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

体育类社团“CourseCroisière EDHEC”组织的“商学院航海竞技赛”。

以法国为例，这个国家大学社团最大的特点就是，尽管社团“冠名”在一所学校，活动却往往跨学校组织，而不像其他许多国家那样“闭门搞活动”。法国大学社团之所以呈现“跨校组合”的鲜明特点，是因为两大历史原因所致：首先，法国知识界从文艺复兴和所谓“百科全书”时代（17-18世纪）就热衷组织各种沙龙，沙龙往往由某个德高望重的长者或知名女性出面做东道主，但参与者许多都是年轻的大学生，这些沙龙的鲜明特点，便是志同道合、话题投契，却不在意参与者是否来自同一所大学;其次，第五共和国时代开始、1968年“五月风暴”后提速的法国大学院系改革，将许多历史悠久的法国大学“打散重来”，甚至连专业、师资也大范围重新“排列组合”，这自然让本就“院校概念模糊”的法国大学社团变得更加“五湖四海”。

以法国《巴黎人报》2019年评选出的“最佳大学生社团”评比结果为例，排名前6的社团中，仅第四名“Le Petit Tou”（意即“图卢兹商学院的小圈子”）系来自一所大学（图卢兹商学院TBS））的半封闭式专属社团，其余5个都跨校活动，其中排名第三的体育类社团“Course Croisière EDHEC”虽“挂靠”北方商学院（EDHEC，即里尔商学院），却是个参与者覆盖法国北方165所大专院校的社团，其招牌活动“商学院航海竞技赛”（CCF）规模宏大，预算高达250万欧元，参与者多达3000人以上，曾为该社团骨干、并担任过CCF新闻官的德拜瑟因这段不凡的学生社团履历，毕业后先是被巴黎市政厅聘用，担任市政厅副秘书长，2017年5月更升任法国总统府副秘书长，成为法国总统府高级幕僚之一。

法国大学社团的特点是大格局、大手笔，以《巴黎人报》排名榜单为例，排名第一的Les Enfoiros de l'INSA（挂靠法国著名的工程师大学——里昂国立应用科学学院），宗旨是为低收入家庭募集救济食品，仅2018年1年就捐赠2.3万欧元现金和1.7万吨食品;排名第二的Altgliss宗旨是依托格勒诺布尔得天独厚的冬季体育资源，组织“大学生滑雪世界杯”和“残疾大学生滑雪世界杯”，以促进残疾人体育事业，为大学生自主创业牵线搭桥;前面提到的排名第四的“Le Petit Tou”在市内1600多家中小企业寻找资源，为该市旅游服务中心和大小旅店每年免费提供13万份以上的城市指南小册子;排名第五的Montgolfiades每年汇集30多个热气球，在著名的“热气球之乡”孚日放飞，每年宣扬一个事先公布的理念;排名第六的Forum ESTP其核心活动是牵头组织法国规模最大的应届、往届工程专业毕业生双向招聘会……

UBC雷鸟运动俱乐部。

Montgolfiades社团每年汇集30多个热气球，在著名的“热气球之乡”孚日放飞。

看出来了吧，法国的大学社团与其说是“社团”，不如说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组委会”。通常，一个“社团”就专门负责一个核心项目，但这个项目却往往既接地气又有实际意义，不仅是校园活动更是校外活动，而且直接与个人前途、社会使命甚至国家大事息息相关。这些社团的项目有大有小，大的年预算几百万欧元，光组织者就动辄数百上千人;小的年预算才几万欧元，核心组织者不过几十人（如Altgliss活跃会员仅60多人，Montgolfiades年预算仅2万欧元），却足以将一项兼具社会意义与锻炼价值的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出彩的法国大学社团活动牵扯方方面面，所有人脉、关系、手续都需要社团成员自己去协调;大型活动预算动辄数十万、数百万欧元，要维持社团日常运作也需要花钱，而学校方面只能提供极为有限的资源，因此也需要社团自己设法去拉赞助。

