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查阅资料中，看到田联韬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莫尔吉胡著：《追寻胡笳的踪迹》（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年版），都提到冒顿·潮尔这个蒙古乐器就是汉代的胡笳；同时，也提出哈萨克族的斯布斯额也是汉代的胡笳。目前还有许多年轻学者在引用他们的论述，为此，不得不阐述一下我的观点。

其实对这个问题，我早已经在《新疆艺术》2004年第4期上就发表了我的看法。遗憾的是文章发表时间太早，目前很少有人看到，为此，将文章重新加工，希望年轻学者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观点。

哈萨克族源中的确有蒙古人的成分，然而图瓦人其实不属于蒙古族，遗憾的是音乐学界却少有人知道。图瓦人的确保留了唐代突厥人的音乐文化，著名语言学家耿世民先生认为图瓦人保存的音乐是唐代音乐的活化石，从来没有说是汉代的。对上述观点的商榷，请读者看我的原文：

《新疆艺术》1983年第6期刊载了王曾婉同志的《汉代胡笳与斯布斯额》一文，读后，倒有新说之感。但遗憾的是该文立论不能成立，难以让人苟同。笔者就王曾婉同志此文（以下简称王文）提出几点质疑，与王曾婉同志商榷并就教于专家和读者。

王文中有许多错误和不妥之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对引用文献缺乏研究，二是笔录有误，三是对史料的理解不确切。现分述如下：

一、古代史料，浩如烟海，并不是所有古人所说都是正确的，如宋人说“胡笳是李伯阳入西戎所造“就不可信”①。因此，在进行音乐考古时，首先应对有关史料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王文在引用文献时由于缺乏这一方面的工作，所以对汉代胡笳的形态没有一个固定、清晰的认识。

她在文中把胡笳分为四种，加上引用《玉海》文，给读者造成了五种的感觉，然而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多种。她说的第一种，是指“胡人卷芦叶吹之以作乐也”。如果一定要相信这是汉代的胡笳，那是吹不出五音的，根本无法与斯布斯额相联系。笔者认为这种所谓的胡笳与王文中的第二种“筚篥者，笳管也。卷芦为头，截竹为管”应属一类。“卷芦为头”自然是用以吹用，后者是前者的进化。

王文中说的第四种：“车驾住，吹小菰；发，吹大菰。”其实，大菰、小菰就是大小胡笳，宋人陈旸著《乐书》中有图示与筚篥类似，无孔。这与王文中所说的第二种是同一种乐器。

王文举出《玉海》引文：“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这里分明是说胡角这个乐器，有双角，并未说胡角就是胡笳。王文将其列入胡笳是不妥当的。

值得注意的是王文引用了杨荫浏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的一段话：“后世所谓笳，有时是与汉代另一乐器角相混。”可王文仍把胡角混入胡笳之类，可谓以其之矛攻其盾了。

因此，笔者认为，王文所谓的五种胡笳之说不能成立。应该指出的是，王文虽然罗列了几条史料，但她并不清楚历代胡笳是如何演变的，尤其不清楚汉代的胡笳的形制，这怎么能将斯布斯额与汉代胡笳进行比较呢？

王文说：“笳实际上是对多种吹管乐器的统称……至于横吹、胡角、双角，在构造上的区别就更大了。”这里把横吹、胡角、双角作为三种乐器并列是不正确的。

其实“横吹”并非指乐器，“横吹”是指乐队的编制。《辽史》中载：“横吹亦军乐，与鼓吹分部而用”，有大横吹、小横吹的不同编配。《金史》中也云：“天子鼓吹、横吹各有前后部。”《古今注》说：“横吹，胡乐也。”王文摘录的《玉海》引文实际上是《晋书》中所载：“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是指胡角这种乐器编制在横吹部中。如果照王文所释，横吹是一种乐器，胡角又怎么可能用于其中呢？

王文认为胡角、双角是两种乐器，不知从何说起。按“角”是一种吹奏乐器，一般是单角形制，但《晋书》中所指胡人用的角是一种双角。这就是说，双角就是胡角。怎么能理解成两种乐器呢？

综上所述，王文把胡笳分为五种，可是，汉代胡笳究意属于哪一类？究竟有孔还是无孔？是长形还是短形？蔡文姬“赋诗言志”用的是哪一种笳呢？王文回避这个关键问题，而去考证乐器演奏法，这未免有些荒唐了。

二、王文在抄录古代文献中也有许多错误之处。有些可能是因为排字之误，有些明显是抄错了。

三、王曾婉同志之所以认为斯布斯额是汉代胡笳，是因为胡笳有“喉啭引声”“喉所发音无不响应”的演奏法类似斯不斯额。

如果我们查阅一下古籍原文，则不难发现王文对古代文献引证和理解得不够准确。请看三国魏繁钦《与魏文帝笺》文：“顷诸鼓吹，广求异妓。时都尉薜访车子年始十四，能喉啭引声，与笳同音。白上呈见，果如其言。即日故共观试，乃至天壤之所生，诚有自然之妙物也。潜气内转，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细不幽散，声悲旧笳，曲美常均，及与黄门鼓吹温胡，迭唱迭和。喉所发音，无不响应”。

