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七七”的烽烟，“八一三”的炮火，抗战时期，浮现在我们面前的往往是一些大场面。然而，历史还有另外的侧面，八年的漫长岁月，“流民图”内外的普通民众，他们的面容，他们的内心轨迹，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如何熬过那些残酷的日夜，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1940年以后，西南物价飞涨，西南联大的教授经常要为吃饭发愁。在文学史家余冠英家的餐桌上，连蚂蚱也成了佳肴。语言学家王力辛酸地说：每到月底都要去打听什么时候发薪水，好不容易领到薪水，马上举行家庭会议讨论支配方法，大孩子憋了一肚子气，暗暗发誓不再用功念书，因为像爸爸那样读书破万卷也没用，没有太多想法的小孩子只恨自己不生在街头小贩之家。就是清华校长梅贻琦家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经常只能吃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偶尔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就像是过节。

梁实秋在战时写下了著名的《雅舍小品》，所谓的“雅舍”不过是乡下的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老舍穿上了斯文扫地的衣服，灰不灰，蓝不蓝，老在身上裹着，像个清道夫。香烟的牌子一降再降，最后抽的是四川土产的卷烟，美其名为雪茄。文学界的朋友聚在一起时，能到小饭馆里吃一碗“担担面”就觉得很美满了。

不愿从政的胡适做了战时的驻美大使，经济也很拮据，一生大病，住院费就要向朋友借。他的薪水每月540美金，除了自己在美国的开销，还要负担在国内的夫人生活费，及两个儿子的教育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