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杂交”最初是生物学术语，逐渐被引入后殖民理论和文化史研究。彼得·伯克的“文化杂交”观念具有典型性和系统性，其探讨了文化杂交对象、过程和反应的复杂多样性，并用文化杂交观念丰富了文艺复兴的内涵。文化杂交已成为全球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及进行文化史研究的必然手段。

关键词：彼得·伯克;文化杂交;文艺复兴

一、 “杂交”观念的内涵

“杂交”原为生物学术语，出现于17c早期，主要是指两种不同的植物或动物交配的后代。到19c，其外延扩展，指不同种族、语言的杂交混融。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杂交”一词也逐渐具有种族主义的意味。到20世纪初，“文化杂交”概念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中甚为流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许多人意识到全球文化的杂交化在所难免，“杂交”概念逐渐引起了文化社会学家和史学家的广泛关注，如何正确使用杂交概念来考察文化全球化的发展，理解世界复杂的文化现实已经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新课题。随着20世纪以来全球文化互动意识的深化，许多学者开始转向以“文化杂交”观念进行文化史研究。其中彼得·伯克的“文化杂交”观念最具有典型性和系统性，在文化史研究中成果颇丰。

二、 彼得·伯克的“文化杂交”观念与实践

彼得·伯克（Peter Burke），英国当代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文化史荣休教授，研究领域为西方史学思想和欧洲文化史，致力于史学与社会科学理论的沟通，探索文化史写作的新领域，是当代最著名的新文化史学家之一，著作颇丰。

彼得伯克之所以热衷于“文化杂交”问题的研究，不仅与他敏锐的触觉和独特的经历有关，也受到了一些关注文化杂交现象的学者影响，如著名文化理论家吉尔贝托·弗雷雷。这些因素促使伯克对全球化时代下的“文化杂交”现象越来越敏感。以下就是彼得·伯克文化杂交观念及其实践的概括与评述。

（一）“文化杂交”对象的普遍性

文化杂交对象具有普遍性。伯克主要从杂交人工制品、杂交实践和杂交人种这三种形式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讨论。

首先是杂交人工制品，包括建筑、家具、图像、文本，典型的例证就是15c西班牙基督教教堂凝聚了清真寺艺术风格，其中既对外来文化进行模仿，又根植于本土文化。其次是杂交实践，其在宗教、语言、体育和节庆等文化领域都有发生。以巴西翁班达教为例，它混合了康多拜教、天主教和通灵术。学者们则更加倾向于从双方来研究这种宗教碰撞，相信“碰撞之后产生的结果与其说是信仰改变，倒不如说是某种形式的杂交化”。最后一类对象是杂交人种，他们因政治、经济或宗教等原因从一种文化迁移到另一种文化，生活在多重文化交界区。伯克在这里特别提出的是移译者在文化杂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的相遇一样，资优移民与他们在东道国的对应人员之间的见面也促进了创新。重要的是这两个群体往往代表不同的知识传统。他们之间的相遇鼓勵了一种知识‘贸易的形式，从而导致了知识的融合，进而导致了新的想法和新的发现。”

文化杂交不仅体现在对象的多种多样，还体现在用来描述和分析文化杂交的术语很多，经常使用的有五种比喻，分别来源于经济学、动物学、冶金术、饮食和语言学，他们是借用、杂交、熔炉、杂炖，再就是移译和“克里奥尔化”，我们应该慎重的运用这些术语来分析文化杂交现象。

（二）“文化杂交”过程的复杂性与长期性

文化杂交的对象复杂多样，其产生的过程也是很复杂的。伯克认为，杂交化有赖于三方面因素：时间、空间和社会，导致不同文化碰撞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文化杂交。首先是施与方与接收方权力的对比（即时间因素），分为势均力敌与力量悬殊。比如在18世纪的中国，传教士不得不调整传教方式来适应当地文化;而相反在力量悬殊的南美洲，传教士们大多是通过武力方式强制印第安人信教。需要注意的是，或许当地人只是将新的宗教仪式部分的纳入本地传统宗教之中，形成两种信仰在不同场合下同时实践的情势。正如伯克所说：“不平等的交流是常见的，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交流的方向并不总是单向的。”

其次是杂交场所（即空间因素），文化杂交过程中不同地区杂交化激烈程度不同。文化交流的主要场所之一是大都市，有着各种文化背景的人在这个接触区交流互动。比如伦敦、纽约、孟买等都是文化碰撞的重要场所。各种移民群体生活其中，既保留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又被当地城市文化所同化吸收，出现一种“混血城市”。而对于社会因素，伯克认为，不同文化所具有的品质也使杂交化有强弱之分。比如印度文化就比伊斯兰文化更易于吸纳异域文化，日本文化则一直具有挪用和适应的传统。

