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收入差距

2020-10-09李静李逸飞

江淮论坛 2020年4期

李静李逸飞

摘要：文章采用CHIP（2013）数据集对我国城市规模、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及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城市规模、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存在“倒U型”关系，只是在当前，大多数城市仍处于拐点的左侧，并未达到均衡或者最优处的人口规模水平。（2）在城市内部，居民个人能力、教育水平的差异是造成其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这种个人能力的差异程度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经济水平的提升而不断扩大。（3）基于户籍身份的制度性歧视是造成城市内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的解释视角，并在大城市愈加明显。

关键词：城市规模;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差距;新二元结构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4-0042-013

城市经济一直是一国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中国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式发展，与之相伴的是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快，直到201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60.60%，有大半的人口目前集聚于城市。城市化代表中国经济不断在走集约型和规模化的发展模式，但是收入差距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一直是一个收入差距较小的国家，基尼系数长时期低于0.3[1]，然而在201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62，并且在近年来仍有上升趋势。城市不平等一直是总体失衡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对城市整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已经由1992年的74%逐步提升至2009年的81%。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时期内，大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提升是小城市的3倍。无疑，城市经济的发展是中国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核心。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跨地区移民进入城市，相对于在原有户籍所在地的状态，迁移带来了收入增长效应。[2-3]但相对于城市的本地户籍居民，迁移群体中却存在大量的低收入群体。长期以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后，中国的城市化率在更大程度上仅体现为常住人口意义上的城市化，而非真正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城市中存在大量的农村户籍的流动人口。由于户籍制度带来的户籍身份概念，一方面，压低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保留价格;另一方面，由于在城市内部存在户籍歧视，大量的流动人口无法进入高收入和正规行业。此外，在养老、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也同样受到较为严重的歧视。由此，基于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内部呈现出“新二元结构”，不仅给城市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更值得引起重视的是，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以及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外来人口比重不断加大，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逐渐增大，为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潜在的隐患。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都在不断拉大。[4]过去，我们讲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更多地集中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探讨，而关于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问题研究较少。即使在不存在户籍制度的国家，同样表现出收入差距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增大。[5-6]那么，在目前我国存在严重户籍隔阂的城市，其内部收入差距则更值得去关注和研究。尤其在我国存在新二元结构的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一般可以分为两类：公平竞争下的收入差距、制度隔阂引起的身份差距由此带来的收入差距问题。一般而言，公平竞争下的收入差距在适度范围内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有利于提升个人努力程度和幸福感的，而基于户籍身份带来的收入差距则会对城市发展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也不利于城乡的融合发展。[7]

然而，针对中国问题，对于城市结构和城市规模及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影响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文献还很鲜见。从中國自身的发展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正在与日俱增，并且扩大速度甚至快于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和全国总体的收入差距。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将会拥有更多的大型甚至特大型城市，大量的人口将集聚于少数地区和城市，而城市尤其是大型城市内部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阶层固化及社会分割现象正给城市的和谐发展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分析现有户籍制度下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将对未来户籍制度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较为明确的建议和启示。

一、文献综述

关于城市规模、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城市经济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热点话题。具有代表的研究有，Baum-Snow和Pavan（2013）[5]运用美国1979—2004年的相关数据，研究了美国城市规模和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发现：在过去几十年，美国城市规模的扩大导致了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且在美国高技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即不同行业回报率差异为主要原因。Glaeser和Tobio（2009）[6]则从城市规模对内部收入差距影响的因素和渠道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技能的差异性是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关于中国情形的研究中，大量的研究是关于城市中两种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户籍身份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的行业收入差距。邵宜航等（2016）[8]认为流动劳动力的整体受教育水平低是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但其在流动劳动力指标选取上选用的是省级层面，而研究对象为城市层面，难免会出现估计上的偏误。杨天宇（2005）[9]基于理论分析，从城市内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视角出发，认为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及外来人口劳动技能较低的事实，造成外来人口难以进入城市的正规部门，导致城市中非正式部门的就业比重逐渐加大，进而拉大了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总体收入差距的主要表现之一，而入职机会对于户籍的要求则是更加深层次的原因。[10]但行业收入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障碍造成。除了教育、工龄、年龄、性别等个体特征，社会关系网络、家庭环境及城镇户籍也是促进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的主要因素。此外，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东部地区，户籍及家庭背景对于高收入行业进入的作用更加明显。[11-12]并且，户籍身份的差异甚至扩大了二代收入差距。[7]