法国大学生社团活动的赞助通常有以下几个来源：商家赞助、品牌宣传收入、校友资助（包括资金和人脉）、家长捐助、学生自己勤工俭学。名牌大学、尤其商科和工程学科的名牌大学，在拉赞助和找人脉方面得天独厚，因此能够“打响名头”的法国大学生社团/社团活动，几乎清一色为“大学校”，尤以“高商”和“工程师学院”居多，而综合性大学则相形见绌，这和欧美其它绝大多数国家的学校社团状况大相径庭。

法国大学社团的“胃口”大到什么程度？2015年他们怂恿法国大学校联盟（CGE）向法兰西行政法院上呈，要求允许“工程师学院”的大学社团自行颁发硕士文凭。這件事一时间引发全欧轰动，如果获准，几乎意味着沿袭数百年的欧美高等教育体制发生根本性动摇。所幸行政法院的法官们终于在《教育法》中找到一条“大学学位及证书授予权由国家垄断”的条款，并如释重负地据此驳回了CGE的上呈。

与之相比，加拿大大学的社团就要循规蹈矩得多了。

加拿大虽然有英语区和法语区，但在大学教育方面却更多沿袭了英式的综合性、学院制特点，大学社团活动通常局限于校内，且以兴趣爱好为主，不像法国大学生那样“身在象牙塔，心向亚非拉”，因此一所大学里往往有数十个甚至更多的学生社团，如规模很小的魁北克省主教大学，却是全北美学生社团最多的大学，常年活动的学生社团在100个以上，平均不到30人就有1个。

以曾多次荣获“北美最佳大学社团”称号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自行车俱乐部为例，这所俱乐部的骨干，都是来自UBC各学院热爱自行车骑行的大学生，他们定期在社团网站上给定“社团推荐户外单车骑行路线”，并评定社团成员骑行级别，定期组织自行车团队活动、集体训练和比赛。除了“一次性体验”成员外，正式社团成员参加活动时需根据社团要求着装、装备，车辆、装备、服装等自备，社团运营经费主要来自团员会费、出售带有社团LOGO装备及“周边”收入等，如果是重大活动和比赛，则需单独编列预算，并通过收取报名费或出售指定“准入装备”募集资金。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这种募集社团运营经费的方法，是加拿大式学生社团常用的募款手段（有些省或大学会给一些补贴或帮助，但远远不够用），有大学生曾戏称这种方式是“自己掏钱买奖杯，然后再发给自己”，但乐此不疲。

加拿大大学的学生社团往往并不那么“高大上”，有些社团的宗旨赫然就是唱歌跳舞、吃吃喝喝之类，“同乡会”一类的社团也不乏活动空间。和法国大学生社团“一团一活动”的特点不同，加拿大绝大多数学生社团会定期、不定期举办很多活动。

加拿大大学的学生社团最大特点是活跃度差异巨大：有的忙到连轴转，休息日和假期也有人张罗活动;也有的门可罗雀，甚至社团网站一年半载都不更新。学生社团是否活跃和社团领导、骨干的能力、热情息息相關，能力不足、热情不够，社团的活跃度就可想而知。当然，有时一个社团里能力强、热情高涨的骨干太多，也未必是什么好事，在加拿大许多大学，都发生过“同性相斥”（同类别社团火并，或某个社团内讧并分裂成多个同类别社团）的“惨剧”。

加拿大大学生社团中也不乏热衷社会关怀、并对校外人员参与持开放态度的。如号称“最独特的加拿大大学”的麦吉尔大学，就有许多以“包容、开放”著称的大学生社团。该校蜚声蒙特利尔的Heart of the City音乐社团，就以“让所有人听到我们的歌唱”为宗旨，对校外不同背景、家世、肤色、主张的年轻人兼收并蓄，尤其对弱势群体成员格外热情，因为这个社团在上世纪60年代末创立的初衷，就是“让每一个在社会上彷徨的弱者，通过汇入歌唱行列寻回自己的信心”。

