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全亮

内容摘要：元代是中国封建历史中的一段特殊时期。在蒙古文化与汉族文化冲突、融合中诞生的元曲，是那个时代的文人、文化在文学上的凝结。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对它产生多方面影响：一是以自然洒脱的风格表现内心的苦闷;二是以近佛、老，远儒教为表，却以复归儒教而不得为里;三是在礼教暂时松弛和草原民族的影响下，它又恢复了一些自然生机，人性也得到短暂和少许的解放。

关键词：文化自信 冲突 融合 苦闷 元曲

元代，以中华正统自居的汉族被所谓的野蛮异族所打败，进而不得不受其统治。文人士子在这段时间里，更是饱经坎坷，长久以来形成的汉民族文化自信收到巨大冲击，元曲，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孕育而生，也深深打上时代的特殊烙印。

一.异族统治的巨变与文化自信的惊醒

元朝的统治，让汉族知识分子在铁骑下惊醒，这一巨变让他们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生活。接踵而至的是礼乐文明的衰落，孔孟之道的壅塞，诗书传统的违背，这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元朝的统治，并不仅仅是指异族人的统治，更主要的是指异族文化的统治。而民族之间的分歧，也不仅仅只是利益的分歧，更主要的是文化上的分歧。正是元代异族文化的统治，才造成元曲这一特殊文体形式的兴衰。

那么所谓的异族文化统治与原来的汉族文化有何不同，竟然对士子和读书人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首先，统治者重佛轻儒。元代道教尤其是全真教，由于丘处机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获得一段时间的发展兴盛期，但随着成吉思汗和丘处机的去世，道教在统治者的心中地位骤降，逐渐被佛教取代。虽然传统儒家的地位在耶律楚材等的大力提倡和推举下得到一点提高，如太宗九年（1237）人月，在耶律楚材等人的建议下，大蒙古国颁布了通过考试选拔儒生的诏令：“……仍将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试，专治一科者为一经，或有能兼者，但不失文义者为中选。……随后照依先降条理，开辟举场，精选入试，续听朝命。”i但是纵观整个元朝，统治者对儒都是不甚看重的。而佛教却受到统治者的敬重和扶持。忽必烈曾论：“世人将孔、老与佛称三圣，斯言妄矣。孔、老之教，治世少用。不达性命，唯说现世，止可称为贤人;佛之垂范，穷尽死生善恶之事，深达幽明性命之道，千变万化，神圣无方，此真大圣人也。”在蒙元的统治下，儒家文化以及汉族士大夫那一套思想理论体系都未能受到重用。“国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飨，三者而已。”ii

从中可以看到，草原民族的社会生活风气并不像中原民族那样，他们没有严密复杂的统治体系，也没有拘束繁琐的伦理纲常体系。这是蒙元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一大分歧，這一分歧对这个元代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起关键作用。

其次，元代统治者没有很好地解决文人士子的前途问题。忽必烈曰：“科举荒诞，朕所不取。”导致读书人没有了出路，他们又无力农工商贾，除少数有所依靠的文人外，大多数的文人生活境遇穷困潦倒，苦不堪言。他们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文人雅士，骤降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无用文人，“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的“丧家之犬”。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不言而喻。此时，所有的读书人不得不思考他们该何去何从。这一巨变使他们从美梦中惊醒，而元代统治者，却让他们连重新回到温暖的被窝中继续他梦的机会都没给。

二.苦闷的文人和潇洒的元曲

在元代，文人士子成了时代的弃儿。文人士大夫的贵贱，全在国家对他们的态度，重视他们还是轻视他们，用他们还是不用他们。既然不被重用，他们又该怎么办呢？正如王国维所指出的：“盖自唐宋以来，士之竞于科目者，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废之，彼其才力无所用，而一于词曲发之。”iii废科举，退儒生，对于传统的以“学而优则仕”为本的士子来说，无异于封杀他们的未来和人生追求。“大凡物不平则鸣”，整个元曲史，就是元代文人士子的苦闷史。元曲的四大内容：怀古、隐逸、讽世、艳情。他们的怀古是对过去的留恋和悔恨。他们的隐逸是无可奈何的“被隐逸”。他们的讽世是满腔的不平之鸣。他们的艳情曲是失落后的寄托和安慰。种族歧视下，汉人生活备受屈辱，仕途坎坷，国破家亡，繁华不再，元曲中常常流露出功名富贵如幻影，人生如梦，万念俱空，仿佛有佛家看破红尘的出世境界。有人说，诗庄词媚曲俗。所谓的俗，主要是指元曲不是谈圣主贤臣，功名进取，也不崇尚治国安邦，齐家修身。远离了传统的儒家礼教和事功追求，故而显得俗，不登大雅之堂。而不是讲元曲的语言鄙俗。王国维称：“元曲之佳者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iv所谓的自然，就是清丽晓畅，语言和情感真实质朴，没有矫揉造作，也没有礼教的拘束。自然中有一种通达和豪爽。

