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韬，栾敬东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一、引言

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排在实现乡村振兴三大关键问题之首。目前，农村产业结构存在着一产大而不强、二三产业相对较弱的问题，这种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状况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改观。融合一二三产业，延长产业链，尽可能把价值链增值环节留在农村，这是实现农村产业兴旺、促进农业增效、保障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自2015年中央首次提出农村三产融合发展问题以来，国家相关部委会同地方各级政府出台相关实施意见，从组织管理、部门联动、项目示范、财税支持等方面，强化工作落实。据统计，2018年，农业各类新型经营主体达350万家，其中农业龙头企业8.7万家，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加工业营收达14.9万亿元，返乡下乡创新创业人员累计达到780万人，其中82%创办了融合类项目；(1)高云才：《农村产业融合有潜力现活力》，载《人民网》2019年7月5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次超30亿，乡村休闲旅游营收超过8000亿元(2)乔金亮：《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营收达8000亿元》，载《中国政府网》2019年3月29日。；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2305亿元，同比增长33.8%，(3)商务部：《中国零售行业发展报告 (2018/2019年)》，载《中商网》2019年9月20日。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势头强劲。本研究从产业融合理论视角出发，基于对已有文献的研究，确定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建构理论模型，通过查阅巢湖统计年鉴和巢湖市12乡镇的农村统计调查报表、浏览安徽农村综合产权交易网，获取巢湖市12乡镇农村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相关数据，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影响因素及其组合关系，探究发展路径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有关产业融合的理论探究，始于1974年Negreouponte的思想，即跨界技术边界重叠带来更多创新与成长机会。(4)马健：《产业融合理论研究评述》，载《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5期。由于技术进步和管制放松，降低了行业壁垒，行业的竞合关系发生变化(5)[日]植草益：《信息通讯业的产业融合》，载《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2期。，从而引起产业界限的模糊化或者降低行业壁垒。产业增长可以通过技术或产品融合，在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同时加以实现(6)Stieglitz N, Digital Dynamics and Types of Industry Convergence. The Industrial Dynamics of the New Digital Economy, 2003.，反过来又推动了产业边界的收缩或消失(7)Greenstein,S. and Khanna, T, What does industry mean. Yofee,Competing in the Age of Digital Convergenc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Press,1997.。产业融合只有在投入和需求方融合发生的地方出现(8)Hauschildt, J．and S．Salomo, Innovations management. München: Verlag Franz Vahlen, 2007.，商业模式则可以将一项新技术作为产业融合的重要内生动力(9)Hacklin, F., Management of Convergence in Innovation-Strategies and Capabilities for Value Creation Beyond Blurring Industry Boundaries．Contributions to Management Science, 2008.，路经上往往遵循学科(知识)——技术——市场——产业的融合时序(10)Curran，C．S．，S．Brring and J．Leker, Anticipating Converging Industries Using Publicly Available Data.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2010，77( 3) : 385-395.，因此，本质上看，产业融合源于学科(知识)的创新，体现“融合主导设计”的理念。

农村产业融合强调以一产为依托，一二三产业交叉融合，延伸农业产业链。(11)姜长云：《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题应有新解法》，载《中国发展观察》2015年第2期。农业发展不仅要包括农产品生产，还要向二三产业延伸，进而实现农业的产加销一体化发展。(12)[日]今村奈良臣：《把六次产业的创造力作为21世纪农业新兴产业》，载《月刊地域制作》1996年第1期。为应对我国农村经济资源禀赋的变化(13)解安，周英：《农村三产融合的学 理分析》，载《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12期。，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需因地制宜发展融合新业态，积极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14)靳晓婷，惠宁：《乡村振兴视角下的农村产业融合动因及效应研究》，载《行政管理改革》2019年第7期。，完善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相关政策(15)张义博：《农业现代化视野的产业融合互动及其路径找寻》，载《改革》2015年第2期。，提高农户融合政策认知度(16)刘斐，蔡洁，李晓静，夏显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个体响应及影响因素》，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建立多形式利益联结机制(17)胡石其，熊磊：《价值链视角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找寻》，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依靠科技创新(18)张来武：《产业融合背景下六次产业的理论与实践》，载《中国软科学》2018年第5期。，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辐射作用(19)杨久栋，马彪，彭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事融合型产业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数据》，载《农业技术经济》2019年第9期。。稳步推进宜居乡村建设，发展休闲农业、农旅、文旅等产业。(20)赵静：《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对策思考——以湖北宜城市为例》，载《中国经贸导刊》2019年第5期下。

