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鸽

日前，本刊记者来到北京人艺探班，采访了正在排练新戏《阳光下的葡萄干》的导演英达。走进排练厅，导演英达正坐在桌子后面一边吃着芹菜蘸酱，一边看演员们排练，时不时还在旁边的纸上写写画画。排练完一场戏，导演英达会具体到每一位演员，把刚刚发现的问题逐一理顺。

这部百老汇经典剧目其实对英达来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上世纪60年代，英达的母亲吴世良，曾将作品翻译成中文。英达坦言：“这是我母亲生前翻译的一部作品，她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我相信她最大的愿望，一定是把这部戏推上人艺舞台，我能帮她老人家完成这个愿望，也是对我母亲在天之灵最好的安慰。”

【土生土长的人艺人】

9月1日，北京人艺2020年首部新戏《阳光下的葡萄干》登上首都剧场的舞台。作为今年北京人艺第一部新戏，《阳光下的葡萄干》从排练之初就备受瞩目，而这次除了剧目本身，观众们更将目光聚集到了回归人艺舞台的导演英达身上。虽然不少观众朋友都是通过情景喜剧知道英达，但他却是土生土长的人艺人。

打小儿吃北京人艺食堂的饭长大

英达说：“我从国外留学回来就进了北京人艺，至今已逾30年了，我一直都是人艺的。我经常在外面遇到观众或者同行，一听说我是人艺的，都是这话，说你现在还在北京人艺呢？人家还给你挂着呢？那意思我是停薪留职。我说没有过，我一直都在人艺。我曾经和任鸣、林兆华一起导过一个喜剧专场，还执导过刘锦云编剧的话剧《乡村轶事》，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吧，没有公演。我在北京人艺还干过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事情，例如给北京人艺的演出做同声翻译，有外国戏到中国来，中译英、英译中我都干过。”

英达毕业于北京大学，同时也是留美归国的高才生。英达坦言，自己在国外学的也是戏剧导演，戏剧是他的本行。1987年，初入北京人艺的英达作为林兆华的副导演，参与创作了话剧《纵火犯》。英达表示：“这部戏是顾威老师演的男一号，女一号是李婉芬老师。演员还有梁冠华，那时候梁冠华算是年轻人。当时林兆华导演给我个人帮助也很大，然后我父亲，包括于是之这一辈的艺术家们也给过我很大帮助，反过来我对他的孩子（林丛）也有一些帮助，当初她考中央戏剧学院的时候，就是我帮她辅导的，后来她又在《我爱我家》担任了执行导演。这就是我们北京人艺的传承吧。”

英达的母親吴世良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和翻译家，担任过曹禺先生的秘书，并给周恩来总理做过翻译。吴世良与英若诚是清华同学，毕业后共同分配到了北京人艺，并结为夫妻。英达说：“我父母都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我是打小儿吃北京人艺食堂的饭长大的。我记得小时候，父母中午派我去打饭，圆的那种铁饭盒摞四个，按照他们说的买上四个菜再给提回去。我记得冬天的时候，拿回去以后我妈再放‘蒸笼里面热一下，后来热完了看其中一个盒子里就剩酱油汤了，问我是不是路上偷吃了，我说没有啊。最后看半天发现几颗黄豆，才想起来这是肉皮冻，给蒸化了。”

父亲英若诚曾跟于是之打赌

因为小时候住的地方离北京人艺特别近，英达还想起来一个好玩的故事。他回忆道：“当年我们家离这儿特别近，也就几百米远。我爸爸原来跟于是之打赌，因为于是之住在人艺四层的宿舍，他从四楼走到一楼，得绕好几个圈下楼。然后我父亲从家往这儿走，他们俩算谁先进排练厅，最后我父亲居然比于是之还快一点。”

众所周知，英达的代表作《我爱我家》，充分发挥了他的导演才能，也让英达这个名字，与中国情景喜剧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英达说，自己的学成离不开戏剧舞台的熏陶。他表示：“从小到大父亲对我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我对戏剧舞台很着迷，我是站在北京人艺侧幕那儿看戏长大的，所以北京人艺这些老艺术家的表演风格对我自己后来在戏剧当中的实践，是非常有影响的。后来我又去美国学习，再后来又回北京人艺实践，接着又出去执导情景喜剧，我觉得也很难说哪一块起了具体的作用，这是一个整体的东西，包括我的戏剧观，包括我技巧上的东西，文学上的熏陶。但不管从哪方面说，我现在的成就绝对和我的家庭和北京人艺的熏陶有很大的关系。”

【回归舞台致敬母亲】

母亲翻译的《阳光下的葡萄干》手稿失而复得，成为英达回归人艺舞台的一个重要契机。《阳光下的葡萄干》是非裔美国剧作家洛伦·汉斯贝瑞的名作，于1959年在百老汇上演大获成功。之后，英达的母亲———北京人艺演员、翻译家吴世良将作品翻译成中文。因为年代久远，手稿已经遗失，英达对此并不知情。巧合的是，一位《我爱我家》的剧迷告知英达，有人在上海某拍卖行里见到了吴世良的手稿《阳光下的葡萄干》，几经周折这份手稿才失而复得。