但反其道而行之的、不免让人联想到“共济会”或“校园黑社团”的封闭性学生社团，也绝不是没有。比如，有浓厚苏格兰长老会背景的圣三一学院就是各类封闭性、排外性学生社团的渊薮。如今已是多伦多大学医学院一部分的多伦多圣三一学院，就有一个历史比多伦多大学还悠久的神秘学生社团——Episkopon。

这个社团神秘到怎样的程度？

除了社团成员，没人知道这个社团有多少人、领导人是谁，也没人知道其宗旨是什么，举办了哪些活动，甚至人们常常不知道这个社团是否仍然存在和活动（尽管种种迹象表明，它的确是存在并一直在活动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该社团从不发广告、募集资金、做义工，也不招新，您想加入它可谓门儿都没有，但如果他们觉得你很合适，就会有一位“大哥”私下找你联络。参加这个社团的人“上不告父母，下不告亲友”，但必须参与活动，遵守“规矩”（尽管外人也不知道到底有哪些“规矩”）。

这个社团成立于1858年（比加拿大正式独立还早了9年），100多年来他们始终这么神秘地与校园若即若离，外界偶尔获得只鳞片爪的“观感”，不过是“喜欢烛光聚会”“经常举行集体阅读或唱诗活动”“似乎有固定而复杂的仪式”等。一般认为，这些都和苏格兰长老会的某些程式一脉相承，在“圣三一时代”和当时的校园还是挺合拍的，但如今“圣三一”已是“世俗性世界名校”——多伦多大学的一部分，再容忍这么个神叨叨的学生社团就显得有些与校园氛围格格不入，因此校方曾多次打算整顿它，包括试图迫使它“公开招新”“运转透明化”，甚至动过“做不到就让它滚蛋”的念头，但最终却都无从下手：这个社团明明存在却无影无踪，既没注册又不公开，“勒令”该往哪儿送呢？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为了迎接数百名新生，举办了“泡沫大战”，场面热闹非凡。

2010年，加拿大著名时事杂志《麦克琳》和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多伦多星报》曾分别刊出著名争议性文章，称加拿大名牌大学“过于亚洲化”，其中一条核心抱怨，就是说亚裔学生“读死书”“不热衷参加社团活动”。对此许多加拿大大学校长、教授引经据典加以反驳，甚至时任联邦移民部长也被惊动。他们指出，“亚裔学生并非不热衷社团活动，而是加拿大大学的许多社团活动对他们不具吸引力。”公平地说，相较其他族裔，亚裔学生对加拿大大学各种社团的兴趣的确要小得多，许多学生理论上加入了好几个社团，但活跃度不够，不少亚裔教育问题专家认为，这和亚裔学生普遍担心毕业后在求职时遭遇“隐形种族歧视”有关，因此宁愿将更多时间、精力投入到有助于毕业后找到好工作的专业学习。

有趣的“名校低调”现象

曾在加拿大公认最具权威的“麦克琳大学排行榜”上多次位列“基础类大学”第一名的萨克维尔爱立森山大学和北卑诗大学，前面提到的主教大学，创立于1838年、许多专业在圈内评价很高的阿卡迪亚大学（Acadia University，位于新斯科舍省沃尔夫维尔市，当然，这所大学某些系的自杀率也高居北美大学前列，据说是因为这些系人才济济、竞争激烈，令学生压力大增所致），都比较低调。

“加拿大式低调”的关键，是加拿大许多老牌名校往往僻处小城市，或国际化程度不够，且不少老牌名校是“一招鲜”，特色院系一枝独秀，其他院系则平平无奇，甚至干脆不设立，而在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大学排行榜则更侧重“综合类”和“国际化”两大要素，这就造成加拿大大学总体排名偏低，那些“养在深闺人未识”且比较“偏科”的老牌大学更是连榜都上不去的古怪现象。

