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顺之出于友情撰写了《周襄敏公传》，内容全面，条理井然，生动传神。通过对勘比较，《明史·周金传》与其非常相似。在综合对比了有关周金同具有史源性质的几篇传记文字之后发现，《明史·周金传》来源于《周襄敏公传》盖无异议，具体可能参考了保存于《国朝献征录》之《户部尚书周襄敏公金传》。

关键词：唐顺之;周金;《明史》;史源

中图分类号：I2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20）03-0020-09

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号荆川，人称荆川先生，武进人。先后历任兵部主事、翰林院编修、春坊右司谏、职方员外郎、太仆寺少卿、通政司右通政、右佥都御史、凤阳巡抚等职。

唐顺之以文著称于世，又两任史职，即嘉靖十二年（1533）和嘉靖十八年（1539）两次任翰林院编修职。据唐顺之所言，也主要出于这层原因，因人之请撰写了大量的赞、祭文、墓志铭、行状、墓表、传等人物传记，“余两为史官，皆以不称罢，而姻戚闾里以其嘗职史，故往往以铭辞见属”[1]。其中，《周襄敏公传》是唐顺之为其同乡好友周金撰写的一篇传记。

一、《周襄敏公传》的撰述动机

《周襄敏公传》，传主周金，字子庚，号约庵，武进人。曾授工科给事中，后升太仆寺少卿、佥都御史、副都御史等数职，为官经历丰富，且多有治绩，“公自弱冠为应天学生，弘治甲子，举乡试。正德戊辰，举进士，擢给事中，升太仆少卿、佥都御史。转副都御史，致仕。家居六年，以荐起为副都御史，升兵部侍郎，转右都御史，寻转左，升尚书南京……公之始为给事也，于户右、于工左、于兵，复都于户，凡历三科。为都御史也，佥于延绥，副于宣府、于保定，右左于淮凤，凡历四地。为尚书也，于刑，于户，凡两部。公所历多在刑名、钱谷、兵戎剧曹，与边腹要地。公为人阔达警敏，自在科中则已练习人情世务，章数十余上，度可施行而后言，不效迂生敢言而已”[2]452。

概而言之，“疏才何以答揄扬”是唐顺之撰写《周襄敏公传》的直接动机。唐顺之就曾交待《周襄敏公传》撰写的直接动机，“公且死，以传文见嘱，余不得辞也”[2]455。考之唐顺之与周金的交谊，早在唐顺之为郡庠生时，就从教于周金，并深得其赏识，唐顺之自言：“是时余以诸生侯公，公过待以为国器。”唐顺之入仕之后，也深得周金教诲和提携，唐顺之亦自言：“及入仕途，公每遗书，诲以经世之学，顾樗散无能自效于公者。”[2]455两人情投意合，相互欣赏，在唐顺之为翰林，周金巡抚北疆时，两人就互有诗作唱和，如唐顺之《寄周中丞备御关口》言：

牙旗高建白羊东，鼓角殷殷瀚海空。

雪后锦裘行塞外，月明清啸满楼中。

幕南五部思归义，蓟北诸军尽立功。

燕颔书生人共羡，一朝投笔去平戎。[3]

表达了对周金守御边疆的认可和羡慕。周金对唐顺之也比较认可，并多有提携、奖掖，唐顺之自言：

月卿仗节行燕甸，星使乘槎向洛阳。

倾盖偶从黄菊候，开轩共醉紫萸觞。

楼台塞接风云变，岩谷迎寒草树荒。

戏马新词重康乐，疏才何以答揄扬。[4]

通过书信往返之急、把盏之欢以及“疏才何以答揄扬”等，都可以看出唐顺之与周金交谊甚笃。这是唐顺之撰写《周襄敏公传》的主要动机。

即使在唐顺之建言早朝太子被罢黜家居后，周金仍对其十分关心，唐顺之言：

某自屏居以来，自以罪隶，不敢复齿于荐绅之后。故居当南北孔道，非逃虚者所宜，遂馆于阳羡山间。坐此去人益远，亲知往来，一切罢废。虽最辱知爱如明公，亦尚未能继扫门之役，以承教语、叙衷曲。此其懒慢之罪，仆犹自知，况长者乎？以为宜麾而弃之矣，不谓过辱记录、远勤使人，且手书慰谕，尚欲纳仆于古人之域。捧书自激，窃感且叹，固知长者之度不肯轻弃一物，欲曲而成之若此。[5]

