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50年代以来，晋南地区（临汾、运城）发现了大量的金代砖雕墓葬，“它们以雕饰繁缛的仿木建筑和雕砖著稱”[1]。其题材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模仿现实的建筑部分，一类则是纯装饰性的。前一类大体上有门窗、桌椅、斗拱等等，后一类则主要是夫妇对坐、妇人启门、孝子故事、杂剧表演等等[2]。这两类砖雕相比较而言，后一类由于可反映的人文信息量较大而成为学术热点，研究成果层出不穷[3]。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对前一类题材的关注度明显不足，其中一些受佛教影响而出现的题材并没有被完全认识[4]，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晋南金墓仿木构建筑中的佛教因素进行一些探讨。

关键词：砖雕墓葬;模仿现实;纯装饰性

仿木构建筑中的佛教题材

墓葬中的仿木建筑从形制来看一般认为都是仿照生人的居室而建，如斗拱、门、窗、倚柱、栏杆等等，都存在于当时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是现实建筑在墓葬中的一种投影。另一方面，这种仿木构建筑作为墓葬的组成部分而出现在墓葬中，必然会受到丧葬习俗、宗教文化以及埋葬人或死者的社会地位、生活习惯等的方面的影响。因此，这种仿木构建筑并非对现实建筑完全意义上的反映，而是融合丧葬文化后形成的独特建筑模式。

一、须弥座

须弥座是佛造像基座的重要样式之一，亦称叠涩座、金刚座，起源于古印度，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在云冈石窟和敦煌石窟的佛造像中都出现过。自隋唐起，须弥座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不再仅仅用于佛坐像，亦成为宫殿、寺庙等高等级建筑的专用台基。到了宋代，须弥座的制作有了固定的样式。宋李诫《营造法式》中对须弥座的做法有详细的描述：“垒砌须弥座之制：共高一十三砖，以二砖相并，以此为率……”[5]。从最下一层与地平之砖往上，分别有单混肚砖、牙脚砖、罨牙砖、合莲砖、束腰砖、仰莲砖、柱子砖、罨涩砖、方涩平砖等等名称。

须弥座在唐代已出现于墓葬中，一般用作石棺的底座。如2013年发掘的唐幽州节度使刘济夫妇墓，其石棺床便用须弥座作为基座。五代时期前蜀永陵王建墓石棺床，更是使用须弥座的代表[6]。宋金时期，随着仿木构建筑墓葬的流行，须弥座作为墓葬建筑的基座也广泛出现。特别是晋南地区，相当一部分仿木建筑砖雕墓葬都使用这种基座。如侯马101号金墓[7]、侯马102号金墓[8]、侯马大李金代纪年墓[9]、稷山马村4号金墓[10]、新绛南范庄金墓[11]等。在墓葬中出现的须弥座，形制大体有两种，一种为单层须弥座，如侯马董海墓之基座[12];另一种为双层须弥座，如稷山马村4号、8号金墓之基座[13]。

中国古代建筑中台基的作用，一方面是为了防水防潮，另一方面则可以弥补单体建筑不甚高大雄伟的欠缺。墓葬中的须弥座，其基本功能与地面建筑的台基一样。须弥座本身是佛教文化的产物，出现在墓葬中，必然有时人精神层面的考虑。“须弥”一词源于印度，是印度神话中的名山，后被佛教所用。佛教中称此山处于“九山八海”的中心，非常坚固。显然，晋南金代仿木建筑墓葬中用须弥座作为台基，也有希望墓室坚固之意。

二、莲花纹与化生

晋南金代仿木构建筑墓葬中的莲花纹饰主要出现于须弥座上。现实建筑中的须弥座，五代时已装饰有莲瓣，到宋代则更为盛行。宋金时代地面建筑中的做法，同样出现于晋南砖雕墓葬中的须弥座上。位置是在须弥座束腰的上下部位，分为仰莲和覆莲，其形制大体相同。莲花是极乐净土上开的花，是神圣的佛教象征物。莲花于南北朝时期出现在墓葬中，渐成一种普遍的装饰。在晋南金代仿木构建筑砖雕中，莲花纹除了出现在须弥座上，还出现在墓葬建筑中的其他位置。稷山马村8号金墓门楼上承倚柱的柱础，便是莲瓣形[14]。晋南金墓所用柱础的形制，大部分属于《营造法式》中所记的铺地莲花。这种铺地莲花，在墓葬中有的做成莲瓣灯台。侯马董海墓后室南壁地碣左右之灯台，便是这种形制[15]。而墓门口的镇宅狮，也有用莲花台座者，董海墓前室南壁，狮子便坐于莲花台上[16]。

