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有道：基于“家庭本位”的多元化小农生计结构

2020-09-26高雪莲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5期

摘要：随着我国农业转型和家计模式的变迁，W侗寨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出现了新的行为逻辑，其生计结构呈现了以“家庭本位”为基础的多元化趋势，具体表现为种植水稻、稻田养鱼、异地务农（砍甘蔗）、割松油、种松茯苓、种植油菜等。农民充分利用生产智慧运筹时间、安排劳作，最大限度地将农业生产时间与生计来源相契合。W侗寨人的家庭经济行为兼具“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特征。“目的理性”反映了寨民秉持“勤劳”经济态度并竭尽全力积累家庭财富;“价值理性”反映了寨民家庭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性，体现在寨民的家庭伦理责任、村寨社会认同和集体归属感等方面。

关键词：家庭本位;生计结构;多元化;目的理性;价值理性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0）05-0085-08

作者简介：高雪莲（1973-），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与农村社会学。

在远离都市尘嚣的大山深处，有一群朴实无华、默默无闻的侗寨人，他们正处在传统社会与现代洪流并存的变迁之中。如今，他们世代生息的村寨，有政府强大的基建投入，有幸福指数颇高的田野牧歌，有干劲十足的返乡创业带头人，也有深度贫困的低保人口。黔东南的W村就是这些乡村中的一个普通侗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村寨中总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计成本地“自我剥削”，在土地上不遗余力地投入体力劳动，为实现家庭财富的积累和家庭伦理价值的延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表现出一种类似于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精神的“勤劳经济”态度。在外人看来，他们正如费孝通所说：“他们（农民）受了一辈子生活之苦，却没有享到半点尘世之福。”[1]然而，他们却对土地和农业充满感情，对劳动饱含激情，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生活中充满“奔头”[2]。正是这样一个群体，构成了村寨振兴的中坚力量，他们充分将农业生产时间与生计来源有机契合，依据当地农业节气规划生产、安排生活，呈现出生计结构的多元化样态。在闲暇生活中，他们与某些北方农村少闲暇、低娱乐[3]的农民不同，而是延续了“饭养身，歌养心”[4]的侗寨社会传统，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生活智慧。本文将主要探讨W侗寨的经济生活安排，文化生活将在他文中讨论。W侗寨人的生计结构与其年龄特征有何内在关联，他们不辞辛劳的经济态度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又是怎样的生活逻辑和内在精神文化力量维系着村寨发展的，是本文将要探讨的话题。文中资料收集的方式主要为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

一、W侗寨的“前世今生”掠影

传说，在五百多年前，有一支侗族部落为躲避纷争来到一处依山傍水的地方。他们到来时天色将晚，见此处溪流潺潺、竹影婆娑，十分宜居，便决定安顿下来，并将这块山明水秀的宝地命名为“W侗寨”。自此，他们的子孙后代便在W侗寨耕作纺织，繁衍生息。位于黔东南榕江县北部的W侗寨，掩映于苍翠的群山之中，风光秀美，绿树阴翳。木质的小楼依山势而建，外观精美，轻盈俊秀。寨边梯田层叠，寨脚溪水清澈，寨头古树参天。W侗寨人痴迷于歌唱，且以琵琶歌为最。他们自弹自唱，乐在其中，以歌为乐，以歌为荣。琵琶歌婉转悠扬，抒情悦耳，撼人心魄，闻之忘俗，W侗寨因此被世人誉为“侗族琵琶歌的故乡”[5]。

W侗寨共由3个寨子组成，分6个村民小组，截止2019年11月总人口1 331人，313户，均为侗族。W侗寨幅员面积11.5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 463.4亩，林地面积16 799亩。2006年底，因一个7岁顽童玩火引发了村寨的一场灾难，有200多户的木质房屋付之一炬，损失惨重。上级政府为W侗寨提供了赈灾物资和临时救济帐篷，村民们在废墟上重建家园，也有一些人因此负债。如今，村寨中多家房屋都为那时新建，掩映在青山碧水间的木楼，错落有致，相映成趣。木楼在朝阳的映射下熠熠生辉，犹如古代的皇族宫殿，气势非凡。清晨的村寨，雾霭缭绕，宛如仙境，恰似一处柳暗花明的“世外桃源”。