总体来看，关于城市内收入差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不同户籍身份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户籍对于不同收入行业进入造成的影响。城市中不同户籍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个人技能、家庭背景、工作经验的差异，劳动力市场中由于户籍身份导致劳动回报率的差异及行业进入壁垒导致的收入差距。可见，现有研究对于城市内部的市场分割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且研究的关注焦点大多为户籍身份。但关于城市规模对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的研究还较为鲜见。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城市规模通过何种渠道影响内部收入差距，主要从外来迁移人口的规模导致城市内部结构发生变化的视角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和拓展。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在关于收入差距方面的研究，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库是中国学界最常用的数据库之一，并形成了大量权威性的研究成果。该数据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牵头并联合国内外专家共同完成，目前已经完成了多期数据采集与整理。我们选择时效性强的2013年数据集（CHIP2013）。在调查过程中，CHIP（2013）按照东、中、西部区域分层并进行系统抽样，以此获得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具体而言，其样本覆盖全国15个省份126个城市的234个县区。在原样本中，一共包含18984个住户以及64777个个体。其中，城市住户、农村住户以及外来务工住户这三个子样本的容量分别为7175、11013、760。中国收入调查数据库包含三个子数据库，分别是城镇居民调查数据、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及农村居民调查数据。由于我们关注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及外来人口对其造成的影响，所以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将城镇居民调查数据和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合并、匹配，消除二者中的重复个体样本。

考虑到本文考察的是城市规模、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关系，因此受访者必须是有劳动收入来源的个体。为此，将新样本中年龄不在[18—65]这一区间中以及仍然在学校就读尚未工作的样本剔除。舍去非劳动力样本的原因在于，由于我们无法准确刻画财富积累导致的收入差距，而离退休样本及在读学生虽然存在财富的积累，但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工资水平的收入差距。在舍去关键变量存在缺失以及有异常值的样本后，有效样本容量为8390。其中，拥有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的样本数量分别为6868、1548。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重点在于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指标的设定和计算。目前，关于收入差距代表性的指标一般有：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及变异系数等。其中，基尼系数是最具代表性，且为学界测算收入差距最为常用的指标，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主要构造城市层面的基尼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泰尔指数作为稳健性检验的替代指标。

（二）数据描述性统计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本文使用的数据为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虽然样本并未完全覆盖全国，但却是目前公开范围内我们能够获取的最具权威性的微观调研数据，并且是基于科学的分层抽样调查所得的数据，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基于此，关于基尼系数的绝对值并无太大的实际意义，而需要关注的重点在于其在不同城市规模和不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情形下的相对值。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在年收入层面与小时工资收入层面所刻画的基尼系数并不存在较大的差别。即本文所测算的基尼系数是相对可信及稳健的。虽然不同个体可能存在工作时间有差异的现象，但是基本反映出小时工资与年工作收入的高度一致性。

图1和图2分别刻画了城市规模与城市内部基尼系数的散点图，可知，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城市内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提升。总体看，城市规模与收入差距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正相關关系。

图3刻画了以个人年收入绝对值计算的城市基尼系数与城市人均GDP的散点图。由图3可以发现，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内部的基尼系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总体来看，城市基尼系数与城市经济发展程度呈现倒“U”型的关系。从图3散点的分布来看，目前我国大部分的城市仍处于拐点的左侧，只有少数城市处于拐点的右侧。在图4，我们以个人小时工资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与城市人均GDP的散点图，同样说明了与图3类似的问题和现象。整体来看，在我国，经济越发达的城市其内部的收入差距越大。但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不断提升，其内部收入差距有回落的趋势。

