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慧敏

摘    要： 交通与科举的结合催生了唐代旅馆诗，其中出现了不少举子形象，大都是作者形象的自我塑造，他们借助诗歌将自己的生活状态及情感起伏向世人展现出来。这一形象使唐诗中的人物形象类型丰富化，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和社会认识价值。研究这一形象对了解唐代科举制度，体会唐代底层文人生活，探究唐诗写实风格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旅馆诗    举子    科举    人物形象    文学意义

一、唐代旅馆诗及举子形象兴盛的原因

今存唐诗中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旅馆诗，写作者的旅馆见闻感受。其中有一类重在写唐代举子的生活、心理。

（一）繁荣的原因有三：

1.政治经济的发展。唐代国家稳定，经济迅速发展，交通设施完善。杜佑《通典》载：“东至宋汴，西至岐川，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1]（152）。可见商贸活动增多是唐代旅馆业兴盛的重要因素。

2.人口流动增强。唐朝继承发展了隋朝的科举制度，每年都有来自各地的举子赴长安、洛阳赴考，来往于各个道路之间。五代边归谠《请诸道举精加考试不得滥送奏》说：“臣切见每年贡举人数甚众，动应五举六举，多至二千三千。”[2]（9035）但科举制度还存在很多弊端，因此唐代举子不仅应举次数多，而且时间非常长。如闽中举子欧阳澥娶新妇一旬以后即辞亲赴举，久不还家，出入场屋近二十年。这些举子对居住的需求促进了旅馆业的发展。此外，唐代还有铨选、任官、贬谪、奉使、游幕等活动也促进了人口流动，推动了旅馆的繁荣。

3.道路交通影响。唐代交通发达，馆驿系统完善，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城市与交通的发展。唐帝国地域辽阔，部分地区地形崎岖，交通工具落后，因此行役时间长，行进速度慢。白居易诗云：“从陕至东京，车马十三程。”[3]（卷448，p5050）“北阙至东京，风光十六程”[3]（卷454，p5134）。两京道仅八百三四十里途程，一般文人也需十三至十六天。这也加大了人们对旅馆的需求。

（二）唐代旅馆诗的概况

交通与文学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唐代旅馆的繁荣自然会促进旅馆诗的兴盛。旅馆诗记录了他们的生活、情感。内容、题材丰富多样，主要有羁旅行役、赠答唱和、咏史怀古等。包含的情感十分复杂，有对家乡的思念、人生的感慨，也有对时间流逝的伤感和对山水美景的欣赏。受政治的影响，中晚唐旅馆诗迅速增多，是初盛唐的四倍，作者以举子、进士为多，主要风格是凄凉、幽怨、孤寂，多选取“寒夜”“夕阳”“孤馆”“悲秋”等幽约意象来抒情。交通线路以两京道旅馆诗为多。

唐代旅馆诗中有一类描写人物形象的诗，在旅馆诗中占据重要地位，凭借内容和情感的独特性使之区别于一般旅馆诗，为我们展开一幅独特的唐代历史文化画卷。这类人物形象就是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他们常宿逆旅，居无定所，终日跋涉，衣食无依，孤独寂寞。这类形象有时是通过他人之笔反映出来，但大多数是作者的内心独白。诗中往往交代赴考时间、地点、过程及一系列活动与心态。这类形象在唐代兴盛的原因主要是科举制度的发展。这项制度让下层文人有更多的机会进入仕途，提高社会地位。因此，社会上掀起了科举热潮。杜佑《通典》：“開元以后，四海宴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两千人，少由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4]（357）可见唐代科举之兴盛。

文人参加科考，除了可以提高社会地位外，还因文人及第后可享受多种特权，本人或全家可免除徭役。姚合诗“阙下科名出，乡中赋籍除”[5]（436）就写出了科举及第后的实际利益。其次，文人及第后，不仅社会地位提高，还会带动整个家族地位的提高。唐朝制度规定：“一品及国公母、妻为国夫人。三品已上母、妻为郡夫人。四品若勋官二品有封，母、妻为郡君。五品若勋官三品有封，母、妻为县君。散官并同职事。勋官四品有封，母、妻为乡君。”[6]（39）可见，妻子的地位与丈夫的社会地位是直接关联的，因此妻子及整个家族都会支持应举。

正因为科举制度为寒士开路，且及第后有种种好处，才有科举在唐代的繁荣，这是唐代旅馆诗、举子形象诗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举子形象类型和艺术特征