截止2019年11月，全村还有23户未脱贫。W侗寨均已用上了安全自来水，道路实现了硬化，正在实施户外电改和农户室内消防电改。当地民风淳朴，村民勤劳善良，待人热情友好，邻里和谐，互帮互助。W侗寨的农户以核心家庭和三代直系家庭为主，家庭规模较小，2个小孩家庭居多。W侗寨具有传统小农经济的典型特征，每户平均4～5亩耕地，种植的农作物以粳稻、油菜、罗汉果、油茶、金鉤藤为主，有少数农户养殖香鸡、香羊和生猪。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为避免土地撂荒，寨民便将家里的地免费流转给亲戚帮忙耕种。全村主要收入来源以外出进厂从事制造业（主要到浙江和广东）和季节性外出砍甘蔗（到广东湛江）为主。根据调研数据可知，全村 782名劳动力中有602人外出务工。

村寨的妇女心灵手巧，不仅能歌善舞，且擅长刺绣、挑花。她们常常聚在村头广场小卖店门口一起刺绣编织，多为女儿准备“吃新节”（侗族传统节日）盛装。刺绣工序繁琐，极其耗时，复杂些的盛装要绣近3年，简单的也要绣上一年，成品盛装价格可达上万元，也有小贩上门收购手工绣品。刺绣的图案有花鸟鱼虫以及飞禽走兽，常绣于衣服的胸襟、领口、袖口、腰带等部位作为装饰。刺绣的图案形象生动，色彩绚丽，充满民族风情，有很高的工艺价值。

二、 “家庭本位”为基础的经济生活安排

在W侗寨，劳动力群体按照社会流动情况大致可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始终留在村中“离土不离乡”的人，例如木匠、歌师、村医、村干部、乡村农业经营能人以及因某种原因出不去的人;另一类是往返于村寨与外界之间，但最终会落叶归根的人。第一类人多为乡村的“核心力量”，在数量上仅占少部分，他们多拥有一技之长，不必外出打工，便可过着相对体面的生活。后一类人的生计结构是“半工半耕”模式，在数量上约占村庄劳动力的78%，其生命轨迹的轮廓，可依据不同年龄段大致描绘出来（如图1所示）。无论哪类人，他们的生计选择都是紧紧围绕着“家庭本位”的生活逻辑而展开的。在现有的资源禀赋之下，如何将日子过得更好[6]，为家庭生活积累财富，在不同年龄段承担家庭责任和义务，是农民安排经济生活的主要依据。

在W侗寨，从走出校门到结婚之前的年轻劳动力，无论男女，大多选择到广东、浙江打工。广东制造业工厂居多，按他们的说法：“因为广东工厂里年轻人多，好找对象嘛！” “不想和长辈们去湛江砍甘蔗，因为在外打工更体面。”在这个年龄段，他们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是积累社会经验、赚钱养活自己、找到适合的结婚对象和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外出务工，对年轻人来说意味着独立，能够为父母分忧，也是一场宣布自立的“成人礼”。从结婚后到40岁左右，夫妻二人在广东、浙江等地打工，孩子带在身边或留给家里老人照顾。期间或因为孩子回老家上学，妻子回乡陪读，丈夫在外打工。40～60岁左右，父母慢慢衰老，家中不能常年无人照看。此时步入中年的夫妻逐渐返乡，一年中大半时间（清明节至霜降前后）耕种自家和亲朋流转的土地，有时在附近打零工。待霜降前后种完油菜之后，夫妻二人或丈夫一人作为季节性农业工人到广东湛江砍甘蔗，直到第二年清明前返乡，这部分农民是村寨的“中坚力量”。60岁以上农民，丈夫主要在家务农，农闲时在周边做些零工，妻子在家刺绣并帮子女照看孙辈。