唐顺之主要出于其与周金的莫逆之谊撰写了此篇传记。

二、《周襄敏公传》的框架、内容

《周襄敏公传》对周金的记载，不仅全面，而且详细。其从周金的先辈谈起，“其先武进人也，国初有彦居者，以闾右徙南京，因家焉。至公为都御史，复还居武进。彦居生赠户部尚书道信，妻赠夫人董氏，于公为祖、妣。道信生赠户部尚书广，妻赠夫人张氏，于公为考、妣。坟墓皆在南京，而公始葬于武进惠化乡。”[2]452其后，已如上引，以“公为人阔达警敏，自在科中则已练习人情世务”为始，详细记载了周金的宦迹，主要有上疏武宗请复常朝之规、请汰冗食、揭露中官暴横、揭发马昂纳已孕女弟于后宫、议狼山之捷例升三级不当、请止征土鲁番事、平息大同兵变、平定并疏责李新芳之乱、章圣梓宫南葬从江之议等九件事，特别是关于请止征土鲁番事、平息大同兵变、平定并疏责李新芳之乱三事记载尤为详细。如请止征土鲁番事：

癸酉，廷议用兵土鲁，复哈密。公极言西边虚惫，而土鲁险远，其青海之贼窥伺西宁，乃欲远拯哈密，譬之人家囊箧空虚，子弟臧获疲死，而盗贼满门庭，将拯门庭之寇乎？抑急比邻之灾乎？众曰：“是则然矣，如土鲁索金币何？”公曰：“彼能孝顺，国家何爱于赏？不然，剿之未玩也。”已而卒从公议。[2]453

又如平息大同兵变事，《周襄敏公传》首先描述了周金爱惜边兵的为政特点， “公在两镇，值宁夏、甘肃、大同三变之后。公既素豁达，不拘谫，有帅臣体裁，又善煦愉接下。边人见公色词，既已心安公，公益务宽简绳法，以休燠熨帖之。尝欲笞一二走卒，时穷冬，多不袴，公见之恻然，曰：‘边人窘乃若是。遂不忍笞。而百方为之招商聚粟，广屯积刍，以时给其食，使人人有重生之心。又为之葺墩墙以卫其居，疏石渠以足其水，凡有规画，期于利尽而人不穷，边人益爱公。”这为周金之所以能够迅速平息兵变作了一个铺垫。紧接着叙述了消除大同兵变的不良影响以及平息由冯清引起兵变的过程：

嘉靖甲申，公在延绥，会大同杀都御史报至，公愕然，因入静室踟蹰，久之喜曰：“吾得之矣。”乃开门召诸将吏军卒尽入，环列廷下，谓之曰：“若辈知大同杀都御史乎？”众曰：“知之。”公曰：“若辈以杀之为得已耶，非得已耶？”众叩头曰：“狂贼自取族耳，尚何道？”公曰：“不然，边人劳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杀之也。假令上下素相爱若父子，彼将倚以为命，纵授之刃，使杀焉，其谁忍乎？”众大欢呼，叩头退。

……

其在宣府，总督冯侍郎以苛刻失众心，公数争之，不能得。侍郎又以引盐数万与其私人为市，而平时商人无能得一引者，众固甚怨。会诸军诣侍郎请粮不得，且欲鞭之。众遂愤，轰然面骂，因围帅府。时公以病告，诸属奔窜入院，泣告公，公曰：“吾在也，毋恐。”即便服出，坐院门，召诸把总官，阳骂曰：“是若辈剥削之过，不然诸军岂不自爱而至此？”欲尽痛鞭之。军士闻公不委罪若属也，则气固已平，乃拥跪而前，为诸把总请曰：“非若辈罪也，是总制者罔利，不恤我众耳。”公从容恳谕以利害，众嚣曰：“公生我。”始解散而去。[2]453-454

还如平定并疏责李新芳之乱：

会真定巡按李者有疑疾，入某邑闻铳声惊，以邑令谋己，欲抶死之。广平守争之，又以守亦谋己，至遣吏发卒围广平捕守，一城尽空。公闻变星驰往，抚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台长庇其属，为之讼冤。公复上章力辩，廷论竟直公而黜御史。