那么，不同城市规模拥有不同程度的收入差距水平的原因何在？在中国，由于城市中拥有大量的外来人口，尤其是没有城市户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而在城市内部呈现出基于户籍身份的“新二元结构”。基于户籍歧视，那些没有城市户籍的外来人口难以进入高收入行业，且劳动技能相对较低。此外，城市同样是人才集聚的地区，尤其是大城市，集聚了大量的高技能劳动者，同时也意味着集聚了大量的高收入劳动力。由此可见，规模越大的城市可能同时拥有更多的低技能劳动者和高技能劳动者。基于此，图5是将个人层面的年收入减去所在城市的平均年收入后的核密度图，其中包含了中位数以上规模的城市和中位数以下规模的城市两类。可以发现，相对于小城市，大城市中个人收入与平均收入的差额分布更加分散，即在大城市出现了更多的高收入和低收入劳动者。由此可推断，同时集聚更多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者的大城市是其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

三、计量检验

（一）城市规模与城市收入差距

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采用以下形式的计量回归方程：

其中，Inequalityi表示城市i的收入差距指数，在本文的计量检验中主要采用城市的基尼系数作为代理变量（Gini1），此外采用泰尔指数作为稳健性检验的代理变量（Theil1）。City sizei为代表城市规模的解释变量，采用市辖区常住人口表示。Xi′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代表区域的虚拟变量、城市内个体接受教育程度的基尼系数（Gini_edu）以及城市中个体的平均收入（Wage）。我们主要关心的系数为1。当1为正则表示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不断增大，与前文图1、图2所展示的散点图规律以及本文的理论假设一致。

表2为基于城市规模与城市收入差距的OLS回归结果。分别采用城市内部的基尼系数及泰尔指数作为代理的被解释变量。从模型1和模型5可以看出，基于两个被解释变量，城市规模均对城市收入差距产生正向的影响，即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内的收入差距不断增大，与前文图1和图2散点图反映出的基本规律一致。从模型2和模型6来看，基于基尼系数的回归中，城市规模的二次项系数为负，但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基于泰尔指数的回归中，城市规模的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可见，城市规模与城市收入差距总体表现出较弱的“倒U型关系”。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城市规模变量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并且影响程度逐渐加强。此外，城市规模二次项系数也均通过1%置信区间下的显著性检验。城市规模与城市收入差距表现出较为稳健的“倒U型”关系。在控制变量中，城市中个体平均收入水平对基尼系数及泰尔指数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表现为越是发达的地区收入差距越大;城市中个体教育程度基尼系数对城市基尼系数及泰尔指数的影响同样显著为正。可见，城市中融入不同类型技能的劳动者是其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的解释视角。

（二）城市发展水平与城市收入差距

一般而言，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其经济发展水平会得到不断的提升（但这种关系并非是必然的，需要一系列的外部环境和空间结构体系作为支撑），究其原因，可从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进行解释。随着城市的扩大，由于生产要素和产业的集聚带来规模经济效应，由此产生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效应;此外，城市拥有较为多样化的经济，不同的产业类型和不同生产链下的企业集中于此，可以容纳更多不同技能的劳动者，从而在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产生相互学习效应，在从事更加细化、专业化的工作中有利于提升其劳动生产率，即劳动者之间的外部效应引致生产率的提升;另外，由于城市规模的扩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更加完备，拥有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职业技能培训资源，这些外部环境均有利于提升职业工人的劳动技能水平。对于企业而言，由于产业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以及劳动力池效应，一方面可以减少其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招工成本问题，另一方面，处于城市的大市场，有利于减少其贸易成本。

由此可知，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是一对孪生兄弟，是内生相伴的过程。城市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同样，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加大了其对于外部资源的吸引力，进而通过累积因果效应（滚雪球效应）吸引外部资源的不断流入，由此不断增大其城市规模。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大城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但并不是一味地追求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因为，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会带来交通拥堵、竞争加剧、环境污染、生活成本提升等负向影响的拥挤效应，正是由于前文提到的集聚效应与拥挤效应的拉锯战，最终会基于不同地理特征和发展程度的城市实现一个均衡的城市规模。而这一过程正是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因此，基于城市内部失衡问题的研究，更重要的在于考察城市发展水平对其影响机理。因为城市规模从来不是一国发展追求的终极目标，尤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才是应该更加注重的目标。上文我们考察了城市规模与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关系，下文我们将基于此，重点考察城市发展水平与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关系及其作用机理。以期探索在城市发展中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协调。