2019年8月份在W侗寨调研期间，笔者意外地见到了很多返乡的年轻人。之所以说“意外”，是因为当时并非侗族的传统节庆日。问其缘由，方知寨子里一家老人刚过世，他们是回乡奔丧的。为了维系村寨的社会认同，集体返乡奔丧的情况在汉民族聚居村并不多见。村干部和几位村民道出了其中原委：“寨子里只要有老人家过世，不管多远，只要没有特殊的事，都要回来的。别人的事你不去帮忙，你的事谁来帮忙？别人的老人去世你不去抬（寨子实行土葬，抬棺材上山），你的老人去世了哪个来抬？这句话适用于乡村里任何一件事，也是大家最接受、最权威的一句话。在城市里，人们可以用钱来做事。但在寨子里，即使你有钱，也没有人来帮忙，那是村民最不能接受的。因为是你的为人处世差造成的。每个村都会有那么几个例子，起房子没人去帮忙，老人家去世没人去抬。那不单单是丢脸的事，那说明你和别人不是一类人，要被排斥和孤立的。如何维系这些关系，在侗寨是个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缺少宗教信仰的传统，但中国人通过维系家庭伦理的行为填补了它”[7]。可见，“家庭本位”的行为选择在这里承担了宗教信仰的某些功能。贺雪峰认为，农民的生活价值是由基础性价值、本体性价值以及社会性价值构成的一套完整的价值系统[8]。其中，本体性价值集中表现在农民的经济生活和家庭再生产中，而社会性价值则反映了农民对自身和家庭的社会认同以及人情关系的维系。在W侗寨，只要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需要回老家读书，母亲大多会选择返乡陪读。同时，父亲也不会长时间独自在外打工，一旦村寨附近有合适的就业机会，就会选择返乡与家人团聚。同样，如果家中父母身体抱恙，在外务工的儿子儿媳就会至少有一人回家照看。总之，无论是“离土不离乡”抑或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无论是选择外出务工还是回乡务农，抑或红白喜事时的返乡行为，都体现了人们“家庭本位”的生活逻辑，这些行为均以有益于促进家庭的经济生活、社会再生产和村寨社会认同为宗旨。正因为家庭伦理本位的存在，使得农民的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合二为一，相辅相成。

三、W侗寨多元化的小农生计结构

在W侗寨，如果说“外出务工”是40岁以下年轻寨民的主要谋生手段，那么多元化生计结构则是“留守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选择，尤其是村寨里作为农民“中坚力量”的40～60岁农民。在家庭生产经营方面，除了传统的作物种植、稻田养鱼等，寨民们又增加了新的经营项目，例如异地务农（赴广东湛江砍甘蔗）、割松油、種松茯苓等。W侗寨的农民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能动性，最大限度地将农业生产时间和生计来源相结合，以获得家庭收入的最大化。由于W侗寨海拔730米，相对较高，只能种一季稻。30多年前，村寨中的纯农户只能依据轮作方式在当地的生态圈内抢农时，以获取最大田间收益。如今，他们除了依据当地的生产节气安排农业经营之外，还基于农业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不一致[9]，在冬季的农闲季节，跨区域寻找生计来源，成为季节性农业工人。当地农民多元化的生计结构安排如图2所示。广东和海南等地的甘蔗产业为他们带来新的再就业机会，即便50多岁的农民也有外出砍甘蔗的机会。在农闲时，他们也要见缝插针，在村寨附近打零工。今年48岁的农民D就是这样一位精打细算的农业生产经营者。

