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周

嘉祜九年（1064年），章悖在陕西某县当县令，请苏东坡登山游玩。苏东坡恐高，不敢爬陡崖，而章悖身手不凡，三两步冲了上去，站在极险处拍手嘲笑老友胆小。

章悖敢于冒险，甚至不惜以身试法。中进士前，他常在京城饮酒宿娼，甚至勾引良家妇女。有段时间，他竞跟族里一个长辈的小妾好上了，半夜翻墙而入，结果被长辈发现。章悖翻墙逃跑，谁知竟踩到墙外的老太太，差点把人家踩得背过气去。

长辈不愿张扬家丑，没报案。老太太可不干，去开封府告了章惇一状。结果可想而知，章惇自然被扭送到开封府，等着府尹问罪，那时的开封府尹正是大名鼎鼎的包公。

章悖的案子证据确凿，案情明白，非常好审，也非常好判。按律，较轻的误伤可用罚金来代替刑罚，跟长辈的妻妾通奸属于十恶不赦的大罪，要被砍头或凌迟。作为铁面无私的清官，包公应该不会轻饶章悖。可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书中记载，包公没有深究，对章悖仅是经济惩罚，让他赔了老太太一笔钱。也就是说，包公放过了章悖跟长辈小妾通奸的大罪，只追究他踩伤老太太的过失。

包公难道也会徇私枉法吗？要说徇私，包公跟章悖还真的有点交情——章惇的父親跟包公同朝为官，而且私交不错。但他之所以轻判章悖，绝不是因为交情，而是为顾全大局——整个社会的差序格局：士大夫是百姓的尊长、父亲是儿子的尊长，尊长的脸面必须维护，否则百姓不敬官绅、儿子不敬父亲，尊卑无序，社会就乱套了。

就章悖一案而言，包公既要维护其父脸面，也要维护拎着棍子追赶章悖的那位长辈的脸面。如果追究章惇跟长辈小妾通奸的案子，则章悖的父亲和长辈脸面尽失，案情公布出去，百姓背地里定会议论：“这些士大夫干的什么事儿啊？怎配给咱们做表率！”

这逻辑显然不科学，且有点混乱，但宋朝官员经常这样葫芦提判案，只要能维护上层和尊长的脸面，完全可以无视法律条文。

《名公书判清明集》是宋朝名臣的判例汇编，其中有个案子——

某个无耻的老混蛋对儿媳耍流氓，儿子告到衙门，父母官竟将儿子打了100大板，理由是：“当爹的可以不慈，但当儿子的不能不孝，你应隐瞒父亲的恶行，将妻子赶走，让父亲没机会再耍流氓就是了。”如此判案的父母官竟是南宋名臣胡颖，此人跟包公一样是个清官，学问很大，威望很高，拥有不俗的政绩和官声。

可宋朝官员并不认为他们在胡乱判决，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儒家门徒，在他们心中，上下尊卑比社会公正更重要、封建礼教比法律条文更重要。用南宋理学名臣真德秀的话说：父子之间的名分可以超越法律、礼俗可以掩盖事实，判案只需遵循儒家思想就可以了。

用儒家思想代替法律条文，可追溯到西汉中叶。大儒董仲舒曾倡导“春秋决狱”，比如儿子杀了人被父亲藏起来，按律包庇凶手要受重刑，但董仲舒说，《春秋》上载有父亲包庇儿子的案例，符合儒家“亲亲相隐”的精神，所以这个父亲也没罪，不用受任何惩罚。

包公判章悖一案，与董仲舒的判案理念一脉相承，洋溢着浓浓的儒家味儿。过去人们一直说包公铁面无私、执法如山，是宋朝的“法家”，实际上他骨子里还是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