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勒

7月初，山东济南市的一份《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條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引起社会热议，里面规定，申请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者，需取得高中及以上学历。

没高中学历就不能开出租车？恐怕这规定在世界范围内也属首例。出租车司机工作辛苦，收入不高，对知识水平也没那么高要求，一旦设立学历门槛，等于将中低学历者，尤其是广大进城务工者拦在就业门外，这是典型的学历歧视。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今年3月，贵州茅台集团招聘170名制酒工和制曲工，这两个工种都属技术含量较低的体力劳动岗，却要求应聘者须是211、双一流大学毕业。

列出这些门槛的人都振振有词，比如“提高行业素质”“加强人才储备”。莫要忘了，提升行业从业者学历，需和社会教育水平发展相匹配，否则，就等同于变相挤压劳动者就业空间。202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874万人，只比去年增长4.6%，2020年春季招聘市场上，招聘要求本科以上学历的占比达49.5%，比去年增长13%，两者相减，意味着今年，招聘市场留给非大学毕业者的岗位骤减了70多万个，中低学历者何以为生？都去当网红吗？

其实，岗位门槛应该与工作性质相匹配。岗位技术含量低，却要求高学历，不仅大材小用，更浪费国家教育资源——国家每年投入数以万亿资金给各大高校，清华北大级别一年所获财政拨款超50亿元，浙大复旦级别每年超30亿元。以此类推，以举国之力培养出的人才，难道只是为了去用脚踩小麦当制曲工？即便这些211大学毕业生本人愿意，国家愿意吗？纳税人愿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