“我家里有两个小孩，女儿和儿子在浙江打工，儿子读到大学毕业，都还没结婚，他们想自由嘛！我们两口每年11月份到湛江砍甘蔗，干4个月，清明节前回来，两个人能挣4万多元。寨子里有100人左右在那边，小的30多岁，老的快60。春节就在那边过年了，已经干了快10年了。过去前都是跟老板谈好，砍1吨多少钱，按计件算工钱。刚开始砍1吨28元，后来涨到48元、68元，现在涨到140～150元左右。早上6点出去，晚上6点回来，中午离得近就回住处吃饭，离得远就在工地吃。老板给租房，提供煤气罐还有三轮车，很方便。花不了什么钱，4个月下来一个人平均600元伙食费。机器砍得快，但浪费也多，不如人工。第二年之后的甘蔗，机器就砍不了了……不辛苦，习惯了。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嘛！”

近10年来，每到11月份，D夫妻二人都会加入赴湛江砍甘蔗的队伍。由于在湛江消费少，积累多，他们不仅盖了新房，还为子女未来的婚事积蓄了储备金。据村干部介绍，最初是邻村人先到广东、海南等地砍甘蔗，后来信息传到W侗寨，很多寨民纷纷加入，逐渐形式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季节性农业工人大军。在W侗寨，每年约有100人外出砍甘蔗，“异地务农”俨然已经成为了一种村寨传统。下述访谈内容是D夫妇从湛江返乡后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

“清明节前肯定要赶回来的，要赶农时种稻谷。清明节糖厂那边也停止收购了。回来后给水稻育秧，买耕牛，等耕完地七、八月份再卖掉，可能还能赚点钱。芒种时插秧。在家这段时间还可以割松油，放松茯苓，湖南那边老板来收。都是租的松树，有200多根。松油和松茯苓能挣3～4万元。不过松油只能割七、八年，之后只能砍掉做木材了。水稻一共种了5亩，亲戚出去打工帮着他们种4亩，自己家只有1亩（当地的“1亩”地，不是平常意义上的1亩，约相当于6分地），差不多能收1万多元。房前屋后种了一点儿菜，有到村里来卖菜的，想吃就买一些，很方便的。一年下来，收入还可以的，只要身体好，人勤快，就不会受穷。反正那些在外面打十几年工的，最后也没剩下什么。我们对现在的生活还挺满意的。”

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作物生长时间一般长于农民的劳动时间。所以，如果就种植单一作物来看，农民不会像工人那样需要不间断地劳作。正因为有了农闲时间，农业生产比工业生产有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农民可以充分运用生产智慧运筹时间、安排劳作，最大限度地将农业生产时间和生计来源有机结合。从这一点说，农业生产更适合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营，而非简单机械的工业化资本经营[10]。例如，W侗寨的农民充分利用农闲的漫长冬季，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在跨区域赴湛江砍甘蔗之前，农民会在地里撒上油菜种子，待隔年清明前回乡后收获。松茯苓也是同样的生产设计，农民在头年5～6月份放菌种，待隔年正月时收第一批。因为此时农民在外地砍甘蔗，会安排留村的亲朋帮忙。鉴于第一批松茯苓产量很有限，所以影响不大。等他们清明节前回乡之后，6～7月第二批松茯苓大量产出，在他们再次外出（霜降左右）前的10月收获第三批松茯苓。

