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我们的“第一所学校”，家书是其精神载体。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家书更多地体现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战火硝烟里，他们用血写就“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和平年代，他们挥汗写下“为人民服务，已成终身职业”，“为国家搞出点儿成就来”……无论何时读来，字字铿锵，催人奋进！家书纸短，家国情长！

开篇 家书纸短，家国情长

“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1921年，远渡重洋求学的周恩来，给国内的表哥寄回一封家书，述说自己的宏大志向。

“我一生无遗憾，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为人类翻身解放造幸福的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1928年，夏明翰写完这封家书不久就义，年仅28岁。

“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1935年3月16日，刘伯坚自知必死无疑，在狱中给兄嫂写了一封信。几天后的3月21日，刘伯坚壮烈牺牲，年仅40岁。

“我对革命尽责，对家庭感情较薄亦是常情，望你谅之。”“惟两老母均八十，尚在饿饭中，实不忍闻。”1937年，朱德十年来第一次写信回家，无法给家人留下一个确切的收信地址，因为八路军总部当时在山西境内迁徙达60多处。

“我们永远和谐地为革命事业奋斗！”从1941年相识到1944年牺牲，3年多的时间里，彭雪枫共给妻子林颖写了87封书信。

“希望你在那里继续学习，将来学成回国，好为人民服务。”1946年1月，毛泽东见到了阔别18年之久的长子毛岸英，毛岸英说弟弟毛岸青已考取莫斯科东方大学，毛泽东高兴之余，给毛岸青写了一封信。

“农民翻身，国家才能强盛，我家有地出租，这就是地主，应做模范，把地自动让给农民，这才算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1948年，即将奔赴辽沈战役前线的朱瑞给母亲、哥哥写了最后一封家书，这是一封没有发出的家书。

“一切均从人民出发，儿窃愿勿愧于此，故不得不反复言之。”1951年，陈毅给父母写信，希望父母“知我谅我”，所为何事？

……

一封封家书，讲述着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故事;一个个故事，展现着一代代共产党人的为民情怀和高尚情操。

家书纸短，家国情长。炮火硝烟的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奔波辗转，抛头颅、洒热血，只为让中华民族从深重灾难中站起来。他们无暇与家人团聚，加上通讯不便，“家书抵万金”实非虚谈。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人继续勤勤恳恳、埋头苦干，只为建设好新中国。通讯虽然比之前容易了，但他们与家人欢聚的时光仍然不多，家书仍是寄念的重要媒介。

时代在变，家书泛黄，但共产党人字里行间承载的初心和使命，始终不变。

习近平总书记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

我们节选了10多位共产党人的家书。这些家书，情真意切，蕴藏着很多感人故事，既反映他们对亲属的深情、对子女的教诲，更展现了共产党人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信念与忠诚。★

毛泽东家书：

好好学习，为国效力

据考证，毛泽东一共给子女写过28封家书。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毛泽东的10个儿女中有6个夭折或失踪，活到成年的只有4个，这28封家书大多是写给他们的。

目前能见到的毛泽东写给儿子的第一封家书

1938年3月，已与毛岸英、毛岸青分别近10年的毛泽东看到兄弟俩托人从苏联带回的信与照片，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即复信：

亲爱的岸英、岸青：

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你们健康、愉快与进步！

毛泽东

三月四日

这是目前能见到的毛泽东写给儿子的第一封家书。更让兄弟俩高兴的是，一个月后，毛泽东又迫不及待地委托去苏联治疗眼病的刘伯承捎信给他们。为了让儿子知道自己的模样，还随信附上一张照片。不久，儿子的回信从莫斯科送到延安，毛泽东看后很高兴，托林伯渠购买了一批图书邮寄过去。

家书劝学，学成“好为人民服务”“为国效力”

毛岸英聪明、好学、勇敢、坚忍并爱好“军事、政治和时事”，在莫斯科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学习时，逐渐成了“小领袖”。他先后担任了少先队大队长、儿童院的团支部书记和儿童院所在的列宁区区团委委员。得知儿子进步，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

岸英、岸青二儿：

……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

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

毛泽东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1945年12月初，毛岸英回国。1946年1月，毛泽东听说毛岸英要回延安，带病到机场迎接。在延安王家坪，阔别了18年之久的毛泽东、毛岸英父子，终于团聚。毛岸英走下飞机，快步朝毛泽东走去，毛泽东走上前去和他紧紧地握住双手。看着已经23岁，个头比自己还高的毛岸英，毛泽东感叹道：“你长这么高了！”

当毛岸英告诉父亲毛岸青已考取了莫斯科东方大学时，毛泽东高兴之余，当即给仍在苏联的毛岸青写了一封家书：

岸青，我亲爱的儿：

岸英回国，收到你的信，知道你的情形，很是欢喜。看见你哥哥，好像看见你一样。希望你在那里继续学习，将来学成回国，好为人民服务。你妹妹（李讷）问候你，她现已五岁半了。她的剪纸，寄你两张。祝你进步，愉快，成长！

毛泽东

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

毛岸青4岁就与毛泽东分离，由于在上海曾遭国民党特务的迫害，他的头部受过伤，落下病根，所以当毛岸英回国与父亲团聚时，他不得不留在苏联继续治病和学习。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离别了20多年的父子俩才得以重逢。

1949年10月15日，毛岸英和毛泽东老战友张文秋的大女儿刘思齐在中南海举行了婚礼。然而，一年多后，从朝鲜前线传来了毛岸英牺牲的消息。毛泽东强忍悲痛，做了一个决定：为了让儿媳安心完成学业，他要独自承受悲痛并担负起照顾刘思齐的责任。所以刘思齐每次问有没有收到毛岸英的信，毛泽东总是找理由搪塞过去。直到3年后，刘思齐才从毛泽东口中得知丈夫已经牺牲。毛泽东对悲痛万分的刘思齐说：“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

1955年，毛泽东决定送刘思齐去莫斯科大学深造。刘思齐出国前患感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临走前能见一见他。毛泽东马上给她写了一封回信。这是目前公开的史料中，毛泽东写给刘思齐的最早的一封家书。

思齐儿：

信收到。患重感冒，好生休养，恢复体力，以利出国。如今日好些，望来此看;否则不要来。最要紧是争一口气，学成为国效力。祝好。

父字

一九五五年八月六日

1955年9月至1957年9月，刘思齐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经常写信向毛泽东汇报学习和思想。1956年2月14日，毛泽东回信说：“亲爱的思齐儿：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注意身体，不使生病，好好学习。我们都好，勿以为念。国内社会主义高涨，你那里有国内报纸否？应当找到报纸，看些国内消息，不要和国内情况太隔绝了。”

在莫斯科，刘思齐经常生病。1957年暑假，她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状况，希望转回国内学习。毛泽东同意她转学，并于8月4日给她写了一封信。江青跟刘思齐过不去，拿转学一事大做文章，挖苦、嘲讽她。毛泽东知道后，在8月9日给刘思齐写了一封信，劝慰：“一切浮言讥笑，不要管它。全部精力，应当集中在转学后几年的功课上，学成为国服务。此嘱。”

两封家书写作的时间，仅仅隔了5天。毛泽东当时正在青岛，由他主持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刚刚结束，并于8月3日将会议讨论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十分看重这篇文章，先后改了11稿。直到8月11日，毛泽东才离开青岛返回北京。

1959年夏，主持庐山会议的毛泽东得知刘思齐患病，抽空给她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改了称呼，叫刘思齐“娃”，这在毛泽东的家书中是第一次。两年后，毛泽东写信劝刘思齐再婚时，称谓已经由“娃”变成“女儿”。

温情之外，“严”字当头

毛泽东对子女们的要求非常严格，时刻提醒他们不能有特权思想，哪怕只是发现问题的苗头，也会一针见血而又亲切坦率地指出来。

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写信给毛岸英、毛岸青，说：“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

1946年1月，毛岸英回到延安，父子俩只在一起吃了两天饭，毛泽东便让毛岸英去机关食堂吃大灶。毛泽东还把毛岸英介绍给当时著名的劳动模范吴满有，让他到吴家去学习种地，上“劳动大学”。

1963年新年伊始，小女儿李讷给毛泽东写信，汇报自己的思想变化，还谈了在大学里学习《庄子·秋水》后的感想。“秋水”是《庄子》中的一则著名寓言，记述的是自高自大的黄河水神河伯与虚怀若谷的北海神之间的对话。李讷觉得，自己有的地方就像鼠目寸光的河伯，并在信中进行了自我批评。毛泽东给她回信：

李讷娃：

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勁，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了。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

爸爸

一月四日

10天后，毛泽东在收到女儿的复信后，又回了一封信，写道：“信收到。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壮志雄心，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这都是极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们多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

毛泽东写给子女的家书蕴涵丰富的教子思想，无疑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

1963年7月，一辆平板车拉着一家三口的全部家当，来到兵马司胡同的一所普通民居，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在这里上的第一课，是学会生炉子做饭。一开始，木柴和煤搁不好，一屋烟熏得她满眼泪水，米和水放得不当，饭做出来不是夹生的就是糊的……正是这种自食其力的生活，让李敏领悟到父亲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爸爸是怕我们长期生活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会借着父母的地位而飘飘然地忘乎所以;会借着父母的权势而目中无人地自以为了不起;会借着父母的荣誉，什么都不懂却哇啦哇啦地乱发议论。这样的人，小而言之，害了自己;大而言之，害国害民。”

1976年10月，李讷带着年幼的儿子搬到北京西郊一条小胡同居住，母子俩一人一条被子，半铺半盖。最缺钱的时候，她把心爱的书籍卖给了旧书店。冬天，她顶着寒风和市民们一起排队，买定量供应的大白菜。回首以往父亲对自己的教育，她感激不尽：“假如不是那样严格，后来我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恐怕很难过得来。他那是真正的父爱。”

周恩来家书：

谋民族自立，亦谋个人自立

1911年，在一次修身课上，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13岁的周恩来说：“为了中华之崛起！”周恩来少年时立下的壮志宏图，成为其一生奋斗的动力，也为他的家书作了注脚。

“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1921年1月5日，周恩来抵达伦敦，不久，他给表兄陈式周写了一封信，上面记载了他信仰共产主义的思想起步：

式周表哥：

别仅三月，而东西相隔竟迢迢在三万里外，想念何如！出国后，途中曾数寄片，想均入览。抵欧后，以忙于观览、寄稿及交涉入学事，竟未得暇一报近状，仅于在巴黎时一寄贺年画片，歉殊甚也……

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初入异邦，更不敢有所自恃，有所论列。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以今日社会之麻木不仁，“惊骇物议”，虽易失败，然必于此中乃能求振发，是又弟所深信者也，還以质之吾兄，以为如何？

来书所论“衣食不敷，日求一饱且甚难，即朝朝叫嚣，何裨实际？”兄意以为衣食足后乃得言社会之改革，是诚然矣。然亦唯其“衣食不敷”，方必须“朝朝叫嚣”;衣食足者，恐未必理会“衣食不敷”者之所苦耳……方今欧美日日喧腾社会之问题，即面包问题耳，阶级问题耳，俄且以是革命矣，德且以是革命矣，英、法、意、美亦以是而政治上呈不安宁之现象矣。是固兄之所谓叫嚣，而终不免于叫嚣也。愿兄有以深思之，当知不平现象中当然之结果，便如是而已。

自治之说渐亦邀有识之士所宣传，殆为九年来统一徒成“画饼”之反动……国内有何好消息关于此类事者，甚望时有以语我！

弟在此计划拟入大学读书三四年，然后再往美读书一年，而以暑中之暇至大陆游览。今方起首于此邦社会实况之考查，而民族心理尤为弟所注意者也。弟本拙于外国语言，谈不易收功，计惟苦读以偿之耳。学费当以得官费与译书两事期之，果均不可行者，或往法勤工耳……

弟身体甚好，望放心！近状如何，时望来函告知！

匆匆报此，并颂

俪安！

弟恩来

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日

写完这封家书后不久，周恩来在学习、信奉革命思想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最终提出“当信共产主义原理”，毕生奉行、矢志不移。