学术界有关产业融合中技术边界重叠、管制放松、技术或产品融合、投入和需求方融合、商业模式等推动力量的研究，农村产业融合研究中强调三产交叉融合、延伸产业链、发展融合新业态、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宜居乡村建设、科技创新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作用等，系统探讨了产业融合及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因素，但是没有对农村产业融合诸因素的组合及产业融合路径进行深入探讨。

三、分析框架与模型构建

从现有文献的梳理来看，学界关于农村产业融合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五个方面，具体表现为各因素及其组合关系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不同影响。为了进一步揭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原因，探究其发展的路径，本研究从产业融合理论视角，围绕农业科技进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业供给与需求方融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村人居环境等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五大影响因素，详细梳理已有文献形成分析框架。

(一)分析框架

1.农业科技进步与产业融合

农村科技进步涉及农村区域科技及其应用水平提高两部分，涉及科技投入、产出和转化等三个方面；后者则借助科技应用带来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应来反映。(21)李敬锁，袁学国，牟少岩，郑纪业：《农村科技进步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载《中国科技论坛》2013年第8期。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农业科技进步会使农村一二三产业边界越来越模糊，产业间交叉融合成为必然趋势。产业融合思想源于科技进步，无论是Rosenberg的因通用技术运用(22)Rosenberg N,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1840 -1910.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63, 23: 414 -446.，还是Negreouponte的跨计算、印刷和广播三个产业的交叉融合，都是聚焦于技术融合，从而改变各产业或市场的边界。(23)Bally N, Deriving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from 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 along the innovation process: a case study o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ETH Zü rich), 2005.新兴技术(如信息、生物和物联网技术等)的迅猛发展及其应用奠定了农村三产融合的技术条件。(24)张义博：《农业现代化视野的产业融合互动及其路径找寻》，载《改革》 2015年第2期。然而，由于农民技能水平低，农村实用人才匮乏，制约了新兴技术融合作用的发挥。(25)夏荣静：《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探讨综述》，载《经济研究参考》2016年第30期。

2.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与产业融合

当前，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关键是推动土地三权分置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26)靳晓婷，惠宁：《乡村振兴视角下的农村产业融合动因及效应研究》，载《行政管理改革》2019年第7期。，其焦点在于明晰集体所有产权关系和落实农民产权主体地位。前者赋予村集体市场主体地位，而后者则是要落实农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以及宅基地的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Blackma研究了技术融合导致的规制问题,提出技术融合导致了电信市场需求的增加和交易成本的减少(27)Blackman C R, Convergence betwee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other media: how should regulation adapt?.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1998, 22(3): 163 -170.。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对于激活各类要素潜能、增加农民资产性收入(28)刘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理论思考与对策选择》，载《经济体制改革》2014年第4期。、推动城乡产权交易市场的一体化建设(29)徐元明,徐志明,蒋金泉：《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载《现代经济探讨》2015年第9期。等，都具有积极地促进作用。

