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晓迪

2020年9月3日，刘心武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摄）

刘心武作品：《邮轮碎片》《飘窗》《刘心武揭秘红楼梦》。

有时候，对一个人的认知和定位，折射着时代与代际的变迁。

比如刘心武。“80后”“90后”的第一印象是“在电视上讲《红楼梦》的那个人”。对很多人来说，不论怀疑还是惊叹，那是他们第一次真正深入《红楼梦》的文本。

而对那些“50后”“60后”来说，刘心武是“写《班主任》的那个人”，是第一个控诉“文革”、发出“救救孩子”呼声的人，在上世纪80年代文坛炙手可热的作家。

采访在方庄附近的一个茶室。两个小时里，刘心武总会抛出这样的反问：“××知道吗？”“××听说过吗？”“××经历过吗？”78岁的他，因长期伏案写作，腰腿已不复爽利。对一些人来说，现实世界中的文学已然是边缘化的玩意儿，而与《红楼梦》纠缠了20多年的刘心武，是这个边缘的文学圈的边缘人。

今年8月，刘心武推出了最新长篇《邮轮碎片》，用477个片段写一趟地中海的邮轮之行。在这个“海上大观园”里，是8个家庭的红尘翻覆，是四代人的昔日今生，是社会变迁下的三教九流众生相。

新书发布会上，梁晓声说刘心武像一个资深老和尚，《邮轮碎片》就是方丈的百衲衣，一小块一小块的碎布，拼成了一个真实的中国。

“每个人的人生环节，都顺理成章”

除了“资深老和尚”刘心武，很少有人会写这样一群人了。

比如一个叫龙秉谦的普通工人，珍藏着母亲和一位政治要人的合影。凭着这张老照片，他一番运作，七搞八弄，在众多工友纷纷下岗时成了公务员，最后以副局级干部的身份退休，实现了人生的大转折、大升腾。

比如一个叫庄有德的商人，靠一辆卖烤串的快餐车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富起来的人。后来，他到了美国，盘下一间中餐馆，很快美元悉数荡光，沦落到一个黑黢黢的道观里，成了服侍老道士的超龄道童;回国后精神失常，住在北京的宋庄，画各种稀奇古怪的画。

比如一个叫宙斯的知识分子，“文革”中是投机分子，80年代是“改革志士”，90年代旅居海外，21世纪又被国内大学邀为客座教授。什么时髦他就吆喝什么，上午谈后殖民主义，下午讨论如何评价钱谦益;一度发表论文“论私有制的历史意义，一度又提出“回归计划的必要性”。

“每个人的人生环节，表面上看很荒诞，但也都顺理成章。他们的蹿升、跌落和种种怪相，都是这几十年来社会变迁的产物。”刘心武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小说里，他写到了一些被历史遮蔽的失意者，比如因《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而红极一时的作家浩然。如今常用“一个作家八个样板戏”形容“文革”时的文化荒芜，作为那个唯一的作家，浩然在“新时期”的落寞、尴尬可想而知。

刘心武写浩然的家，书架上摆着当时能搜集到的所有农村题材的小说作品。书舊了，浩然还会细心修补，用牙刷刷平粘贴过又翘起的书脊。“这个画面来自亲眼目击，很感人。他只是一个爱好写作的人，就想写他爱的农村。在北京，大家都喜欢他，可也有人对他发动了大批判，他很狼狈、很失落。”

小说里还有一个虚构人物新一兵，“文革”中在江青组建的文化部工作。“四人帮”倒台后，他的仕途就此停滞。有一次，听到家里人说那十年里就是“一个作家八个样板戏”，他突然爆发，几乎是吼着历数1972年以后复刊的文学期刊、新拍的戏剧和电影。

“我写了寥寥几笔，为他们画个像。现在那些光鲜的作家，包括我，都曾经按照当时的政治要求写过作品，我们的文章印在同一本书里，书的背后就是新一兵这样的编辑，只是现在，大家都讳莫如深。”

