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成文

前些日子，我问一位在邮政负责报刊信件投递的朋友：“你每天能送多少封书信出去？”朋友一脸茫然——除了那些公文信函，几乎没有私人书信。

一种失落感萦绕在我心头。书信，曾温暖过不少人的黯淡时光。

20世纪70年代末，大哥远在四川南充读大学。家到南充的距离，现在来看不过是四五个小时的高速路程，但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辗转需要3天。

大哥是国家恢复高考后乡里的第一位大学生。好消息像长着翅膀一样，飞越叠叠高山，跨过潺潺溪流，送到千家万户。一时间，大哥成了乡里的明星。子贵父荣，做村会计的父亲，在外面也风光了不少。

开学的日子悄然而至。因为暑期洪水肆虐，乡里通往县城的公路坑坑洼洼，一些地方甚至被泥石流阻断。但大学报到的日子不能延误，父亲决定和大哥走50公里的山路，到长江边一小镇乘船去县城。离家那天，父亲肩扛笨重的木箱，大哥也是肩扛手提，乡邻们前来送别。“到学校后要给大人们写信。”瘦弱的母親站在山梁上叮嘱大哥。

日子在秋风送爽里行走。十多天后，邮递员从偌大的绿色邮包里掏出一封汗迹斑斑的书信。“你大学生儿子给你们来信了！”邮递员满脸羡慕，向父亲恭敬地递过书信。

“儿子终于来信了！”不惑之年的父亲，犹如乡村里的赤脚孩子，风一般地奔跑回家。“他妈，大儿来信了！”皱巴巴的书信，在母亲眼前飞舞。

“你是文化人，快念给我听，看看儿子都说些啥？”母亲斗大的字不识几个，她眼巴巴地盯着父亲，想尽快获知大儿的一些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