“不管怎样，一切话题总离不开土地改革和前线胜利”

周恩来和邓颖超自1925年结婚后，风雨同舟，相濡以沫，有时也不乏“望你珍摄，吻你万千！”“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这样的甜言蜜语，共襄慰藉。更重要的是，夫妻俩在思想上、工作中相切相磋，相扶相携。

1947年3月下旬起，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率领中央和军委机关撤离延安，转战陕北。邓颖超则随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东渡黄河，赴晋绥等地参加土改并开展妇女工作。周恩来与邓颖超一东一西，互相寄念，书信较多。1947年9月29日，周恩来在给“超”的信中写道：

今天是八月中秋，日近黄昏，月已东升，坐在一排石窑洞中的我，正好修写家书寄远人。今年此地年成不好，夏旱秋涝，直至前天还是阴雨连绵，昨天突然放晴，今天有了好月亮看，但是人民苦了，只能望收到二成左右……

不管怎样，一切话题总离不开土地改革和前线胜利。九个年头了，似乎我们都是在一起过中秋的，这次分开，反显得比抗战头两年的分开大有不同。不仅因为我们都大了十岁，主要是因为我们在为人民服务上得到了更真切的安慰。你来电提议在东边多留半年，我是衷心赞成。再多在农民中锻炼半年，我想，不仅你的思想、感情、生活会起更大的变化，就连你的身体想会更结实而年轻。农民的健美，不仅是外形，而且还有那纯朴的内心，这是一面。另一面，便是坚强，坚定的意志，勇敢的行为，这在被压迫的群众中，更是数见不鲜。你从他们中间自会学习很多，只要不太劳累。我想半年的熏陶，当准备刮目相看……

1948年2月，周恩来先后就邓颖超到河北下乡参加土改遇到的土地划分、群众工作、干部队伍建设以及宗教、农会等问题，谈看法，提建议，与邓颖超切磋，交换意见。其中2月2日至2月9日的一周时间内，周恩来给邓颖超写过两次长信。2月9日信的最后写道：“我与你的信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的，只能作为你的研讨之用，不带任何指导性，望勿在工作团中以我的意见提出，因容易生出影响，反倒不好。”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各自忙着自己的工作，经常分别，但之间的书信往来并未减少。

例如，1951年3月17日，周恩来在天津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所谈之事不少是琐碎的日常之事，但夫妻不能相见，即便是说说琐碎日常之事也能告慰对方。周恩来在信中说，等邓颖超回来时，“海棠桃李均将盛装笑迎主人了”。邓颖超回信说“不像情书的情书，给我带来了喜慰”，信末还不忘“先寄语桃、李、海棠，善备盛装迎接主人呀”。时至今日，邓颖超那篇《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仍然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惟人生赖奋斗而存，兄嫂此来，弟处他人檐下，实无可为助”

1946年6月，为谋求国内和平，制止内战，周恩来随中共代表团驻南京负责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进行谈判。他的四哥周恩夔得知阔别30年之久的周恩来在南京后，特意从扬州赶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居住的梅园新村，希望能与周恩来见上一面。

周恩夔是周恩来六伯父周嵩尧的独生子，在周家“恩”字辈排行第四，所以行七的周恩来称他为四哥。周恩夔读书不多，又有腿疾，很难找到谋生之职，娶妻生子等均靠父亲供养。

1937年日军侵占扬州后，因为周嵩尧颇具才干，且在当地甚有声望，日军数次请其出山为“大东亚共荣”效力，周嵩尧坚持不就，周恩夔也支持父亲。为此，全家不得不避居乡间。日本侵略者在扬州一占就是8年，周家入不敷出，家人贫病交加，周恩夔先后失去了母亲、姐姐和儿媳。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恩夔生活很窘迫，期望能得到周恩来的提携，于是求见周恩来，想谋一份相对清闲而报酬优裕的工作。

据周恩夔的妻子陆淑珍日后回忆，1946年6月11日，他们如愿在梅园新村见到了周恩来夫妇，还一起吃了中饭，“添饭都是恩来添，但是添得很少，吃了再添，就这样边吃边谈，大家都很高兴”。本来约定当天晚上，周恩来到他们下榻的旅馆再聚谈，但最终未能成行，因为当时中共代表团成员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国民党方面的监视，形势十分复杂。

周恩来只得让秘书将一封信转交给周恩夔夫妇：

铁仙四哥嫂：

相别几近三十年，一朝晤对，幸何如之。旧社会日趋没落，吾家亦同此命运，理有固然，宁庸回恋。惟人生赖奋斗而存，兄嫂此来，弟处他人檐下，实无可为助。倘在苏北，或可引兄嫂入生产之途，今则只能以弟应得之公家补助金五万元，送兄嫂作归途费用，敢希收纳。目前局势，正在变化万端，兄嫂宜即返扬，俾免六伯父悬念。弟正值万忙之中，无法再谋一面，设大局能转危为安，或有机缘再见，届时亦当劝兄嫂作生产计也。

匆匆函告，恕不一一。顺颂旅安，并祈代向六伯父问候安好为恳。

七弟 拜啟

弟妹附笔

六月十一日

获得这封信后，周恩夔夫妇精心保存。那时识字的国人不多，周恩夔到《苏北日报》找到了一份校对的工作，自食其力。新中国成立后，周恩夔在扬州市人民教育图书馆工作。

“不准搞特殊，做好普通人。”周恩来对自己、对家人、对亲友的严格是出了名的。1943年，在他农历45岁生日那天，南方局的同事们为他准备了茶点祝寿，但他并未出席，而是在办公室写下了一份《我的修养要则》，以明心志。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为晚辈们立下了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只能在出差路过时才可以去看看;二、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他，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他支付;三、一律到国务院机关食堂排队就餐，有工作的自付伙食费，没工作的由他代付;四、看戏以家属身份购票入场，不得享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车;七、凡个人生活中自己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劳，自我服务;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朱德家书：

“我从没有过一文钱”

1927年以后的10年间，朱德是国民党悬赏缉捕的“要犯”，与亲友隔绝了书信联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朱德出任八路军总指挥，才得以与四川亲友书信往来。这时，朱德才得知“10年来的家中破产、凋零、死亡、流亡、旱灾、兵灾，实不成样子”，但投身革命的他却无能为力……朱德在给故乡亲友的信中写了什么，令习近平总书记“肃然起敬”？

十年来第一次写信回家

1927年南昌起义前夕，朱德为了保护妻子和孩子，让他们悄悄回老家隐姓埋名藏起来。南昌起义后，朱德成了“匪首”，他与家人失去了联系。直到1937年，朱德率部前往抗日前线。9月5日，在出发前一天，朱德给在四川的前妻陈玉珍写了一封信。这是他十年来第一次写家信：

玉珍：

久别甚念。我以革命工作屡（累）及家属，本属常事。但不知你们究受到何等程度，望你接信后将十年情况告我是荷。理书、尚书、宝书等在何处？我俩母亲是否在人间？你的母亲及家属如何？统望告。

近来，国以（已）亡三分之一，全国抗战已打了月余，我们的队伍已到前线，我已动身在途中。对日战争，我们有信心并有把握打胜日本。如理书等可到前线上来看我，也可以送他们读书。我从没有过一文钱，来时需带一些钱来我用。自别后了你，我的行动谅是你们知道的，不再说。

此问近好。

刘钟 九月五号

刘钟是朱德的化名。这封信的信封上，朱德亲书：“四川南溪县探交陈平南先生转陈玉珍女士启，玉缄。”又写道：“来信交山西河北八路军总指挥部转。”信中提到的“我俩母亲”是朱德的生母钟氏和养母刘氏，理书是朱德二哥的儿子，尚书是朱德的养子，宝书是朱德的儿子朱琦。

从信封上“探交”二字可以看出，朱德多年来没有与对方联系过，更不知道对方下落，所以只能“探”。陈平南是陈玉珍的弟弟，那时，男人的地位和名气大于女人，他是最佳转交人选。信封上批注的来信地址，说明朱德所率八路军总部住址没有固定地方，这是战斗的环境和需要所致。事实上，八路军总部当时在山西境内迁徙达60多处。

陈玉珍接到这封家书后，立即给朱德写了回信。朱德接到回信时，正在五台山前线。9月27日，他给陈玉珍写了第二封家书：

玉珍：

九月十二日的信于九月廿七号在前线作战区收到，知道你十年的苦况，如同一目。家中支持多赖你奋斗，我对革命尽责，对家庭感情较薄亦是常情，望你谅之。

庄弟（朱德的弟弟朱在庄）及理书、尚书、宝书、许明扬（朱德的外甥）等，现在还生存否，做什么事，在何处？统望调查告知，以好设法培养他们上革命战线，决不要误此光阴。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

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苦已十几年，快愉非常。因此，无论什么事都可办好。平南飞陕尚未见面，是否来山西还不知道。以后不宜花去无用之钱来看我，除了能作战报国的人外均不宜来。

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家庭累事均由你处置，我从不过问。手此致复。

并问亲友均好。

朱德 九月廿七

在朱德寄出第二封信的一个月后，外甥许明扬从家乡来到部队，侄儿朱理书的来信也转到了朱德的手中。此间，陈玉珍又给朱德写了几封信，告诉了家中十年来的详细情况。

“虽老已五十二岁”，但“一心杀敌”，唯放心不下八旬老母

1937年10月中旬，朱德指挥八路军同友军配合，展开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作战规模最大、对日军打击最沉重的一次战役——忻口战役。在这一阶段，朱德日夜辛劳，奔忙于总部和各部及友军之间。1937年11月6日，朱德在山西昔陽县给陈玉珍写了第三封家书：

玉珍：

……许明扬近到我处，见面亦谈及家中情况。十年来的家中破产、凋零、死亡、流亡、旱灾、兵灾，实不成样子。我早已看到封建社会之破产，这是当然的结果。尚书死去，云生转姓，后事已完，我再不念及。唯两老母均八十，尚在饿饭中，实不忍闻。望你将南溪书籍全卖及产业卖去一部，接济两母千元以内，至少四百元以上的款，以终余年，望千万办到。

至于你的生活，望你独立自主的过活，切不要依赖我，我担负革命工作昼夜奔忙，十年来坚苦生活，无一文薪水，与士卒同甘苦，决非虚语。现时虽编为国民革命军，仍是无薪水，一切工作照旧，也只有这样才能将革命做得成功。近来转战华北，常处在敌人后方，一月之内二十九日行军作战，即将来亦无宁日。我这种生活非你们可能处也，我决不能再顾家庭，家庭亦不能再累我革命。我虽老已五十二岁，身体尚健，为国为民族求生存，决心抛弃一切，一心杀敌。万望你们勿以护国军时代看我。

望你独立自主，决不宜来前方，亦不应依赖我。专此布复。并望独立。

朱德 十一月六号

朱德的这封信，是从山西洪洞县八路军总部寄到四川成都的川康绥靖公署的。

“十年来的家中破产、凋零、死亡、流亡、旱灾、兵灾，实不成样子。”“唯两老母亲均八十，尚在饿饭中，实不忍闻。望你将南溪书籍全卖及产业卖去一部分，接济两母两千元以内，至少四百元以上的款，以终余年，望你千万办到。”朱德曾在旧军队任职，那时候他一年能拿到2000大洋。投身革命10多年以后，身为八路军总司令的他，却连赡养母亲的钱都没有。朱德10年前买的东西、置办的家当，基本上都没有了，所以，当陈玉珍收到朱德的这封来信后，也无能为力。

百般无奈之际，朱德想到了戴与龄，他是朱德的“发小”。于是在11月29日，朱德给戴与龄寄去了一封信：

与龄老弟：

我们抗战数月，颇有兴趣……唯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佰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望你做到复我……

朱德

11月29日于晋洪洞战地

据说当时也不算富裕的戴与龄收到这封信后，二话没说给他的两个母亲寄去了两百元。

1966年，朱德和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碰到一位意大利记者，记者问朱德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朱德说：“我没能侍奉老母，在她离开人间时，我没能端一碗水给她喝，很遗憾。”