那时，作为一名文学青年，刘心武也被裹挟在这样的氛围中。70岁那一年，他将自己1958—1976年的作品编成一集，起名“懵懂集”。

其中有一篇小说《睁大你的眼睛》，发表于1975年，写一个红小兵火眼金睛，识破了阶级敌人的阴谋。而就在两年后，那篇掀开“新时期文学”序幕的《班主任》问世，故事发生了颠倒性的置换。

80年代的文化英雄

刘心武身上，有历史切口处留下的藕断丝连。

他的家庭，属于大时代的中间物，弥漫着“小资产阶级情调”。父亲在海关总署工作，下班后，保留着逛旧书店和吃西餐的个人爱好。母亲做家务、参加街道活动之余，也有反复阅读《红楼梦》和写日记的闲情逸致，她在供应儿子买课外读物、看电影和话剧上的投资，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家庭的熏陶让刘心武成了一个早熟的文艺青年。读冷书是他一贯的爱好。1958年，他16岁，在《读书》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谈〈第四十一〉》。《第四十一》是苏联作家拉甫涅尼约夫的一部小说，讲一个红军女战士和白军军官的爱情悲剧。“在当时，这是个很异类的文本，让你在阶级斗争与人性之间做出一个艰难的选择。”

2020年8月29日，刘心武（左二）新书《邮轮碎片》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1961年夏天，刘心武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分配到北京第十三中学教语文。那一年，他19岁，只比台下的学生大四五岁。除了教书，就是坐在宿舍里读书，写一点小文章投到报纸副刊，挣一点小稿费。他没赶上“反右”，没经历“上山下乡”，“文革”中批判“反动学术权威”，他不够资格，算是太平安稳地渡尽劫波。

1976年，刘心武调到了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分工抓长篇小说。那时，他手里有一部《大路歌》，作者是北京远郊的两位农民，写农村修路的故事，生活气息浓，文字也活泼，但因为故事里没有阶级敌人搞破坏，通不过终审。村里的路修得很顺，刘心武就和两位作者冥思苦想各种阴谋诡计，偷炸药爆炸、饭里下毒、绑架孩子，怎么都编不圆，最后，这部小说也就搁浅了。

刘心武开始反思：作者怎么了？编辑怎么了？文学怎么了？生活怎么了？那一年夏天，他回想起在中学教书的经历，开始在家里偷偷写《班主任》，写完后鼓足勇气，投给了《人民文学》。

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刊出了《班主任》。“小流氓”宋宝琦和团干部谢惠敏看似云泥之别，但都在看到《牛虻》一书的插图后，将之判定为“黄书”。刘心武借班主任张俊石之口，发出“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喊。“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两个凡是的气氛依然浓郁，《班主任》里提到的书目，像《辛稼轩文选》《茅盾文集》《青春之歌》还是‘封资修毒草。”

《班主任》后，卢新华的《伤痕》、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等以揭露“文革”为主旨的作品大量涌现，被冠以“伤痕文学” 之名。经由“伤痕文学”，在“文革”中沦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重新恢复了他们启蒙者的角色，正式步入80年代的文化舞台。

刘心武无疑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班主任》发表后，他每天收到超过10封的读者来信，最高峰时一天能有3袋信。1978年春天，刘心武写了《爱情的位置》，经过报刊转载和电台广播，一个月里，他就收到了7000多封来信。“文革”中，爱情是讳莫如深的。《红灯记》有祖孙三代，没有夫妻恋人;《沙家浜》里只有阿庆嫂，没有阿庆。有一位插队知青，说他在地里干活，听见村旁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里传出“现在播送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的声音，“觉得简直是发生了政变”。还有一位海边的渔民，说听了广播激动得不行，才知道藏在心底的爱情并不是罪恶，现在可以跟女朋友公开地来往了，为了表示感谢，还寄来了一个巨大的海螺。

1980年，刘心武写了《如意》。当时，有关“人道主义”与“人性”的讨论刚刚萌芽，他塑造了扫地工石大爷这个“人道主义的化身”——在“时时、处处、事事有阶级斗争”的政治风暴中，石大爷会给被打死的资本家盖上塑料布，给“现行反革命分子”送绿豆汤解暑，守着和一个失势格格的婚约至死不渝。