除了用在建筑构件上之外，墓葬中其他位置也雕刻有莲花纹饰，如门窗之上、门窗腰华板和障水板的中心、须弥座中间的壸门之内。这种莲花纹与须弥座、柱础、灯台之上的变体莲瓣纹不同，更加写实，一般是直接雕刻莲花图案。另外，砖雕之中还有莲化生图案，侯马65H4M102金墓须弥座壸门内便有一幅化生童子图案。童子发作三搭头式，颈带项圈，上裸身，下着裤，腰束带，左手执帛带，右肩扛旗，嬉戏于荷叶之上。

化生出自佛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第三品，“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盘而灭度之”。由此处可知，化生为四生之一，本无而忽生，即无所依托，借业力而出现者，在四生中最为殊胜，生于净土者多为化生。宋元时期，主要受佛教化生思想的影响，孩童形象的图案在器物中大量出现，比如定窑、磁州窑、耀州窑等等名窑的瓷器装饰上、玉器的造型与刻图上等等。化生图像在佛教艺术中种类很多，除化生童子外，还有化生佛像、化生飞天、化生乐伎等。

在《营造法式·卷三十三》中，有“骑跨仙真第四”一节，绘有化生、真人、女真、玉女、金童、玉女、拂箖、獠蛮等仙真图案14幅，其中包含化生图案三幅;真人、女真、拂箖、獠蛮图案各两幅[17]。在这几幅图案中，第一幅为一个裸体孩童骑于大鸟之上;第二幅为一孩童在前面引导做回头顾盼状，一犬紧跟，后一孩童持骨朵作击打状;第三幅左面为一孩童持骨朵牵羊，右边为另一孩童舞双刀。第二、三幅图案对于化生的表现形式，和侯马大李金墓、侯马65H4M102金墓等砖雕社火儿童社火图案的表现形式颇为相近，似乎是同一题材。而关于拂箖的两幅图，都是表现孩童舞狮的场景，又与新绛南范庄金墓“舞狮”砖雕情节非常接近。在北宋官修《营造法式》中将这样的图样收录进来，作为一种定制规范全国建筑的建造。这种情况一方面表明这样的建筑样式在当时的现实社会中已经是非常之多，需要一种定制进行规范;另一方面，这样的规范出来，又会引导更多的建筑去使用这样的图案，使这种样式的构图在民间更加广泛的流行。

三、力士

晋南金墓中的力士一般为胡人形象，面目狰狞，头大腿短，身体健硕，呈负重姿态。如稷山马村6号金墓西壁须弥座上的力士[18]，头发卷曲，坦胸露乳，斜披帛带，赤足扎裤口，眉头紧皱，双目圆睁，作负重状。有些力士则更为手臂上举，作力托千斤之状。其形象主要出现在墓葬中须弥座的束腰部位。除此之外，墓葬建造者还巧借力士的负重姿态，用其装饰灯台。

这类力士形象出现在墓葬中，可能有特殊的含义。从其在墓葬中的位置看，力士形象绝大多数出现须弥座上。而须弥座是墓葬中仿木建筑的基座，位于墓葬的最底层。力士作一个负重的姿态，不仅托举着须弥座，更是将整座仿木构建筑的墓室一起托举起来。力士最主要的特点是力大无穷，他们将墓室托举的动作，很有可能是要表现一种求墓室永久安稳的愿望。

中国古人在先人离世之后，人们希望死者由死亡变为不朽，故不希望安置尸体的棺椁或墓室受到外力的破坏，这种外力包括自然的与人为的两种。力士托举墓室，将墓室稳稳抬起，暗示着墓室不受自然力的影响，坚固不可动摇。而这种须弥座上的力士，除了以上的含义之外，可能还和佛祖涅槃的故事有关。佛祖为母说法后，即刻合棺，便有力士将棺抬起，运送到火葬场火化。故事的表现形式一般是几个力士或者金刚抬棺前行。这种力士抬棺的形象，在我国墓葬中早有发现，最为著名的便是前蜀王建墓中的十二金刚抬棺。有学者认为，这种形象来源于佛祖涅槃经变图，后又与道教的一些观点相融合[19]。

就晋南金墓而言，若将整座仿木构建筑的墓室看作一个整体，须弥座上的力士，无疑是负着这个整体，即力士抬着整座墓室，与佛教中力士抬棺的涅槃经变故事何其相似！更为特别的是，这种力士的形象，与一些佛教造像中的金刚力士完全相同。从这个角度考虑，这种须弥座之上的力士形象，又表现出另一种含义：墓主人在力士的抬举之下，向西方极乐世界飞升。

