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鹏成，盛亚慧

（重庆大学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重庆 400030，E-mail：pcxiang@cqu.edu.cn）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持续快速增长，推动海外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成为当前国际产能合作发展的重要方向，为我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相关项目合作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空间。而“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多数为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丰富但社会治安动荡和环境条件脆弱的发展中国家[1]，我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又主要分布在基础设施和矿产能源等行业，这种特殊的区位特征和敏感的投资结构导致我国企业在这些国家进行项目投资建设时将受到较高的社会环境压力。同时，海外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投资规模巨大，建设周期较长，且项目建设会对当地社会发展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与国内基础设施项目相比，其投资建设过程还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的影响[2]，一旦发生风险，不仅会导致投资亏损，还可能对企业与国家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必须重视海外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风险管理工作。

海外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面临的风险众多，来源广泛，针对风险的来源与属性，海外工程项目的联合体模式风险可以划分为三类[3]：一是来自于企业内部冲突及其运营管理的内部风险；二是项目风险，主要是指施工期间导致时间、成本超支或质量问题的意外事件；三是指竞争性宏观环境所带来的外部风险。对于海外承包工程项目的外部风险，国内学者一般将其划分为政治风险、法律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等[4,5]。Adel Al Khattab 等[6]对约旦79 个从事国际项目的公司进行了关于国际商业环境风险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相比于自然条件、财务和文化方面的风险，受访者最为关注的是政治风险。而在国际工程项目面对的诸多外部风险中，政治风险也是我国学者涉足最多的领域，孟醒等[7]认为在进行对外投资时，我国企业存在重政治风险而轻社会风险的情况。基础设施项目服务于社会，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其投资建设的过程中会面对复杂的社会风险。如何科学认识海外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面临的社会风险，深入揭示其来源并进行控制与管理，已成为确保项目成功实施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国内外已经有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陈明等[8]认为根据风险来源不同可以把社会风险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内部风险，指由企业自身生产经营活动导致对当地环境、人体健康及社会造成不良后果，进而对企业投资收益及国家利益产生影响的潜在危害或问题；另一类是外部风险，指来自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之外，原本已经存在的有可能对企业投资收益产生不良影响的一些国际及当地固有的环境制度与社会问题。因此，本文将海外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社会风险定义为由于对所涉主体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导致项目损失或社会环境本身会对项目造成损失的不确定性。在风险识别方面，孙海泳[9]从社会组织的角度入手，研究我国在海外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面临的来自不同社会组织的压力，并分析了社会组织风险的主要原因及其影响。施国庆等[10]从巴基斯坦不同行业和不同区域面临的共性社会风险与特殊社会风险入手，对中巴经济走廊项目进行社会风险识别并提出应对建议。在风险评估方面，学者们对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国际水电协会等国际机构关于投资项目社会风险的控制政策进行了分析研究，建立了简要的我国水电企业海外投资社会风险指标体系[11,12]。陈明等[8]借鉴国内环境风险评估程序提出了海外投资的环境风险评估程序，并以土著居民和社区公共关系处理不当的风险为例分析了其直接后果和最终影响，绘制了相应的风险传导链。

基于上述分析，已有的研究对海外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社会风险的认识比较广，风险识别的内容也比较全面，但没有对社会风险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的研究。而社会风险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理清其错综复杂的关系对海外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社会风险管理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基于文献研究法对海外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面临的社会风险进行识别，统计整理出较为系统全面的风险清单。基于矩阵运算，通过解释结构模型（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ng，ISM）构建社会风险的递阶结构关系。采用优化的MICMAC 模型对风险因素间的影响关系及四类风险因素的特点进行分析，以期提升企业等相关主体对海外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社会风险的认识，进而为其投资决策和项目管理提供参考。

1 基于文献研究的海外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社会风险识别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对海外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社会风险进行识别。由于直接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风险的文献较少，在文献库直接检索得到的文献数量不足以进行统计分析，故本文在CNKI 上分别以“国际工程”“海外工程”“海外投资”3 个关键词和“风险”作为共同关键词进行搜索，限定文献来源为北大核心期刊及以上，总计得到999 篇文献。剔除研究内容与社会风险无关的部分，对剩下的141 篇文献按照相关度和引用率从高到低进行排序，筛选得到30 篇中文文献。

在英文文献的搜集上，本文分别以“Social risk”“Project risk”和“Risk management”为关键词查询Elsevier、SAGE、Springer Link 等数据库中与本研究内容相关的权威期刊来检索文献，如Journal of Risk Research、Risk Analysis、Project Managemen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Journal of Management in Engineering 等，筛选得到15 篇英文文献[13～17]。此外，出于对所研究文献全面性和权威性的考虑，本文还搜集了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国际水电协会、亚洲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5 家国际机构发布的有关投资项目社会风险的政策文件，将其纳入文献研究的范围。

综上所述，本文对涉及社会风险内容的50 篇文献进行重点研究。对文献中所涉及的案例事件、评述分析、建议措施等语句进行信息梳理，初步筛选得到关于风险因素的语句表述。再通过对语句表达的加工转换与联想推理，得到其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风险因素。最后统计整理识别结果，并对主要风险因素整合归类，从而得到基于文献研究的社会风险因素清单，如表1 所示。