唐顺之《周襄敏公传》不仅叙述了周金的宦迹，还间或杂以评论，以凸显周金的可贵性格和品质，如在叙述平定并疏责李新芳之乱后又言：“巡按于巡抚为同事，而台长又于公寮长也。公本通达，不务为崖异立峣峣名，然利害大体所在，不肯为奸娿，此盖公所难者。”[2]454

《周襄敏公传》其后部分总括了周金的为学特点、道德修养、逝前嘱传于唐顺之事，以及获赐葬祭和妻、子名号等信息，“自公既没，天子赐之葬祭，赠公太子太保，谥曰襄敏。呜呼！可谓有始有终者矣。妻吴氏，子二人：仕，为都督府都事;伟，太学生，皆好礼让，能世公之家者也”[2]455，从而结束全篇传文。

三、《周襄敏公传》与《明史·周金传》对勘比较

唐顺之曾在撰写《旸谷吴公传》时表达了“以俟国史传方技者有考云”的学术动机，也就是说，希望自己所撰祭文、墓志铭、行状、墓表、传等文类，不仅是应时之举，还希望能够做为后来撰写明朝史的史料。事实上，唐顺之的很多此类传文确实都对《明史》相关人物传记产生了直接影响①，《周襄敏公传》与《明史·周金传》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兹作一对勘比较。

首先，从内容框架上来讲，《明史·周金传》整体文脉走向与《周襄敏公传》比较相似。两者大致都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字号、籍贯介绍;仕宦功绩;仕途历程及身后事。关于仕宦功绩，《明史·周金传》除阙载上疏武宗请复常朝之规事外，请汰冗食、揭露中官暴横、揭发马昂纳已孕女弟于后宫三件事以“疏言”的方式表现出来。

疏言：“京粮岁入三百五万，而食者乃四百三万，当痛为澄汰。中官迎佛及监织造者滥乞引盐，暴横道路，当罢。都督马昂纳有妊女弟，当诛昂而还其女。”[6]5319

其余五件事一如《周襄敏公传》，顺序上也是完全一致。只不过，《明史·周金传》删除了《周襄敏公传》中对周金的学术肯定、道德褒扬，周金与唐顺之的交谊，以及周金妻、子的内容等这些细节，如唐顺之《周襄敏公传》在详细介绍完周金的宦绩后又叙述了周金的学术和道德：

公性喜读书，虽稗官小史，亦用以资其经略，尤喜为诗歌，羽檄倥偬中率不废诗，上谷、榆阳，稿皆成帙也。善字书，有晋人风骨。其罢宣府家居，好奖进后辈，与人言，娓娓不厌，与士人言，言读书，与俗人言，言劝业，莫不取其有益。是时余以诸生侯公，公过待以为国器。及入仕途，公每遗书，诲以经世之学，顾樗散无能自效于公者。公且死，以传文见嘱，余不得辞也。公生平俭朴，既已贵，其自奉如居约时，独祀先款客则极丰洁，曰：“宾客重事也。”年五十遂独居，未尝畜媵妾。教诸子爱而有法，一饮食必有训。[2]455

尽管《明史·周金传》缺少了《周襄敏公传》中对周金的道德褒扬等诸多细节，但就其整体框架对《周襄敏公传》的继承和沿袭是非常明显的。

其次，从具体内容上来看，《明史·周金传》也主要在删繁就简的基础上广泛继承了《周襄敏公传》的内容。与《周襄敏公传》对请止征土鲁番事、平息大同兵变、平定并疏责李新芳之乱三事记载尤为详细。比较一致的是，《明史·周金传》记载的主干部分，也依次详细叙述了周金直言疏谏、体恤边兵和平定李新芳之事，如请止征土鲁番事：

朝议用兵土鲁番，复哈密。金言西边虚惫，而土鲁番险远，且青海之寇窥伺西宁，不宜计哈密。已，卒从金议。[6]5319

从廷议用兵，到周金议止，再到卒从公议，《明史·周金传》的描述与《周襄敏公传》的描述如出一辙。又如平息大同兵变事：

嘉靖元年由太仆寺少卿迁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边人贫甚。金为招商聚粟，广屯积刍，以时给其食。改抚宣府，进右副都御史。大同叛卒杀张文锦，边镇兵皆骄。宣府总督侍郎冯清苛刻。诸军请粮不从，且欲鞭之，众轰然围清府署。金方病，出坐院门，召诸军官数之曰：“是若辈剥削之过。”欲痛鞭之。军士气稍平，拥而前请曰：“总制不恤我耳。”金纵容谕以利害，众乃散解去，得无变。[6]5320

