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周

“香港华人近得一病，时时身上发肿，不日即毙。其病初起于粤省，近始蔓延而至，每日病者约三十人，死者十七八人。”这条简短却触目惊心的报道，由晚清传媒巨头《申报》于1894年5月5日刊登出来。

当时香港处于英国统治之下，人口共计25万，其中华人超过24万，欧洲人、印度人和日本人加起来还不到1万。这些华人中，平均每天有30人患病，又有十七八人死亡——传染速度如此之快、患者如此之多、死亡比例如此之高，肯定是瘟疫。

瘟疫都有传染源， 《申报》认为这场瘟疫是从广州传过去的。这个看法基本符合事实，并且广州的疫情比香港严重得多。

5月7日，《申报》刊登消息：这年农历三月，从初一到十五，瘟疫传遍广州，很多人感染致死，棺材店虽连夜加班，棺材仍供不应求。

7月26日，《申报》继续报道：广州超过10万人死于瘟疫，其中底层贫民居多，住在水上的船民、吸食鸦片的瘾君子和茶馆里的服务人员死得更多。要知道，那时广州只有150万居民。

《申报》还详细描述了感染症状：胯下、腋下和脖子长出硬块，最初像蚊虫叮咬的小包，让人发冷、发热;后来硬块越长越大并迅速变黑，在短时间内置人于死地——这就是传说中的鼠疫。

对于鼠疫，当时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没特效药，除了提高自身免疫力，要想遏止瘟疫肆虐、将伤亡规模降到最低，最有效的手段还是隔离。

在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早有无数瘟疫侵袭的经历，古代中国对付麻风病、近代欧洲对付黑死病等，都摸索出了隔离有明显症状者的经验，甚至无须官方的倡导和强制。

7月2日，《申报》报道：广州附近有个西村乡，乡民发現凡是从省城回来的人都有传染瘟疫的危险，于是在空地上搭建简陋的窝棚，暂时将他们隔离起来，也不许他们的亲人前去探望。

这种隔离并不人道，甚至可能违背了当时的律例，但就控制瘟疫发展而言，应该能起到一点效果。反观当时广州的官员，既没科学常识，也没管理能力，在施舍医药不见效的情况下只能求助于神佛。 《申报》刊登过两条这类消息——广州知府请道士作法，在城隍庙设坛大祭三天，不再处理公务，并禁止宰杀牲畜，以求上天庇佑;广州市民纷纷捐款，请菩萨出来镇压瘟神，大家敲锣打鼓、烧香放炮，搞得像过年一样热闹。

这样做有用吗？当然没用。官员忙于迷信，只能耽误救治百姓;而百姓聚集活动，只能让瘟疫传得更快、更远。

瘟疫继续蔓延，死的人越来越多，广州变得冷清、萧条，商业和教育都大受影响。这年恰逢广州乡试，往常售卖模拟考题、教授八股技巧的“试馆”都有顾客盈门，此番却无人问津。

与瘟疫一同传播的，还有各式各样的谣言。高要县的一些传教士为帮百姓抵抗瘟疫，四处分发药剂和消毒粉，却被误以为“闻了就死的毒药”;佛山则谣传瘟疫是洋人往井里投毒造成的，于是百姓用木盖封住水井，以免再中“奸计”。

可瘟疫不会因这些“神操作”而终止，只要人类没能科学应对，它就会无差别地传播下去。

香港距广州很近，从广州去香港务工、经商的人特别多，瘟疫爆发初期，约两万广州人前往香港避难，但一个月后，又有更多广州人逃出香港，因为香港也爆发了瘟疫。

5月初，在认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后，港督罗便臣准备采取一个大胆的措施：封港。他想暂时禁止人们出入香港，然后动用全港的医疗资源和警戒资源来隔离、收治感染者，可惜这个计划很快就被华人否决了。

香港的华人店铺联名请愿，要求港督准许华人离开，理由有二：第一，华人有叶落归根的传统，需将感染致死的亲人运回家乡安葬，而港英当局就地火化甚至解剖尸体的做法伤害了华人的感情;第二，罗便臣命警察和医务人员挨家挨户排查、消毒，使妇女饱受惊吓，属于严重的骚扰。

香港华人妇女界写了一篇几百字的请愿书，文辞典雅，语气谦逊，但不满之意溢于言表，因为“与我妇女廉耻有关”。

隔着一百多年回看，既能感到当时华人的愚昧和保守，也能感到港英当局抗疫手段的欠妥——如果当局放下身段与华人平等沟通，并派那些受过教育的女性医务人员负责消毒，应该不会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对。

事实证明，港英当局的封港计划完全失败，消毒措施也流于形式，不仅10万华人从香港逃回广州，而且一些日本人和欧洲人也离开了。其中部分感染者乘船远去，又将鼠疫传播到三十多个国家，最终引发全球第三轮鼠疫大爆发。

倒是澳门比较幸运，那里人口相对稀少，疫情较轻。不过，对于1894年粤港鼠疫的惨状，澳门居民心有余悸。一年后，澳门《镜海丛报》刊登了这么一条消息：岛上各社区都有人把守，不属于本社区的陌生人一律不许进入，以免再有瘟疫传播，这与当下的防疫手段颇为相似，且卓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