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丽琨 1930年生，广西都安人。从教四十年，已退休，现居南宁。著有小说集《忘却》。

我的人生之旅历经了九十个春秋和冬夏，观光游览之旅历经的岁月和见闻大都走出了我的记忆，留下的只有那些不寻常之旅，把我带回了记忆的心田，它牵动我人生的一件件往事，引起了一串串的联想，令我思念，令我心情激荡，令我思考，令我赞叹……

十年前的寿乡之旅，那年我八十岁，有人称之为“80后之旅”;最近的一次省内外之旅我九十岁，又被称为“90后之旅”。管他80后、90后，都是逗着乐的，我全不在意。真正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十年前一个收获的季节，儿子和孙女特地请了假带上我前往世界闻名的寿乡观光游览，让我得以散散心，减轻了病痛。那时，我已经很长时间足不出戶，像坐井的蛙只能看到头顶上小小的一片天。我成天呆坐在方舱似的狭窄的房间里，把这房间当作“我的大世界”。当我走出了所谓“我的大世界”时，我似一个得到了释放走出牢笼的囚犯，重获自由，欣喜若狂。

我乘儿子自驾的车驶出高楼林立和喧闹的市区，触目广阔的天地，看到了真正的外面的大世界。一切的一切给我送来一个又一个的惊喜。原来光秃秃的山岭都披上了绿装，就像一个秃顶的老汉长出了浓密亮丽的头发，焕发出青春的魅力;被泥沙染红了的滚滚红河变得清澈透明，像一条玉带缓缓地飘荡朝向大海;崎岖的羊肠小道变成了宽阔笔直的高速路，像条巨龙伸向远方;道路两旁的百花在落花时节仍春天般的万紫千红，令人赏心悦目;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村庄，现代化的新式楼群拔地而起，昔日的泥墙泥瓦房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农村变成了城市。山美水美人更美，我们在走访中不乏听说当年的放羊娃如今当上了带“长”字的官，有当上村主任、乡长、局长甚至县长;原来的穷乡僻壤，现在已脱下贫穷的帽子，走上了富裕之路;百岁以上的寿星已不是少数。一切的一切都在变，变得美不胜收，变得令人心潮澎湃。

我们的车在往寿乡的高速路上飞奔，途中我们还在几个地方停留参观游览和采访，傍晚我们到了巴马县的县城。晚上儿子的好友巴马县县长接见我们，还有县委书记以及几个局的局长。我是有生以来头一次和县长这么大的官这么近距离接触，而且还得到他们热情的祝福，我一个土里土气的老太婆能得到如此的敬重，真感荣幸。

旧时像我们这样底层的人把县长看成县里的皇帝，不用说同桌吃饭，就是想见一眼的梦都不能做到。这事让我联想到刚退休那年，我在我们县城的菜市场一个猪肉摊买了两斤肉，结果拿到公证处一称短了半斤。虽然我不大在乎这半斤肉，但是对坑我们老人的奸商不服，我回头去跟那肉商理论，他说你敢怎么样？谅你未必敢找县长去告我的状。

这奸商简直是欺人太甚，让我怒火中烧。可因半斤肉闹得沸沸扬扬，招来一帮人看热闹也太不值，我只好气呼呼地走开，心想跟不讲理的人讲理那是白费口舌，你再讲一百遍一千遍他也不懂，就像疯牛闯进了京城回来还是疯牛。我这老太婆降不了他，日后会有人治他。

如今我若是再见到当年的那个奸商，我会警告他说我真的见到县长啦，你呢，若仍像当年那样坑人，县长会处理你，“县太爷”会打你板子！

寿乡归来，仍在燃烧的激情像激素一样，使我全身的神经都处于亢奋状态，促使我奋笔疾书写下了《寿乡之路》，当初是孤芳自赏，后来儿子看到了建议我投到报社。我担心我这文理不通的文章投稿会不会闹笑话？如果投了不能见报岂不像孕妇流产一样，白受一阵伤痛。儿子说没那么严重的，试投看看，没什么的，不经风雨，怎见彩虹。儿子给我壮了胆，我像个醉汉一样不管天高地厚，将《寿乡之路》投给一家省级的报纸，没想到竟被采用了，癞蛤蟆是要长出翅膀了，这是寿乡之旅带来的礼物。一位著名作家看到了《寿乡之路》后对我小儿子说：你的母亲这辈子最得意的两部作品，一部是你在美国当科学家的哥哥，一部是当作家的你，现在看来不止，这篇散文同样是她的好孩子。