还如平定并疏责李新芳之乱事：

改抚保定。巡按御史李新芳疑广平知县谋己，欲抶之。知府为之解，并欲执知府，发兵二千捕之。知府及佐贰皆走，一城尽空。金发其罪状，而都御史王廷相庇护新芳，与相争。帝卒下新芳刑部，黜官。[6]5320

从李新芳多疑知县、知府意欲加害自己，发兵围捕知县、知府而造成动荡，到周金揭发李新芳，都御史庇护李新芳，再到李新芳罢官，这与《周襄敏公传》有关此事的叙述模式也是一致的。

从两者所载具体内容来看，《明史·周金传》所载内容都可以在《周襄敏公传》中找到更为详细的记载原型，因此《明史·周金传》对产生于其之前的《周襄敏公传》的借鉴是显而易见的。

再次，从具体措辞来看，更能说明《明史·周金传》对《周襄敏公传》的继承。前举征土鲁番事中的“虚惫”“险远”“窥伺西宁”等具体措辞，都同时出现在《明史·周金传》与《周襄敏公传》中，这也能够说明两者的承递关系。

当然，两者在各方面也并非全然相同，相比较于《明史·周金传》，《周襄敏公传》更为详细丰赡、生动传神，如关于《周襄敏公传》中所记载的土鲁番索要钱财事，《明史·周金传》则阙如，虽然《明史》缺载此事，并不影响说明周金此议切实可行的主旨，但在说明明廷在处理西北边陲的两难处境时，还是有所欠缺的。又如揭发都督马昂进奉有妊女弟事：

又言都督马昂纳女弟后宫，外议或云已娠，请黜昂而还其女，后昂虽不罪而女竟被黜。及公没，礼部为公请赠谥，亦独以公为给事中时能阴销祸孽，指此疏也。[2]452-453

唐顺之上述所记不仅把周金揭发马昂进奉女弟于内宫的史实，而且把周金获赠谥号襄敏与这一史实联系起来，这要比《明史·周金传》更为详细。也就是说，《周襄敏公传》一定程度上不仅是《明史·周金传》的史料来源，亦可补其记载之不足。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极个别的信息，也存在《明史·周金传》反比《周襄敏公传》详细和具体的情况，如平定并疏责李新芳之乱事中的相关人物，《明史·周金传》就明确为“李新芳”“王廷相”，而《周襄敏公传》则称以“李者”和“台长”，但这并不影响《周襄敏公传》作为《明史·周金传》的史源属性。

四、明人其它文献中有关周金的记载

要说明《周襄敏公传》与《明史·周金传》的递承关系，还要进一步把两者与他人有关周金其人的传记作品相对比，辨其异同。关于周金的传记，明人比较集中、系统或成熟地保存在严嵩的《钤山堂集》、唐顺之的《荆川集》、萧彦等撰的《掖垣人鉴》、毛宪的《毗陵人品记》、邓元锡的《皇明书》等，明人也有一些比较零散地记载周金事迹的文献，如唐龙《渔石集》卷二《送周公约庵总漕巡抚江淮序》、毛宪《古庵毛先生文集》卷四《周中丞约庵六袠序》、崔桐《崔东洲集》卷十二《送周约庵司寇南京序》等。

首先，来看明人一些比较零散地记载周金事迹的文献。大致撰写于嘉靖丙申年（1536）的唐龙《送周公约庵总漕巡抚江淮序》主要强调了漕运的重要性以及周金所任的合理性，虽然也记载了周金早期任职时的一些事情，但主要从总体上来论述，比较简略。如关于其任给事中直言上疏时的事情时，仅言“公先任给事中，茂扬直声。嗣抚延绥，抚宣府，抚直定，荐树勋伐，泛望也”[7]。由此看来，以记载周金早期任职时史事的《明史·周金传》不可能直接来源于唐龙的《送周公约庵总漕巡抚江淮序》。

大致撰写于嘉靖十三年（1534）的毛宪的《周中丞约庵六袠序》在涉及到周金的仕宦功绩时言：

尔公学识弘深，才气英伟，筮仕谏垣，奏议炳炳，直声丕振。其最著则大工加赋之议，确持弗徇阴，利甚博。进佐太仆，综画牧政，骑无伐用，财无横废，上下裕如。又进总宪度，两抚延宣，筹边御虏，动中权宜，决几应变，呼吸立就，若始抵镇即密计擒巨贼首恶，诸将慑服，寻却虏捷闻，有玺书金币之赐。此其彰彰者，要之威德并济，兵民畏爱。[8]