朱德的孙子朱和平说：“爷爷惦记他的生母、养母，但国难当前，大孝为国。爷爷虽然在抗战前线，但是母亲始终在他心中。”

在2016年11月召开的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专门讲到了朱德写给戴与龄的这封信以及1937年写给陈玉珍的信，并读了信中的内容，他感叹道：“战功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清贫如此、清廉如此，让人肃然起敬！”

邓小平家书：

“对中国的责任，

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

邓小平的家书少见，就连他的子女也说：“我们从小到大从未见过父亲写信。”

邓小平少年离家，远渡重洋，起初还频繁与家人通信，后来为何不再联系？战火纷飞中，邓小平与家人聚少离多，家书甚少。邓小平仅存的家书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写的，写了些什么？

邓小平为何不再给家人写信，为何不再回家乡

1920年7月，16岁的邓小平怀抱“工业救国”的理想，赴法勤工俭学。初到法国，邓小平频繁与家人通信，讲述自己的学习、生活情况。后来，邓小平在巴黎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在执委会做宣传干事，编辑《赤光》杂志。他既是杂志的“油印博士”，也亲自操笔写作，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邓小平还把《赤光》寄回家，将革命的火种传递给万里之外的家人。

随着革命实践活动的深入，邓小平的家书也让保守的家人吃惊起来。据他的弟弟邓垦说，邓小平给家里写过一封长信，扔下了两个“炸弹”：一是要求退婚，二是告诉家人，自己参加了革命不能回家。

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写的《自传》中回忆：自己1岁时，父母做主给他订了一门娃娃亲，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接连写了若干封信向父母请求退婚。“不两月后，父亲的回信到了，大骂我这种行为是不孝，是大逆，并且说：‘倘故意违拗，家庭与汝从此脱离关系任其所为可也。”

收到父亲的信后，邓小平再次回信，执意退婚，家里只好默认。后来邓小平的娃娃亲对象唐氏由邓小平的父母做主，以邓家女儿的身份出嫁。

1925年底，邓小平由于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法国警方追捕而辗转奔走，无法继续与家人联系，及至莫斯科，与家里“简直没有通信了”。

1927年，邓小平回国后从事地下工作，几次与叛徒、国民党追捕队擦肩而过，他养成了把事情记在脑子里、不随便留下字条的习惯。在严峻的革命形势下，他不再使用本名“邓希贤”，而是改名“邓小平”，自然也不能再与家人联系。邓小平的早年家书也因为时间迁移、战乱频仍，都没有保存下来。

1978年2月，邓小平到四川视察工作。时任广安县委办公室主任的邓欲治来到成都汇报，对邓小平说：“全县百万人民都盼望邓副主席回广安检查指示工作。”站在一旁的卓琳接过话说：“他很忙。你们这么远来看我们，回去向县委和百万父老兄弟姐妹表示感谢。”这时，邓小平没有说话。

1986年，邓小平到成都过年。正月初五上午8时，他接见当时的广安县委书记罗国兴等人。罗国兴在跟邓小平道别前，提出请他回家乡看看的想法，邓小平身边的陪同人员王震说，小平同志工作特别忙，没时间回家。邓小平这次没有一言不发：“请你们回去代我们向家乡人民问好。”下午3时，邓小平安排夫人卓琳跟他们再次座谈。座谈结束后，罗国兴再次向卓琳提出请邓小平回家乡看看的想法，卓琳回答：“我们回到了成都，就等于回到了家。”

鄧小平15岁离家，直到1997年逝世，78年间，他再没有踏足过故乡土地。20世纪80代末，自贡灯展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邓小平在船上观看，一旁采访的记者郑兴光是广安人，他问邓小平，这么多年，就没想过回乡看看吗？邓小平摇头说：我怕。

妻子要求邓小平给她写信，邓小平回应：“我让秘书写个底稿，印上几十份，每月寄给你一份吧”

1939年8月，时任129师政委的邓小平从太行山赴延安开会，通过战友的介绍认识了卓琳，并于9月与卓琳结了婚。

当时很多革命夫妇都是丈夫去根据地、妻子留在延安，卓琳认为这样不像个结婚的样子，要求随军，跟着邓小平到了前线。但这对新人仍无法厮守，常常是邓小平在129师师部，卓琳在八路军总部，只有邓小平偶尔回来开会才能见上一面。邓小平沉默寡言，不爱说话。快言快语的卓琳很不适应，而且两地分居，她十分想念丈夫，就让邓小平给她写写信。结果邓小平不解风情，说：“好，我让秘书写个底稿，印上几十份，每月寄给你一份吧。”卓琳一听，写信的事只好作罢。

后来他们有了孩子。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从大西南再到中央工作，每次邓小平到一个新的地方，卓琳就带着孩子赶到那里。始终生活在一起，也就不需要家书了。

2014年，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时，四川广安邓小平缅怀馆公开展出了邓小平写给卓琳的一张字条，是一封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家书：

已批准我们同小孩们同住，在原处。孩子们是否全回，须同他们商量。几天后才动，注意秘密。你既可见到孩子们，就不急于出院，把别的病也治一治。

没有抬头没有落款，这是1976年6月，邓小平移住在东交民巷时给在301医院住院的卓琳写的一张小纸条。寥寥数语，只有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体会其间的欣喜、宽慰。

当时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并被撤销了一切职务，转移到东交民巷17号的老宅子里，这既是一种政治处理，也是保护措施。原本卓琳也跟来了，但她眼病复发，十分严重，无奈之下住进了301医院。邓小平孤身一人，每天只能在屋里转圈散步。1976年6月，邓小平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一个人太孤单，想回去和孩子们住。两个星期后，这个请求得到批准。邓小平十分高兴，偷偷地给卓琳递了这张纸条。

这是邓小平和卓琳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笔纸往来，风雨飘摇与境遇沉浮中，家庭的温暖支撑着邓小平度过了人生的最低潮，这些温暖也是邓小平坚持真理、披荆斩棘的助力。

“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作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

邓小平的子女说：“我们从小到大从未见过父亲写信。”鲜为人知的是，他写过10多封为子女求助的信。

有的信是为孩子们的生活操心。大女儿邓林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小营养不良，老生病，1970年还没有结婚。为了让邓林离自己近一些，以便照顾她，邓小平在给中央写信汇报情况的时候说：邓林即将毕业，希望将她分配到靠我们近些的地方工作。

最令邓小平牵挂的是大儿子邓朴方，为此他写了好几封信。“文革”初期，邓小平在南昌写信请求中央能让自己照顾瘫痪的儿子，说：“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下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此时邓小平已接近70高龄，卓琳也快60岁了。

邓小平的信得到了中央的回应。一年后，他在给汪东兴的一封信中说：“我的大儿子邓朴方，接回来近一年了。一年来的观察，他的腰身以下虽然完全没有知觉（大小便也不自由），但机能似乎并未完全消失……我们总希望还能有一次医治的机会，如果有可能再送回医院治疗，或施行手术。对此，我实在不好意思向党提出请求。”

当年邓小平写下这些信，子女们并不知情。2004年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时，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展出部分信件，邓朴方才第一次看到真迹，他停留在信件前久久没有离开。后来他充满深情地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邓小平始终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一个普通人，他曾说过：“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平日里邓小平和常人一样喜欢和孙辈们在一起，他曾不无幽默地说：“以后如果评奖的话，评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爷爷，我可以得这个奖。”

邓小平爱孩子，却从不骄纵孩子。曾有传言，说邓小平在1993年初给晚辈们写了一封信。实际上，那不是信，而是一次谈话。那天，邓小平把孙子孙女们聚在一起聊天：“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他回忆起自己在法国的经历，然后说：“我16岁时还没有你们的文化水平，没有你们那么多的现代知识，是靠自己学，在实际工作中学，自己锻炼出来的，十六七岁就上台演讲。”邓小平告诫晚辈们：“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作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

陈毅家书：

“汝是党之子，革命是吾风。

汝是无产者，勤俭是吾宗”

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全家人一直住在中南海的几间普通平房里。他不允许子女们享受任何特殊的照顾，他曾对家人“约法三章”：一、穿土布衣，大孩子穿了再轮给小的孩子穿;二、不坐公家的小汽车;三、办任何事都要严格按制度来。陈毅在给子女的信中说：“我作为父亲，总是希望你们四个，能成为有学问有品德的人，这一点心事，老放不下去，只惭愧我对你们教育太少……”

陈毅给哥哥的信：“断头今日意如何”

陈毅自小与哥哥陈孟熙感情深厚，兄弟俩一起赴法勤工俭学，一同考入黄埔军校。1922年，感到救国无门的陈孟熙找到堂兄陈修和，商量投奔孙中山，两人一拍即合。陈毅则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个为国民党奔波效劳，一个为共产党风里来里雨去，走在截然不同的道路上，但他们始终关注对方的消息。

蒋介石清党反共后，陈毅和陈孟熙依依惜别：“为军阀，为蒋介石做事是没有前途的。你们不要和他们同流合污。只要我陈毅不死，只要你们不做对不起人民的坏事，你们若是想来找我，我陈毅绝对不会辜负手足之情。”

1929年8月间，陈毅前往上海参加政治局召开的军事会议，在厦门候船去香港转上海时，给陈孟熙发了一封快信，告訴了大致的船期。8月26日，一艘英国轮船到达上海。陈孟熙和陈修和一身西装革履，胸佩“淞沪警备司令部”徽章，登上船。“共匪”陈毅跟着他们顺利通过稽查口，驱车到了福州路的新苏旅馆。陈孟熙包租了一套房间，让陈毅住里间，自己住外间……

第二次国共合作不久，1938年2月，陈毅与陈孟熙在瑶里久别重逢。2月10日，在瑶里镇吴家祠堂召开红军改编和抗日誓师大会。会上，陈孟熙发自肺腑地说：“我和陈毅，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过去打了许多年的仗，现在日军打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家里不和。家庭不和外人欺，因此，兄弟之间要团结，国共两党要共同抗战，枪口一致对外。”陈毅也作了热情洋溢的《目前形势与团结抗日》的报告。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曾感叹道：“国共双方中有着骨肉亲缘关系的人不少，但像你们兄弟这样以诚相见、以情相待的却不多。”

不久，兄弟俩再度分别，陈毅对哥哥说：“我送大哥几句肺腑之言，虽然人各有志，但我们在任何时候心里都要有民众，不做有损于民众的事情。抗日不依靠民众，等于没脚的螃蟹寸步难行。”

离别后，陈孟熙回到家乡，四川省政府委任他为西昌禁烟专员。陈孟熙谨记陈毅的嘱咐，不做有损民众的事情，坚决执行禁烟政策。而西昌地方官匪勾结，陈孟熙差点儿丢了性命，只得辞官而去。别人做官挣得盆满钵满，陈孟熙反而落下3000元的债务。辞官行前，他题下一副对联：八月专员三千债，两袖清风一菩提。横额：乐在苦中。陈毅获悉此事，当即撰联赠勉：佛不收债鬼，民当敬清贤。横批：乐得其所。

皖南事变后，陈毅临危受命，被委以新四军代军长后，在敌后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期间，他写下一封信，派人辗转送给陈孟熙，里面是他手书几年前的《梅岭三章》第一章“断头今日意如何”，以表达自己为民族战斗到底的坚毅决心。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继三大战役之后，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军大西南。陈孟熙广泛联络川军同仁，12月在四川乐山率部起义。随后，他作为起义将领被安排在上海工作。这时陈毅出任上海市长，兄弟再度聚首，共话祖国建设大计。

陈毅给堂兄的信：“向真理和人民低头，固我弟兄多年来之立身行道之风度也”

1948年9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国民党在战场上失利后，下令将位于沈阳的兵工署第九十兵工总厂南迁，并破坏无法搬运的设备，违令者以“资敌论罪”。厂长陈修和顶住压力，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率部起义，保护了中国最大的兵工厂，为解放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

1949年1月7日，距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只有三天，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毅，给堂兄陈修和写下一封家书：