3.农业供给方与需求方融合与产业融合

由于农民收入的增加，消费结构、层次和规模变化，国内外市场深度融合，为农村产业融合赢得了更大空间。(30)杨建利，邢娇阳：《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研究》，载《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7年第9期。Malhotra认为产业融合源自供方的机构融合和需方的功能融合。(31)Malhotra A, Firm strategy in converging industries: an investigation of U S commercial bank responses to U S commercial-investment banking convergence. Doctorial thesis of Maryland University, 2001.而Stieglitz认为市场(产业)融合可二分为供方技术融合和需方产品融合。(32)Stieglitz N, Industry dynamics and types of market convergence. the DRUID Summet Conference on“Industrial Dynamics of the New and Old Economy-who is embracing whom？”Copenhagen/Elsinore,2002:1-6.供需双方突破传统的买卖关系，通过合作、入股等方式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33)王乐君，寇广增：《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思考》，载《农业经济问题》2017年第6期。。

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产业融合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产业融合的重要支撑力量，包括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种养殖大户、行业协会等，在产业化经营、产业链延伸、新业态培育、农村三产交叉融合等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经营主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成为产业融合的重要驱动力。(34)Australian Government National Office for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Convergence report. http://www.noie.gov.au,2000.加快农村产业融合，关键是壮大多元市场经营主体。(35)葛新权，和龙：《促进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取向》，载《经济纵横》2017年第5期。

5.农村人居环境与农村产业融合

农村人居环境包括交通状况、居住条件、道路硬化、公共服务和环卫设施等，对人居环境进行保护、改造和修复，使农村变成安居乐业的场所和生活空间。(36)阮文彪：《乡村振兴中国模式及政府作为》，载《现代经济探讨》2018年第6期。依托乡村生态优势，以生态绿色产业为重点，构建生态农业产业体系(37)张月昕：《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浅析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的行政路径》，载《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7期。。稳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农旅、文创(38)赵静：《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对策思考——以湖北宜城市为例》，载《中国经贸导刊》2019年第5期下。等融合型产业。

(二)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分析框架，从产业融合理论视角出发，以组态比较和集合论为指导，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前因因素的组态模型(见图1)。该模型核心在于组合这些不同侧面的影响因素，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来进行影响因素匹配，其结果是具有等效性的不同组态，这些组态都可以提高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水平。

四、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选择

从已有文献来看，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因素研究多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层次分析法(AHP)、似不相关回归(SUR)或综合指数法进行分析，本研究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进行代替，具体包括如下原因。一是将多个侧面的因素视作组合条件以探究最优路径。由于使用回归分析易造成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层次分析法不能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最优路径，而综合指数法存在严格使用同向指标的要求，而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则能够规避这些不足。二是QCA整合案例导向方法和变量导向方法的优点，它主要寻找某一结果产生的原因，而这种因果关系是依赖特定情境和组态的(39)[比利时]伯努瓦·里豪克斯，[美]查尔斯.C.拉金：《QCA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杜运周，李永发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三是充分条件组合较好地解决了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内生性问题的普适性思路；四是影响因素与结果的非对称性，可以更好地解释特定时空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影响因素间的关系，使得笔者始终抱有延伸式思维来对待提出的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因素。

2.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1)样本选择。本研究样本选自安徽省巢湖市全部12个乡镇(不含街道)。样本选择理由有三：(1)2019年1月24日，全国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现场会在此召开，说明了中央政府对巢湖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绩的肯定，而良好的农村人居环境是产业融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2)安徽巢湖经开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入选国家第二批创建名单，成为巢湖市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个先进代表；(3)巢湖市在特色产业打造、产业链条延伸、乃至产业融合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根据发布的2019年中国中小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研究成果，巢湖市上榜三项“全国百强”。

(2)数据来源。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为2018年巢湖市全部12个乡镇(不含街道)的社会经济情况统计表、2018巢湖统计年鉴、安徽农村综合产权交易网(截止2020年1月20日的数据)。

3.变量选择与测量

(1)农业科技进步指标。本研究选用每万人农业技术人员数(包括农业技术服务机构从业人员数和兽医(防疫)技术人员数)作为衡量农业科技进步指标，以AT表示。数据更新至2018年，为连续变量。

(2)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指标。2019年，巢湖市农村“三权分置”工作处在巩固成果阶段；2019年6月底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成了成员身份确认和清产核资工作，目前在处在引导集体产权规范有序流转和交易阶段。因此，本研究采用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标公示数据作为农村资产权益实现度(以RE来表示)作为衡量指标，该数值越大，表明农村集体“三变”改革成效越显著，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越深入。