不光国际排行榜如此，更注重“国际性”的加拿大本土大学排行榜“百强榜”，其连年上榜的大学也几乎都是和国际排行榜雷同的那几所综合类大学，如多伦多大学、麦吉尔大学、UBC、西大（西安大略大学）等“偏科小地方”大学难得上榜、即使上榜也排名靠后，至于自嘲是“被国际排行榜遗忘角落”的爱立森山大学，它无巧不巧将校址选在位于新不伦瑞克省和新斯科舍省交界處的萨克维尔小镇，“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自然也就不足为奇。

法国大学的“名校低调”则是另一个“画风”：名校往往起个“三本式校名”。比如，名字怎么听怎么低调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NS Paris，即“巴黎高师”），虽然带了个“高等”，但不懂行的中国人很可能误以为它是所“二本”的地方院校，实际上“巴黎高师”创建于1794年，不但诞生了数十位荣获诺贝尔奖和菲尔茨奖的世界知名学者，而且是法国乃至整个欧盟公务员的摇篮，其毕业生甚至被强制“必须担任法国或欧盟公务员10年，而后方可自由择业”。这所直属法国教育部的名校不仅文理兼修，还是巴黎大学联盟的创始学校。

又比如简称“高科矿校”的巴黎高等矿业学校，听上去是不是挺像一所“定向委培”的行业自办大专甚至职高？其实这所大学早在1783年就由后来上了断头台的国王路易十六亲自下敕令创办，是业内公认、全球培养所谓“通才”工程师的第一流高等学府。

再如“巴黎路桥学院”，由于中国有个“路桥公司”，这所学院常常被中国人误以为“建筑类二本”，但实际上呢？这所大学始建于1747年，是全球第一座专门培养工程师的大学，它可是法国核心名校联盟G16+的发起学校，也是全欧盟师生比例最“夸张”的高校（2019年注册学生为2000人，正职教师多达450人，这还不包括外聘和兼职的专家教授们），是如假包换“精英中的精英”。

阿卡迪亚大学。

科恩·塔诺季教授是法国杰出物理学家，大学毕业后来到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深造。因在激光制冷和囚禁原子方面贡献突出，于1997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巴黎高等矿业大学。大学的建筑风格也是传达教育理念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自然人文学科里，非常注重时时刻刻影响和激发学生的兴趣。

法国之所以出现这种“顶级名校校名‘三本化”的反常“低调”，主要在于前面提到的“大学校”体制。和其他欧美国家不同，法国高等教育体系更注重“专业性”，即便号称“文理兼修”的巴黎高师和提倡培养“通才”的高科矿校，在办校和教学中也仍然优先强调教学和研究的专业性、针对性，即在“一专多能”中更偏重“一专”。

“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加拿大教授是善于“哭穷”的一群人。2005年，一些大学教授曾在《麦克琳》杂志和最大私营电视台CTV上说“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理由是“涨薪太慢”“科研经费不能随意动用”（他们指出，美国同行可以挪用科研经费做许多事，包括支付自己暑假薪金）和“兼职受限”。2018年，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发布报告称，他们调查了多达2606名全国各大学在校教职员工，其中48%受访者为“获得满意生活”在校外兼职，16%受访者表示“如果不兼职，这点收入根本无法养家糊口”。

但另一些统计和口径则与这种“越教越瘦”的说法大相径庭。加拿大统计局2019年6月出台的一份统计显示，当年加拿大时薪最高的工作中，“大学教授”高居排行榜第五位，每小时正式薪水高达58.10加元，仅次于专科医生（86.75加元）、牙医（72.00加元）、石油工程师（62.75加元）和工程经理（58.30加元），整个教育界平均时薪则为33.20加元，即便这个“摊薄”的工资水平，也已逼近加拿大同年的“高薪平均线”（38.16加元，“中薪平均线”和“低薪平均线”则分别为25.45加元和18.41加元）。