你一生以工业建设为职业，前三十年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近顷廿年来对抗日战争一段贡献为大，目前与人民事业结合必能长展骥足。我辈均属穷小子出身，能亲见新中国建设和人民翻身，应大为快慰，故弟愿兄努力业务，得便研究政治作发展工业方向之南针。在沈阳中共同人甚见重我兄才能和品格，中央同人亦复如此。向真理和人民低头，固我弟兄多年来之立身行道之风度也，兄以为如何……

这封信洋溢着兄弟久别重逢的喜悦之情，陈毅热情憧憬着新中国的美丽蓝图，“我辈均属穷小子出身”，“能亲见新中国建设和人民翻身，应大为快慰”，鼓励堂兄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作出更大贡献，“与人民事业结合必能长展骥足”。

陈修和不负期望，在解放军接收沈阳兵工厂后，带领工人修好了仅有的几门155毫米重炮，在平津战役中起了很大作用，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为国家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陈毅给父母亲的信：“中国人人如此，何愁不富强”

父母亲大人膝下：

……儿思几十年来，戎马倥偬，得此小休，亦属幸运，故祈大人勿念。张茜已到北京俄专学习，定今年底结业。彼能完成俄文修业，此后即可担任俄校教务和通译，学有专长，立身有道，甚可喜也……这是新中国为人作事基于各有专长的根本原则，望双亲本此意转告儿弟兄姊妹并及下辈。中国人人如此，何愁不富强！如果仍旧贯，不依赖即寄生剥削，于己于国，皆非了局……

他们（亲友）来沪，公家只能按例招待。儿为一工作人员，更不可能破格办事。这方面均要求知我谅我，不以为罪……昔诗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此确为实情。又韦应物诗“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又曰“所惭居位崇，未睹斯民康”。一切均从人民出发，儿窃愿勿愧于此，故不得不反复言之……

二儿世俊

四月十六日

这是陈毅1951年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信末落款世俊，是陈毅原名。

陈毅给子女的信：“我作为父亲，总是希望你们四个，能成为有学问有品德的人”

1961年夏，陈毅的二儿子陈丹淮高中毕业，不久后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这时正在国外开会的陈毅，想到孩子是首次只身出远门，于是提笔写了著名的诗《示丹淮，并告昊苏、小鲁、小珊（二首）》赠送给孩子们：

小丹赴东北，升学入军工。写诗送汝行，永远记心中。汝是党之子，革命是吾风。汝是无产者，勤俭是吾宗。汝要学马列，政治多用功。汝要学技术，专业应精通。勿学纨绔儿，变成百痴聋。少年当切戒，阿飞客里空。身体要健壮，品德重谦恭。工作与学习，善始而善终。人民培养汝，报答立事功。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锋。试看大风雪，独立有青松。又看耐严寒，篱边长忍冬。千锤百炼后，方见思想红。

……

你学专业要与学政治相结合，否则迷失方向。同时学政治必须以学好专业为目的，来回答政治对你具体的要求——做一个红色的专家。

……

你上学期系科给你的评语甚好，绝不能满足，丧失自知之明。你上学期电工课考试不及格，亦不是偶然的。是否分散心思学习受了影响或学习方法没有重点呢……你们学不成专业，你们就没有实现党和国家期望，有负党和国家的期望……你要加倍努力，集中精力学习，不要纠缠于一些生活小节，耗费自己时光。

罗东进的表现，没有让罗荣桓失望。在哈军工校方写给毛泽东有关高干子弟在校表现情况的报告上，对罗东进的评价是：“在群众中有良好影响、品学兼优。”

对子女的思想作风，罗荣桓要求十分严格。罗东进说：“我爸爸经常对我讲，你们绝不能做满清的八旗子弟，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不思进取，不学无术，整天就知道提笼架鸟，专横跋扈。”

罗东进经常谈到少时的几件小事。一年冬天，妻子林月琴给儿子罗东进买了顶棉布帽子，罗东进嫌样子不好看不愿戴，想要买一顶皮的。罗荣桓知道后，把罗东进狠狠批评了一顿：“小小年纪就讲究这讲究那，这还了得！”

有一次，部队打了胜仗，罗东进捡了个日本鬼子的破防毒面具戴在头上，跑到街上又蹦又喊，把老乡的孩子吓哭了。罗荣桓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他：“你寄养到老乡家的时候，路都不会走，是老乡用高粱煎饼把你养大的，老乡待你像亲生儿女一样。可你刚从老乡家里回来，就忘了本！你知道什么叫群众纪律吗……”说完后，又叫罗东进在屋内反省，以便牢牢记住这件事。

罗东进上小学时，学校离家很远，每星期回家一次。有一个星期六，学校放学晚了，家里人派车去接。罗荣桓知道后，严肃地对孩子说：“汽车是组织上给我工作用的，不是接送你们上学的，你们平时已经享受了不少你们不应当享受的待遇，如果再不自觉就不好，那样会害了你们自己。”他又吩咐工作人员：“以后绝对不准用小车接送孩子，让他们搭公共汽车也是个锻炼嘛！”

有一次，罗东进和妹妹放学回家，没有搭上公共汽车，天很晚了还没有到家。家里很担心，罗荣桓也有点着急。这时两个孩子满头大汗地走回来。问清原因后，罗荣桓高兴地表扬他们说：“好，好，你们做得对，今天你们搭不上车走着回来，不怕苦，不怕累，这种精神要发扬，要长久地保持下去。”

你爸爸廿余年来，是在为人民服务，已成终身职业，而不会如你想的是在做官，更没有财可发

玉英：

你已生育，又获一男孩，甚喜。

你明年可同德定、爱英（罗荣桓的侄子、侄女）等一路来京，但你还须考虑，初次出门，作长途旅行，而带一未满周岁之婴儿，是否可行？望先征求你翁姑之意见后，才作决定。

你爸爸廿余年来，是在为人民服务，已成终身职业，而不会如你所想的，是在作官，更没有财可发。你爸爸的生活，除享受国家规定之待遇外，一無私有。你弟妹们的上学，是由国家直接供给，不要我负担，我亦无法负担，因此陈卓（罗玉英的丈夫）等来此，也只能帮助其送入学校，不能对我有其他任何依靠。

今乘你二伯由京返里之便，你这里的妈妈寄给一点小孩用的东西，及你用的布料、毛衣，其中还有貂皮旗袍，是送你母亲的……

罗荣桓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

这是罗荣桓写给女儿罗玉英的一封信。写这封信时，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少革命元勋的亲属都有到北京谋求差事和照顾的想法，罗荣桓作为高级将领，他既关爱亲人，力所能及地寄送布料、毛衣，又坚持原则不予额外照顾。

罗玉英来京以后，罗荣桓鼓励她首先要刻苦学习文化，后来她参加了工作，父亲又要求她到基层，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

罗荣桓常常通过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教育子女不能搞任何特殊化。他常对孩子们讲：“革命干部子女不应当脱离群众，不应当特殊，不要有优越感，不要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

罗荣桓是共和国元帅中最早去世的一位，林月琴后来回忆：

1963年12月16日，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辛劳了一生的荣桓同志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荣桓弥留之际，拉着我的手嘱咐道：“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荣桓又交代子女说：“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

夏明翰家书：

“我一生无遗憾”

1928年，一间阴暗潮湿的审讯室里，审讯人面露凶相：“你姓什么？”对面青年镇定自若，昂首答道：“我姓冬。”

审讯人诧异：“你明明姓夏，为什么说是姓冬？简直是胡说八道！”

青年冷笑：“我是按照你们的逻辑讲话的。你们的逻辑就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你们把杀人说作是慈悲，把卖国说成是爱国。我也是用你们的逻辑，把姓夏说成姓冬，这叫以毒攻毒。”

审讯人气急，又问道：“你多大岁数了？”

青年大声回答：“我是共产党，共产党万万岁！”

审讯人的耐心终于被耗尽，大吼道：“你们的人都在哪里？”

青年说：“当然知道了，他们都在我心里。”

闻罢，审讯人再也按捺不住，对他进行了严刑逼供，青年受尽折磨，也没泄露半点信息。不久，就被押赴刑场，残忍杀害。这名青年是夏明翰，英勇就义时年仅28岁。

“洋船水上漂，洋旗空中飘。洋人耍威风，国耻恨难消”

1900年，夏明翰出生于父亲居官的湖北秭归，从小目睹乱世凄惨景象的他，在心中种下了革命报国的种子，幼年便作下了“洋船水上漂，洋旗空中飘。洋人耍威风，国耻恨难消”的诗句。

1920年秋，投身革命的夏明翰在长沙结识了毛泽东。1921年，在毛泽东、何叔衡的介绍下，夏明翰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夏明翰在长沙开展工人运动，参与领导了人力车夫罢工斗争。

正是在这场罢工运动中，夏明翰结识了湘绣女工郑家钧。当时，停泊在湘江中的日本军舰派兵登陆，野蛮地开枪镇压游行示威的人群，郑家钧眼明手快，推开夏明翰，自己却右臂中弹。郑家钧受伤后，夏明翰常去看望，两人渐生情愫。

在毛泽东的撮合下，1926年农历九月初四，郑家钧和夏明翰在一间简陋的民房里举行了婚礼，洞房就在长沙市清水塘4号。当时，婚礼虽然简朴，但高朋满座，何叔衡、李维汉、谢觉哉、郭亮、易礼容、龚饮冰等人都前来参加了婚礼。李维汉、何叔衡、谢觉哉等还给他们送了一副新婚对联：“世间唯有家钧好，天下谁比明翰强。”

一年后，他们的女儿出生，夏明翰给她取名“赤云”，意为红色的云彩，寄托了夏明翰“子子孙孙，一代接一代，永远赤化下去”的愿望。

1928年1月，夏明翰奉命到湖北省委担任领导工作。此时，整个武汉都被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临行前，夏明翰不舍妻子和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特意到杂货店买来一颗红珠赠予郑家钧，并作诗“我赠红珠如赠心，但愿君心似我心”，以示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只是没想到，此行一去竟成诀别。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928年3月18日，在武汉开展工作的夏明翰由于叛徒的出卖，被捕入狱。狱中，敌人对夏明翰威逼利诱，用尽酷刑，夏明翰始终咬紧牙关，宁死不屈。从审讯室回到牢房，夏明翰知晓自己生命行将结束，忍着剧痛用敌人扔给他写自首书的半截铅笔和纸，分别给母亲、妻子和大姐写了三封家信。

亲爱的夫人钧：

同志们常说世上唯有家钧好，今日里我才觉得你是巾帼贤。我一生无愁无泪无私念，你切莫悲悲戚戚泪涟涟。张眼望，这人世，几家夫妻偕老有百年。抛头颅，洒热血，明翰早已视等闲。“各取所需”终有日，革命事业代代传。红珠留作相思念，赤云孤苦望成全。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

写罢，年仅28岁的他抑制不住对妻子、对女儿的强烈爱恋和思念，用嘴唇和着鲜血，在遗书上留下一个深深的吻印。

在给母亲陈云凤的信中，夏明翰写道：“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在给大姐夏明玮的信中，夏明翰坚定地表示：“人该怎么做，路该怎么走，要有正确的答案。我一生无遗憾，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为人类翻身解放造幸福的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

3月20日清晨，夏明翰被押送汉口余记里刑场。行刑前，敌人问夏明翰还有什么话要讲，他大声道：“有，给我拿纸笔来！”于是他挥笔写下一篇振聋发聩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夏明翰牺牲了，时年28岁。在他牺牲后的3月22日，弟弟夏明震在湘南暴动中英勇献身，年仅21岁;同年6月，胞妹夏明衡面对敌人的抓捕，跳湖牺牲，年仅26岁;七弟夏明霹在衡阳组织年关暴动时惨遭杀害，時年不足20岁;外甥邬依庄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激战中中弹牺牲，年仅19岁。

自从夏明翰投身革命，陈云凤也随儿女一道投身革命。儿女们相继牺牲，给陈云凤带来沉重的打击，但她没有被推毁。1944年衡阳沦陷后，陈云凤以75岁高龄之躯，为抗日将士奔走募捐，凛然以对日寇，被人尊称为“潇湘女杰”。

“物质生活更丰富了，但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丢”