寄寓旅馆中举子有即将参加考试的，有考中及第的，有及第后等待吏部铨选的，也有失意落第的。这四类身份的举子所占比例悬殊，其中落第举子数量要大大高于其他三类之和。不同的身份产生不同的心境。即将赴举的举子形象多出现于友人的送别诗中，诗中包含着友人对举子及第的祝福，如齐已《送韩蜕秀才赴举》《送人赴举》，方干《送晋陵王少府赴举》。古代人生有四大喜事，分别是他乡遇故知、久旱逢甘雨、洞房花烛夜和金榜题名时，中举及第后的举子内心自是雀跃欣喜的。如卢肇《竞渡诗》：“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3]（卷551，p6384）岑参《送蒲秀才擢第归蜀》：“去马疾如飞，看君战胜归。新登郄诜第，更著老莱衣。”[3]（卷200，p2074）字里行间都透出自信昂扬的快乐。其中数量最多的是落第举子，形象类型最复杂，主要有三种：一、怀才不遇、壮志未酬、失意落魄的举子。如司马扎《白马津阻雨》：“功名倘遂身无事，终向溪头伴钓翁。”[3]（卷596，p6905）诗中一个“终”字向世人展示了自己最终屈服于现实，不得已放弃自己理想的无奈。刘沧《长安冬夜抒情》：“今来唯问心期事，独望青云路未通。”[3]（卷586，p6795）贺兰朋吉《客舍喜友人相访》：“独为成名晚，多惭见友人。”[3]（卷470，p5346）这两句诗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独”，表达了作者内心唯一的渴望便是能够夺取功名，可这条道路却漫长无归期。二、虽屡受挫折但仍勇往直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举子。如杜荀鹤《秋宿临江驿》：“南来北去二三年，年去年来两鬓斑。举世尽从愁里老，谁人肯向死前闲。渔舟火影寒归浦，驿路铃声夜过山。身事未成归未得，听猿鞭马入长关。”[3]（卷692，p7951）三、清贫多病、感慨思乡的举子。如崔峒《客舍有怀因呈诸在事》：“读书常苦节，待诏岂辞贫。暮雪犹驱马，晡餐又寄人。”[3]（卷294，p3341）刘长卿《客舍喜郑三见寄》：“遥想故园今已尔，家人应念行人泪。”[3]（卷151，p1574）举子离家参加科考少则一两年，多则数十年，远离家乡、羁旅在外、风餐露宿更容易引发诗人的思乡之情。

旅馆诗中的举子形象，最突出的审美特征是焦虑痛苦、彷徨无依的外在形象和丰富复杂、矛盾犹豫的内心世界。这类诗重在心灵世界的袒露，多写作者对前途命运的焦虑，进与退的矛盾。用得最多也最成功的是对比反衬手法：自己与他人，旅馆与家中，异乡与故乡，进与退，无一不构成鲜明强烈的对比。其中写得最多的矛盾有二：

1.事业与家庭的不可调和。落第举子寄寓在孤独寒冷的旅馆中，看着人家灯火通明，家家团圆，传统的家庭观念使其想回到家乡与家人重聚，侍奉双亲。但内心对科举事业的执着又使他们不甘就此放弃。如高适《除夜》：“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3]（卷214，p2244）在一个寒冷的除夕夜晚，诗人独宿旅馆难以入眠，看着家家团圆的温馨场景，异常思念远方亲人，然而所追求的事业还未完成，此时放弃归家又心有不甘。又如钱起《冬夜题旅馆》：“退飞忆林薮，乐业羡黎庶。四海尽穷途，一枝无宿处。严冬北风急，中夜哀鸿去。孤烛思何深，寒窗坐难曙。劳歌待明发，惆怅盈百虑。”[3]（卷236，p2608）看着安居乐业的平常百姓，想到自己还漂浮不定，独坐旅馆彻夜难眠，然而还是要重整心情踏上征途。

2.干谒与自尊的内在斗争。科举考试录取名额有限，导致唐代出现“行卷”风气。一般寒士为了增加及第机会，在考前将自己的作品呈献给有名望地位的人，渴望得到赏识，举荐自己。如卢纶《客舍苦雨即事寄钱起郎士元二员外》：“不知霄汉侣，何处可相携。”[3]（卷278，p3156）在干谒时，文人不得不奉承权贵，委屈自己，表现出隐忍、自抑、谦卑的特点，不顾自己所坚守的文人节操。如罗邺《留献彭门郭常侍》：“受得彭门拥信旗，一家将谓免羁离。到来门馆空归去，羞向交亲说受知。层构尚无容足地，尺波宁有跃鳞时。到头忍耻求名是，须向青云觅路岐。”[3]（卷654，p7513）其承受的精神痛苦可想而知。

