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学文

根据艺术创作中使用的工具媒介可以把艺术分为两类：一类是间接的，另一类是直接的。所谓“间接的艺术”，是说艺术家需要借助比较复杂的辅助工具与传播媒介来完成创作。比如戏剧、电影、电视剧、摄影、建筑等。如果没有舞台及其相关的装置，就难以完成整个表演。表演必须借助服装、道具、灯光、舞美等共同进行创作。其美的表现是依托在创作者之外的工具之上实现的，仅仅依靠创作者难以完成。而“直接的艺术”正相反，它虽然也需要借助一定的工具，但这些工具往往比较简单，创作者自己就能够支配，并用它来直接体现创作意图。如文学之于语言，绘画之于画笔，音乐之于乐器等。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前者正是创作者心性的间接表达，后者则是创作者心性的直接表达。而书法，正是我们所说的“直接的艺术”，是对创作者心性的直接表达。

就赵国柱言，研习书艺可谓毕生之求。有论者认为，他对书艺的研习经过了几次转变。首先是研习唐晋法帖，尤重“二王”。得其神韵又感不足，反归汉简，执着于对章草的临摹梳理。据说所下功夫颇深，对他的影响也很大。人们在讨论赵国柱的书法时多会谈及章草在其中的表现—不仅是技法的，也包括风格的古朴、质拙与简约等。但就赵国柱来说，并不愿拘于一格，而是力求突破。这就形成了他书艺的再一次转变—从章草向大草的变化。这一转变使他的创作得到了解放，能够表现出更大的自由度与真性情，其作多气势贯通，以简代繁。既不守陈规，亦舒密有致;既讲究法度，又不拘形迹。可以说比较好地体现了书法艺术对人内心心境的表达。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赵国柱的创作很好地体现了书艺直接表现人的心性的特点。

目前的艺术创作尽管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但也存在许多缺陷。重器轻道就是急需校正的问题。人们似乎更看重技巧性的东西，而忽略包括人的心性在内的规律性的东西。学书者亦多染此弊。似乎会玩“花活”，能出奇招甚至怪招就可以形成所谓的“风格”，可以自成一体。这种不从“道”上努力，而直扑“器”的做法，充其量也就是“玩”而已。与创作无关，与书艺无涉。真正能够在书法艺术中有所得有所进者，不会走捷径，而是能下苦功。赵国柱正是如此。

我对赵国柱在书艺上如何劳心骨、苦心志的细节缺乏了解，但大致知道他是一位孜孜不倦、永不满足，执着于书艺的人。他并不需要依靠书法来维持生活、名誉、地位这些艺术之外的东西。他有自己在别人看来很好的职业，并受到了重用。他对书法的追求完全是无功利的—出于喜爱、心性。这也使他的心境得到改善，书艺更为纯粹。赵国柱努力摒弃浮躁之气、功利之求，认真临习各种法帖，诸如“二王”、皇象、索靖、孙过庭，以及祝枝山、傅山、于右任等。在不断的研习中，渐得精髓又不拘泥，求新求变而不狂乱，终书艺精进，自成风格。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一直保持了对中华文字的敬意，并努力表现出这种文字的美学魅力。

尽管并不专业研究书艺，但我认为习书必须具备这样几个要素：一是敬意，二是心性，三是技法。三者之中，敬意为最根本的基础。很难想象，一个对舞台没有敬意的演員，会走多远？同样，一个对中华文字没有或者缺乏敬意的书家能够有多大的成就？也许会获得某种虚名实利，但终归难以长久。古人认为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乃因为文字的出现使人类能够把意识到的东西记录下来，使文明的积累不再依赖口口相传的原始方式，所以会感天动地，惊鬼泣神。文字的出现与使用是人类走出蒙昧迈向文明的关键节点，是开启智慧文明的新时代。一横一竖皆神圣，一章一句若天籁。对文字的尊重，不仅是一种创作态度，更是一种人生态度。而关于文字的艺术—书法正是人类对文字敬畏、尊爱的典型表现。甚至可以说，正因为文字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性，才产生了体现这种重要性的艺术—书法。书家如果失去了对文字的敬意，也就失去了艺的根本。从这一点来看，赵国柱是值得肯定的。不仅他的求艺之路如此，他的每一幅作品亦体现出内心对中华文字的敬意。书字若敬神，这是一个书家基本的品格。