夏明翰英勇就义后，郑家钧谨遵丈夫遗言：“赤云孤苦望成全”“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她坚持从事革命活动，含辛茹苦地把女儿抚育成人。1930年，郑家钧从长沙远赴上海，给一大户人家当佣工，并作为地下交通员，为上海的地下党收藏和保管文件，然后在指定的地点交给指定的人，一切工作都是单线联系。她以惊人的勇气和胆识，继承着丈夫的事业。

夏明翰夫妇为女儿取名夏赤云，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夏明翰牺牲后，郑家钧将女儿的名字改为郑忆芸（后又改为夏芸），让其跟随外祖母在乡下生活。据夏芸回忆：

从我记事开始，就经常跟着外祖母、母亲躲难，母亲推着一辆三轮车，也没有什么行李物品，也是这家借住10日，那家借住半月，日子苦得很。记忆里，母亲总是不分白天黑夜地纺纱织布，维持家用。

抗战胜利后，夏芸回到长沙，并考入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对于夏芸来说，“从那时起才吃过饱饭”。

解放后，郑家钧曾专程到汉阳凭吊丈夫，作了一首七律诗：“闻君就义汉江城，慷慨高歌‘主义真。气吞山河遗篇在，血溅沙洲浩气存。白骨推波卷巨浪，丹心永照‘后来人。喜见今朝乾坤赤，英魂含笑看朝晖。”

夏明翰生前的战友李维汉、谢觉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每次到长沙，都要去看望郑家钧，亲切地称她为“老嫂子”。

作为夏明翰的后人，夏芸始终践行“淡泊名利”的人生格言，她所从事的工作大都条件艰苦、环境恶劣，曾一年四季扎根深山，吃住在溶洞里。她从小就教育子女要低调行事，不要因“烈士后代”感到与众不同，要凭自己的劳动去工作生活，才能无愧于“后来人”的身份。她曾说：“虽然说我们生活的时代和过去不一样了，物质生活更丰富了，但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丢，革命先辈的那种为了革命理想信念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执着精神更要学习和传承。”

陈觉赵云霄家书：

“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有一对年轻的革命夫妻的书信，一封是丈夫写给妻子的诀别信，一封是妻子写给自己刚出生不久孩子的遗嘱，夫妻二人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选择舍小家为大家。在两名烈士的遗书中，看不见对死亡的恐惧，感受到的只有共产党人面对死亡的从容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心。

陈觉，原名陈炳祥，号秉强，1907年2月5日出生于湖南醴陵。1922年，陈觉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醴陵县立中学，蔡升熙、左权等人也同在该校学习。正在安源开展工运工作的李立三曾多次回母校醴陵县立中学宣讲马克思主义。陈觉渐渐树立了新思想，并将自己的名字由“陈炳祥”改为“陈觉”，表明自己是一个觉醒的新青年，号“秉强”，立志于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

1925年春，陈觉经孙小山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天，陈觉从县立中学毕业。9月，被组织派往苏联留学。

赵云霄，原名赵凤培，1906年12月出生于河北阜平。1925年夏，赵云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秋，被组织选派到苏联学习。1925年冬，陈觉、赵云霄同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接触中，二人逐渐产生感情，并结为夫妇。

1927年7月，中国革命转入低潮。留苏的党员学生纷纷被派遣回国，从事苏维埃运动。陈觉偕赵云霄回到家乡醴陵，领导武装斗争。陈觉、赵云霄当时居住在工人宿舍，距离县城仅2.5公里。他们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白天在家研究工作、草拟文件，晚上外出发动群众。

1928年夏，陈觉被派往常德组织湘西特委，赵云霄留在长沙看守机关。

一天，赵云霄在回机关的路上，不慎被特务盯梢。她回到住处，听到敲门声，发现暗号不对，急忙销毁了文件，并在窗口挂上报警信号。开门后，来人告诉她，是陈觉让他们来取文件的。赵云霄要赶他们出去，他们便露出真面目，胁迫赵云霄随他们走一趟。

在长沙清乡督办署，审判官对赵云霄说：“你不是一个寻常的共产党员，在莫斯科喝过洋墨水。你和陈觉的情况，我们早已经立案了，你还是老实说了吧。”赵云霄冷冷答道：“既然已经知道了，你就判吧，要杀要剐，都随你便。”言罢，再不肯讲话。审判官问不出什么，只得命令士兵将其押往长沙福星街的陆军监狱署。

10月初，陈觉也被押送到长沙陆军监狱署。

陈觉被带到清乡督办署的会客室，来人介绍自己叫何彦湘，家住醴陵泗汾何家垅，与陈觉的父亲交好，劝陈觉只要他肯供出共产党的组织，就立即释放他们夫妇二人。

陈觉听完厉声说道：“住口！你这个无耻的东西，替何键当说客，想拖我与你们同流合污，办不到！”义正言辞地拒绝诱降，何彦湘恼羞成怒，命人将陈觉押到牢房。

在狱中难友们的帮助下，陈觉和赵云霄通过递纸条联系，互相鼓舞激励。

不久，“惩共法院”以“策划暴动，图谋不轨”的罪名，判处陈觉、赵云霄死刑。二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只是当时赵云霄怀有身孕，提出待生下小孩后再行刑，敌人被迫同意延期执行。

10月10日，陈觉在就义前，给妻子写下了一封信（节选）：

云霄我的爱妻：

这是我给你最后的信了，我即日便要处死，你已有身（孕），不可因我死而过于悲伤。他日无论生男或生女，我的父母会来抚养他（她）的。我的作品以及我的衣物，你可以选择一些给他（她）留作纪念。

你也迟早不免于死，我已请求父亲把我俩合葬。以前我们都不相信有鬼，现在则唯愿有鬼。“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并蒂莲，夫妻恩爱永，世世缔良缘。”回忆我俩在苏联求学时，互相切磋，互相勉励，课余时间闲谈琐事，共话桑麻，假期中或滑冰或避暑，或旅行或游历，形影相随。及去年返国后，你路过家门而不入，与我一路南下，共同工作。你在事业上、学业上给我的帮助，是比任何教师、任何同志都要大的，尤其前年我本已病入膏肓，自度必为异国之鬼，而幸得你的殷勤看护，日夜不离，始得转危为安。那时若死，可说是轻于鸿毛，如今之死，则重于泰山了。

前日父亲来看我时还在设法营救我们，其诚是可感的，但我们宁愿玉碎却不愿瓦全。父母为我们费了多少苦心才使我们成人，尤其是我那慈爱的母亲，我当年是瞒了她出国的。我妹妹时常写信告诉我，母親天天因为惦念她在异国的爱儿而流泪，我现在也懊悔此次在家乡工作时竟不去见她老人家一面，到如今已是生死永别了。前日父亲来时我还活着，而他日来时只能看到他儿的尸体了。想起我死后父母的悲伤，我也不觉流泪了。云！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我们虽然是死了，但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大丈夫不成功便成仁，死又何憾……

觉手书

1928年10月10日

10月14日，刽子手将陈觉等一批共产党员押上囚车。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他们无所畏惧，集体高唱《囚歌》。囚车渡过湘江，他们被杀害于岳麓山穿石坡。

得知陈觉牺牲的消息后，赵云霄悲痛欲绝。4个月后，她在狱中生下一个女婴，取名“启明”，寓意“黑暗中盼望破晓”。

一个多月后，赵云霄接到了“惩共法院”的死刑判决书。她抱着女儿亲了又亲，泪湿衣襟。晚上，提笔给女儿留下了一封遗书（节选）：

启明我的小宝贝：

启明是我们在牢中生了你的时候为你起的，这个名字很有意义。因为有了你4个月的时候，你的母亲便被湖南清乡督办署捕于（到）陆军监狱署来了。当时你的母亲本来（是）立时（处）死的罪，可因为有了你的关系，被督办署检查了四五次，方检查出来，是有了你！所以为你起了名字叫启明。小宝宝！你是民国十八年正月初二日生的，但你的母亲在你才一月有（又）十几天的时候，便与你永别了。小宝宝！你是个不幸者，生来不知生父是什么样，更不知生母是如何人？小宝宝！你的母亲不能扶（抚）养你了，不得不把你交与祖父母来养。你不必恨我，而（要）恨当时的环境！

小宝宝！我很明白的（地）告诉你，你的父母是共产党员，且到俄国读过书。你的父亲死于民国十七年阳历十月十四日，即古历九月初四日。你的母亲死于民国十八年阳历三月二十六日，即古历二月十六日。小宝贝！你的父母，你是再不能看到，你的母亲所给你的记（纪）念只有像（相）片和衣物及一金戒指，你可作一生的记（纪）念品！

小宝宝！我不能扶（抚）育你长大，希望你长大时好好的（地）读书，且要知道父母是怎样死的。我的启明，我的宝宝！当我死的时候你还在牢中。你是不幸者，更是无父母的可怜者。小明明！你的父亲在牢中给我的信及作品，你要好好的（地）保存。小宝宝！你的母亲不能多说了，血泪而成。你的外祖母家在北方，河北省阜平县。你的母亲姓赵，你可记着。小宝宝！望你好好长大成人，且好好读书，才不负父母的期望。

你的母亲于长沙陆军监狱署泪涕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1929年3月26日，在给襁褓中的女儿喂过最后一次奶后，赵云霄镇定地走向刑场，牺牲时年仅23岁。

陈觉就义后，他的父亲将儿子的遗体偷偷运出刑场。为了躲避敌人，陈父不得不选了一处偏僻之地，忍痛将爱子草草埋葬。后来，陈父接到赵云霄死讯时，赵云霄已牺牲20多天，找不到遗体。

2009年清明节，陈觉后人重新将陈觉的棺椁从旧址迁出，跟赵云霄生前用过的一只皮箱合葬在一起，夫妇二人终于“重逢”了。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当年被祖父母从监狱接出后抚养的启明，并没有像母亲希望的那样长大成人，体弱多病的她在11个月大时不幸夭折。

“刘老庄连”唯一的家书：

“待风息波静，凯然而归，全家团聚，以报此恩”

1943年3月，为掩护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转移，新四军第3师7旅19团2营4连主动在刘老庄阻击日寇。4连先后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最后弹尽援绝，全连82人全部牺牲。战后，新四军第3师命名4连为“刘老庄连”。82名烈士中，只有指导员李云鹏留下了唯一的家书。

82壮士喋血刘老庄

1943年3月16日，日伪军3000余人对苏北淮海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企图用重兵交互包围的方式，一举摧毁淮海抗日根据地。为掩护淮海区党政机关安全转移，新四军第3师7旅19团（团长胡炳云）2营的第4连、第6连，奋勇阻击各路敌人，并成功脱围而去。

3月17日，日伪军再次分进合击，第4连、第6连再次披坚执锐，在淮阴北老张集、朱杜庄一带与敌激战半日，黄昏后又成功突围而去。第4连边打边藏，转移至老张集西北之刘老庄稍事休息。

3月18日凌晨，4连连长白思才惊悉敌人已潜至刘老庄南5里，当即和连政治指导员李云鹏碰头，传令各排马上集合，向村庄西北方向一条交通沟撤离。可是，没走多久，战士们发现这条交通沟没有挖通邻村，无路可通，只好退出交通沟。这时，一股敌人骑兵向着交通沟方向疾驰而来。

接着，大家一齐开火，先头的几个骑兵中弹栽下马来，后边的见势不妙，缩了回去。敌人骑兵被暂时打退，后面黑压压的步兵却扑了过来。

根据战况，4连要更好地保存自己，更多地杀伤敌人，最好是退守刘老庄，以房屋、石墙等作掩护，固守待援。但白思才和李云鹏考虑：庄内还有不少没来得及撤离的群众，若把战场摆在庄内，伤亡最多的还是人民群众。因此，他们决定退回交通沟，就地组织防御。

从早上战斗到黄昏，白思才和李云鹏再次清点部队，发现全连只剩下20多个战士，并且大都负了伤，枪弹以及手榴弹几近打光。他们已经与敌人苦战10个小时，没有吃一粒饭，喝一口水，个个筋疲力尽，干裂的嘴唇冒着血丝。他们用于防御的交通沟，也几乎被敌人的炮火摧平了。