关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计量回归方程采用如下形式：

其中，Inequalityi表示城市i的收入差距指数，在本文的计量检验中主要采用城市的基尼系数作为代理变量，分别为基于个人年收入及小时平均工资计算的基尼系数（Gini1、Gini2），此外采用泰尔指数作为稳健性检验的代理变量，同样分别采用个体年收入和小时平均工资计算的泰尔指数（Theil1、Theil2）。Pgdpi为代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解释变量，采用城市人均GDP表示。Xi′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代表区域的虚拟变量、城市内个体接受教育程度的基尼系数（Gini_edu）以及城市中个体的平均收入（Wage）。我们主要关心的系数为1和2。当1为正且2为负时，则表示随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存在“倒U型”关系，与前文图3、图4展示的散点图规律以及本文的理论假设一致。

表3为基于个人年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的OLS回归结果。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城市人均GDP每提高1%，分别导致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扩大3.204%。此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0.148），表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呈现出典型的“倒U”型关系。在模型2和模型3中，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城市人均GDP及其二次项系数依然显著，且方向不变，此外，如同表2中的回归结果类似，城市人均收入水平与个体教育程度基尼系数均对城市内部基尼系数带来正向的促进效应，并且均通过了1%置信区间内的显著性检验。在模型4中，我们控制了城市人均GDP与个体教育程度基尼系数的交叉项，回归结果显示，在其他关键变量的系数不变的前提下，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即随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城市内个体教育程度的差异逐渐增大，由此导致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即二者对于城市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相互增强的效应。在模型5中进一步控制了城市人均GDP与平均收入水平的交叉项，其他关键变量的回归系数仍表现出较好的稳健性，且交叉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也说明越是发达的城市，其平均收入水平对城市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越大。

表4为基于个人小时工资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城市人均GDP每提高1%，导致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扩大3.937%。基于表3的回归结果来看，可见，基于两种收入指标测算的基尼系数回归方程的影响程度十分接近。这也说明本文测算的城市内部基尼系数是相对稳健、可信的。此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且在两类城市基尼系数回归方程中的系数基本一致，分别为-0.148、-0.184。此外，在模型2、3中我们分别控制了城市中个人层面的平均收入、教育程度的基尼系数后，发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及其二次项的回归系数仍与模型1中的一致。并且，加入控制变量后发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城市收入差距的解释力增强了。此外，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平均收入水平越高的城市，其收入差距越大，教育程度差距越大的城市，其收入差距越大。这也基本验证了前文的基本假设和数据描述规律，且与表2的结果一致。总体来看，城市发展水平的提升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城市发展水平的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基本验证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差距存在“倒U型”的关系。并且这种影响关系与表2中展现出的城市规模与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关系一致。在模型4中，加入教育基尼系数和城市人均GDP的交叉项，其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可见随着城市经济水平的提升，教育基尼系数对城市收入差距的解释力增强，可知经濟越发达的城市，不同技能劳动者的数量更多。在模型5中，进一步控制了人均GDP与平均收入的交叉项，其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可见越是发达的城市，其平均收入水平对城市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越大。

表5显示了基于泰尔指数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与表3的计量检验结果类似，可以看出，城市人均GDP的提升会显著扩大城市内的收入差距。并且呈现明显的“倒U型”关系。在逐步控制其他控制变量后，城市人均GDP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显示出与表3、表4类似的稳健性。此外，平均收入水平的提升及个体教育年份基尼系数的扩大均会导致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

（三）稳健性检验

前文已经通过计量检验证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经济水平的提升，均会导致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二者之间呈现明显的“倒U型”关系。并且基于不同类型的收入差距代理变量均表现出较好的稳健性。即便如此，仍然存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会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流入，由此可能进一步导致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公平竞争下的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内，可以提升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反而有利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因此，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差距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2004年城市人均GDP作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解决城市人均GDP与城市收入差距的双向因果内生性问题。