四、家庭经济行为选择的理论探讨

（一）家庭收益与伦理责任的双重理性

在社会学领域，学者常用两种对立的观点对小农经济行为进行解释，即以舒尔茨、波普金为代表的形式主义“理性小农”和以恰亚诺夫、斯科特为代表的实体主义“道义经济”。“理性小农”观点认为，作为“经济主体”的小农，其本质上是逐利性的，这一点和资本主义企业家别无二致。小农能够依据市场变化，权衡利弊，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而做出最佳选择[11]。恰亚诺夫则认为，不能用资本主义理论解释传统农业的小农经济行为，小农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消费，而非追求利润最大化。波拉尼继承了恰亚诺夫的主张，并颇有洞见地指出：“小农的经济行为是嵌入社会关系之中的。小农生产并不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是维护其现有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以及社会资本。”[12]在“水深齐颈”的经济窘境之中，小农经济行为需要最大限度地“避免风险”，“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13]是超越文化的，这也是由小农生活的结构性特征所决定的，与传统文化或者宗教信念不甚相关，当然，也不一定关涉真正的道德伦理[14]。黄宗智认为小农经济行为有着多侧面、立体化的特点，需要综合运用实体主义、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观点来理解和分析。他忧心忡忡地指出，中国农业处于“过密化”的经济困境之中，在相当长的时期都属于“没有发展的增长”[15]。韦伯将农民的经济行为描述为“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只求代价最小化”的非理性特征。

从农民生命历程的纵向维度来看，W侗寨除了少部分“离土不离乡”的在地村民，大多数村民在不同年龄段选择了多元化的生计模式。从“离土离乡”到“半工半耕”，从“返乡归田”到“季节性农业工人”，都是以寨民“家庭本位”为基础的生活安排逻辑。笔者认为，W侗寨农民家庭的经济行为并非纯粹意义上的理性行为，而是基于“家庭本位”伦理责任的资源配置选择，进而决定了农民多元化的生计结构安排。这种多元化，既包括农民在纵向年龄维度上的多样化选择构成，也包括横向维度上某一时段的多样化生计结构。虽然W侗寨的农民已经摆脱了“水深齐颈”的经济困境，但因为家庭责任的存在，村民愿意不计成本地投入劳动，忍受辛苦，充分运用一切资源发展生产。农民的行为看似非理性，但是站在农民的角度，考虑到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其实这也是理性的表现。因此，“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这两个概念可以用来解释W侗寨农民的经济行为（如图3所示）。

“目的理性”凸显了W侗寨农民通过家庭成员的不断努力和辛勤劳作，选择有效手段，最大化利用家庭資源，使所有资源（包括劳动力）能够充分发挥作用，达到家庭经济收入的最大化。从家庭人口结构来看，主要通过年轻人外出打工、中老年长辈利用多元化家计模式加以实现。“目的理性”呈现了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过程中，不计投入地劳作辛苦，只考虑收益和产出。“价值理性”则体现了W侗寨农民经济行为是平时尽量多积累、少消费，在家庭的“大事”（如盖房子、儿子结婚、老人过世）中能够消费得起，不至于陷入“没面子”的难堪地步。家人不辞辛苦地劳作，其中一个重要的“价值理性”目标就是希望能为子孙后代积累财富，延续家庭的代际再生产。同时，也包括维系代际伦理、家庭养老责任、村寨社会认同等社会文化体系。“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构成了小农家庭生产经营决策和经济行为选择的双重理性。下面分别运用两种理性对W侗寨的家庭经济行为进行解读。

（二）“目的理性”与“勤劳经济”

“勤劳”是W侗寨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尤其对作为村寨“中坚力量”的中年人来说，“勤劳”就意味着能够在原有的生活基础上把“日子过得更好”[16]。西方人无法理解，在劳动边际报酬不断递减的情况下，中国农民为何仍然拼命地在田地里挥洒汗水。在他们看来，这不符合“理性经济人”的特征。但对于不计较劳动投入，只期望积累家庭财富的W侗寨人来说，这正是他们的“目的理性”。列宁曾经说过：“小农生产的坚韧，不在于其技术的先进和合理，而在于小农比农业雇工更勤劳、更拼命。此外，与农业雇工相比，小农还有着更低的需求和消费水平。”[17]也正因为小农的“勤劳”和“低需求”，恰亚诺夫将小农经济的生存逻辑描述成“自我剥削”，甚至“亏本经营”，这是一种通过增加辛苦、减少消费换取家庭财富积累的能力[18]。从这一点上来看，在不适合大规模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山区，“勤劳经济”是小农能够长期存续并且持久不衰的根本原因。