白思才下了最后的命令，把余下的子弹集中给重机枪使用，轻机枪全部拆散。步枪卸下枪栓，装上刺刀，准备肉搏战，并将文件全部销毁。

夕阳西下，日军发起第5次进攻……面对20倍于己的日伪军，4连82名勇士毫不畏惧，奋勇拼杀，激战至最后一息也不屈服，最终全部壮烈殉国。

打扫战场时，人们发现有一名奄奄一息的战士。他才24岁，伤势实在太重了，身上有3处弹眼，十几处刺刀的伤痕，右臂也被炸断。他断断续续地讲完战斗经过，还没来得及说自己名字，就犧牲了。

4连82名壮士悉数捐躯刘老庄的消息，传到了新四军第3师首长黄克诚处，他痛佩之余，以3师党委名义命名4连为“刘老庄连”。

“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工作很累，生活很苦，但是精神很愉快”

82位烈士，只有一人留下了一封信，他是李云鹏。

1939年2月，八路军苏鲁豫支队路过沛县，李云鹏自告奋勇参了军。1941年，李云鹏给家里寄过一封信：

父母亲大人大鉴：

自儿离家已经年余，记得曾在本年四月间，于泗县郑集寄家信一封，不知大人收到否？回音否？如家音回报，可惜我也不能等收了。我已离开此地转入本省淮阴，以致家音不能等收，儿异常为念。不知大人身体近来健康否？不知家中生活情形和收成怎样？更不知当地情形如何？儿在外甚为惦念之。

儿在外身体很好，生活也很好，而现在的我比从前粗壮而高大了，请大人不要为念。儿还在这里工作，工作也非常忙碌，可是为了——所以我之工作精神也非常兴奋。此信至（致）家不过慰问而已。

因现无一定的地止（址），儿现在心目中所最挂念者，以我年老悲慈之祖母。儿离家时，祖母曾染重疾。不知大人的病痊愈了否？身体健康否？不知祖母饮食起居怎样？儿心中非常挂念。希二大人将我之情（形）讲给他（她）听，以免大人之悬念。这次离家，未报此恩反而离家，是我之罪过也。待风息波静，凯然而归，全家团聚，以报此恩。儿现已将“亚光”改为“云鹏”，请父之（指）教之。现因时间之短促，不能再叙。

并祝各位叔父母的身体安康！各位小弟弟好吗？侄儿在外甚为挂念。

待（代）问祖母大人：现在他（她）老人家的身体好吗？生活好吗？我在外生活、身体都很好，请老大人切勿挂念为盼。

祝身体安康！

儿 云鹏上

七月四日

这封普通的家信，充满了对家人的思念。“儿还在这里工作，工作也非常忙碌，可是为了——所以我之工作精神也非常兴奋。”他想向亲人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情况，但出于对家人的保护又不能明说，只好住笔，话锋一转。

李云鹏的父亲李梦祥后来回忆：“他参加八路军后，我到部队看望他时，他说：‘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工作很累，生活很苦，但是精神很愉快。还说：‘这回真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了。”李梦祥说：“云鹏参军以后，很懂得保守军事机密。他离开家乡后，给家里来信，总是说：‘儿在外，工作很好，身体也很健康。从不提到部队的行动和任务。”

“你大哥的战友也是你的哥哥，到了刘老庄后要常去看他们，不要忘记他们”

直到李云鹏牺牲一年后，家人才得知他牺牲的消息。直到李云鹏牺牲20年后，1963年3月，家人才从广播电台纪念刘老庄战斗20周年的文章中得知李云鹏牺牲的准确地点和时间。

听到这个消息后，李梦祥急切地出发，前往刘老庄连82位烈士陵墓。那时，老人家已经70多岁，凌晨出发，深夜才赶到刘老庄。此后，他每年都会在3月18日烈士牺牲日，到刘老庄为82位烈士扫墓祭奠，直到去世，从未间断。

李梦祥以李云鹏为骄傲，给幼女取名爱云——热爱云鹏大哥。

李云鹏牺牲时，妹妹李爱云还没有出生。谈起大哥，她自豪地说：“我大哥是父亲一生中最大的骄傲，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骄傲。”小时候，父亲总会讲大哥的故事：“父亲告诉我，大哥自幼聪明灵气，能自己制作土枪，常和伙伴们拿着自制的土枪练习枪法，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枪要对准日本鬼子！每每听父亲讲到哥哥牺牲时候的惨烈，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1969年春，李爱云去刘老庄插队，落户到淮阴。送别之时，父亲语重心长地交代：“要记住，你大哥的战友也是你的哥哥，到了刘老庄后要常去看他们，不要忘记他们。”李爱云记住了父亲的交代，自此，每年的清明和刘老庄连烈士牺牲的忌日，她都会去扫墓祭奠82位烈士，把他们都看作自己的哥哥。

彭雪枫家书：

“全国胜利后也不能全家整天在一起”

彭雪枫素有儒将之称，他能文能武、智勇双全。抗战期间，他常年南征北战，与妻子林颖聚少离多。到牺牲前一个月，彭雪枫给妻子写了87封“情书”，这些信见证了他们豪情与柔情兼备的浪漫爱情，诠释了红色爱情的全部内涵。

战地情书定下革命爱情

1941年5月，新四军第4师师长彭雪枫奉命率部来到了位于津浦路东部的淮北地区休整待命。中共淮北区党委副书记刘子久和行署主任刘瑞龙，见彭雪枫34岁了还是单身，便萌生了给他介绍对象的念头。“二刘”多方查找，终于发现一个合适的人选——林颖。

林颖（原名周裕群）当时21岁，眉清目秀、精干伶俐，担任淮宝县委妇女干部。早在两年前，彭雪枫和林颖便有过交集，彼此间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在“二刘”的撮合下，9月4日，彭雪枫提笔给林颖写下第一封信：

林颖同志：

事情或者过于突然，但敌后两年我们是在相互了解着的，所以又不见得如何突然。由于子久、瑞龙两同志的美意，使我们得有通信的机会……

既然是“终身大事”，必然要格外慎重，正因为如此，我已经慎重了十年了。我心中的同志，她的党性，品格和才能，应当是纯洁，忠诚，坚定而又豪爽，军人究竟还是军人，我的军衣已经穿了十八年了。

我是一个十分平凡的共产党员，有许多缺点，很需要一位超过同志关系的同志，更多的了解我，才能更多的帮助我。也才能更多的相互帮助。

有时间，我们需要长谈，但为了先使我了解得更多一些，盼望你能抽暇写信给我。要写的话很多，会晤时详谈吧。

此致敬礼！顺祝健康！

彭雪枫

1941年9月4日

林颖很快给彭雪枫回了信。收到信时，已是深夜了，彭雪枫一口气读完信，信中“我们的爱情，要抱着坚定的胜利的信心”这句话使他由衷地感動。

当天深夜，他给林颖回了一封信：“9月，对我有特别的意义，我的生日是在9月;1926年9月2日，是我由当时的青年团转入党的日子;1930年9月，我们从长沙入江西开始建立苏维埃;而1941年9月，我的终身大事得以决定了，这叫做巧合吧。”

由于两人工作都很繁忙，加之工作地相距较远，他们只能通过书信加深了解。9月24日，彭雪枫和林颖在战火中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彭雪枫不无歉意地说：“战争还在进行，结婚也没有准备什么东西，连被子也是破旧的，真有点对不起你。”林颖说：“只要有你，还要什么呢？虽然没有东西，我心里却很充实。”

婚后第3天，林颖即告别新婚爱人，返回淮宝县的工作岗位上。

“我英勇战士猛掷手榴弹一百余枚，并以机枪交叉扫射，确实杀伤鬼子六十余名，实在痛快”

婚后，两人聚少离多，林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从结婚到雪枫同志牺牲的3年时间中，我们朝夕相处的时间还不到半年”，因此两人只能通过书信互诉衷肠。彭雪枫共给林颖写了87封信。

彭雪枫爱读书，在戎马倥偬之际也总是手不释卷。不管是行军还是作战，他的身后总是跟着两个马驮子，驮着他的书报箱。出发时，他总是一再叮咛：“这是我的唯一财产，千万不能丢了。”一到驻地，洗了脚，他就在油灯下看书看报，经常一看就到半夜，甚至是通宵达旦。彭雪枫的阅读范围非常广，他“恨不得将最著名作品于最短时间一齐装进头脑里去”，可见嗜书如命。彭雪枫有一枚图书专用印章，上面刻着一句古人的话“书有未曾经我读”七个字，盖在自己的藏书上，用以自勉，激励自己学无止境，永不自满。

在信中，他经常向林颖报告自己近期的读书情况，也鼓励林颖多读书。以下为两封家书摘选：

裕群：

昨夜的复信欢快的（地）读了两遍，心旷神怡，兴奋得很！“我们永远和谐的（地）为革命事业奋斗！”这句话在今天说来，更有其重大的意义，不会在我的脑子里忘掉。所仍以为不满足的是对于信是越长越不嫌长的，因为有许多我的信内的话你尚未提及。然而立刻又原谅了你，你的学习忙。深夜的疲倦。只有见面，慢慢的长谈长谈长谈！

……《日出》尚未读完，见面时带给你。《三国演义》也是一本必读的书（陈军长说不读三国和红楼的即不是中国人），如你愿看，我可按本送你看，那里有战术，有策略，有统战，有世故人情。

你嘱咐我读政治经济学，这是早已抱定志愿而终未实现的，待读完《战争论》后，即开始读。

……

听从你的嘱咐的军人复

（1942年）2月20日13时

群：

我们于上月二十八之夜由小郭家经浮山镇渡河到泗南来，为的是更便于指挥部队。敌人于扫荡泗南之后，即集结于青阳马公店之线，继续向泗宿及泗灵睢扫荡，归仁集金锁镇刘圩子新关老韩圩子都成为敌人的临时据点，如不组织几个较大的战役，敌人是不会很快的撤走的。首先组织了十一旅的部队，猛袭马公店，一日之夜以一个营兵力袭击马公店，全部鬼子两个中队密集于一个院子里，我英勇战士猛掷手榴弹一百余枚，并以机枪交叉扫射，确实杀伤鬼子六十余名，实在痛快！冲出来的鬼子，首先是那个机关枪手，被我们一把抱住，先夺过了新的三八式轻机枪，再摘下了钢盔，意图生擒，他坚决不走，终于结果了他。这一仗给敌人打击最大，老百姓哄传得也越发厉害，都说新四军的计策高妙，打仗能干……

寒霜丹叶

（1942年）十二月三日廿时半于淮河北岸之后店子

“群”即林颖，“寒霜丹叶”即彭雪枫。这些书信，见证了他们互勉互励、豪情与柔情兼备的浪漫爱情。信中既有金戈之气，字里行间亦浸润对家人的关怀柔情。

“全国胜利后也不能全家整天在一起，那时我们的战斗任务将更艰巨，祖国需要我们去建设”

1944年7月29日，彭雪枫写下了给妻子的最后一封家书：

群：

我们的会约可于日内结束，北返之期总在8月3、4两日，是否绕赴抗大，尚未决定，须看当时情况。

今年之热为数年来所未有，我们正在会中，殊为难熬，但近日来较好。暑中你身体如何？念念！

会中抽暇，读完《清史演义》《西汉演义》《戊戌政变记》《官场现形记》诸书，甚以为快，前送你之《儿女英雄传》未知读完否？

在报上看到你的两篇文章，一般说来还好。希望你今后努力。

半月之久，未接你信，不知何故？

祝

暑中珍重！

红叶（彭雪枫）

7月29日于淮南

此前数天，党中央决定派新四军4师向河南敌后进军。接到命令后，彭雪枫将一切安排妥当，8月14日才回家看望了留在津浦路东做地方工作的林颖。回家后，他关切地对林颖说道：“你身怀有孕，要注意节劳。”

林颖不舍爱人离开，彭雪枫宽慰妻子：“裕群，你听我说，‘家如夜月圆时少，人似流水散处多。战争年代如此，全国胜利后也不能全家整天在一起，那时我们的战斗任务将更艰巨，祖国需要我们去建设。再说，这次离别，等到我们返回路东时，你将锻炼得更坚强。”