模型1和模型3中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基于个人年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模型2和模型4中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基于个人小时工资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从表6的回归结果来看，城市人均GDP对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城市人均GDP的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整体证明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此外，控制变量中，城市平均收入水平的提升会导致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提升，个体教育程度基尼系数的扩大是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重要原因。

四、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城市内部“新二元结构”的影响

（一）加入不同户籍身份之间的收入差距

以上我们整体研究了城市规模、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关系，得出的基本结论为城市规模、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存在典型的“倒U型”关系。关于收入差距，一方面是市场机制下基于公平竞争导致的收入差距，我们视为正常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机会不公导致的收入差距，我们视为制度性因素导致的收入差距。基于公平竞争，比如由于教育程度的不同导致的收入差距，即为个人能力之间的差异。那么，在城市内部，基于机会不公导致的收入差距在于户籍制度造成的城市内部“新二元结构”下，不同户籍身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即拥有城市户籍和没有城市户籍的群体间在就业、择业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区别对待。这种差距的存在是我们真正需要重视的收入差距。

基于此，我们在表7的回归中加入各个城市中拥有户籍和没有户籍个体之间的工资性收入差额，以此来分析在我国城市发展中，城市内基于户籍身份的收入差距是否导致了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这种效应有多大？

表7的回归结果中，模型1与模型2为基于个人年收入及个人小时工资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的OLS回归结果，模型3和模型4为基于个人年收入及个人小时工资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从OLS的回归结果来看，模型1及模型2中均表明城市户籍与非城市户籍之间的收入差距是解释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视角。在模型3和模型4中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中，同样可以看出，不同户籍身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导致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此外，模型1到模型4中其他关键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与前文的相应结果基本一致，表现出较好的稳健性，可见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可信的、稳健的。

（二）构造反事实的再检验

尽管我们在前文已经证明不同户籍身份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导致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前文的估计中我们还未考虑样本的选择问题，即虽具有不同身份，但个体之间仍存在异质性的问题。基于此，我们采用构造反事实的检验方法，通过不同类型的PSM估计得出具有类似个体特征的不同户籍身份个体间的平均收入差距，并进一步分不同城市规模，以考察是否存在城市规模的扩大，其内部二元结构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

由于我们重点考察的是城市内部具有类似特征的不同户籍身份个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户籍虚拟变量则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变量，为此将户籍虚拟变量纳入到经典的收入决定方程：

上式（3）中， Y表示受访者所获得的工资收入水平，我们用个人每小时工资收入的自然对数来测度（1），而Hukou表示城市户籍的虚拟变量。实际上，我们要探讨的是城市户籍获取对个体收入水平变动的作用。为此，将受访者分为拥有城市户籍（Migr=1）和没有城市户籍（Migr=0）两类，β1是我们主要关注的系数，它将为我们考察城市户籍获取与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另外，P、City分别表示个人及其所在城市的特征变量，这些变量均会影响个人的收入水平。

考察城市户籍对于收入的影响，其本质是进行事实与反事实之间的比较，即估计拥有城市户籍的劳动者现有收入与假设其没有城市户籍所得收入两者之间的差值，该差值可以反映城市户籍身份对收入变动的影响及其大小。为此，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来考察这一效应，从而规避样本自选择问题所造成的偏误。根据PSM方法的基本原理，首先要估计出个体选择迁移的概率，采用Probit模型对获取城市户籍的概率进行估计：

式（4）中，Hukoui表示是否拥有本地城市户籍的虚拟变量，Hukoui=1表示拥有城市户籍，Hukoui=0为没有城市户籍。0为常数项，Гi表示个体特征的变量组，分别有性别、教育年份对数、已婚、从事非农工作时间对数、年龄对数、兄弟数量、职业特征、行业类型、健康情況等。Cityi表示关于城市的特征变量，分别有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市辖区人均GDP对数、市辖区人均道路面积、FDI占GDP比重。εi为残差项。