母亲翻译手稿失而复得

如今，这部作品登上人艺的舞台，可谓是两代人艺人对一部作品的追求和表达。英达表示：“把《阳光下的葡萄干》搬上人艺舞台，好像隔着时空，重新跟我的父亲母亲相聚了。手稿封面上的美术字，我当时一看就认出来了，是我父亲英若诚亲手所绘，也让我想起他们二人一生在翻译事业上彼此配合、相互扶持的情景。”

《阳光下的葡萄干》描写了芝加哥一家非裔美国贫民在老父亲去世后，母亲得到了一笔大额保险金。这笔能让生活出现转机的巨款，让家里的每个人都产生了不同的期待，冲突、矛盾由此产生……“这部戏讲人与人之间、人与钱之间、人与理想现实之间的关系。”英达表示，虽然是一部半个多世纪前的外国作品，但其表达的内容却有着现实意义。

人艺的演员有独到之处

9月1日首演当天，导演英达和演员王茜华、金汉、徐菁遥、徐岑子、张福元、王宁、陈红旭、阿楠、王等主创为观众呈现了这部经典作品《阳光下的葡萄干》。该戏起用了大量青年演员，对此英达表示：“说实话，我刚去外面拍戏时，遇到过这个腕儿那个腕儿，从演员的名声，观众的反响，外面是比较成熟的，跟剧院里埋头耕耘很不一样。这次回来一看，用这些演员的时候，觉得北京人艺的演员确实有独到之处，首先他们的工作精神非常好，然后虽然他们原来可能没有尝试过喜剧领域，但是他们领会的真就比外面那些演员快。可能是跟他们本来的底子有关系，这儿都是中戏上戏这些地方出来的尖子生。”

面对成名的机会和舞台历练，年轻人该如何选择把握，英达表示，“任何困惑，任何不明白或者说未知的东西，都不能靠告诉他们，告诉是没有用的，他必须得自己摔了，才能知道什么好什么不好。一个人特别顺，对演员不是好事。我是这么觉得，如果没有像人艺舞台，这样很扎实的根基的话，外面的影视拍摄给了机会也没用，活不了，只能是白白浪费这些机会。这行很残酷的，你出去如果演的不行，不会说因为你是新人就给你机会，大家都让着你点。一旦觉得你不行，你就别想再翻身了。相反，你如果这一辈子就闷在这了，一直也没得到外面的机会，我也会感觉挺可惜的。因为从我父亲那一辈到现在，我们也看到过许多我们自己心里觉得真的水平非常高的艺术家，怎么外面观众就不认识。但甭管怎么说，肯定先得有扎实功底，否则出去也白费。观众是最好的老师，演出的时候你知道哪个地方有反应，哪个地方没有反应，然后你自己就知道调了。”

藏书太多从小看戏剧文学

英达表示：“我母亲主要以翻译戏剧作品为主，但她也翻译过诗歌和小说。我父亲也是一名翻译家，他第一次出国是1980年，在此之前都没出过国。但是由于他是在教会学校里长大的，都是英语环境，所以他中文，就不如我母亲好。我母亲接受的是那种私塾式的教育，我父亲小时候背的都是圣经那种，所以他们俩是互补，初期做翻译的时候都是一起来做，我父亲负责英文，我母亲负责中文。”

英达小时候，家里有很多藏书。对于他来说，看小说，读文学作品就是业余消遣，就和现在的小朋友看电视、玩手机一样。他坦言：“我们那会儿没有电视，没有其他的事儿干，只能看书。我们家的藏书太多了，大部分是戏剧文学，有些是我母亲翻译的。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都分不清哪些是戏剧文学，哪些是其他文学。我还记得小时候知道一位苏联很有名的作家叫苏盖达尔，他写过一本小说叫《铁木儿和他的队伍》，后来又看了一个电影叫《铁木儿的誓言》，我那会儿也分不清他的小说和电影，就觉得铁木儿这个人物有意思。比如说我当时特别爱看的一个爱尔兰剧作家，叫萧伯纳，好多人都以为他是英国人。还是在我的鼓动下，最后我父亲重新又校译了一遍他的《巴巴拉少校》，上世纪90年代还在北京人艺舞台上演过。总之像萧伯纳特别偏门的作品，《英国佬的另一个岛》《华伦夫人的职业》什么的，我小时候特别爱看，现在想想也挺奇怪，小时候哪看得懂啊，但是我不光看，中间有一些段落来回反复看。”

出身名门并不“香”

