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潇蔚

摘要：尼洛·克鲁斯是著名的古巴裔美国剧作家，他的作品专注于描写拉美人民和美国古巴移民的困境与遭遇。以其2003年普利策获奖作品《安娜在热带》为研究对象，从人物、情节与主题这三个方面入手，探究《安娜在热带》与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互文性，进一步分析克鲁斯如何运用这种互文性推动情节发展，深化主题，赋予其剧作更丰富的意义。

关键词：《安娜在热带》 《安娜·卡列尼娜》 互文性 尼洛·克鲁斯 托尔斯泰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15-0070-02

尼洛·克鲁斯是古巴裔美国剧作家，2003年凭借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安娜在热带》而闻名于世。像其他古巴移民作家一样，从克鲁斯的诸多作品中读者不难看出，古巴文化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众多作品专注于描绘拉美人民和美国古巴裔移民的困境与遭遇，致力于从社会政治史的维度上探索人性，着重探讨了传统与现代价值观的矛盾，以及古巴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冲突与和解。他的代表作还包括《开往伯利纳的夜车》（Night Train to Bolina，1995）、《两姐妹和一架钢琴》（Two Sisters and a Piano，1998），《奥尔唐西亚和梦想博物馆》（Hortensia and the Museum of Dreams，2001）和《飓风》（Hurricane，2010）等。

本文将以尼洛·克鲁斯的代表作品《安娜在热带》为研究对象。作家于2002年完成的这部剧作，描写了1929年前后美国古巴裔雪茄工人的生活。除此之外，本文的另一个研究文本是《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被许多评论家认为是托尔斯泰最杰出的作品，也是19世纪最著名的小说之一。托尔斯泰向读者展示了俄国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全景图。在剧中，朗读人朱利安在雪茄厂朗读《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启发了工厂主圣地亚哥的家庭成员，引发了他们的思考，更推动了剧情的发展，将人物的矛盾推到顶峰。

20世纪20年代，巴赫金提出了“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1966年，法国理论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文字、对话与小说》一文中，基于巴赫金所提出的概念，首次提出了“互文性”一词。她总结道：“每一个文本都是由引语拼成的马赛克，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也就是说，任何文本实际上都是一个“互文文本”，并且只通过与其他文本的关系而存在。同时，她还认为互文性是阅读和写作的核心。

上述理论为笔者对《安娜在热带》和《安娜·卡列尼娜》的互文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人物

虽然俄罗斯和坦帕的气候条件截然相反，但剧中的人物却有着相似性，因此这部剧作被命名为“安娜在热带”。正如马莉拉所说，“当胡安·朱利安开始阅读时，故事进入我的身体，我成了角色的第二层皮肤”。

在这部剧里，每个人都是安娜·卡列尼娜，每一个人物都体现了安娜的不同方面。艾洛认为，“在《安娜在热带》中，孔琪塔的故事与人物性格与安娜·卡列尼娜这个角色有着十分明显的联系”。她们两个都处在一段紧张的婚姻关系中，她们的丈夫既不想、也没有能力理解她们的内心世界。与此同时，像安娜·卡列尼娜一样，孔琪塔也冒着因欲望而失去婚姻的风险，她与胡安·朱利安的婚外情的代价也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内容中有所隐喻。切齐也与安娜·卡列尼娜有着相似之处，安娜无法在个人身份和社会身份之间寻求平衡，在这一点上，切齐与安娜是相同的。

就外表而言，玛莉拉与安娜有着相似之处。当她穿着华美的外套，戴着皮帽时，大家都觉得她像极了安娜。从性格方面来说，她们都渴望爱情，并且勇于追寻自己的真爱。然而，玛莉拉的命运却比安娜的命运更加悲惨，因为她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成了混乱现实的牺牲品。

安娜·卡列尼娜出身于俄国的贵族阶级，她并不需要通过辛勤的工作来谋生，然而在《安娜在热带》中，所有的角色都是为了谋生而辛勤工作的工人。但是，这两组人物之间有着清晰的联系，超越了他们的阶级和国籍。这种联系在两组角色的人物经历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两组角色都经历过欲望与爱情的挣扎、身份危机，等等。安娜·卡列尼娜就像一面鏡子，能够反映在变化的时代与不同的地域下，始终不变的人性和情感。