这就是80年代前期的文学，扮演着突破思想禁区的先驱者角色，与公众的生活情感紧密相联，成为一代人怀念的光荣记忆。

“当年读《班主任》的一代人开始忙着生活、赚钱”

转变发生于1985年。

这一年，刘心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写作中，他专门去福隆寺百货商场体验生活，为了写好贯穿全篇的婚宴场面，还“混”入了北京市民的婚礼，从早泡到晚。

小说30万字，只写了1982年12月12日这一天的12个小时，以一座四合院里9户人家的家世沉浮，编织起当代北京的市民生活史。小说里的人物，有售货员、司机、厨师、园丁、修鞋匠，也有高干、翻译、编辑、演员、医生。在芸芸众生吵吵嚷嚷、热热闹闹的日常生活里，刘心武写出了他们想把日子过好的努力，以及种种微弱的善念与小小的恶。

1979年，劉心武（中）与卢新华（左）、王亚平（右）的合影。

根据刘心武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如意》剧照。

那一年，当他仍在现实主义中深耕时，“寻根文学”“现代派”“先锋小说”“新诗潮”已席卷而来。外国文学理论和作品大量引入，谁不读“四斯一卡”（乔伊斯、马尔克斯、普鲁斯特、博尔赫斯、卡夫卡），谁就是文学的叛徒，荒诞、魔幻、变形、拼贴、意识流，在作家们笔下变幻出万般花样。

刘心武见识过很多极端的文本实验。有人学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不用标点、不分段落。最极端的是一副扑克牌的投稿，在每张牌上写一些词句，读者买了之后可以随意的组合，这样读一遍，那样读一遍。对此，他的态度是：“我自愿成为他们的朋友，并尽我的绵薄之力，在他们的发展中助一臂之力，但我不是那个大浪潮里的一员。”

1987年早春，《人民文学》一、二期合刊发行，刘心武以主编的身份正式亮相。头一篇是莫言的小说《欢乐》。“他写蛆、写粪便、写呕吐、写垃圾、写肮脏和恶心，我一看就明白，他不是胡闹，是一种创新，是想进入世界文学的最新浪潮中。”刘心武说，“尽管我不喜欢，自己也绝不会这么写，但我尊重、支持这种追求。”

这期合刊，集中了当时各种新锐作家。除了莫言，还有杨争光、马原、刘索拉、北村、姚霏、叶曙明、孙甘露，以及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马建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不久，刊物被收回销毁，刘心武停职反省。

也是在这一年，到处都可以听到“文学失落”的声音，商业大潮、大众文化的兴起，让文学失去了与社会、与公众的“蜜月期”。1988年，王蒙在《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里感慨：“不论您在小说里写到人人都有的器官或大多数人不知所云的‘耗散结构，不论您的小说是充满了开拓型的救世主意识还是充满了市井小痞子的脏话，不论您写得比洋人还洋或是比沈从文还‘沈，都掀不起几个浪头了。”

《钟鼓楼》的获奖，在某种程度上是难以再现的盛誉。对这一点，刘心武很清醒：“1985年后，已经不再是‘无人不文学的时代了，当年读《班主任》的一代人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忙着提升生活、多多赚钱，文学成了不必要的消耗。还关注文学的年轻人，更喜欢魔幻、变形、荒谬这种现代主义的东西，我的写实不吃香，所以就不轰动了、被边缘化了。”

“真正有出息的作家什么都琢磨，就不琢磨写小说”

“簇新的作家也会变成老作家，一时热闹的作品也会冷寂，从历史筛网的筛眼里滑落。”在《向周立波约稿》中，刘心武写道。现在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这位以“liberty”（“自由”，中文译音“立波”）为笔名的作家了，以至于他要在文章开头解释一句，故事的主角不是那位“壹周立波秀”的清口演员。

这种颠倒和错位，也发生在刘心武身上。他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提问：“你不是讲《红楼梦》的老头儿吗？你还会写小说呢？你还得过茅盾文学奖？”