（三）“文化杂交”反应的多样性

不同对象、群体面对文化杂交也会有各种不同的反应，伯克将人们面对文化“交流”的反应策略分为四种：接受、抵制、隔绝和适应。

第一种反应是接受甚至欢迎，比如19世纪早期的英国热现象，里约热内卢贵族为炫耀身份在当地四十度高温下穿着欧式羊毛礼服，体现了他们对欧洲文明价值观念的全盘接受。另一种策略便是抵制，保卫本土文化不受外来文化的入侵。文艺复兴使得欧洲国家掀起了一股意大利热，但是也有一波人仇视意大利。相对于全盘接受与抵制，第三种策略是文化隔绝，强调保护国内部分文化不受侵染。比如19世纪后期日本人的“双重生活”，可以同时过着两种样式的生活，体现出一种文化分离、隔绝的现象。另一个普遍的反应就是适应，即借用部分外来文化并入传统文化。比如18世纪出口欧洲的中国瓷器就在传统设计上进行了修改以适应西方顾客的品位。

伯克反思这些不同反应，提出了文化亲缘性和趋同性问题，“在不同传统的图像之间，存在着我们或许可以称为‘亲缘性或者‘趋同性的因素，影响了互动的过程”，伯克提出，两种文化的亲缘性、相似性对文化杂交化的推动作用。对于如何解释对外来文化接受度的差异性，伯克猜测“是否一个结构完整的文化就相对较为封闭，而一个对外来思想开放的文化就处于分裂状态？”，这一思考也为伯克进一步研究接受史与接受理论提供了线索。

（四）“文化杂交”观念与文艺复兴研究

虽然彼得伯克并不是第一个进行文化杂交观念研究的学者，但是伯克借用文化杂交观念重新审视文艺复兴研究具有开创新型作用。在1998年伯克《欧洲文艺复兴：中心与边缘》一书中，他不再集中探讨文艺复兴的西欧文化优越性，而是试图说明欧洲边缘地区如何对文艺复兴的接受以及调适，强调了地方因素的重要性。伯克承认“西方文化本身也是多元而非一元的，它包括了许多少数族群的文化”，此时伯克用文化杂交观念来重新审视文艺复兴的思路已经非常清晰了。

到2016年伯克的《杂交的文艺复兴：文化、语言和建筑》一书出版，已更加彻底地用杂交观念来重新审视文艺复兴，明确将文艺复兴视作一场“文化杂交”运动，即中世，纪文化和古典文化杂糅出新文化运动。以意大利、欧洲其他地方和欧洲以外地区的文艺复兴的文化杂交为例，伯克指出：“这项研究同样会提供一些17世纪的案例，不论这些例子来自剑桥还是米兰，匈牙利的卡萨罗达还是秘鲁的阿雷帕基，也无论它们被描述为杂交的文艺复兴还是杂交的巴洛克。”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艺术如绘画、雕塑是杂交的，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哥特式风格和古典风格不仅不是对立的风格，而是被认为是同样有吸引力的替代品，两种风格之间的相互作用，还有可能产生新的第三种风格。

伯克以文化杂交观念来重新审视文艺复兴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文艺复兴的内涵。文艺复兴不再被视为一种区域性的单一文化现象，而是一个典型的文化杂交过程，这不仅大大深化了文艺复兴的研究，对于其他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强烈的借鉴意义。

三、 全球“文化杂交”化趋势

当今世界全球化速度加快，文化交流上升到新阶段，各地文化依赖程度也大为提高，文化杂交已成为全球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所谓的文化孤岛，独立、隔绝的文化已不复存在，承认与否，文化都处于不断的杂交化之中。伯克提出了四种全球文化的发展前景：第一种是同质化;第二种是反全球化;第三种是文化复语现象;第四种是新型文化。

第一种同质化是出于对丧失地方意识的恐惧，认为杂交混杂的终极阶段是同质化。而伯克认为虽然文化杂交带来文化边界的模糊与广阔，但是这并不能等同于一种完全同质化现象。同质化的极端反应就是对全球式文化的广泛抵制，反全球化，即所说的“文化滞后”的例证。伯克“认为传统身份的丢失所带来的威胁会产生自恋，并常常伴有针对对方的暴力行为”，尽管如此，阻碍历史前进的抵制者终究是注定失败的。第三种可能就是文化复语现象，也就是全球文化与地方文化的结合，即双文化的双重生活，参与世界文化，又保持本土文化，比如我们有时会说英语（外语），其余时间会说母语，在不同文化中自由转换选择合适的语言。文化杂交导致文化合成趋势，引起新文化的形成。伯克认为，最有力的分析是：一个新秩序正在形成，新的地方型文化在形成，新的形式在結晶，各种文化被重构，“全球文化克里奥尔化”。正如凯西亚所说，全球化不会消除各民族文化的差异，也不会仅导致民族文化间的冲突，而更多地会造成文化的杂种化。可见，文化杂交化已经成为全球文化发展必然趋势，以及文化史研究的必然手段。

参考文献：

[1]彼得·伯克.文化杂交[M].杨元，蔡玉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

熊艳，四川省成都市，四川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