然后根据式（4）得出的这一概率值将样本进行匹配，进而估计迁移的收入平均处理效应（ATT）：

表8为模型4的Probit估计结果。从各个变量回归的P值来看，除了私营企业的虚拟变量没有通过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其他变量均对城市户籍获取具有显著的影响关系。其中，从较为关键的影响变量来看，教育程度越高，工作年限越长，越有利于城市户籍的获取。而当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表现为人均GDP越大的城市，其城市户籍的获取越困难，甚至出现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也与当前我国城市化的政策是相一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于大型城市或者特大型城市的户籍历来是严格控制的。规模越大，经济越发达的城市其城市户籍越难获取。此外，在体制内工作相比个人经营和私有企业工作更加容易获得城市户口。

图6和图7分别为PSM匹配前后，城市中不同户籍身份个体的小时工资收入核密度分布图。可以看出，无论是进行样本匹配前后，城市居民小时工资收入的核密度分布均明显相对右偏，即拥有城市户籍居民的小时工资收入水平更高，且高收入群体更多。

目前，在关于倾向得分法（PSM）的运用中主要有一对一匹配、半径匹配及核密度匹配三种方法。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的研究结果是稳健的，本文将分别采用三种PSM方法进行平均处理效应（ATT值）的估计。

表9给出了基于三种PSM方法估计的结果。从各类检验方法的T值来看，均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下的检验，拒绝原假设，即说明在城市内部拥有城市户籍与没有城市户籍的居民之间存在显著的收入水平差异。从平均处理效应的结果来看，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后，均证明在拥有相似个体特征且城市环境特征相近的情形下，拥有城市户籍个体较无城市户籍个体拥有更高的工资收入水平（小时工资）。这也说明，在城市内部，由于存在基于户籍制度的“新二元结构”，没有城市户籍在收入方面会受到一定的歧视，其收入水平低于市场规律下的平均收入，进一步验证了上文表6的回归结果，即城市内部不同户籍身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是解释目前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

进一步的，为了说明城市内部不同户籍身份之间的收入差距与城市规模的关系，我们以样本范围内的城市规模中位值作为临界值，将样本分为大城市样本与中小城市样本，以期考察是否在大城市内部这种“新二元结构”带来的收入差距更大，即基于户籍身份的制度性歧视是否更加严重？

表10为大城市样本下的倾向得分匹配结果。同样，从各类匹配方法的T值可以看出，均支持不同户籍身份群体之间存在显著收入差异的典型事实。此外，从小时工资的平均处理效应来看，在大城市中，不同户籍身份之间的收入差距比总样本中的更大，以一对一匹配下的ATT值为例，在大城市中，这一平均差值为0.34，而在表9的总样本估计中，其ATT值为0.14。可见，大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更加严重，在大城市基于户籍身份的制度歧视更加严重。

而在小城市样本的估计中（见表11），从T值来看，仅有在核密度估计下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一对一匹配与半径匹配下均未显示不同户籍身份之间存在收入差异。且其平均处理效应也明显低于总样本和大城市样本中的估计值。可见，虽然基于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内部形成了典型的“新二元结构”，但这种基于户籍制度的工资性歧视还未完全覆盖全部的城市，而城市规模的扩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

从当前来看，只有在大城市才存在较为严重的制度性歧视，而大城市也往往是大量外来人口的集聚区域，因此，从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城市化的相关政策出发，重点应该聚焦于大城市内相关制度的改革，城市化也不应通过限制人口流动削弱大城市的整体规模。过去三十多年的实践经验已经说明，虽然在大城市存在较为严格的户籍获取和市场进入要求，但仍有超过一半的流动人口集聚于东部沿海的大城市，原因恐怕只有一个，因为大城市拥有更高的收入水平、更多的就业机会、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更为完善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也许，对于大量的外来人口，虽然在大城市存在更加严重的制度性歧视，但基于收入增长效应的驱动，基于基本的收益-成本权衡，目前，在大城市其收益或者个人及家庭效应仍大于其承受的物质性成本和制度性成本。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区域人口进入城市，对于大城市，外来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相对于其之前的所在地，进入城市后，他们的收入可能更高了，但与迁入地的当地城市居民相比，仍存在着较大的收入差距。在现有的市场化机制和收入分配制度下，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自身历程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内部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在日益扩大。但在中国城市内部的居民收入差距中，更加值得重视的一点在于不同户籍身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基于理论分析，本文通过采用CHIP（2013）数据集对我国城市规模与收入差距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