英达可以说是出身名门，曾祖父英敛之曾创办了举世闻名的《大公报》以及名扬海内外的辅仁大學;祖父英千里，从小留学欧洲，回国后在辅仁大学教书，曾修《英文大辞典》，官职做到当时的教育部部长;父亲英若诚，著名的表演艺术家、翻译家、前文化部副部长。可在当年，对于英达来说，并不是什么可以拿出来炫耀的事情。英达说：“那时知识分子的家庭背景是一件很臭的事情，比如说看书、听音乐这些，自己都觉得是‘陋习，起码出去不能跟人说。我们小时候的世界跟现在不一样，我妈唯一叮嘱我的事儿，就是出去别瞎显摆，讲家里怎么怎么着，人家听了会觉得你们是家资产阶级。举个例子吧，过年家里包饺子，同学或者胡同里其他小伙伴家里包的都是韭菜馅的，我妈包的蟹黄饺，她是南方人。北京人哪儿听过蟹黄饺啊。我记得那会儿家里买了几个罐头，那种水果罐头，吃完了那个罐头瓶，都不敢往外扔，怕被别人看到。因为人家可能一辈子没吃过罐头，看你们家吃，肯定要造成不好的影响。”

【研究北京语言】

在以北京话为主的影视作品中，《我爱我家》就是这样一部方言运用到位的佳作。比如时下被网友广为流传的和平母亲的一句台词：“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母们母们母们！”母们是典型北京贫民百姓的口音标志之一。而居委会的于大妈，则是清清楚楚地说“我们”，因为是居委会的干事，所以用词也要讲究一点，不会像和平妈妈那么胡同腔。

东城的语言隔几条街都不一样

作为中国情景喜剧之父，英达在研究语言上下了不少功夫。英达坦言：“我特别喜欢研究语言，实际上最开始并不是说研究，因为我们就是胡同里长大的，所以对于北京语言，尤其是东城的语言非常熟悉。我后来经过研究才知道，就连东城的语言隔几条街都不一样，就不用说整个北京语言了。我小时候读《窈窕淑女》，里边男主角叫希金斯教授，他远道而来的一个朋友皮克林上校，跟他说我是专门研究伦敦土音的，可以听出两条街语言的不同。我当时觉得这瞎写，但我现在也可以通过一个人说话，然后指出他是哪的人，他说你怎么知道？基本上聊一会儿天，我就能听出来。举例子说，我们东城只有和平里那一片的人，把‘得这个字说成我得（dei三声）去一趟;比如说南城人，说我们这个地区、我们这片儿的时候，叫我们这块（kuai三声）儿;比如说打上课铃儿，这字本身二声，但北京话就念一声;再比如说这俩连一块儿，这字本身念二声，但北京话读一声;从哪哪过来，从应该是二声，北京话读三声;我们管大栅（zha）栏（lan二声）叫大栅（shi）栏（lan四声），比如上厕（ce）所，东城西城的人都说上厕（cuo）所，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北京人口音挺重的，一般北京人自己不知道。”

好的喜剧就应该是这样的

虽然《我爱我家》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作品了，但其在细节和艺术上达到的高度，迄今无人能超越。甚至《我爱我家》中的各种片段，例如“葛优瘫”，多年后又重新登上热搜，成为了年轻人社交软件里热门的表情包。英达表示：“好的喜剧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看上世纪40年代黑白的美国情景喜剧，例如《我爱露西》这些，肯定和现在的生活非常不一样了，可是它过时了吗？当然没有。因为它包袱是好的，到什么时候都是好的。如果一部戏，当时特别火，万人空巷那种，多少年以后再一看，说那会儿怎么那么土，那是那戏拍得不好。所以一时之红是靠不住的，虽然现在很多人在追求，我用几个大腕儿，我用几个小鲜肉，我用最火爆的特技，或者什么什么方法，我让作品红极一时。我见过这种，好像就火了一下子，几年过后再提，大家都忘了，我觉得这其实挺可悲的。有一次我们在北京电视台做《我爱我家》节目聚首，我记得关凌说过一句话，她说我们那会儿，甭管哪个大腕儿，组里边来的，我们没有助理，没有天价片酬，粉丝团也没有，跟现在真比不了。但是你们现在多火的人，你敢跟我说这句话吗，你这戏再过二十年，还有人肯专门为你这个戏做这么个节目吗，咱们比一比。这话挺骄傲的，我挺认同的。不光《我爱我家》，我们其他的戏也会这样，别着急啊，经时代验证吧！”

对于外界的声音和评论，英达说，自己很少理会。他说：“我很喜欢契诃夫写的一句话，他说他除了自己的作品，从来不看别人的东西。我觉得那些评论也好，建议也好，你不可能看了以后置之不理，它无论如何还是会影响到你，如果你认定他不如你，你干吗要让他的思想来影响你呢。你干脆不看就完了，你难道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吗？如果艺术家不相信自己判断，谁说点什么我都吸收点，我虚心接受别人意见，完，这人出来的东西，是一个中庸的东西，什么也不是，也不会有人再去喜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