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惠娟

我已经记不清见了她多少次。

她是这座围龙屋最后一个住户。

第一次见她，我带着一批来自中原的客人，到这里寻访迁徙的脚步。在那个夏日炎炎的午后，阳光越过围龙屋顶的灰瓦，洒在天井的鹅卵石上，碎银一般，也洒在她发白的头发上，如一束光，吸引着我的眼球。她在天井边，坐在一张小椅子上，膝盖上放着一个圆形的簸箕，簸箕里装着豆子，全然不顾周围人来人往，也不看一眼站在她身边的我，要不是她手上还偶有细微的挪动，她和围龙屋安静得就像一幅画。

我蹲下，用客家话和她聊着手中赤小豆的食用方法和功效。她用干瘪的手指了指门外晒谷场上的花生和梅菜干：“看，那些也是我种的。”她笑，脸上的皱纹连同晒谷场上的花生梅菜干都是她在围龙屋生活的痕迹。

等我再来，带着一批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客人，我向他们解说着客家人的前世今生，以及这座百年围龙屋承载的历史。

趁著客人自由参观的时间，我又和她寒暄起来。她给我搬来一张竹椅，竹椅有点儿摇晃，我还没坐下就发出声响。

这一次，我带了一批来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客人。我依旧在这座围龙屋前指着有一个多世纪长的楼名重复着倒背如流的导游词，介绍客家民居的特色以及客家人的迁徙之路。老人从门坪拿着一罐豆子往里走，我追了上去，转身间她就认出了我，我向她问好。

“细妹，你今天带的客人从哪里来？”老人好奇地问起来。

“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阿婆。”我回应着。

老人的手停顿了一下，扭转身浊眼看向那群拿着手机拍照，依稀可辨客家口音的人群。

“南洋呀。”老人嘴里冒出这句，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

南洋，是以前客家人对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笼统叫法。一时间，我竟然不知该如何接话。

在此之前，我就了解到居住在这座围龙屋的她是一名等郎妹，是在这座围龙屋里等来了自己丈夫的出生，又用一辈子去等远赴南洋的丈夫的等郎妹。我一直没忍心向她问起这段往事，可今天，老人的话如手中的豆子，一一倒了出来。

五岁那年，她母亲去世，无力抚养她的父亲把她送到了这座围龙屋，成为了王家的等郎妹。五年后，婆婆生下了一个儿子，她等来了自己的丈夫。她说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有的人可能一辈子也等不来丈夫的出生。丈夫出生那天，十岁的她挑回一担水，帮忙烧水、消毒工具，她轻轻抱起了自己的丈夫。

等他到了上学的年龄，才知道大自己十岁终日把自己照顾得妥妥当当的姐竟然是自己的妻子，受过启蒙教育的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此时她已是亭亭玉立的姑娘，面对又急又气一脸稚气的他，她无声地低下头，沉默中继续操持着家里家外，他的不安和反抗与她的沉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和她终究是拗不过父母之命。在他16岁那年，父母找村里的先生选好良辰吉日让他俩圆房。洞房花烛夜，他始终没去揭开红盖头，在他眼里，大红盖头下的是姐，怎能是妻子？婚后不久遇上战争，国民党军抓壮丁，他毅然跟着水客远赴南洋谋生，留下父母亲和背地里抹泪的她在这座围龙屋里。

“他走了，你就没有想过改嫁吗？”我又坐在了她身旁，她依旧是拿起了一簸箕的豆子，挑拣着。

“傻孩子，进了这个门，一辈子都是这个家的人，能到哪里去？我哪里也不去！”她嗔道，有那么一瞬间，我似乎看到了她年轻时候的模样。

她没能等到他的回来，却在多年后等到他身亡海外的消息。她代替他侍奉起了双亲，给二老送终。她在这里一住就是几十年。她说她不能走，就算等不到他的人，他的灵魂总是要漂洋过海回来的。

“我能去哪里？我哪儿也不去。”她喃喃自语，继续低头拣着豆子，饱满豆子在她干瘪的手中细数着，又从指缝溜走，如同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