我的处女作《寿乡之路》在一次不寻常之旅后意外诞生了。尽管没多少可读之处，但对我来说是个鼓励。我的习作之路是从此开始的，此后《寿乡之路》的“弟弟妹妹”相继出世，得到河池文联领导的关注，为我争取了一个书号，希望我出版一本书。

出书对我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原来一直对文学不感兴趣，加上工作和各方面的压力，连看报纸的时间都没有，根本没时间接近文学，所以不懂什么叫文学，直至退休多年，为了打发无聊的日子，才在电脑上胡打乱敲，打出一些文理不通的文章，虽被报刊采用了，不知是出于对我这个老太婆的鼓励还是有可读之处。但不管怎样对我来说都是鼓励，犹如被注射了兴奋剂。我不管不顾地东拉西扯、东拼西凑，凑成了一本书，冠名《忘却》，并出版发行。

《忘却》出版时我已是八十岁，常被朋友们戏称作80后作家，我明白这是开玩笑的。其实我哪能算作家，只不过是弄些笔墨防止老年痴呆而已，我多少有这么一点自知之明。此外也得到好友真心实意的鼓励和肯定，认为一个八十岁且重病在身的老人能用电脑打出一本书可不是一般老人所能做到的。有朋友开玩笑地对我儿子说：我怀疑你的作品是出自你母亲的手。也有人问道：凡一平，你那么忙，既是区作协的领导成员，又是全国人大代表和大学教授，要上课，带研究生，一年还能出几部作品，这么高产是怎样来的呀？

儿子不屑一顾地还给他们一个笑话说：是我妈帮我写的。

玩笑归玩笑，说真的我们娘儿俩在写作方面都是各扫门前雪，儿子写的我没精力去阅读，我写的，儿子没时间指点。他忙到不想吃饭，忙到没时间上厕所，通常是彻夜不眠，埋头写作，有时到天亮了才能躺下。他这个饿睡的人，一躺有时十一点才醒，所以他常说他的上午是从十一点开始的。

儿子这么辛苦，做母亲的我免不了心疼。去年女儿把我接到防城港跟她一家一起住，想好好地照顾我，可没多久我又回来跟儿子住，那是不放心，儿子不大会照顾自己，我虽不能为他做什么，但早晚能提醒提醒他，那颗心疼儿子的心多少会好受一些。

我曾想过在有生之年再出一本书，除了防老年痴呆，还有也是为了不负朋友和后生一代的关心和鼓励，我不能空享所谓“80后”作家这个虚名，我要努力写出一本有质量、有可读性的书，否则我白来人世一场。书已有了开头，却被病魔无情地拦截。我被迫又一次上了手术台，装上了第三个起搏器，心脏里扎上了三条导管，像是三颗炸弹和三根导火索埋在我的胸口和心脏，时刻都在警告我不能轻举妄动，要小心翼翼地防着、护着，否则我将与“炸弹”和“导火索”同归于尽。我每时每刻都在焦虑和恐怖中煎熬。

要书还是要命？久久的，我在琢磨这个问题。记得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说：“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人只有一次……”这话不知引起了多少人的共鸣，所以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打消了出书的念头。

多年来我已不再写什么东西了，也很少读书看报，都快成文盲了，常用的字有时想不起来，也写不出来。偶尔写些东西，给亲友发些微信，错字连篇。想想如此下去，我将成为新的文盲，不行啊！多亏最近的“一次不寻常之旅”，激发了我的激情，我像一个瘪了很久的皮球再次得到充气，再次将沉睡了好长时间的电脑搬来，用我似冷冻过的僵硬手指敲醒了一个个键盘，储存和表达我不寻常之旅的感受。