不难看出，这些诗都是多重对比以突出自我形象的，尽管形象灰暗，人物渺小，但是真实、细腻、感人，在这三点上有异于一般旅馆诗，凸显了其艺术价值。

三、举子形象的文学意义

1.以悲感人的审美价值。唐代举子以落第举子数量为最多，也最有美学价值。政策体系的不完善，后期政治制度的黑暗导致多数举子成为这个时代的悲剧。他们既是生活中的悲剧者，又是婚姻中的悲剧者，更是事业上的悲剧者。生活中他们清贫多病，背井离乡，孤独无依。如卢纶《冬夜赠别友人》：“愁听千家流水声，相思独向月中行。侵阶暗草秋霜重，遍郭寒山夜月明。连年客舍唯多病，数亩田园又废耕。更送乘轺归上国，应怜贡禹未成名。”[3]（卷276，p3131）写与友人别离，在诗中作者向朋友吐露自己体弱多病，放弃田园远离家乡赴考，独在异乡孤苦无依的悲凉。在事业上，他们年少时豪情万丈，但终其一生也无法实现理想与抱负，最后只能在遗憾中渐渐老去。如司马扎《白马津阻雨》：“津树萧萧旅馆空，坐看疏叶绕阶红。故乡千里楚云外，归雁一声烟雨中。漳浦病多愁易老，茂陵书在信难通。功名倘遂身无事，终向溪头伴钓翁。”[3]（卷596，p6905）道出了自己年华消逝，功名无成最后在溪头伴钓翁的惆怅无奈。在婚姻中，他们为了考试长期远离家乡，与妻子缺乏沟通，感情变淡。事业未成也会加剧生活的不幸，妻子因为丈夫没有中举感到丢脸失望以至于要与其离婚的不在少数。秀才杨志坚科场失意后，其妻以家庭清贫为由，选择离婚，这对落第举子来说无疑是双重打击。塑造这类形象的诗多用“愁”“苦”“失意”等字眼，具有浓重的悲情色彩，以悲動人，丰富了唐代悲情诗的内涵。

2.反映社会的写实意义。这类人物形象多是诗人自我内心的倾诉，作者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参与者，也是历史的再现者。这些诗歌真实记录了唐代下层文人的生活，反映了他们的情感，表达的是自我内心最真切的感受。虽然朴实无华，缺乏一定的审美技巧，却更能凭借真情实感来打动读者。如崔峒《客舍有怀因呈诸在事》：“读书常苦节，待诏岂辞贫。暮雪犹驱马，晡餐又寄人。愁来占吉梦，老去惜良辰。延首平津阁，家山日已春。”[3]（卷294，p3341）用“苦”“愁”“贫”“老”等简单质朴的语言将自己穷苦不堪、寄人篱下、年华消逝的形象刻画出来，使我们仿佛面对面地倾听作者的怨诉。这类诗不仅在情感上有强烈的共鸣性，而且在内容上有浓厚的写实性，所写之物都是作者目之所及，客观事物触动了作者的情感，使之借景抒情，内心的情感喷涌而出。刘勰说：“夫神思方运，万途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7]（250）举子漂泊在外，周围的事物是陌生的，情感是脆弱敏感的，因此诗歌在艺术手法上多采用白描，运用环境描写烘托渲染。如来鹄《寒食山馆抒情》：“独把一杯山馆中，每经时节恨飘蓬。侵阶草色连朝雨，满地梨花昨夜风。蜀魄啼来春寂寞，楚魂吟后月朦胧。分明记得还家梦，徐孺宅前湖水东。”[3]（卷642，p7357）“寒食”这一特殊节日触动了作者的情感，感慨自己漂泊不定，有家不能归。满地的“草色”“梨花”让作者陷入了对故乡的思念中无法自拔。

3.内容与现实的紧密性。吴淑玲的《唐代驿路诗歌的艺术特质》提出，唐代驿路诗歌从内容上说无论是羁旅行愁、思念亲友还是描述驿路风物等，都没有直接触及唐朝的现实生活，故而现实指向性不强。作为旅馆诗中描写举子形象的诗歌，却与现实紧密相关，生动反映了举子的心态与活动过程，为我们展示了唐代科举风貌，当时社会上盛行的干谒行卷风气为我们揭示了唐代科举残酷黑暗的一面，拓宽了唐诗的深度和广度。

参考文献：

[1][唐]杜佑.通典：卷七[M].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2][清]董诰等.全唐文（卷八六一）[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

[3][清]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4][唐]杜佑.通典：卷一五[M].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5]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6][唐]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卷二[M].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7]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279-290.

[9]吴淑玲.唐代驿路诗歌的艺术特质[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2016（08）：45-47.

[10]肖鸿燚.唐宋时期旅馆业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2006：7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