元曲思想中为什么佛道多，儒家少呢？其实，这只是表面。从根本上看，元代文人士大夫根本无法忘掉传统的修身齐家、兼济天下的抱负“学而优则仕”的追求，只是时代把他们抛弃了，他们万般无奈之下，正话反说，好像真想潇洒而无拘无束的生活，其实在洒脱的语言下掩盖着内心的苦闷。苦闷的文人却写出潇洒的元曲，这看似矛盾，其实却正是那个时代背景下的合理现象。在元曲中赏花饮酒，潇洒旷达都是表象，真所谓“以乐景写哀，以倍增其哀。”元曲淋漓尽致，明明白白，酣畅痛快，实是以嬉笑为怒骂，外欢歌而内悲伤。

三.传统礼教束缚的暂时松弛和人性的暂时解放

异族统治下，传统汉族文化多被废弃不用，传统的中原礼乐文化统治因之松弛。这是导致礼教束缚松弛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蒙古是草原民族，其地天空地阔，风寒雨冷，吃肉饮酒，其尚力尚雄，而不重文;尚实用而轻虚谈，崇神鬼而远圣人，逐水草而居。不像汉人建造广厦高阁，希望子孙百代居之，安土重迁。人多喜走马飞鹰，个个身壮气满，自古皆少文质彬彬的君子。中原在蒙古族文化的侵染下，“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控制减弱，人性略复归自然。因此，生活气息浓厚，人性暂时得以解放，男女情事活跃，拘束减少，开始追求真挚自然的感情。“吾谓诗不如词，词不如曲，故是渐近人情……诗与词不得以谐语方言入，而曲则惟吾意之欲至，口之欲宣，纵横出之，无可无不可也。故吾谓快人情者，要毋过于曲也。”v这也是人性的一个解放的机会。宋朝，程朱理学盛行，对人民的压抑和束缚是很深的，而元代由于民族文化不同，对程朱理学并不推崇。在礼教长时间的压制下，人民暂时得到缓冲，虽然，部分人主张重新确立理学的地位，但总的来说并未得到真正实行，至于元代后期的理学抬头，也主要是因为社会动荡，为了维护统治，安抚人心的目的。因为蒙元统治者对理学甚至传统儒学在内心是不接受的，轻视的。可以说，蒙元时代的统治，对汉族的人性解放提供了一个短暂的契机，随着元朝的失败，汉人统治复归，传统礼教重新占据统治地位。在这一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中，两种文化之间的对立很明显：一方面，蒙古对汉人的礼教文化排斥，没有过多的汉化。另一方面，汉人对蒙古的文化又何尝不是排斥呢？其实，对异族文化的排斥，更主要的还是由于对自身文化的固守，文化自信者不愿接受新的文化，这样总是以敌对的姿态面对异族文化。元代异族文化的介入，不仅让传统文人士大夫换了一个环境和思考角度，也为中华民族的礼乐文明，封建文化自身的进化提供了契机。

四.旧巢已覆、新枝难栖与文人的彷徨和选择

故国已经成为历史，不管文人士大夫是否甘心，都不能改变这一现实。对于故国之思，是每个新旧王朝交替的时代所常见的，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每个朝代的消亡时，都有一些不愿服务新朝，归隐而去的心气高洁的人，元代也是如此。如元好问、白朴、关汉卿等，不屑功名，嘲风弄月，寄情诗酒。他们选择了在故国的回忆中沉醉，布衣终老。而大部分的士子还是想求取功名的。只是他们纵使可以忘记故国之思，却也无法大展宏图。新朝并不欢饮他们，因此他们的要么沉沦下僚，要么仕途坎坷，少有一帆风顺者。更多的也只能淹没在编户齐民中，抑郁不得志。所以归隐是他们的普遍话题之一，元曲也就多了归隐这一题材。旧巢已覆，新枝难栖。文人士子因为在新朝不得志，故而想归隐，可是读书做官是他们的历史传统，他们又怎么能轻易放得下。于是，只能够在坎坷的官场浮沉徘徊。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被逼转而去游戏人生，由此也可以看出文人士子的软弱和缺陷。传统的儒教下，他们如果不能“达则兼济天下”，就很难“穷则独善其身”。

五.结语

元代在政治上统一了全国，却未能在文化上统一全国，这也是元代未能长久维护统治的一个原因。“元能兼并全宋之土地，而未能统一南北之文学。”vi即指此。未能统一文化，就是未能建立让人普遍接受的主流文化。因此，文化冲突，民族矛盾也伴随着蒙元统治的始终。概括来说，整个元代，汉族文化与蒙古文化不断冲突，不断融合，影响到社會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元曲也随着蒙元统治的兴而兴，衰而衰。元曲的历史是短暂而特殊的，不同于其他诗词等文学体裁。并且异族文化的冲击在改朝换代的前期最大，对文学的影响也最明显。元曲可以说是异族文化与汉文化冲突、融合的结晶，它来源于那段特殊的历史，也消失在那段历史中。它既解释了那个时代，也构成了那个时代。

参考文献

1.郑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2.郑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页。

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4.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5.王骥德：《曲律·杂论》，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第160页。

6.钱基博：《中国文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57页。

（作者单位：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