二、情节

毫无疑问，《安娜·卡列尼娜》在推动剧本的情节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娜的故事成为改变圣地亚哥一家人生活的催化剂。例如，圣地亚哥和奥菲利娅的和解就受到了《安娜·卡列尼娜》中情节的影响。在圣地亚哥听了朗读人朱利安讲述的列文的故事后，他发现自己的处境和列文很相似，他们都是热爱这片土地的人。他意识到自己应该列文像一样坚守在这片土地上，不应该抛弃这家工厂，于是他告诉奥菲利亚，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当奥菲莉亚想要离开的时候，圣地亚哥恳求她留下来，并拿他们的关系与列文和凯蒂做比较，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情节来表达自己对妻子的爱。在小说的启发下，两人开始重新思考他们的婚姻。实际上，这部小说成了这对夫妻之间沟通的契机与工具。最后，奥菲利娅向圣地亚哥敞开了心扉，两人终于和解，婚姻关系得到了修复。

《安娜·卡列尼娜》的原文在剧本《安娜在热带》中多次被引用，而这些引文与剧情的发展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第二幕开始时引用了安娜·卡列尼娜的话，“安娜踏进了新的生活，而她此时却无法用话语表达她的羞耻、快乐和恐怖”，这时她已经背叛了她的丈夫，并且在思考她的所作所为。与此同时，第二幕的第一个场景就是孔琪塔和朱利安正在工厂里偷情，引文正与故事情节相互照应。这种联系也出现在戏剧的结尾，当朱利安读到安娜的丈夫卡列宁对决斗的想象时，切齐举枪射杀了朱利安。小说以安娜的死亡结尾，而剧本则以朱利安的死亡结束，小说的悲剧结局预示着剧本的结局，同时加重了剧本结局的宿命感与悲剧性。

三、主题

在主题方面，《安娜在热带》和《安娜·卡列尼娜》也有许多共同点。

首先，两部作品都探讨了传统观念与现代社会的碰撞，故事都体现了传统会被现代所取代的必然趋势。古巴的文化与传统是贯穿整部剧本的主题。当时，在伊波这座小城，新型的卷雪茄机带来的威胁笼罩着工厂里的手工卷雪茄的工人，他们用传统方式手卷雪茄，效率远不如机器，面临着被时代淘汰的生存危机，作者也在剧本中提到“1931年后，朗读人从烟厂消失了，机器操作，工资低廉的美国工人取代了烟厂的手工卷烟工”。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也展现了同样的主题。19世纪70年代中期，俄国也正缓慢而痛苦地转向工代化。当时西欧的许多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改革，而俄国工业化的进程则被远远甩在后面。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作者也描写了俄国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带给人们的迷茫与彷徨。而安娜作为书中的女主角，她既眷恋旧社会养尊处优的生活与高贵的身份，又向往新社会的自由与开放。事实上，正是这种新旧社会的碰撞，让安娜在高速行驶的火车车轮下自杀。

其次，这两部作品都反映了女性对爱情的追求和自我意识的逐渐觉醒。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这一人物的精彩之处正在于她自我意识的觉醒、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和对爱与自由的渴望。她说：“我是一个人，我想活下去，我想去爱！”这是安娜在觉醒的过程中，发出的铿锵有力的宣言。当她爱上沃伦斯基时，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辉，以及她希望能把幸福传播给他人”。她对爱和自由的执着追求反映了她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对生命意义的探索。

与安娜一样，在《安娜在热带》中，孔琪塔面对紧张的婚姻关系，勇于改变，追求真正的自我和爱情。这些变化通过她母亲的话传达出来，“坦白说，你做这个的时候我没有想太多，现在你剪了头发，现在看起来完全不一样了”。事实上，母亲所说的改变不仅仅是外形上的改变，更多是心理上的改变，使孔琪塔“看起来完全不一样了”，安娜的故事启发了她，让她找回了真正的自我。

此外，《安娜在热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是文学的意义。正如克鲁斯所说，“我读了这本书，它改变了我看世界的方式，或者说我看了这部电影，它改变了我的生活”。《安娜在热带》通过朗读人朱利安的故事，表达了人们对文学和传统文化的需求，也传递出了作者对艺术力量的肯定，以及“艺术如何改变心中的杂音”。在剧中，这种艺术的力量通过《安娜·卡列尼娜》对剧中人物的启发而展现出来，因此“文学的意义”这一主题正是通过《安娜·卡列尼娜》得到了传达。

四、结语

《安娜在热带》与《安娜·卡列尼娜》之间形成的互文性，一直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并在主题上相互呼应。在工厂日复一日的单调的生活中，剧中的每个角色都压抑着他们的激情和活力，直到朱利安把《安娜·卡列尼娜》带进他们的生活。他们有时会想象自己进入了《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中，有时会通过这个故事联想到自己的生活，而安娜就成了连接人物的现实生活与内心世界的纽带。

所以说，互文性书写有助于人物体验、想象、反思自己的生活，进一步创造新的生活，这部戏剧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創作的。作为一种有效的创作手法，《安娜在热带》与《安娜·卡列尼娜》的互文性也可以为当代剧作家的创作提供一个借鉴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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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