《周中丞约庵六袠序》主要以论、赞周金仕宦功绩为主，而非记述其事迹。这与《明史·周金传》的记载重心不合。

形成时间较早的还有崔桐《送周约庵司寇南京序》。此篇文字主要记载了周金任南京刑部尚书这一事情的背景和原委，對其早期宦迹的记载比较少，主要总结其特点和功绩等。其言：

公筮仕则直于谏垣，内陟则效于马政，制险则威于筹边，抚绥则功于台宪。固天下之通才，无乎不宜者也。[9]

再看明人比较集中、系统地对于周金事迹记载的文献。较早的有严嵩《钤山堂集》卷三十三《南京户部尚书约庵周公墓表》。这篇墓表对与周金相关的史实记载比较系统，从其先祖说起，对其仕途宦绩也记载比较全面。兹把其与《明史·周金传》记载相关的部分摘录如下：

初，公以正德戊辰进士，释褐即拜官琐闼，英姿茂植，膺受殊选，更工、兵、户三署，多所建白，咸切事体，中机宜，若征寇方略及将士商格，皆见施行。有都督马昂者，进女弟宫中，公抗疏论之，竟得旨黜昂罢其女。中贵人以迎佛兼织暴横，而诸边盐引奏讨殊滥。又武学生请更考察制，并列状，刺其违谬，无所回疑。又数请临视常朝总揽权纲及汰冗食募丁壮言，虽不尽用，时论委重矣。迁二仆卿，晋参台宪，出抚延绥，公乃招徕商粟以和籴，劝督恳田以赋租，因地凿渠以通水利。慎险望，善城守，绩用大著，复晋左副，改巡宣府。大虏压境，亲奖率将士，毕力御之，捷闻，有白金文绮之赐。已而，以病告家居者六载，复以虏患诏，即家起公，巡紫荆等关，公练畅戎机，备御详严，虏以不害。入为司马，遂陟长中台，往督漕运。章圣皇太后梓宫南附渡淮，众议由陆，不决，得公力主从江之利而定，改留曹大司寇，复改司徒。岁乙巳，乃以老得请归。明年，遂卒，享年七十有四。[10]

严嵩对周金宦绩的记载还是比较全面的，《明史·周金传》中记载的周金的宦绩，此文基本都涉及到，而且还记载了周金在章圣皇太后梓宫南附时的作用。也必须看到，以《明史·周金传》为参照，严嵩虽把周金的宦绩记载的比较全面，但是有关于周金每一次具体宦绩表现，则太过于简略。总体上来讲，严嵩为周金所作的这篇墓表虽然系统，但不够详细。为文特点也与《明史·周金传》差别很大，故其对《明史·周金传》可能会提供线索或脉络的参考作用，但史料的充实方面则作用不大。

明人有关周金传记比较系统的记载，还有产生较晚的萧彦等撰的《掖垣人鉴》，但此书仅为周金录一词条：

周金，字子庚，号□□，南京府军右卫籍，直隶武进县人。正德三年进士，本年十月除户科给事中，六年升工科右，七年升兵科左，九年升户科都，十一年升太仆寺少卿，仕终南京户部尚书，加太子少保。[11]

这只能是周金的一个履历表，《明史·周金传》断难以此为底本。

毛宪《毗陵人品记》的记载相比《掖垣人鉴》的记载较为全面一些：

周金，字子庚，武进人。正德戊辰进士，拜给事中，升太仆少卿都御史。为人警敏阔达，不为拘谫诡激。都督马昂女弟干后宫，迹疑李园，金请诛昂而黜其女，女竟黜。凡军国要机，金陈利害，悉中机宜，如议狼山擒寇功及复哈密事者，以数言而定。先是，宁夏、甘肃相继告变，帅臣多怀危惧，金至，开诚信用宽简以收士心。大同杀抚臣，宣府围帅府，几于激变。金皆从容谕以利害，众欢然叩首而退，金之应激定变类如此。家居八年，起抚保定，总淮漕，会章圣梓宫南附，诸护行者畏江险，将从陆。今力诤山险甚于江，卒由江行如期而葬。沿江千里皆受其德。官至南京户部尚书。[12]