(3)农业供给方与需求方融合指标。本研究以商品交易市场交易额和农林牧渔总产值之比(以MV来表示)作为衡量农业供给方与需求方融合的指标。该数值越大，表明均衡价格时的农产品供给量或需求量就越大，农业供给方与需求方融合程度就越高。

(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指标。本研究以每万人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种植大户数量、畜禽养殖大户数量、家庭农场数量作为衡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指标，以NA来表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与该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产业链延长的可能性、新业态培育的质量以及农村三产交叉融合的程度往往成正相关关系。

(5)农村人居环境指标。本研究以保障性人居环境(包括通公共交通的村个数、通宽带互联网的村个数、通有线电视的村个数、通自来水的村个数、垃圾全部集中处理的村个数、污水全部集中处理的村个数)和发展性人居环境(包括公园及休闲健身广场个数)作为衡量农村人居环境的指标，以RIE来表示。RIE数值越大，表明该区域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质量提升越明显。

4.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测量和描述性统计见表1。由表1可知，万人农业技术人员数、万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和农村人居环境得分较高，分别为4.209、386.759和6.493，说明所研究乡镇目前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工作的重点集中在这三个维度。同时，万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和农村人居环境的标准差较大，分别为131.284和1.524，说明所研究乡镇目前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工作中在这两个维度上差异较大。

表1 变量测量及描述性统计(N=12)

五、数据分析

1.数据校准处理

为确保不同性质变量的可比性和校准过程的客观性，本研究采用各连续性变量模糊集数据校准公式为：R(xi)=(xi-xmin)/(xmax-xmin)，式中R(xi)为指标x第i个数值的模糊数，xi为指标x第i个数值，xmin为指标x最小的数值，xmax为指标x最大的数值(40)Ragin, Charles C.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经过校准，得到本研究的校准后的模糊分数表，如表2所示。

为了准确把握每一组态与具体案例间的对应关系，本研究将各连续性变量的25、50和75分位值计为完全非隶属度、转捩点和完全隶属度(41)Garcia-Castro R, Francoeur C, When More Is Not Better: Complementarities, Costs and Contingencies in Stakeholder Manage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37(2):406-424.，各案例指标观测值的校准参数见表3。

表2 校准后的模糊分数表(N=12)

表3 模糊定性比较分析法校准参数

2.真值表的构建

真值表的构建是在对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模糊集数据校准基础上进行的。本研究将校准后的模糊分数导入fsQCA，对数据设置频率阈值为1，消除没有任何观测值的构型，得到9个组态。通过对9种组态的分析，参照上述模糊定性比较分析法校准参数，可以构建真值表，如下表4所示。

表4 真值表(数据设置频率阈值为1)

3.必要条件分析

在fsQCA的必要条件分析中，计算结果的可靠性主要由覆盖率(coverage)和一致性(consistency)两个指标构成。(42)Ragin, Charles C. and Benoit Rihoux, Configurational Comparative Method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and Related Techniques.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Series; 51. Thousand Oaks, Calif;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9.其计算公式如下:

Coverage(Xi≤Yi)=∑(min(Xi≤Yi))/∑Yi

Consistency(Xi≤Yi)=∑(min(Xi≤Yi))/∑Xi

上述等式中，Xi指在条件组合中的隶属分数，Yi指在结果中的隶属分数；而min(X，Y) 表示两者间的较小值。Consistency(X≤Y) 的值越接近1，表明只有少数“Xi”略超过“Yi”。Coverage(X≤Y) 的值越接近1，表明非“Xi”同时也属于“Yi”的机会越小。本研究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条件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分析结果表明，所有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值远小于1，说明这些条件变量并非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说明单一条件变量本身并非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组态分析。

表5 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条件分析

3.组态分析(条件组合分析)