可惜，彭雪枫没能等到全国胜利的那天。次日彭雪枫动身离开，未承想，这次短暂的相聚竟是此生最后的团圆，这一别即是永别。1944年9月11日，彭雪枫在河南夏邑八里庄的战斗中不幸牺牲……直到次年1月21日，林颖生的儿子小枫即将满月，她满心欢喜期待着丈夫归来之时，才得到这个噩耗。

邓发家书：

“国家未来的伟大前途都寄托在

你们青年一辈的身上”

1946年4月8日，邓发同博古、叶挺、黄齐生等人一同由重庆返回延安时，因飞机失事在山西省吕梁市兴县黑茶山遇难。遇难当日，邓发写了一封家书寄给在香港读书的堂弟，谁也没想到，这封家书竟成绝笔。

“在反动派的高压下，我将自己比成一只飞鸟，要飞翔于大风暴的天空”

对于许多人来说，邓发（原名邓元钊）是个神秘的名字，他被誉为“我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在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卓有成效地领导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保卫工作。当时，他年仅25岁。

邓发运用多年的白区秘密工作的经验，以各种有效的手段训练机要、警卫干部，制定和部署反特防奸等一项项保安措施。

邓发曾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在反动派的高压下，我将自己比成一只飞鸟，要飞翔于大风暴的天空，踪迹是不能说定的。”

邓发一生辗转于我国香港、广州、瑞金、迪化（今乌鲁木齐）、延安、上海、重庆等地，还远赴苏联、法国、英国、埃及、印度等国，确实“踪迹是不能说定的”。

“……他中等身材，看上去力气不大，所以当他走过来，忽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时，我没有想到他的手像铁爪子似的那么有力，不禁痛得退缩了一步。我后来注意到，这个人的行动有一种黑豹的优美风度，在那套硬邦邦的制服底下，一点也不失轻巧矫捷。”这是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邓发的生动描写。1936年6月，中央指示邓发护送斯诺从西安到延安，第一次见面，邓发就给埃德加·斯诺留下“有一种黑豹的优美风度”。

埃德加·斯诺曾在《西行漫记》这样评价道：“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5万元要他的首级……他，这个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的中心，不把到处追缉他的特务放在眼里。”

“国家未来的伟大前途都寄托在你们青年一辈的身上”

1945年9月5日至10月上旬，邓发代表解放区80万职工出席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27届世界职工代表大会。

1946年1月，邓发回国后，收到了从未见过的堂弟邓碧群的来信。不久，邓发给堂弟写了第一封回信：

抗战八年，我虽未死于战场，但头发却已斑白了，但我比起遭难的同胞，战场牺牲之英雄，不但算不得什么，而且感到无限惭愧！国家所受破坏是惨重的，人民的牺牲，房屋的被蹂躏，這一切固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中华民族不但在东方而且在全世界站立起来了。倘若国内和平建设十年八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头等强国，人民生活文化将大大的提高。国家未来的伟大前途都寄托在你们青年一辈的身上。现在你在高中肄业当然很好，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你能进大学。同时希望你功课之外，应多阅些课外书籍和文学著作，以增加一些课外知识……

很快，邓发收到了堂弟回信，他在3月14日写下第二封信：

在万物腾贵的条件下，家庭供你读书是困难的，然而懂得困难的学生往往是懂得更努力求知识，功课亦往往比优裕而不知困难的学生学得好些。宏贤叔曾来信要我带你出来做事，我意你还是待中学毕业以后再说。做事的机会还多着呢，复兴建设需要人做，国家的命运都寄托在你们青年人身上……

4月8日，邓发第三次给堂弟写下回信，并在信中继续鼓励道：

你羡慕我这样一个漂流的人，你不怕陷于一样的漂流吗？如果你真不怕漂流，敢于别开你温暖的家庭，我当然愿同你到海洋、到天空去漂流，像哥伦布一样，一直漂流到理想的新大陆！我真挚地期待着！

当时，邓发目睹中国抗战的艰苦卓绝和欧洲战后的满目疮痍，对和平建设国家充满期望。信中，他和堂弟诉说思念之情，畅叙革命感想，表达了对年轻一辈的殷切期望，以及对中国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然而，邓发没能看到他憧憬的新中国变成现实。

1946年4月8日，在给堂弟写完回信后，邓发和王若飞、叶挺、秦邦宪等人从重庆乘飞机回延安，途中飞机失事而全部遇难。写给堂弟的第三封信，也成为邓发的绝笔。

一块表的故事

邓发遇难后，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一块手表。关于这块手表，有段催人泪下的往事。

邓发和妻子陈慧清的大儿子邓星瑜1930年出生于福建长汀。因常年为革命奔波，夫妻俩无法分身照顾年幼的儿子，只能托给邓发的五哥邓芳抚养。但因生活困难，邓星瑜不幸因病夭折。

直到去法国巴黎参加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前，邓发才从五哥的来信中得知此噩耗，他悲痛万分，但他怕给党组织添麻烦，也怕妻子知道后过度伤心，就没声张。

从法国回来路过重庆时，邓发了解到五哥家中十分困难，他就将戴了近10年的手表托人卖了寄去：“一个老乡家有困难，你把手表卖掉，将钱寄给他吧。”结果手表还没来得及卖出，邓发就乘坐飞机失事了。

邓发牺牲后，周恩来在重庆得知此事，深情地说：“钱组织上负责寄，手表是烈士的遗物，交给慧清同志好好保存。”

可以说，邓发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他的大儿子夭折，二孩三孩送到老乡家寄养无处找寻，四孩邓金娜在新疆出生，不到1岁就被送到苏联共产国际幼儿院寄养，1950年12岁时才回到中国。

最小的邓北生，是陪伴在邓发身边时间最长的儿子。他遇难时，邓北生才两岁，谈起父亲，他说：“父亲曾经跟母亲说过，要让这孩子记住，你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你的父母都是工人。”

江竹筠家书：

“孩子们绝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1949年8月26日，江竹筠写下了就义前的最后一封信：“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绝不要骄（娇）养，粗茶淡饭足矣。“

“以后我也要为追求真理而死，为拯救中华民族而死”

只要听到《红梅赞》，人们就会想起《红岩》里那个齐耳短发，身着阴丹士林布旗袍，外罩红毛衣，围着白纱巾，端庄地坐在监狱中绣红旗的江姐——在敌人监狱中坚强不屈、慷慨就义的巾帼英雄。

江姐的原型是革命烈士江竹筠（原名江雪琴、江竹君，曾用名江志炜），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江家湾一个贫苦家庭。

1932年2月，经舅舅李义铭安排，12岁的江竹筠和弟弟进入由慈善家合办的孤儿院小学读书。在孤儿院小学，江竹筠遇到了老师丁尧夫，丁尧夫是一名地下党员，他不断地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想。在丁尧夫的影响下，江竹筠激动地说：“以后我也要为追求真理而死，为拯救中华民族而死！”

1936年秋，江竹筠考入南岸中学。“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南岸中学的抗日活动迅速高涨。江竹筠和同学们组织了歌咏队、宣传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她还亲手做了5件新棉衣送给前线战士。

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洗礼下，江竹筠迅速成长。1939年，江竹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皖南事变”后，江竹筠被川东特委指派担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单线联系沙坪坝一些高校的党员和新市区内的女党员。此后，江竹筠一直从事着危险的地下革命工作。

“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1945年，经党组织批准，江竹筠与中共重庆市委第一委员彭咏梧正式结为夫妻。1946年7月中旬，江竹筠带着出生仅3个月的彭云，从成都回到了重庆，协助彭咏梧做宣传和学运工作。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按照上级指示，中共川东特别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决定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发动武装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彭咏梧主动请缨，去下川东组织领导武装起义。

据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厉华介绍，彭咏梧等人在筹备武装起义时，不慎走漏了风声，不得不提前起事，取得首战大捷后，敌人调集重兵围追堵截。1月17日，起义队伍遭到伏击，寡不敌众。突围过程中，彭咏梧为掩护战友，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3岁。

听闻噩耗，江竹筠没有落泪，只是沉默了一会儿，就开始安排善后。在事后写给谭竹安（彭咏梧前妻谭正伦的弟弟）的一封信里，江竹筠倾诉了这个消息给她带来的那种“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的痛苦。但紧接着，她又写道：“……你别为我太难过。我知道，我该怎么样子活着……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所以，他是活著的，而且永远在我的心里。”

彭咏梧牺牲后，江竹筠要求到彭咏梧战斗和牺牲的下川东去工作。川东临委考虑到她刚刚失去了丈夫，孩子还小，让江竹筠留在重庆。但她坚持：“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别人代替有困难，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敌人敬佩地感慨：“这几个共党真是硬得很，就是不开腔。”

去下川东之前，江竹筠把家里的东西都送了人。这是对“身后事”的安排，她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在下川东地区的门户万县，江竹筠联系到了时任县委书记雷震、副书记李青林。川东临委指示她，就以万县为中心开展工作。

1948年6月11日，正值端午节，江竹筠给谭竹安写了一封家书：“每逢佳节倍思亲，我呢？还是这样不太快活，也不太悲伤。当然有时也不禁凄然为死了的人而流泪……”这是谭竹安收到的最后一封来自万县的家书，几天后，江竹筠与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副书记李青林先后被捕。特务将江竹筠押送重庆，关进了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监狱。

歌乐山位于重庆西北，相传因大禹治水后召众宾歌乐于此而得名。但是这个优美山名相伴的，却是渣滓洞、白公馆两个国民党军统监狱。

因为江竹筠负责过联络工作，掌握不少重庆地下党人员名单和联络方式，被捕入狱后，她立即成为监狱特务重点审讯的对象。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档案中，保存有当年对江竹筠审讯问案动刑的徐远举、法官张界和特务陆坚如的若干交代材料。

张界交代：“江竹筠被捕后一直不承认有中共组织，而徐远举坚持说她不但有中共组织关系并且说她地位很重要。究竟是怎样重要地位，徐远举始终也没有问出来。”

气急败坏的徐远举对江竹筠施以酷刑。

和江竹筠同一批被捕的地下党员刘德彬回忆，被捕的当天晚上，江竹筠、李青林等几个女同志就受了重刑，但她们没有吐露一个字。对比起来，叛徒涂孝文这样的男人却是软骨头。那天晚上，刘德彬最后一个被审讯，亲耳听见特务们不乏敬佩地感慨：“这几个共党真是硬得很，就是不开腔。”

据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编研室主任刘和平考证，江竹筠刚入狱时，“江姐”这个称呼还没有叫开。当特务提审江竹筠时，大家很关注，不知道这位身材瘦小、身高只有1.45米的女同志能不能顶住敌人的酷刑，会不会叛变革命。直到傍晚时分，特务才把江竹筠架回牢房。难友们纷纷隔着牢门向外张望。江竹筠的十指血肉模糊，明明白白地显示出她的坚贞不屈。有早与江竹筠熟识的年轻同志情不自禁地喊出一声：“江姐！”从那以后，难友们无论年纪是大是小，都统一喊她“江姐”。

在狱中，江竹筠年龄不算大，党内职务也不高，但在狱中的斗争中，江竹筠是重要的领导者。她面对敌人的酷刑毫不退缩的精神，赢得了同志们的敬佩，被难友们誉为“中国的丹娘”（“丹娘”，即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女英雄卓娅）“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孩子们绝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在重庆三峡博物馆中，珍藏着一封江竹筠写给谭竹安的信。写信时间是1949年8月26日，地点是渣滓洞监狱：

竹安弟：

友人告知我你的近况，我感到非常难受。幺姐（谭正伦）及两个孩子给你的负担的确是太重了，尤其是在现在的物价情况下，以你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成甚（什）幺个样子。除了伤心之外，就只有恨了……我想你绝不会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难的日子快完了，除了希望这日子快点儿到来之外，我什么都不能兑现。安弟！的确太辛苦你了。