整体上来看，毛宪《毗陵人品记》与严嵩《钤山堂集》比较相似，对周金事迹的记载基本面面俱到，但关于周金单一事件的记载则太过于简略。考之《明史》与其史料来源主要是一种删繁就简的关系，《明史·周金传》也不太可能直接来源于《毗陵人品记》。

明人关于周金较晚的记载，还有邓元锡的《皇明书》。《皇明书》卷二十六“名臣”类下有《周金传》。此篇传记对周金事迹记载比较详细，不仅《明史·周金传》中所记周金事迹均列其中，《明史·周金传》所无，而严嵩《南京户部尚书约庵周公墓表》和唐顺之《周襄敏公传》所记“章圣梓宫南附”事也在其中，即使在早期有关周金传记的文献中只出现在唐顺之《周襄敏公传》中周金揭发马昂进女弟，因其女弟已孕的事，《皇明书·周金传》也有记载：

都督马昂纳女弟后宫，传已有娠，金疏请诛昂，女黜还家，销宗社大孽云。

虽然不如唐顺之《周襄敏公传》详细，但也是首尾具足。并且还补充了两者所缺的一些周金的事迹，如制定“将出迎勿过三十里”之制：

始至延绥，时会总兵入镇，诸偏禆欲倾城出迎。金曰：“脱虏有警，当奈何？”命诸官各留一人城守而戒，游击将即出迎，勿过三十里。时诸将生长边，咸以为暑月，非虏入寇时，迂之。明日虏果入，欲伺间官，留者出，击之，而游击自三十里外入援，虏骇有备，遁去。[13]193

《皇明书·周金传》补充了很多内容，但与唐顺之《周襄敏公传》和《明史·周金传》相重复的部分，普遍不如《周襄敏公传》记载详细，与《明史·周金传》的详密程度不相上下。那成书于《皇明书》之后的《明史》是否参考了《皇明书》？有这种可能。但成书较晚的《皇明书》史料来源于何？这是我们更应该从史源性的角度关心的一个问题。

通过对比，《皇明书·周金传》来源于唐顺之的《周襄敏公传》。该文整个框架安排和文脉走向与《周襄敏公传》如出一辙。虽然，如上所述，具体内容上补充了一些《周襄敏公传》所无的内容，但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周襄敏公传》中所有的，而且措辞和《周襄敏公传》绝然相似。如关于平息由冯清引起的兵变一事：

而宣府总督冯侍郎者，以苛刻失众心，金数争之，不得。诸军粮给不时又鞭之，众遂愤骂，共围府，侍郎不知所出。金时方卧病，闻之，便服出，坐院门，召诸把总官，则骂以为：“是若辈剥削之过，不然，诸军健儿何至是？”军士固爱金，闻金语，气益平，乃群跪为诸把总请，金恳恻晓谕，立散解。[13]193-194

不仅关于这次事件的描述，与唐顺之《周襄敏公传》重复的部分，也都与唐顺之所作绝然相似，而考虑到唐顺之《周襄敏公传》的史料的原始性，《皇明书·周金传》的史料来源也就可以判明了。

《皇明书·周金传》对《周襄敏公传》的继承还表现在对周金的相似评价上。《皇明书·周金传》与《周襄敏公传》一样，都是夹叙夹议。如前已引《周襄敏公传》在论述周金勇于直諫但又能自保时言：“公为人阔达警敏，自在科中则已练习人情世务”;在记述了其直谏事迹后又分析道：“方是时，奄幸相继擅势，尤于言路为仇，不旦暮死则窜，少能全者。公在科九年，卒以老成周慎免于戮辱。”[2]253《皇明书·周金传》也对此解释道：“时阉幸相继擅国，金敢言，然阔达练人情，又周防，故卒免于难。”[13]193由此看来，《皇明书·周金传》把唐顺之《周襄敏公传》的两处评价并为一处，稍加整合。还如《皇明书·周金传》结尾对周金进行了集中的评价：“内行甚饬，已贵，自奉如居约。时五十独居，未尝畜媵妾，好奖掖后进，喜读书，能诗。”[13]194这方方面面的措辞都散见于唐顺之《周襄敏公传》中。

由此看来，即使《明史·周金传》的史料确实直接来源于《皇明书·周金传》，但考虑到唐顺之《周襄敏公传》作为《皇明书·周金传》的基本史料，说《明史·周金传》来源于唐顺之《周襄敏公传》这一论点也是成立的。