又是一个十年，我从“80后”进入“90后”，没想到还能再有一个不寻常之旅。

五一的前三天，赶在旅游人流高峰到来之前，我和儿子、儿媳及孙女一家四口同乘孙女自驾的车开始了五日的省内外之旅。从南宁出发北上贵州，沿途我们还游览了广西西部的田东、田阳、百色等几个县市，傍晚时分到了贵州的省城贵阳。啊，贵阳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我们的车在贵阳的白云区维也纳国际大酒楼前刚停下，就看见几个人朝我们迎过来，其中有个似曾相识的中年男士来到车窗前亲切地叫我一声：“妈！”然后扶我下车，我十分诧异，还没等我问他就自我介绍说：我叫萧声蔓，我们已经三十年没见面了，记得吗，我曾在你家住了一个月，得到你和老爸无微不至的照顾，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去看你们，都因这些年走南闯北的没去成。他还介绍了跟他同来接我们的他的几个朋友。

听他一说我才想起，原来他是儿子的复旦大学同学，黑龙江人。三十年前的暑假，他和儿子一起回我们家度暑假。

我不解地问他：听说你是在上海工作，怎么又到贵阳来了？他说我在贵阳工作已十年啦！不管是天涯海角，只要心安就是家，我已把贵阳当作我的家啦！

我十分歉疚地说道：小萧呀，当年你到我们家，我们那时还穷，你跟我们同喝粥，同吃瓜叶，同受苦，真对不起啊！他说，老妈！要说对不起的该是我而不是你。

我俩像娘儿俩边谈边来到酒楼。原来他和我儿子事前已通了电话，他早就为我们安排好了一切。

第二天在萧声蔓的陪同下，我们一家游览了贵州的青岩古镇。这是明代所保留下来的古镇，至今仍保存完好，是我所见过的建筑风格别具、工艺十分精致的古建筑。只不过在游览古镇的当儿，由于杂念的缠绕，我无心细览。我的思绪飞到七十八年前，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我父亲和他的部队从东北的旅顺南下（当时我父亲是一名校级参谋）到了贵州，并在贵阳安顺等地驻留一些日子，待命远征印度。父亲在安顺寄回一封家信，也是最后一封家书。当时我年纪尚幼，父亲的信，只看懂一部分。记得他在信中说：到了印度要和英军配合，重新编队，要做一个外国军官不容易。今后战事紧可能不能常给家里写信。他还对爷爷和叔叔们说：我的草儿、木儿（我及弟的乳名）尚年幼无知，望严加管教，以免长大了变成烂仔陋女。

从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来信，我的祖父写了好多封信寄给我父亲的部队和上司，却如石沉大海，没有音讯。我们一家人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盼着我父亲的来信，盼着我父亲归来，一直盼到今天，父亲的归宿仍是个谜。

这次贵州之旅，我所到之处，都会想到当年我的父亲或许到过此地。在青岩古镇，思念尤深，因为这古镇的大街小巷和建筑物是明代留下来的。我的父亲若到过这古镇，那这里就留下他的足迹。想到这我不禁低下头，默默地在寻找父亲的足迹，以此种虚无缥缈的寻找聊慰七十八年来对父亲深切的怀念。

我默默地从古镇的街头走到了尽头，再来回地穿越几条小巷，心里默默地念着：父亲呀，我在踏着你的足迹寻找你，你在哪儿呀？我似乎听到一个声音：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走好吧！

走出一条弯弯的小巷来到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古老的高楼前，抬头看到高楼对面有个小苑，小苑大门的右侧竖立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寻枪别苑”四个大字，这四个大字吸引着我走进了别苑，这是四合院式的建筑群，左侧的一间小阁楼，里面的书架摆满了书。一位约七十岁的大爷从对面走过来，十分热情地跟我打招呼。还没等我问及有关寻枪别苑之来源，他就抢先介绍说电影《寻枪》是在这里拍摄的，给这古镇增添了光彩。随后他介绍到《寻枪》原著是广西著名作家凡一平写的。他全然不知眼前听他介绍的老太婆正是凡一平的母亲。也正如2007年我在上海的周庄“逸飞之家”参观时，讲解员介绍说：逸飞拍摄的《理发师》作者是广西的作家凡一平。她也不知她是在向凡一平的母亲介绍凡一平，我不由暗中发笑。