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我就下了坐两年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蒋王八（蒋介石）的来渝固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不管他如何顽固，现在战事已近川边，这是事实，重庆在（再）强也不可能与平、津、穗相比，因此大方地给它三四个月的命运就会完蛋的。

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地在学习，希望我俩见面时有更惊人的进步。这点我们当然及不上外面的朋友。话又说回来，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万一敌人作破坏到底的孤注一掷，一个炸弹，两三百人的看守所就完了……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孩子们绝不要骄（娇）养，粗茶淡饭足矣。幺姐是否仍在重庆？若在，云儿可以不必送托儿所，可节省一笔费用。你以为如何？就这样吧。愿我们早日见面。握别。愿你们都健康。

竹姐

8月26日

遗书写好后，江竹筠通过被策反的看守黄茂才，悄悄把信带出监狱，辗转交给了谭竹安。谁知，这成为她就义前的最后一封信。

多年后，同牢难友盛国玉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1949年11月14日上午，江姐和李青林突然被提出牢房，敌人说要把她们“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当时，整个牢房里大家心里都堵得慌，意识到“今天凶多吉少”，满眼怒火地盯着前来押解的特务。

临行前，江姐脱掉了身上的囚衣，换上了被捕时穿的蓝旗袍，围上了白围巾。她把《新民主主义论》塞给同牢的黄玉清，说：“这是我们默写出来的文件，收好了，你们接着学吧。”她把云儿的照片拿出来，轻轻地亲吻了一下，放在贴胸口的地方，向我要了镜子，认真地用手拢了拢头发，跟大家一一挥手告别。李青林因坐了“老虎凳”不久，双腿膝关节都是断的，根本无法行走。两个特务前去扶她，被她甩开。最后是江姐搀扶着她走出的牢房。我们把手伸出牢门的栅栏，拼命地挥手，目送押解江姐她们的车辆远去。后来，我们才知道江姐她们在这天被敌人杀害了。

11月30日，重庆解放。白公馆和渣滓洞仅35人活了下来。

12月9日，烈士遗体的收殓工作开始，《大公报》的现场报道，让人不忍卒读：“除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女志士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他已无法辨认……这29具烈士的尸体除了每人穿一件内裤外，连衣服鞋袜都在殉难前被特务们强迫脱掉。第二天还有人看见特务们把西装、毛衣等物弄到磁器口摆地摊出卖……”

经过数日的清理、挖掘，在歌乐山集中营范围内总共发现尸体332具。歌乐山脚下，从此多了一处巨大的坟茔，300余位烈士长眠于此。

朱瑞家書：

“到东北后，人民炮兵大大发展，

我很高兴地做着”

“农民翻身，国家才能强盛，我家有地出租，这就是地主，应做模范，把地自动让给农民，这才算名符其实的革命家庭……”1948年，即将奔赴辽沈战役前线的朱瑞给母亲、哥哥写了最后一封家书。这是一封没有发出的家书。

“苏联有炮兵元帅，你就做我们中国的炮兵元帅”

朱瑞，又名朱敦仲，1905年生，江苏省宿迁县朱大兴庄人。1924年，朱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考入广东大学。1925年朱瑞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9月18日，朱瑞回国，1932年1月到中央苏区，参加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自1925年出国留苏，朱瑞一直未回过家乡。

1935年10月，朱瑞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红军将士饥寒交迫，10月的黄土高原，天气已经很冷了，战士们却没有御寒的棉衣和果腹的食物。朱瑞辗转寄出一封写给哥哥朱珮的家信，备述困苦，盼哥哥接济。朱瑞的母亲已经十多年没有见到朱瑞了，知道小儿子来信，放声哭了起来，立即敦促朱珮动身。

朱珮凑足了40块大洋，于1937年春送到西安。在中共党员、苏北同乡宋绮云的帮助下，久别的兄弟俩异地重逢。

朱瑞把这些钱一部分交了党费，一部分分给困苦中的同志。朱珮要回宿迁，朱瑞送了一程又一程。朱珮说：“别送了，回去吧。”然后一步一回头，流着眼泪，渐行渐远。朱瑞突然向朱珮跑去：“哥，你等等。”哥哥回过身来，兄弟俩拥抱着，都哭了。朱瑞说：“哥，看形势，中日必有一战，战端一开，共产党责无旁贷。我不大可能回家了。家里的白发亲娘，还有大大小小的事都在你肩上了。我这里先给你磕个头，你带给娘……”

1943年9月，朱瑞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阔别18年的老母亲在大哥朱珮、侄女朱华的陪伴下，冒险从老家宿迁一路颠沛赶到沂蒙山区相聚。

然而，朱瑞此时正好接到党中央指示，要他急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籌备工作。朱瑞不得不割舍他和母亲、哥哥、侄女的第一次团圆，动身奔赴延安。

中共七大闭幕后不久，中央决定让朱瑞出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一天，毛泽东找朱瑞谈话，朱瑞却婉言谢绝了毛泽东和中央的安排，诚恳表示：“随着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我军的攻坚能力急需提高，没有炮兵的配合很难取得胜利。”他要求到延安炮兵学校当一名教员，为发展人民炮兵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毛泽东对朱瑞主动考虑革命工作需要和战争大局的精神十分赞赏：“我支持你的意见，去建立我们自己的炮兵！”在告别时，毛泽东郑重地说：“苏联有炮兵元帅，你就做我们中国的炮兵元帅！”

抗战胜利后，朱瑞遵照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率领延安炮校1000余名师生挺进东北，准备接收日军撤退时丢下的火炮等重武器装备，组建人民炮兵。

然而抵达东北后，由于苏联与国民党签订的条约限制，原定“接收装备”的计划完全落空。不过，朱瑞发现仍有不少日军的武器残骸散落在荒郊野外，他果断做出决定：分散师生，搜集武器，发展部队，建立家业。

一次，朱瑞得知日军撤退时曾把几门大口径野炮推到了镜泊湖里。他立即带领大家，一镐一镐地往四五尺厚的冰层上凿。

当年一起破冰捞炮的炮校校务部参谋王振奎回忆道：“当他看到炮身时，非常高兴地捋起袖子说：‘快去找绳子，把它拽上来。当时，东北已入冬，零下三四十度是常态，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到1946年5月，朱瑞带领炮校的师生共收集并修配完成各种火炮798门，炮弹63万发，坦克及牵引车65辆，以及大批火炮零配件和器材，为建立东北炮兵奠定了物质基础。从1946年10月起，朱瑞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

未能发出的最后一封家书

1948年7月，时任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朱瑞从前线回到哈尔滨，参加东北解放军司令部讨论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计划和准备工作，组织决定留朱瑞在后方工作，但他坚持要求上前线指挥作战。

9月8日，在奔赴辽沈战役前线前夕，朱瑞给母亲和哥哥写了一封信，倾注了对亲人的无尽思念，对革命即将胜利的喜悦和对炮兵事业的满腔热忱：

母亲、哥哥：

我在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从延安到东北来，同年十二月彩琴带淮北来东北。在东北两年多了，我们身体都好。彩琴又生一女儿，名字叫东北，很像淮北，快能走了，满（蛮）健康。彩琴原先身体不好，生东北后保养得好，现在很壮很胖，请勿念。

我在延安就做炮兵工作了，因我在苏联学习的是炮兵，我很喜欢这工作。到东北后，人民炮兵大大发展，我很高兴地做着，身体比过去更好了，工作精力更大，一切也还顺利。

东北发展很快，我想不久我们就要打进关，与华北会合，胜利（这次是真正的胜利了）与家乡见面，希望母亲、哥哥、嫂子及小侄等健康，均团圆见面才好！

苏北及山东打仗很多，听说家乡年成很坏，不知家中如何？

母亲健康否？哥嫂健康否？如有可能，请写个信来，因山东、苏北、东北已可通邮，写信是可以寄到的，只是慢点，不要紧。

农民翻身，国家才能强盛，我家有地出租，这就是地主，应做模范，把地自动让给农民，这才算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我想母亲及哥嫂都必定早都做到。我记得山东时母亲及哥哥都说过，我家都参加革命了，要地是没用处的。这是对的！

……

母亲是否仍在二姐家住？二姐家境情况如何，各亲友情况如何？均请赐知。

因为记挂母亲及哥嫂，去年六月曾派人到山东送信并附相片给家里，因山东打仗，都没送到，至今家中情况不了解，常觉不安，特别母亲年迈，是否健在，时刻不忘，务请哥哥据实详告，如仍健在，请多予侍奉，以期胜利后还能团圆，至盼！

各子侄辈，仍希统统推动他们出来参加革命工作或学习，才不致落到时代后边，甚至做对人民不利的事情。此事情请哥哥多负责领导他们。

祝阖家平安！

敦仲敬上

九月八日

信中，不难看出朱瑞对家人充满着骨肉亲情。信中，他记挂着家人的健康，更殷切盼望着革命的胜利和家人的团圆。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叫淮北，一个叫东北，淮北是他的家乡，东北则是他正在战斗的地方。

第二天，也就是1948年9月9日，朱瑞看望了到哈尔滨出席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的山东枣庄煤矿一名姓张的工人代表，并托他将信捎给在家乡的母亲和哥哥。然而，还未等这封信传递到母亲和哥哥手中时，不幸便降临了。

1948年9月10日，朱瑞告别妻子女儿，从哈尔滨急赴辽宁锦州前线。10月1日，在朱瑞率领的炮兵部队200多门火炮的强攻下，辽宁义县守敌1万余人被歼，义县顺利解放。当天下午，朱瑞深入战场一线，不幸触雷牺牲。

噩耗传到哈尔滨时，那名张代表尚未返回山东，他将信件送还给朱瑞的妻子潘彩琴。

为抗日救国、为解放事业，朱瑞一家满门英烈

10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签发的唁电：“朱瑞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中功勋卓著，今日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巨大损失。”

中央军委批准将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学校命名為朱瑞炮兵学校。朱瑞也是解放战争中我军牺牲的最高将领，在2009年公布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名单中，朱瑞位列其中。

为抗日救国、为解放事业，朱瑞一家满门英烈。

朱瑞的结发妻子陈若克，曾任山东妇委主任，1941年冬在日军对沂水、沂南进行的“大扫荡”中不幸被俘。她坚贞不屈，惨无人道的日军用刺刀刺死了陈若克和她出生仅20天的孩子。

朱瑞的侄女朱华在鲁南反“扫荡”中牺牲，至今未找到尸骨。

在朱瑞的感召下，他的家乡朱大兴庄先后有20多位有为青年走进革命队伍。朱瑞曾在信中提到：“我只收到陈爱华一封信，她写信告诉我，她回山东去了，我同她也未见过面。”陈爱华是朱瑞的外甥女，1937年遵从二舅朱瑞的教导，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

2001年6月，陈爱华才看到了朱瑞的这封信，老泪纵横地回忆说：“二舅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军事将领，他的牺牲很可惜，活着的后人要想着他，纪念他。”

历史虽已过去，但一封封家书永不褪色，家书纸短，家国情长！★

（责编/陈小婷、王文彩、张泽峰、袁栋梁  责校/陈小婷、李希萌、张泽峰、袁栋梁 来源/《毛泽东写给子女的28封家书：温情之外 “严”字当头》，虎遵会、朱红霞/文，人民网2017年1月6日;《邓小平的“家书”》，王达阳/文，《学习时报》2017年3月27日;《读周恩来同志的三封信：人生赖奋斗而存》，陈彧之/文，人民网2018年3月28日;《抗战烽火中的朱德家书》，刘建/文，《党史纵横》2016年12期;《朱德的孝道》，左智勇/文，《湘潮》2017年8期;《陈毅：致父母家书，显微言大义》，罗奇宁/文，《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年8月24日;《帅府家风》，肖伟俐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彭雪枫牺牲前一个月给妻子留下87封“情书”》，丁晓兵/文，《解放军报》2015年9月17日;《“刘老庄连”：光荣与传奇》，夏明星/文，《人民政协报》2018年05月08日;《江姐的真实人生》，崔乐/文，《北京日报》2015年7月28日;《一封没有发出的家书》，戚善成/文，《世纪风采》2018年第11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