而把《明史·周金传》与明朝中后期有关周金传记文献的综合对比，我们会发现唐顺之的《周襄敏公传》确实是《明史·周金传》的基本史料来源，或者说《明史·周金传》是在《周襄敏公传》这一底本上编纂而来。

五、《明史·周金传》承袭《周襄敏公传》的其它证据

通过对勘比较《明史·周金传》与《周襄敏公传》以及两者与明人其它史源文献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明史·周金传》可能充分参考了《周襄敏公传》这一初步结论。就具体记载内容作进一步对勘比较以及外在的文献传播路径考证，也会进一步说明两者的承递关系。

还如前举揭发都督马昂进奉有妊女弟事。这一条史料即可提供给我们一个信息，即证明《明史·周金传》直接来源于《周襄敏公传》的一个直接的证据。在前面我们已引证并分析的，不管是对周金传记记载比较分散的唐龙《送周公约庵总漕巡抚江淮序》、毛宪的《周中丞约庵六袠序》、崔桐《送周约庵司寇南京序》，亦或是比较全面、系统的严嵩《南京户部尚书约庵周公墓表》，要么是对马昂进女弟事干脆付之阙如，要么虽记载到了，而对周金之所以疏议马昂的原因则忽略掉了。如记载比较全面的严嵩《南京户部尚书约庵周公墓表》仅仅记曰：“有都督马昂者，进女弟宫中，公抗疏论之，竟得旨黜昂罢其女。”这虽然基本也不影响对这件事的发展过程的理解，但对其疏议原因——“外议或云已娠”的阙略，也使得我们对周金之所以疏议马昂的原由无从考索。更为重要的是，不利于说明周金“切事体，中机宜”之“奏议炳炳”的特点。在较早形成的有关周金的事迹或传记记载中，仅唐顺之的《周襄敏公传》有此记载，那同样有此记载的《明史·周金传》的史料来源也就不言自明了。

又如体恤边兵平息由冯清引起的兵变一例，《明史·周金传》记载了周金两次发话：“是若辈剥削之过”“总制不恤我耳”。这样直接的语言，《明史》不可能臆想或捏造，而应该是渊源有自。很显然，唐顺之的《周襄敏公传》就留下了较为原始的记载，那唐顺之这样生动的记载来源于哪里呢？唐顺之言：公自喜得应机之知，居家时数尝为余言之。[2]454

这说明《周襄敏公传》所载内容的原始性，它并非参考了其它同时期的甚至早于其出现的文献。当然，这也为其后出现的有关于周金的传记记载，提供了史源性的史料文献。

综上述，就具体记载内容作进一步对勘比较，也在进一步说明唐顺之《周襄敏公传》于《明史·周金传》的史源属性，我们认为后者确实来源于前者。

而从外在的文献传播路径考证，似乎也在说明这一观点。关于《明史·周金传》对唐顺之《周襄敏公传》具体的参考路径，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其极有可能直接参考了焦竑的《国朝献征录》。因为，曾任《明史》总裁官的徐乾学曾言：“史材之最博者，无如《献征录》《人物考》两书。”还说：“前人之成书，其久行于世者，如《吾学编》《皇明书》《史概》《开国功臣录》《续藏书》《明良录》《名山藏》《泳化类编》等书。”[14]与张廷玉所编撰的《明史》有着密切、直接关系的万斯同②亦曾言：

向尝流览前史，粗能记其姓氏，因欲遍观有明一代之书。既生有明之后，安可不知有明之事？故尝集诸家记事之书读之，见其牴牾疏漏，无一足满人意者，如郑端简之《吾学编》、邓潜谷之《皇明书》，皆仿纪传之体而事迹颇失之略。陈东莞之《通纪》、雷古和之《大政记》，皆仿编年之体，而褒贬间失之诬。袁永之之《献实》，犹之《皇明书》也。李宏甫之《续藏书》，犹之《吾学编》也。沈国元之《从信录》，犹之《通纪》。薛方山之《献章录》，犹之《大纪纪》也。其它若典汇史料《史概》《国榷》《世法录》《昭代典则》《名山藏》《颂天胪笔》《同时尚论录》之类，要皆可以参观而不可以为典要。惟焦氏《献征录》一书，搜采最广，自大臣以至郡邑吏，莫不有传。虽妍媸备载，而识者自能别之。可备国史之采择者，惟此而已。[15]