表1 海外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社会风险因素清单

2 海外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社会风险的ISM 模型构建

解释结构模型（ISM）是美国J·华费尔特教授于1973 年提出的一种分析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的方法，该方法能够根据系统要素之间的二元关系，构造出相应的递阶结构模型，形象地表达出系统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18]，其应用过程一般包括：确定风险因素集、根据风险因素间的二元关系构建邻接矩阵、由邻接矩阵求可达矩阵、对可达矩阵进行层级划分和建立风险因素递阶结构模型。

基于以上对海外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社会风险的识别结果，本文运用ISM 模型，根据不同风险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矩阵运算，构建风险因素的递阶结构模型，清楚准确地表示出风险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再对海外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社会风险因素做定性分析。

2.1 建立风险因素的邻接矩阵

将表1 中项目层面和环境层面的20 个社会风险因素用Si（i=1，2，…，20）表示，记邻接矩阵A=(aij)n×n，其中：

为确定20 个风险因素中任意两因素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关系，本文对从事国际工程风险管理研究的10 位专家进行了访谈调查。由于在确认风险因素间的影响关系时，不同专家的意见也会存在出入，故本文选择将70%设为判定标准，即只有当至少7 位专家认为Si对Sj有直接影响时，才判定aij=1。根据以上判定标准对调查结果进行处理，即可得到邻接矩阵A：

2.2 由邻接矩阵求可达矩阵

邻接矩阵反映的是风险因素间直接的相互影响关系，而可达矩阵则可以反映风险因素间任意次传递性的二元关系，表示Si会通过其他风险因素对Sj产生影响，更适合用作风险因素间影响关系的研究。记可达矩阵M=(rij)n×n，其中：

由邻接矩阵求解可达矩阵M 的公式为：

基于布尔代数运算规则，使用Matlab 软件进行计算，即可得到可达矩阵M：

2.3 风险因素层级划分与ISM 模型构建

按照ISM 模型的运算规则把可达矩阵M 所有风险因素划分为若干层级，以便清楚地展现系统中各因素间的上下影响关系。被因素Si影响的因素集合为可达集，以P(Si)表示；影响了因素Si的因素集合为先行集，以Q(Si)表示；先行集和可达集的交集为共同集，以T(Si)表示，即T(Si)=Q(Si)∩P(Si)。

风险因素层级划分的步骤：首先以共同集与其先行集相同，即T(Si)=Q(Si)作为条件确定第一层级因素。在下一次迭代时，去掉可达矩阵中第一层级因素所在的行与列，同样以T(Si)=Q(Si)作为条件确定第二层级因素；然后不断重复以上的迭代过程，依次确定每个层级所包含的因素，直至所有因素都被层级划分完毕。

根据以上运算方法，可以把海外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20 个社会风险因素划分为5 个层级，L1={S1，S6，S7，S10，S11，S12，S13}，L2={S3，S4，S8，S14，S16}，L3={S2，S5，S15，S18}，L4={S9，S20}，L5={S17，S19}。依据层级划分的结果和风险因素间的影响关系，构建海外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社会风险的ISM 模型，结果如图1 所示。

图1 海外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社会风险的ISM 模型

2.4 ISM 模型分析

在ISM 模型中，同一层级的风险因素地位相同，不同层级的风险因素间存在递进关系，较低层级的风险因素会对较高层级的风险因素产生影响。所有风险因素都会通过各自的传递路径对项目产生影响，共同构成了风险链。

位于模型底层的风险因素S1、S6、S7、S10、S11、S12和S13。它们是风险发生的根源，对上层风险因素能够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项目影响社区健康与安全可能会直接引发关于项目的媒体负面报道及公众舆论；而劳工权益问题则通过诱发罢工等劳工纠纷，进而间接地引发关于项目的媒体负面报道及公众舆论，这些负面舆论会对项目进程和企业形象造成恶劣影响，重视这类风险因素并对其进行预防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小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以及风险产生的损失。

位于模型中间层的风险因素有11 个：征地拆迁补偿与移民安置（S2）、罢工等劳工纠纷（S3）、对文化遗产产生破坏（S4）、影响社区生计（S5）、缺乏公众参与（S8）、人身安全风险（S9）、恐怖主义等社会动乱（S14）、社会治安稳定性（S15）、语言障碍（S16）、文化冲突（S18）、对华关系（S20）。中间层的风险因素为间接影响因素，具有传导风险的作用，底层风险因素的变动通过它们传导至顶层风险因素从而对项目产生影响。如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不足可能导致项目中某些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缺乏公众参与，与项目流程透明度不够共同作用会诱发征地拆迁补偿与移民安置问题，进而出现社区和民众反对抗议等群体性行为，影响项目正常推进。

位于模型顶层的风险因素有社区和民众反对抗议等群体性行为（S17）和媒体负面报道及公众舆论（S19），且这两个风险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处于顶层的风险因素对项目实施会产生直接且严重的影响，它们往往是风险管理的目的，其是否发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风险管理的成效，只有系统底层或者中间层的风险因素管控得当，这类风险因素才能得到控制。