（1）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且二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的趋势，只是在当前，大多数城市仍处于拐点的左侧，并未达到均衡或者最优处的人口规模水平。（2）随着城市经济水平的提升，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且二者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不同于城市规模，当前已经存在部分少量的城市处于拐点的右侧，但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仍處于拐点的左侧。（3）在城市内部，由于居民个人能力、教育水平的差异是造成其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这种个人能力的差异程度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经济水平的提升而不断扩大。（4）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加导致城市内部“新二元结构”加剧是城市内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基于户籍身份的制度性歧视是造成城市内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的解释视角，此外，在大城市不同户籍身份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在中小城市，并未出现明显的制度歧视性工资差异。

（二）政策启示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市场经济制度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由于我国存在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内部存在明显的户籍制度歧视。在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中，一种形式是基于公平竞争下的不同劳动技能之间的收入差距;另一种形式是基于户籍身份差异带来的制度性工资差距。并且这两者形式的工资性收入差距均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扩大，但本文的实证检验同样表明，二者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趋势。即基于技能差异带来的收入差距会随着市场化和经济水平的提升而逐步缩小，但基于户籍身份的制度性工资差距反而在大城市会愈发严重。基于本文的研究，重点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公平竞争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应该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未来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仍将是我国人口迁移的主要形式，人口仍然会继续流向东部沿海地区，为了避免户籍性歧视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化，应该继续加大东部沿海地区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目前的积分入户制度虽然是一大改进，但主要针对的是相对高技能的外来人口，由于大城市多样化的经济形态决定了其较中小城市更加需要大量的低端技能劳动力从事基本的体力型劳动，因此，应该基于其社保缴纳年限、工作年限及工资水平等适度，放开对于低技能劳动者的落户条件。

2.政府应该加大推进各地区公共服务建设的均等化。不得不承认，大量的外来人口流入东部沿海地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这里的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公共服务较其原来所在地更加完善和优越。目前，在我国地區间公共服务建设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公共服务在地区过大的差距也是导致大量人口单向流动的主要原因。我国大量城市的建设规划长期滞后于市场的需求，导致较为严重的大城市病问题。此外，断然地完全放开户籍制度仍不现实，因此，不可能完全放开大量的劳动力自由流入东部，而提供与当地居民完全一致的公共服务。因此，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建立有效的财政协调机制，进一步完善相对落后地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是人口和企业集聚的关键因素，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因此，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建设是有序实现人口合理分布的关键。

3.加大城市中职业培训学院的建设，可通过政府、民间资本或者外资、企业等协同建设的机制，建设一批具有实业针对性的职业培训学院，鼓励一些外来人口的子女报考城市的职业培训学院，加大对于外来人口或者低技能人口申请职业培训的财政力度和优惠政策。基于技能的差异和户籍身份的歧视，如若不加强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培训，容易导致资本集聚下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局面，不利于城市的包容性发展。基于目前城市内高等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和户籍身份的严格要求，当前加大职业培训学院的建设，并鼓励外来人口和低技能人群报考、学习、培训，是更为现实的做法，更容易在教育层面打破户籍身份的限制，更容易打破体制的限制。与此同时，也有利于一些下岗人群通过再教育、再培训实现二次就业。

注释：

（1）部分学者采用年收入来衡量工资收入水平，但受访者的年工作时间往往存在较大差异。此时如果继续使用年收入指标，那么这种差异将导致实证估计结果产生较大偏差。为此，本文借鉴魏万青（2012）的做法，采用小时工资收入来加以测度，即小时工资等于月均收入除以月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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