本研究采用fs/QCA3.0软件，删除连续性小于0.8的案例编码，选择标准分析(standard analyses) ，输出为复合解(complex solution)、简约解(parsimonious solution) 和中间解(intermediate solution) 三种结果。其中，复合解是一种在定性比较分析中完全按照变量设置而产生的结果，也是QCA分析中的首选分析方案。因此，本研究采用复合解的结果。复合解组态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复合解组态分析结果

从复合解组态分析结果可以看到，三种组态的一致性分别为0.8868、0.8994和0.8718，总一致性为0.9188，说明三个组态具有较高的必要性。三种组态的原始覆盖率、净覆盖率和总覆盖率比较低，这可能是受到样本量的限制。具体来看，三条路径均包括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非“农村人居环境”。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说明本研究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种植大户数量、畜禽养殖大户数量、家庭农场数量作为衡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指标可能还不够全面，因为这其中没有包含农业龙头企业，也没有包含日益兴起的农村电商企业、田园综合体、三旅(农旅、文旅、商旅)融合企业等。非“农村人居环境”可能是由于本研究对象安徽省巢湖市在农村人居环境方面已经走在全国前列，不构成约束变量。

路径一：非“农村人居环境”*“农村资产权益实现度”*非“人均商品交易市场交易额”*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RIE* RE *～MV*～NA)，表明在不考虑“农村人居环境”、“人均商品交易市场交易额”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情况下，坚持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巩固“三权分置”改革成果，引导集体产权规范流转和交易，可以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该路径可以概括为“农村资产权益实现路径”。

路径二：非“农村人居环境”*非“人均商品交易市场交易额”*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科技进步”(～RIE*～MV*～NA*AT)，表明在不考虑“农村人居环境”、“人均商品交易市场交易额”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情况下，依靠农业科技进步，充分发挥农业技术人员的作用，可以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该路径可以概括为“农业科技进步型路径”。

路径三：非“农村人居环境”*“农村资产权益实现度”*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科技进步”(～RIE*RE*～NA*AT)，表明不考虑“农村人居环境”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情况，依靠农业科技进步，坚持产权制度改革，可以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该路径可以概括为“农业科技进步+农村资产权益实现混合型路径”。

六、讨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因素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从单个条件变量来看，所有单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值远小于1，说明这些条件变量并非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即单一条件变量本身并非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从三种条件变量组合(即三种组态)来看，三种组态均不包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村人居环境”。表明现阶段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要依靠农业科技进步，这与产业融合源于科技进步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坚持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巩固农村“三权分置”成果，引导集体产权合规流转和交易，可以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至此，研究提出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坚持依靠农业科技进步，推动产业融合发展。首先，加快生态农业技术、农业工程技术、农业物联网技术等现代农业科技向农业全产业链的渗透与应用，奠定农村三次产业交叉融合的技术条件；其次，加大农业科技人才梯队建设力度。在稳定现有农业科技人才和基层农业推广专门人才的同时，注重农村实用人才的培养，破除先进技术要素融合渗透的人才瓶颈；再者，大力发展农村三产融合新业态。由于农业科技进步而引发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边界的交叉融合，催生了更加融合的新业态，搭建起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平台。

第二，坚持产权制度改革，提高农村资产权益实现度。首先，通过产权制度改革，突破农村资产权益实现的制度瓶颈；其次，培育多层次产权交易市场，激活农村各类资产要素潜能、切实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再者，巩固农村“三权分置”成果，引导农村集体产权规范有序流转和交易；最后，落实农民产权主体地位，赋予农民行使土地(含宅基地)的相关权利和对集体经济活动的民主管理权利。

第三，理性看待“农村人居环境”、“人均商品交易市场交易额”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三个指标在产业融合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尽管在本研究中上述三个指标发挥的作用有限，但是在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工作不到位的地区，商品交易更多依赖本地市场的地区，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农业龙头企业、农村电商企业、田园综合体、三旅融合企业等)发展较慢的地区，仍然要重视上述三个指标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