结语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过千年的发展，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其思想、理念更是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普通百姓的思维。到宋金时代，丧葬习俗中的佛教因素日益增多，朱熹曾以批评的口吻说：“自佛法入中国，上自朝廷，下达闾巷，治丧礼者一用其法[20]”，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当时佛教丧仪和葬式大兴于世的社会现象。现在出土的考古材料也表明，进入10世纪后，不仅墓葬中的佛教元素日益增多，而且各种元素之间也渐渐显示出内在的系统性关联，表明当时看待墓葬的观念也在发生着某种变迁[21]。

山西地区又一直是中国的佛教圣地。两汉时期，佛教刚刚传入中国之后，印度僧人便在汉明帝的支持下在五台山大兴土木修建佛寺。西晋灭亡后，山西经历了五胡十六国中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和后燕五个国家的统治，其中羯人建立的后赵、氐人建立的前秦，都崇奉和扶植佛教。在这一时期，佛教在山西这块土地上得到了快速发展，也使山西成为中国佛教传播的重地。太原自北朝以来，就是净土信仰的重要传播地点之一，著名高僧昙鸾、道绰，活动于并州附近，使周圍诸县僧俗均信奉阿弥陀佛，甚至连7岁左右的儿童都知道诵念阿弥陀佛，净土信仰传播之普遍可见一斑[22]。金代佛教，虽不像辽代那样盛极一时，但也在统治者有节制的扶持下继续繁荣。山西地区是金代佛教的一个中心。金代佛教寺庙的分布大部分在山西地区。根据《山西通志·寺观》记载，金代山西地区建、修或重建、重修的寺、院、庵，共计164处。其中西京路10处，河东北路93处，河东南路61处。以太原最多，共计68处[23]。山西地区悠久的佛教传统和其时广泛的佛教信众基础，使得山西地区金墓中佛教题材的表现元素更加丰富，且在墓葬中的仿木构建筑砖雕上有所体现。

仿木建筑墓葬是流行于晚唐到元代的一种墓葬形制，而在晋南地区，现发现的仿木建筑墓葬占整体墓葬的大多数，是非常盛行的墓葬形制。墓葬中的仿木建筑的出现，不仅仅是生人为死者仿造地上建筑而建，更是寄托了生者的一种愿望，死者能够长眠地下，灵魂得到解脱超生。在宗教盛行的晋南地区，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墓葬的建造者在建造墓葬时，一定会根据其主观的想法，利用宗教所包含的意义，在墓葬中加入宗教元素，使得整个墓葬符合生者的期望。当然，这种宗教元素在仿木建筑中的加入，不一定是死者就有这样的宗教信仰。晋南金代仿木建筑墓葬在建造的设计中，其实还融入了道教、儒教、民间原始信仰以及风水堪舆等等思想，它是一个各种文化的交集。而墓主人的宗教信仰，更多的要在其随葬品、葬式、葬具甚至文字的题记等方面体现。

参考文献：

[1]徐萍芳：《宋元明考古学》，《中国历史考古学论集》，第2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5月。

[2]刘耀辉：《晋南地区宋金墓葬研究》，第29页，北京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

[3]邓菲：《中原北方地区宋金墓葬艺术研究》，文物出版社，2019年10月。此书中，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在后三章部分分别讨论了家居场景与礼俗空间、孝子故事与“历史”空间、启门题材与信仰空间。

[4]王进先：《长治宋金元墓室建筑艺术研究》，文物出版社，2015年1月。书中对这一内容有所涉及。

[5]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三联书店，2013年1月，第319页，。

[6]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10月。

[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101号金墓》，《文物季刊》，1997年3期。

[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102号金墓》，《文物季刊》，1997年4期。

[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大李金代纪年墓》，《文物季刊》，1999年3期。

[1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山西稷山马村4号金墓》，《文物季刊》，1997年4期。

[1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新绛南范庄、吴岭庄金元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1期。

[1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102号金墓》，《文物季刊》，1997年4期。

[1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山西稷山马村4号金墓》，《文物季刊》，1997年4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稷山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1期。

[1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稷山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1期。

[1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102号金墓》，《文物季刊》，1997年4期。

[1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102号金墓》，《文物季刊》，1997年4期。

[17]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三联书店，2013年1月，569—570页。

[1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稷山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1期。

[19]梁白泉：《中国早期力士造像举隅》，《东南文化》，1994年1期;郑以墨：《往生净土——前蜀王建墓棺床雕刻与十二半身像研究》，《四川文物》，2012年6期。

[20]（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三》，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明刊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

[21]李清泉：《佛教改变了什么——来自五代宋辽金墓葬美术的观察》，《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四辑，湖南美术出版社，2017年6月。

[22]谢路军：《论山西佛教在中国佛教历史上的地位》，《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9月。

[23]王万志：《金代山西宗教文化简论》，《牡丹江大学学报》，2009年2月。

作者简介：王峰彪，学历：大学本科，单位：山西博物院，职称：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