更早一些，2012年，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与俄罗斯国立高级经济学院联合举行了针对欧美亚28个国家公立大学教授月薪水平的调查，调查显示，加拿大公立大学教授平均月薪（当时折合7196美元）高居世界第一，比忝列第二位的意大利同行高出200多美元，更远高于列第五位的美国大学教授（6054美元）。

在加拿大人口最多的省份安大略省，11所主要高校，研究型大学教授平均年薪为17.4万加元，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3.4倍，和美国（3.5倍）相近;副教授平均年薪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2.7倍，远高于美国（1.9倍）的水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该省副教授平均年薪相当于同专业正教授的80%，远高于美国（公立67%，私立65%）的水准。

有研究显示，加拿大不同省份大学教授、副教授收入水平相差不大，正教授平均年薪（2019年）为174495加元，副教授年薪相当于教授年薪的75%-80%，助教年薪相当于教授年薪的60%-64%。2005年，加拿大比较热门的生物专业，大学教授平均年薪为73802加元，终身副教授为59939加元，助教为49473加元;而1985年，加拿大怀雅逊大学同一专业正教授起薪为48573加元，工作15年以上的资深教授每年可挣94000加元左右。由此可见，近15年是加拿大教授和其他大学教职员工收入增长最快的年份。

至于“科研经费不得像美国同行那样随意挪用补贴暑假薪水”，则更让不少知情者感到“教授教授，脸皮太厚”：美国教授按惯例每年只发9个月薪水，这才有了“把科研经费部分当作‘养廉银挪用”这一不成文惯例（因为美国教授暑假是不发薪水的）;而加拿大则不然，不论正教授、副教授或助教，每年都是发足12个月的薪金（有的大学还会额外加发1-2个月薪水作为奖金），简单说，您都拿了暑假薪水，还想什么外快？

但“越教越瘦论”也并非纯属向隅虚构。CAUT指出，在加拿大各大学中，有相当比例的教工是所谓“临时工”，即与学校签订短期雇佣合同的“讲师”。和中国大学里“讲师”职称高于“助教”不同，加拿大大学里的“短期讲师”并不在编，每隔4个月就需要重新申请工作，倘不被续聘就会立即丢掉饭碗。很多大学的“短期讲师”为数众多，因为这些人惟恐丢掉工作，对教学和科研都十分努力，且不会特别计较额外工作。这样一来，名义上还过得去的时薪实际上被摊薄，因为诸如备课、批作业、和学生谈话等往往都被苛刻的校方列为“非工作时间”，加上“短期讲师”不可能全日制工作，他们每个月实际到手的收入自然不会太多。

这样的“大学临时工”是否是个别现象？不是。由于各大学经费不断缩水，自2005-2015年，加拿大“合同制短期讲师”数量增加了79%，其中许多“短期讲师”工作不满2年就被“炒掉”，而那些有幸每隔4个月就被续聘一次的“临时工”，则不得不长期地、年复一年地忍受“越教越瘦”境地。CAUT调查中，一位自称叫博斯、受聘于UBC的“短期讲师”，竟连续做“大学临时工”达19年之久。

那么就不能想办法“转正”么？“转正”谁都想，但实话说，在加拿大要想进入“大学正式工”行列可着实不容易：一名新毕业的博士进入大学工作后，要首先担任6年助教，6年后需通过严格考核，不合格者只能离开高校，去实务部门或级别较低的“COLLEGE”谋职;合格者将晋升终身副教授，考核标准为在全球指定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论文（一类刊物2篇，或一类1篇、二类2-3篇），这些学术刊物均经专业委员会严格筛选、分类，很难钻什么空子。终身副教授晋升教授的门槛自然更高得多。

如果法国的大学教授听到加拿大同行“哭穷”，估计咬人的心思都有。

法国大学教职员工收入涨幅，自进入欧元时代以来几可忽略不计，以占压倒性优势的公立大学为例，工资由法国教育部“一刀切”制订标准，教职人员直接和官方签约，加薪则基本“不看表现看年限”，因此几乎和“大锅饭”无异。