所谓心性，有两重含义：一是指习书者的天赋，即有没有创作书艺的品性;二是指书家的人生阅历。如果没有相应的天赋，也只能做一般的写字人，难以成为有建树的书法家。而书法家的作品又是其人生阅历的表现，在书艺中蕴含了书家对人生、社会的认知体验。轻狂者自然轻狂，厚重者当然厚重，种种人生经历均会形而上地熔铸在书作之中。所以书家的心性是其关键。赵国柱著有《亲情与感悟》，是他对日常生活的记录。这并不是什么鸿篇巨制，而是短篇断章。从书法的角度言，谓之手札;从文学的角度言，乃延续了传统文人的小品之作。中国文学之文，有蔚为大观者。如大部分的诸子言、各类史著等等，体系宏大，论述非凡。此外还有一种文体乃所谓的小品文，篇幅精短，要言不烦，言简意赅。如远古神话，《论语》中的篇章，陶渊明、柳宗元等人的许多作品均是如此。这也成为中国审美的一种特色，就是简约。往往三言五语，写人直指要害，论事直击要理。即使是《史记》这样的高头巨制，也多用此笔法。随着白话文的普遍运用，这种小品文相对少见，但其神韵未断。我们在当代很多作品中仍然能够领略其风采。赵树理、沈从文、汪曾祺等人堪为代表。赵国柱之有此作，与他研习经典手札关系密切，但也透露出传统文化对他的浸染熏陶。这些作品往往只说一二琐事，但因其情真意切，多有令人动容之笔。或写小儿天真之乖怜，或写父女夫妻之情真，或写父母亲友之惆怅，均言至简而情至诚，行至要而意至深。无起承转合，有大义深情。不铺陈点染，皆直指要理。其手札之书，亦极尽心性之抒写。性之所至，心之所意，笔之所在，章法自成。涂抹增删，亦是自然。他的创作显然熔铸着由先天的天赋、后天的阅历形成的心性。特别是在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书艺之后，赵国柱也有更多的可能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回顾梳理。读其书，可见其对生活的热爱，对挫折的坚韧，以及经历人生百味之后的超越。

有敬意，显心性，还需要善用书艺之法。一般的论者往往更看重此道。而实际上，技法虽然重要，却是建立在前二者之上的艺术呈现。没有技法，难成书艺。仅有技法，亦非书艺。只有在心怀敬意的基础之上，把书家的心性以恰当的技法表现出来，才能成艺。艺不能没有技，但艺并不是技。就赵国柱言，在他执着的书艺探索中，正是在心敬之中显现心性，在继承传统笔法又不断求变求进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不习古人，难以入正道。只习古人，往往拘泥不前。如何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表现出中华文字在今天的美，是每一位书家的使命。

人们在讨论书法时往往强调其传统的一面。但是在现代化的大潮滚滚而进、无可阻挡的今天，书法艺术的价值在哪里？它将对当下的社会人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样的课题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就先发展国家言，工业化实现的同时，现代艺术思潮兴起。这一思潮正是对社会现实的回应。许多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艺术家正是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汲取营养，从“传统”中发现了“现代”，才自成一家，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现代艺术—艺术哲学的、创作理念的、表现技法的。即使书法艺术，这种“纯”中国传统艺术，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也十分重要。如20世纪初期，美国著名画家马克·托比就学习了中国毛笔的使用技法，创造了被称为“白色书写”的绘画，并影响了一大批艺术家。尽管他的绘画表现的是工业化城市之狂热与躁动，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他接受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特别是中国书画的影响。马克·托比曾说，“我在中国接受的书法训练以其自身的韵律使我产生书法冲动，使我冲破形式的束缚，去传达一种观念，即人群、汽车，还有城市景象的全部活力的观念。”马克·托比表现了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风貌。当我们反观自己的书法作品时，是不是也能够为今天的艺术注入时代的意义？比如，我们是不是从那些对中华文字充满敬意的作品当中看到了艺术中关于人与自然、社会的某种同一性？是不是在那些力透纸背的作品中看到了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奋发努力、不懈追求的内在精神？等等。

当然，我还不能说赵国柱的书法作品表现了某种“努力、奋进”的意味。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他的作品当中感受到人们内心一种强烈的愿望—对日益繁杂、变动不止的生活的补救—这就是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之中，人们仍然需要一种从容、淡泊的精神，一种大度、简约的美学品格，一种面对社会纷繁、急遽变革时的心智之静。在现代化无可回避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的同时，他似乎在告诉我们：静一静，请欣赏生活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