引用明惠上人的弟子喜海的《明惠传》中一段西行的话语来说明自己钟爱虚空的原因：“西行法师常来晤谈，说我咏的歌完全异乎寻常。虽是寄兴于花、杜鹃、月、雪，以及自然萬物，但是我大多把这些耳闻目睹的东西看成是虚妄的。”[2]这种“无”“空”“虚”的意识也成为日本文学艺术的传统，进而深深地影响着川端康成。禅宗所主张的“无”的意境，促成“有即是无，无即是有”的超越意识，这一独特的美之境界。

日本古典文学《源氏物语》中的由物哀所引发的虚空的意识对他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他在《我在美丽的日本》中说：“和歌自不消说，甚至从工艺美术到造园艺术，无不都是深受《源氏物语》的影响，不断从它那里吸取美的精神食粮。”[3]他在作品中表现的虚无与《源氏物语》中的物哀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四、结语

郭沫若的留日小说和川端康成的小说在表现个体生命的状态时，产生了一系列共鸣：自由意识、孤独意识、悲剧意识、颓伤意识，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进取意识与虚无格调。这正体现不同作家的生命体验、生命意识同中存异的状况。

参考文献

[1]刘悦坦.渴望“苦闷”的象征——从郭沫若的“身边小说”看其“天才情结”[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3（2）：8.

[2]川端康成.美的存在与发现[M].叶渭渠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15.

[3]叶渭渠.川端康成谈创作[M].北京：三联书店，1992：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