5月1日我们错开了贵阳的人流高峰期离开贵阳，我有点不舍，心里在想我已经是一步步靠近人生的终点了，不可能再来贵阳了。我们的车已经驶出了贵阳城，我仍频频回望，暗暗地不住地感叹：“别了，美丽的贵阳，今生今世我们不可能再有第二次的握手和拥抱！”

下午我们来到了贵州的荔波县，在荔波城西的高坡上俯瞰四面环山的荔波城，又给我们一个惊喜，这又是一个漂亮的县城，漂亮得完全超乎我的想象。进了城更令人心旷神怡，这里没有大城市的喧闹和拥挤，建筑物都是新式的。原来我以为贵阳是贵州最美丽的城市，看到荔波，觉得荔波完全可以和贵阳相媲美。我们入住的酒店是大唐盛世文旅投资有限公司名下的大企业。这家企业另外还有十三家分公司遍布全国各地。企业的老总姓樊，管我儿子叫哥，河南人。虽然，我们相隔千山万水，但同是樊氏的子孙就倍觉亲切。我们的食宿都是他亲自周到地安排，我们一家四口还有同行的另一家四口共八人。他卻叫属下给我们留了十套房。我和儿子所住的总统套房可真比贵阳的总统套房更宽敞，配套更齐全。真没想到一个小县城有这么一个大的企业和企业家。我儿子与他闲聊时开玩笑道：老弟啊！历史上樊家最有名的是樊哙，如今能否再加两个？

在美丽的荔波，我们愉快地度过了一天一夜，次日我们来到了广西著名的丹泉酒业有限公司。起初我不大想参观，因为我从来滴酒不沾，对与酒有关之事不感兴趣。但酒业集团的老总却非常热情，亲自驱车前往百里以外的荔波邀请我们到他公司参观游览。出于对友情的珍重，我们应邀到了扬名国内外的丹泉酒业有限公司参观。集团的老总亲自为我们导游，在他介绍的诸多数字中，我只略记几个，一个是厂房占地三百多亩，工人有一千多人。因我们的时间不多，重点参观公司的藏酒洞。这是奇特的天然洞，全长十三公里，温度、湿度、空气、水质等均自然而然地符合藏酒的要求。我们走进这个洞，就有比外面舒适的感觉。洞里藏满了大大小小的瓶装酒、缸装酒。在一个大酒缸面前，老总问我：奶奶你猜这缸酒有多少吨？

我说十五吨。

老总说差远了，是一百五十吨。

我惊讶了，哇，我的妈呀，一百五十吨，什么概念呀？真是太不可思议。细算一百五十吨是三十万斤，够我自称酒徒的儿子喝上一千年呀。

再看一斤装的小瓶酒是一千五百六十元，我又是一阵惊讶，这么贵！和中国第一大名酒茅台差不多一样贵。

一个多年足不出户的老太婆，哪知广西有这么大的酒业集团，产出这么名贵的丹泉酒。记得去年家里来了几个乡亲，那天儿子不在家，我因找不到茅台，搜来搜去只见有几瓶丹泉酒，就拿出来款待老乡，我以为丹泉是普通的酒，觉得没有好酒招待老乡真觉有点寒酸。如今才知丹泉是名酒，长了见识呀！

老总说丹泉所用的粮、天然水、空气等方面的质量不逊于茅台，还有酿制工艺也不差。

老总给我们介绍公司的年产值、为国家创利税等，数据都是以亿为单位计量的。见老总滔滔不绝地介绍了一个多小时也够累了，我从中插话道：你这么好的口才也抵得上几个亿啊！他笑着摇摇手。眼看我也累了，他说我们在此休息吧，我叫司机开车来接你。

我们等车的地方是个名人藏酒间。老总带我走过去看一排的名人藏酒，我也不认识几个，在中间我看到了一缸藏酒的标签写着凡一平的名字，是哪个凡一平？正在疑惑时，跟在后面的儿子赶到了，说我看我的藏酒在哪里？我说这里是名人藏酒能有你的吗？儿子说你现在不是看到了吗？

