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超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于1896年10月1日来到英国。此时他的行踪已被清政府掌握，而他对即将到来的危险一无所知。

抵达伦敦后，孙中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康德黎——他是香港西医书院的创始人，孙中山曾在此校就读，两人的关系一直不错。亦师亦友的康德黎心情大好，在自家附近为孙中山找了住所。此后孙中山每天都来拜访康德黎，在一次闲聊中，康德黎的夫人以开玩笑的口吻告诫孙中山，“清廷驻英公使馆的人要是认出你来，一定会把你解送回国的。”孙中山听后只是一笑了之，并没放在心上。

10月11日，用过早餐后，孙中山准备约康德黎一家去教堂做礼拜，走到半路，一个长着东方面孔的男子拦住了他，用英语问他是不是中国人。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男子自称也是中国人，姓邓。两人攀谈间，先后走来两个邓某的熟人，邓某说他们也是同胞，并坚持邀请孙中山去他们的住所做客。走到门口时，孙中山忽然意识到大事不妙，打算借故推辞，正踌躇间，邓某扬长而去，另外两人强拉着他走入房中。

孙中山被请上三楼，两人离开后，来了个英国人，孙中山从他口中得知自己被监禁在清廷公使馆。为向康德黎求助，孙中山曾托公使馆的仆人送信或用信纸裹上银币向窗外投掷，但都失败了，公使馆对他的看守更加严密。被囚第三天，邓某再次出现，并恐吓说公使馆准备将他送回国内行刑。

10月17日早晨，公使馆的一名仆人终于将孙中山的求救信送给康德黎。康德黎极为震惊，立刻联合好友展开营救行动。他们先向英国警方报案，要求他们出面干涉清廷公使馆的绑架行为，之后又向外交部求助，却接连受到冷遇。

为防公使馆将孙中山转移到其他地方，他们雇了个私家侦探，专门守在公使馆附近留意动静。此外，他们通过新闻界的关系将此事透露给记者。10月22日，《环球报》以《惊人的消息——反叛者在伦敦被绑架》为题，率先报道了孙中山被囚的消息，接着伦敦各报均以特大版面相继报道。一时舆论哗然，很多市民自发到公使馆外抗议。

10月23日，英国外交部向清廷公使馆提交照会，要求尽快释放孙中山，公使迫于形势只好听从。重获自由的孙中山成了家喻户晓的革命者，媒体盛赞他为“汉族中之杰出者…‘历史中之重大人物”，他的革命事业也因此得到更多国际友人和海外侨胞的支持。

孙中山脱险后又在英国住了将近一年，其间研读了政治、外交、法律、經济等各方面的理论著作，并留心考察英国的社会状况和政治制度，这对后期“三民主义”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次年，孙中山在用英文写的《伦敦蒙难记》中感叹道：“予之知有政治生涯，实始于是年;予之以奔走国事，而使姓名喧腾于英国之口，实始于是地。”

而那个行骗的“邓某”原名叫邓廷铿，是清廷驻英公使馆的一名翻译。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自以为身份没暴露，跑来向孙中山求职，结果很快被人揭穿老底。部下准备处决他，孙中山却拦住了，说：“当年之事不过各为其主，无须深究，不让他做官就行了。”于是下令将他释放，还给了他回广州的路费，这个小人物从此消失在历史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