提问者大多是“80后”“90后”。对他们来说，在2005年的春天，每周六中午看刘心武在《百家讲坛》揭秘《红楼梦》，成为童年、少年时代的一段记忆。

在此之前，节目组请了许多红学专家录制讲座，收视率都不高。而刘心武讲《红楼梦》，每讲结束必设一个“扣子”，下一讲再抖落“包袱”，尤其是开头13讲，揭秘秦可卿的身世，悬念迭生，收视率很快就上去了。

节目带来的效果，一面是观众的激赏与欢迎，一面是知识界的“深表质疑”、红学圈的“迎头痛击”。2011年，刘心武根据前80回的伏笔和脂砚斋的批示，续写《红楼梦》结局，又引发“狗尾续貂”的争议一片。

“很多当年看《百家讲坛》的孩子，上大学到了中文系，教授一讲《红楼梦》，完全把我扫地出门，讲他们正宗的、主流的那一套。”刘心武说，“我心里很平衡，本来就不是红学界的人，不吃《红楼梦》这一碗饭。我的见解只是一家之言，引起这些孩子的兴趣，等他们形成自己的观点，再和我讨论、争辩，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对刘心武来说，钻研古典是为了写小说。1993年的长篇《四牌楼》，是刘心武自己最喜爱的作品。写作时，他向曹雪芹“偷艺”，将隐秘真切的家族史转化为书中出场的各色人物，写他们在20世纪中国的离散荣衰、生死悲欢。小说里，他倾注了浓郁的情感，《红楼梦》繁华散尽、悲雾萦梦的意蕴也投射其中。

而到了2014年的《飘窗》，刘心武写“飘窗”台下的三教九流——黑白通吃的巨商富贾、为争取副部级待遇而不断钻营的教授、拿唐诗装饰自己话语的歌厅小姐、张口闭口“钱不是问题” “我们有人”的腐败分子、失地上访的农民、为了房子向资本屈膝下跪的知识分子，始终是“爱憎不分明”的中性叙述，没有锋芒，无所干预，只是平淡无奇地记录着时代中每一个個体的生存形态。

“这可能来自《金瓶梅》的影响。”刘心武说，如果说曹雪芹写《红楼梦》，始终充满了悲剧情怀和浪漫色彩，那么兰陵笑笑生托言宋朝、实写晚明的市井红尘和饮食男女，便是不动声色、冷漠无情、怨而不怒、生死由之。“用冷静的笔法白描勾勒出世道人心，这种写法很厉害，也很难。”

《邮轮碎片》也是这样的笔法。小说的主体是近30年来崛起的中国中产阶级。“这一群人，没有人让我特别佩服、需要颂扬，也没有人让我特别厌恶、需要鞭挞。他们和我一样，都是普通的生命存在。”刘心武说，“《邮轮碎片》写的是人性，是个体生命的内心秘密。”

“写《班主任》时是改革初期，拨乱反正是所有人的心声，我可以黑白分明、爱憎分明地呼吁呐喊。但当下，我们面临一个纷繁芜杂的时代和社会，只能冷静下来，慢慢观察、认识、接纳、消化这一切。”刘心武说。

他仍在扎扎实实地接触生活，接触那些的哥、村民、收废品的、修鞋的、下岗工人、小时工、建筑工人、社区大妈、拥抱“丧文化”的“95后”“00后”……

新书发布会上，“80后”作家石一枫评价刘心武：“什么叫好作家？要是一个作家光琢磨小说，那没什么劲。真正有出息的作家就是什么都琢磨，就不琢磨写小说，永远在生活的第一线，永远对生活有新发现，这就是我们最佩服的老先生，从《班主任》一直到今天。”

在那篇《向周立波约稿》的结尾，刘心武写道：“历史的筛子随时都在摇动。如果还没有被漏下筛眼，就依然创造吧。”

刘心武

1942年生于成都，1977年发表《班主任》，成为“伤痕文学”发轫之作，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上世纪90年代后，致力《红楼梦》研究，登上《百家讲坛》引发热议。2020年8月，推出最新长篇小说《邮轮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