万斯同以“遗民”的身份认同，从“故国之思”的视角综合对比、分析了明人有关当朝的各种史籍和史料，认为史籍要么过于简略，要么评论有失公允。关于史料，认为大部分只可以作为参考，只有焦竑《国朝献征录》可以“备国史之采择”。从万斯同对《国朝献征录》的推崇来看，其在初修《明史稿》这一“国史”时，对《国朝献征录》的参考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考之焦竑《国朝献征录》，其卷三十一以《户部尚书周襄敏公金传》为名仅收录了唐顺之《周襄敏公传》这一篇传记，盖《明史·周金传》就直接来源于收录于《国朝献征录》的唐顺之这篇文字。

注释：

①李德锋文《<广右战功录>的学术价值——与<明史·沈希仪传>的对勘比较》考察了唐顺之《广右战功录》对《明史·沈希仪传》产生的直接影响。唐顺之所编纂的比较成熟的通史著作《左编》还对李贽的《藏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参见李德锋文《李贽<藏书>与唐顺之<左编>之关系考述》（《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1期）。此外，我们根据《荆川集》和《明史》相关传记进行初步对比，唐顺之所撰《旸谷吴公传》《吏部郎中薛西原墓志铭》《吏部郎中林东城墓志铭》《刑部郎中唐嘿庵侃墓志铭》还分别对《明史》“吴杰传”“薛蕙传”“林春传”“唐侃传”有着程度不同的影响。

②关于《明史》的成书，一般认为大致经过三个过程：一是康熙十八年（1679）开始纂修的万斯同手订的《明史稿》;二是王鸿绪在万斯同《明史稿》基础上，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开始，并分别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和雍正元年（1723）两次进呈列传及纪、志、表部分的版心题为“横云山人明史稿”;三就是在王鸿绪《明史稿》的基础上进一步纂修，于雍正十三年（1735）定稿，并于乾隆四年（1739）由张廷玉正式进呈的《明史》。从《明史》的起源来看，万斯同的首创之功是非常明显和突出的。

参考文献：

[1] 唐荆川.按察司照磨吴君墓表[M]//常州市唐荆川研究会.唐荆川诗文集：卷16.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447.

[2] 唐荆川.周襄敏公传[M]//常州市唐荆川研究会.唐荆川诗文集：卷16.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3] 唐荆川.寄周中丞备御关口[M]//常州市唐荆川研究会.唐荆川诗文集：卷1.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19.

[4] 唐荆川.答周约庵中丞九日栾城道中见赠[M]//常州市唐荆川研究会.唐荆川诗文集：卷1.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20.

[5] 唐荆川.答周约庵中丞[M]//常州市唐荆川研究会.唐荆川诗文集：卷1.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136.

[6] 张廷玉.周金传[M]//明史：卷201.北京：中华书局，1974.

[7]  唐龙.送周公约庵总漕巡抚江淮序[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5册.影印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415.

[8]毛宪.周中丞约庵六袠序[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7册.影印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491.

[9]崔桐.送周约庵司寇南京序[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2册.影印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691.

[10] 嚴嵩.南京户部尚书约庵周公墓表[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卷33：第133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84.

[11] 萧彦.周金[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9册.影印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253.

[12] 毛憲.周金[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卷8：第54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82-183.

[13] 邓元锡.周金[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卷26：第3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4] 徐乾学.修史条议[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卷14：第14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87.

[15] 万斯同.寄范笔山书[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卷7：第14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510.

责任编辑    赵文清

A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 Shunzhis Biography of Zhou Xiangmin and Biography of Zhou Jin in Ming History

LI Def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travel Culture，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Hohhot 010021，China）

Abstract： Because of friendship， Tang Shunzhi wrote Biography of Zhou Xiangmin which is comprehensive， well-organized， and vivid. Through comparison， it was very similar to Biography of Zhou Jin in Ming History. After comprehensively comparing several texts with the similar historical source about Zhou Jin， Zhou Xiangmin and Biography of Zhou Jin in Ming History is definitely a part of Biography of Zhou Xiangmin with the reference of Ministry of Revenue： Biography of Zhou Xiangmin stored in A Record of History from the Year Hongwu to Jiajing.

Key  words：  Tang Shunzhi;Zhou Jin;Ming History;historical 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