图2 海外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社会风险因素的MICMAC 分类

3 海外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社会风险分析

3.1 风险因素MICMAC 分类

交叉影响矩阵相乘法（MICMAC）是基于风险因素的可达矩阵计算其驱动力和依赖性，按照驱动力和依赖性的大小对风险因素进行分类，依据因素的传导作用来探究因素及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特征。对风险因素进行MICMAC 分类分析能够明确不同风险因素的特点，以此为依据提出比较有针对性的风险防范措施，实现有效的项目风险管理。

使用MICMAC 模型对风险因素进行分类，一是要对可达矩阵中风险因素所在的行求和计算其驱动力，对可达矩阵中风险因素所在的列求和计算其依赖性；二是分别以横轴和纵轴表示风险因素的驱动力和依赖性，确定风险因素在坐标系中的位置，得到关于驱动力和依赖性的分布图；三是依据驱动力和依赖性的大小，将所有风险因素划分为四类：忽略型风险、关联型风险、难控型风险和传导型风险。

基于驱动力和依赖性计算结果，本文对MICMAC的分类方法做了改动。MICMAC 分类一般将风险因素的总数量作为坐标系的最大数值，但很少有风险因素的驱动力或依赖性能达到这一数值，为了更准确地对风险因素进行分类以分析其特点，本文分别取驱动力和依赖性计算结果的最大值作为其坐标系数值（取偶数），最终得到的风险因素分类结果如图2 所示。

3.2 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对20 个社会风险因素的MICMAC 分类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忽略型风险（Ⅰ象限）。其依赖性和驱动力都比较弱，相对独立，受其他风险因素影响与影响其他风险因素的可能性都比较低。此类风险因素共有12 个，这表明海外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社会风险来源较广，甚至可能存在难以预料的情况，对这些风险因素进行管理时需要分别采取控制措施。在12 个忽略型风险因素中，影响社区健康与安全（S1）、征地拆迁补偿与移民安置（S2）、罢工等劳工纠纷（S3）、对文化遗产产生破坏（S4）、影响社区生计（S5）、劳工权益问题（S7）及文化冲突（S18）这7 项具有一定的驱动力，在风险管理中应当重点关注，可以通过采取一定的风险措施使其得以控制。而民族宗教信仰差异及冲突（S13）、恐怖主义等社会动乱（S14）及社会治安稳定性（S15）均是可能导致人身安全风险（S9）的风险因素，安全问题不容小觑，当这些风险因素发生的可能性较大时，在项目决策阶段可以考虑放弃投资以规避损失；当这些风险因素处于可控状态时，应制定预防措施和应急预案，尽量避免其发生或在风险爆发时尽量降低其后果。

（2）关联型风险（Ⅱ象限）。社区和民众反对抗议等群体性行为（S17）和媒体负面报道及公众舆论（S19）。这类风险因素依赖性很强而驱动力较弱，易受其他风险因素影响，却不易对其他风险因素产生影响。作为对风险有直接影响的风险因素，其发生与否会对项目实施造成比较大的影响，且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项目风险是否得到控制，因此应通过控制其下层风险因素实现对这类风险因素的管控。

（3）难控型风险（Ⅲ象限）。其依赖性和驱动力都较强，具有不稳定的特点，受其他风险因素影响与影响其他风险因素的可能性都比较高，对系统产生的影响大。海外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没有此类风险因素，说明在项目实施中虽然会面对较多的社会风险，但可以通过采取风险防范措施实现控制。

（4）传导型风险（第Ⅳ象限）。流程透明度不够（S6）、缺乏公众参与（S8）、社会责任意识不足（S10）、缺乏国际化人才（S11）、文化（习俗）差异（S12）和语言障碍（S16）。这类风险因素依赖性较弱但具有较高的驱动力，作为风险产生的根源，能够对上层因素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重点关注这些风险因素并对其进行预防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小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以及风险产生的损失。从项目层面来说，在面对征迁问题时，要注意维护与社区、政府的和谐关系，注重受项目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尽量寻求政府的帮助。从企业层面来看，在进行海外投资时，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逐步实现属地化管理，才能够实现在当地的长远发展。同时还要注重培养或吸纳国际化的人才，提升对两国文化差异的重视程度，对我方参建人员进行有关东道国传统文化、风俗习惯、语言沟通等方面的培训，帮助他们理解东道国的文化传统，尽量减少由此导致的沟通与管理上的冲突。

4 结语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的对外承包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持续增长。由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策法规、文化宗教和社会条件等方面存在着国情差异，海外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社会风险。从整体上分析不同社会风险因素的特点及其影响关系，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风险防范措施，对于海外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社会风险管理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本文通过建立海外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社会风险的ISM 模型，得到了20 个风险因素的层级递阶结构，采用优化的MICMAC 模型分析风险因素的驱动力和依赖性，探究风险因素间的影响关系和四类风险因素的特点，以提升企业等相关主体对于海外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社会风险的认识，为其进行投资决策和风险管控提供参考。本文整体上是从定性的角度来研究社会风险，而风险管理还需要进行定量的风险评价，这将在后续的研究中继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