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军亮，吴春梅 ，翟 婵

（1.中国矿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2.华中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制度形塑行为，行为影响制度。农地“三权分置”持续有效运行的关键在于制度与行为的有效契合。制度与行为的错位将导致农地矛盾产生，直接影响农地“三权分置”的有序、有效实施。既有的农村治理实践证明，农民“会对制度供给进行选择性接受与改良”[1]。因此，在制度供给既定的条件下，研究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逻辑，成为破解农地矛盾，推动农地持续、有序、有效流转的关键。

文献系统梳理发现，既有关于农地流转行为的研究多集中于个体、政策环境和农地因素方面。（1）个体方面。主要集中于农户家庭人口数、年龄、教育年限、非农劳动比例或务农比例、家庭人均年收入、人均耕地面积、农业收入比重、家庭劳动力人数、土地流转前种植业收入、土地流转前工资性收入、农业收益、非农收入占比、农户健康状况、农户家庭收支结构、农户社会阶层与家庭类型、农户风险意识和偏好等因素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2-6]。（2）政策环境方面。主要集中于土地承包价格[3]、农业保险、社会保障[4]、流转中介、养老保险、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业补贴[5]、农地流转政策、农业基础、金融服务、流转市场环境[7]等因素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3）农地方面。相关研究显示，家庭承包农地面积[5]、区位、地块分散程度[2]、亩均补偿额度、农地租金等因素影响农地流转。可以看出，个体因素、政策环境和农地因素对农地流转行为有较强解释力，但尚未揭开农户农地流转行为逻辑这一黑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