自古以来，勤劳俭朴、吃苦耐劳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尤其在资源匮乏、土地贫瘠的少数民族山区，更是把“勤劳”这项优良品质发挥到了极致。W侗寨人有“天不黑不烧饭”的说法，每天十几个小时高强度的农业劳作，中午不吃饭或者只带些干粮，太阳落山后才回家做饭。侗歌中有“勤富懒贫”“勤人做不死，懒人坐不肥”等谚语。但是，W侗寨人的“勤劳”不是低水平、无效率的“拙勤”，而是充分运用“农时”和“时间运筹学”的“巧勤”。他们在田间地头“精耕细作”，在劳作时间上“精心安排”，在日常生活中“精打细算”，将土地、自然、人、农时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充分呈现了其“业精于勤”的生活品性。这是一种“以辛勤劳作替代资本投入”的农业，与资本下乡农业中“以资本替代劳动”有所不同。这是一种超越经济理性的经济行为，持有勤劳经济态度的W侗寨人相信吃苦耐劳能够创造财富。同时，他们多年积累下来的农业生产智慧，让付出的“勤劳”更有价值，更有质量。

（三）“价值理性”与家庭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性

任何生活逻辑和社会行为的背后，都有一套可循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而家庭经济行为选择，是镶嵌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结构之中的。支撑W侗寨人不辞辛苦地投入劳作的“价值理性”，正是基于他们深沉的家庭伦理责任和对社会关系的维系。正如释然所言：“农民经济理性实现的基础，不是经济理性本身，而是其立足的社会文化，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等意交换，进一步说，是伦理层面的等意交换。”[19]家庭伦理责任具有强烈的地方性共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具有内生性和强制性的道德约束[20]。基于对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强烈需求，W侗寨人有着很明显的生育偏好。“没有儿子的人生是失败的，走在路上都觉得抬不起头。” 在这一点上，W侗寨人和大多数中国传统家庭是一样的。只有将儿女抚养成人，给儿子盖了新房并娶妻生子，完成家族血脉的延续，人生才算完满，这是人们对家庭生活理想模式的追求。

如果说代际责任的履行，是家庭基于内部结构性压力做出的本体性价值选择，那么，村寨社会关系的维系，则是基于家庭在村寨中的结构性位置做出的社会性价值选择。无论是家庭责任的承担还是村寨人情的往来，这些社会行为的实现都需要一定的家庭经济条件作为支撑，意味着他们必须多积累、多投入、勤快能干，才能在村寨社会舆论中获得积极评价。W侗寨人秉持的多元化生计结构，使他们一年四季都保持着一种忙碌而操劳的生活状态。但不管他们从事何种生产活动，所有的努力都指向一个终极目标，那就是家庭生活的幸福和拥有良好的家庭声誉。

如前所述，家庭多元化的生计结构是基于寨民现有资源做出的理性选择，同时，家庭经济行为也受到村寨社会结构的影响，体现了家庭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性。用他们的话讲，“就是好好过日子呗！让人家觉得你们是正经过日子人家”。在村寨的“吃新节”“八月八”等传统节日或者红白喜事时，村民只要没有极特殊的事情都会不远千里返乡参与。在外打工多年，除了极少数人能留在城市，大部分村民最终都将重归故土。基于地缘与血缘的村寨仪式，是维系村寨社会认同的精神纽带，也承载着村寨人共同的集体记忆。参与寨子的集体仪式是寨民们维系村庄人际关系和社会认同的基本方式，也是寨民们“价值理性”的体现，打工生活并没有改变他们对家乡的归属感和意义感。在村寨社会结构中，这种人情往来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道德意涵，进而对寨民的经济行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吴飞将其定义为熟人社会中的权力游戏[16]。家庭经济行为嵌入村寨社会结构之中，家庭成员在村寨交往中获得社会认同，同时，也获得了村寨日常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五、小结与余思