法国公立大学教职员工分讲师、教授两级，其中讲师分普通讲师和高级讲师（hors-classe）两档。普通讲师起薪2102欧元/月（税后为1711欧元），工作时限满后可以升级，一共9档，升到最高档工资需连续工作21年零6个月，月薪为3801歐元（税后3094欧元）。也就是说，如果一直是普通讲师，工作20年之后薪水还不能翻番。高级讲师起薪3047欧元/月（税后为2479欧元），工作时限满后可升级，名义上一共6档，实际上第6级又分A1、A2、A3，因此其实是8档。升到最高档工资需连续工作11年，月薪为4459欧元（税后为3629欧元）。

教授被分为二级、一级、杰出级3个等级。二级教授起薪、最高薪水都和高级讲师一模一样，甚至也同样分为“真8档假6档”，只是从起薪升到最高薪仅需要8年半，比高级讲师少2年半。一级教授理论上只分3档，但第二档有B1-B3、第三档有C1-C3各3个小档，所以实际上总计有7档。最低档起薪为3801欧元（税后为3094欧元），升到最高档工资需连续工作8年，月薪为5390欧元（税后4386欧元）。

杰出级教授名义上只分2档，其实细分为D1-D3、E1-E2共5个小档。最低档起薪为5390欧元（税后为4386欧元）。杰出级教授升档为“选升”，最高档月薪为6112欧元（税后4974欧元）。事实上在法国大学体系内，“杰出级教授”数量如凤毛麟角，且即便获评“杰出级”，也很少能得到升档（尤其从D档升E档更是难上加难）。

除了这些“死工资”，大多数法国大学教职员工还能获得为数多少不等、有无也“随缘”的津贴，如“安家费”“住房补贴”等，许多是一次性或不定期的。教学方面的外快稍微固定一些：如果超时补课，每小时能拿到40-60欧元（看学校）;教学科研津贴基本上每个教职员工都有，一般相当于1个月工资;正副教授都有研究任务，出差可报销差旅费，可在其它大学兼职，每月额外收入1000-3000欧元不等;如果获得参加官方研究项目的资格，还能得到一些额外的收入。但法国公立大学所有教职员工都是在编公务员，除了在其它大学、智库之类“受批准兼职”外，是不能随便搞“创收”的，有些“大学校”甚至连教授炒股都要限制。

站在讲台或者课桌上，已成为西方教育过程中教师的某项“必杀技”，这种做法本身就非常酷， 带有表演色彩，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成为整个课堂的高光时刻。

法国大学教授的收入水平刚刚略微超过象征富裕国家的经合组织（OECD）同行业收入平均中位线（2018年），且加薪频率、幅度都不大，正如一些法国教职员工所自嘲的：“我们的收入实在不令人羡慕。”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第五共和国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推行“教改”，将大学普遍公有化、教职员工全面公务员化，且推行“大合同”（公立大学教职员工统一和官方、而非各大学签订劳动合同），令教职员工、甚至教职员工工会，都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和“资方”讨价还价的能力和资格——因为这个“资方”实在太庞大了。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法国大学教职员工干得也着实太少了点儿。众所周知，法兰西民族从来都是个热爱休息的民族，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喜剧电影《解放军占领巴黎》里，巴黎工人在每周只工作2天的情况下还要发动斗争，希望每周减少1天工时的细节虽然是调侃，但也多少折射出法国人真的不那么热爱工作。即便以法国人的标准，教授和讲师们的工作时间也是太少了：2014年《论坛报》数据显示，法国大学教授、讲师平均全年课时量仅192小时，当时法国普通企事业单位的工作时长为每周35小时（已经是全球最少了），以此标准，法国的教授、讲师每年其实只工作了不到6周，也就是差不多1个半月的样子。干1个半月不到的活儿，却拿了13个月的薪水，还有什么穷好哭哟！

（责编：常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