原来我没听说过儿子在这有藏酒。想想在儿子的藏酒里同样也藏着他的艰辛和努力。从小至今他酷爱文学，在读小学和中学时，每逢书店进了有关文学的图书，不管有钱没钱他都要买，没钱就先赊后还。有时在上课时还偷着看小说，被老师发现受到严厉批评教育，甚至告状到家来。我也觉得他这样不守纪律将来难成才，常告诫他说：我看将来你难得走远，也只能留在父母身边转（那时有政策允许干部可留一个子女在身边安排工作）。没想到今天儿子并不像当年我想象中那么差劲。

有人说我的两个儿子，一个是科学家，一个是作家，一家出了几个博士（包括儿媳孙媳），那是我们家的祖坟葬对了好地方。他们哪里知道我们一家付出了多少艰辛和吃了多少苦头，受了多大的委屈，走过了多少坎坷之路。每每想到一路来我们一家所受的苦、委屈和艰辛，常常让我难过得禁不住掉泪。

结束了丹泉酒业集团的参观，临近傍晚我们回到了家乡所在的县城。我离开这里已将近三十年，原来这里的大街小巷我没有不熟悉的，可如今已经认不出来了，就连自己原来的家也找不到了，这不是因为我的遗忘，而是这里巨大的变化。

停车休息的时候，我到附近走走，看到好多人围在一个小商店前。不知是发生了什么事，我好奇地走过去看一看，原来有两个中年妇女在争吵。一个是小商店的店主，另一个像是农村来的。两人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那农村人说：你们这小商小贩的有什么可狂？没有我们农民种粮养你们，你们喝西北风去。

那店主冷笑一声说：你连自己都养不起还能养我们？你种粮还要国家补贴，要国家扶贫，不用交公粮，白拿白吃。我们小商小贩做生意合理合法给国家创利税。你给国家什么？还说养我们，哈哈！

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场的人只是看热闹。而我虽也不吱声，但这事却让我对社会有了深深的思考。

回到了家乡，都想多看看，特别是自己原来的家，虽然换了新主人，但还是有着不断的眷念。只因时间不许可，只能依依不舍地离开。

回到南宁，我迫不及待地拨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真的有人接了，我问：你是XX吗？对方答是。

我喜出望外。我终于找到了失联六十五年的老同学，她的消息是在这次旅游途中打听到的。六十五年来我一直在打听都没有得到她的消息。原来多年来我们一直同在一个城市，只不过隔两个公交车站而已。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还在途中，当我得到她的电话时，就立刻给她发条信息，发第一条信息没有得到回复，我又连发了几条信息，均如泥牛入海，我又再次失望。兒子说都六十五年啦恐怕她早就忘了。

我说我一直没有忘，她不会忘的。

儿子说也许她当大官了，不把你放在心里。

我说她不是那样的人。我们既是同学，又是好姐妹。

记得我们刚到宜中时，班里女同学仅五人，我和她是农村来的，其他三人是城镇来的，她们比较洋气，而我们农村去的就特显土气，总觉得比城镇人矮一截，难免有自卑感。有一天课间，她特地叫我到教室旁的大树下谈心。她说我们不要自卑，要用功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提升我们的自尊。那时她不过是十多岁的年纪，就能有这么高的认知境界真让我佩服。在她的鼓励下，我努力地学习，所以我的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还当了班长。

我和她在宜中和宜山师范都是同班同学，毕业后她继续深造，我参加了工作。在那些年代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我们班的同学有的被划成“右派”，有的在“文革”中无辜被害，含冤而去，有的被当作反革命，甚至有人被枪决了。也有人改行升了官，有的当了老板，还有的同学早就不在人世了。在这次旅途中我打听到的五个同学中就有三个已经去世了，占了百分之六十，我为失去了兄弟姐妹般的同窗而悲痛万分。也不知从何人的嘴出去，谣传我也死了。我是1983年在一位同学的来信中得知这事，这个同学说听他们职工医院的一位医生说，他回老家看到我下乡到他的家乡。我的同学起初还不信我还活着，以为那医生所见的是我的幽灵，说来真令人哭笑不得。种种原因使我们同学之间失去了联系。想不到六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重逢，像是死后再生的重逢。让我们这普通人有这么传奇的故事，人间事可真太多了，太离奇了。

今年，我这个“90后”的不寻常之旅算是画上了句号，像个圈，却圈不住我缠绵的思绪，令我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责任编辑   韦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