随着我国农业转型和家计模式的变迁，W侗寨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出现了新的行为逻辑，其生计结构呈现了以“家庭本位”为基础的多元化趋势，具体表现为水稻种植、异地务农（砍甘蔗）、割松油、种松茯苓、油菜种植等。关于农民的经济行为是否具有“理性”的讨论从未停止。舒尔茨的“理性小农”以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为基础对农民的经济行为进行了讨论，而“道义经济”更适合解释处于生存危机边缘困境中农民的经济行为。从本质上讲，二者都是在形式主义背景下展开的论争，只不过适应的条件不同。两种主张强调的都是小农的“理性”，一个是“经济理性”，一个是“生存理性”，“小农理性”与利润最大化之间也并非绝对矛盾。“道义经济”的目的是减少风险、利于生存，没有从社会文化因素去分析农民的行为，本质上仍然是形式论。“道义”具有“形式主义”的经济学特征，而非“经济学”具有“道义”之特性[21]。可见，这两种解释框架都无法诠释中国农村家庭经济行为。黄宗智的“过密化/内卷化”农业虽然充满对小农处境的深切同情，但“过密化”是囿于客观条件所致，也属于形式论层面的解读。目前，我国农民的经济行为正处在从“生存理性”向“经济理性”转变之中，这个过程是连续的、发展的、动态的且长期的[22]。

笔者认为，农民很多行为看似非理性，但考虑到“家庭本位”为基础的伦理规范、村寨舆论、心理认同等因素，其实也是农民理性的表现。W侗寨人充分运用生产智慧来运筹时间、安排劳作，最大限度地将农业生产时间和生计结构、生计来源有机契合。因此，家庭经济行为兼具“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特征。“目的理性”反映了寨民秉持“勤劳经济”态度，在家庭生计压力下不断进行劳动和投入，并竭尽全力积累家庭财富。“价值理性”反映了寨民家庭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性，体现在寨民的家庭伦理责任、村寨社会认同和集体归属感等方面。“价值理性”是为了解决家庭内部的结构性压力和维系“家”在村寨中的形象和口碑。无论是“目的理性”还是“价值理性”都是以“家庭本位”为基础做出的选择，影响着家庭内部的经济行为和资源配置方式。除了家庭伦理责任，村寨作为人们生活的意义共同体，所沉淀下来的文化元素和价值理念同样吸引着在外漂泊的打工族落叶归根。此外，中壮年返乡后成为跨区域“砍甘蔗”季节性工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花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赚的钱都可以存下来。年轻人在外打工虽然相对“体面”，但基本所剩无几。这样，“异地务农”砍甘蔗和种水稻、种松茯苓等获得的农业收入，就构成了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如何让农业生产更有利可图，让农业经营者能够分享流通领域和农业服务体系把控的高额利润，仍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2.

[2] 劉燕舞.论“奔头”——理解冀村农民自杀的一个本土概念[J].社会学评论，2014（5）：68-86.

[3] 贺雪峰.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J].开放时代，2012（10）：108-129.

[4] 杨民康.侗族大歌：该听谁？谁来听？听什么？——从侗族大歌“北漂”京城酒吧想到的[J].人民音乐，2013（3）：45-47.

[5] 何家国.黔东南侗族琵琶歌核腔及其文化阐释[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7（2）：118-124.

[6] 陈辉.“过日子”与农民的生活逻辑——基于陕西关中Z村的考察[J].民俗研究，2011（4）：260-270.

[7]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9.

[8] 贺雪峰.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相互关系——对当前中国农村严重伦理危机的讨论[J].开放时代，2008（3）：51-58.

[9] Michael Carolan.The Sociology of Food and Agriculture[M].London：Routledge Press，2012：35-46.

[10] Eduard David.Sozialismus and Landwirtschaft[M].Second，Leipzig：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1922：49.

[11] Samuel L Popkin.The Rational Peasa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M].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