再看王文中的解释：“关于胡笳的演奏法，魏繁钦《与魏文帝笺》中则描绘得更加具体而生动，文中列举了一位十四岁的少年善吹胡笳，其演奏法的主要特征是：喉啭引声，与笳回音，喉所发音无不响应。这说明笳在吹奏时是有两个声音，即喉音和笳音同时发音。其音色是哀音，声悲。音量呢？则大不抗越，细不幽散，曲美常均。（中间一段略）我们所探讨的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中所指的笳，正是这种具有完备的乐器形式与性能并善奏哀音的优美的胡笳”。

古代文献中分明是说，一位十四岁的儿童善歌，能“喉啭引声”，其所发出的声音是“哀音外激，大不抗越”，声悲类同笳所发出的音色。这里的“喉啭引声”是指孩童的歌唱，哪有王文中所说的“善吹胡笳”？文献中云“喉所发音无不响应”是指孩童的歌声与温胡（可能是一个胡人）所唱相互呼应。哪里是什么胡笳的演奏法？王文得出“喉音和笳音同时发音”的结论从何而来？难道“与笳同音”可以理解成为同时发音？这里应该特别指出，古代文献中根本没有“喉音和笳音同时发音”的记载。作者自己给斯布斯额的演奏法中所用“主音”和“喉音”制造历史根据，从而来论证她臆造的“具有完备的乐器形式与性能”的所谓汉代胡笳，这种先立结论，后断章取义地拼凑史料的做法是很不严肃的。

至于王文中所说古代北方牧人中吹奏胡笳者相当多，这也是不妥的。王文的依据是《李陵答苏武书》中“胡笳，互动牧马悲鸣”这句话。然而此书并非准确，《续文章轨范》中邹东郭评云：“此书（李陵书）意多谬妄，或谓非陵所作云云。”再者“胡笳互动”四字也不能充分说明“吹胡笳者相当多”，更何况真伪难辨？

关于胡笳，日本学者林谦三先生早有考证，他认为汉代胡笳早已失传。对此笔者完全赞同，斯不斯额与汉代胡笳无从联系。

在汉代文献中，只有汉末蔡琰的诗中有“胡笳本出自胡中”的记载，此外没有关于其形制的描述，也没有胡笳音响能传后世。

魏文帝有“悲笳微吟”的诗句②，晋书中有“胡笳长鸣”的记载③，也只是关于魏晋时期的笳音描绘，没有关于其形制的叙述。唐宋文献中对笳多有记载。但指的是类似筚篥的一种“卷芦为头，截竹为管的乐器，没有孔”。成书于隋大业中（约公元610年）的《北堂书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类书，但其中对汉代胡笳的形制毫无叙述。宋代《乐书》中虽有图示，但说的是唐宋胡笳的形制，并非汉代胡笳。

因此我们说，汉代匈奴人使用的胡笳是长形还是短形，是有孔还是无孔？目前还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说明。

图1 哈萨克族的斯布斯额

王文说斯布斯额在“原料、形制、音量、演奏法以及相似的乐曲等方面，与胡笳几乎完全相同”的结论也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从原料上看，晋人付玄《笳赋》云是“葭叶为声”，唐人白居易说：“笳者，胡人卷叶吹之以作乐也”④可知是一种“芦叶”。唐人段安节说：“哀笳，以羊角为管，芦为头也。”“原料用羊角”⑤。宋人陈旸《乐书》说：“哀笳以羊骨为管而无孔。”原料用羊骨。宋代《太平御览》中说：“笳管也，卷芦为头，截竹为管”。原料用竹（图1）。

由此而知，胡笳制作的原料中有芦叶、羊角、羊骨、竹管。然现今斯布斯额用木制、苇管，与古代胡笳完全不一样。

从形制而论，汉代胡笳有没有孔还是一个问题，我们只有通过魏、杜挚《笳赋》和西晋、孙楚《笳赋》中的描写推测可能有几个孔，但都无法定论。隋唐史料中都没有说胡笳有孔。宋代《乐书》中更明确地说：“胡笳，似筚篥而无孔”。又说哀笳“以羊骨为管而无孔”。从形制上看，唐宋胡笳均是一种双簧吹奏的无孔乐器。但现今斯布斯额是长管、有孔，与古代胡笳根本不一致。

从音量上比较，古代胡笳是较大的。汉代是“胡笳动兮边马鸣”⑥，小魏是“操笳扬清吹”⑦，晋代是“音色寥亮”⑧，用于仪仗乐队中“胡笳长鸣”可以使“车乘纷错，纵横驰道”⑨。

注释：

①宋、高承辑《事物纪原集类》卷2。

②魏文帝《与朝歌令吴质书》。

③《晋书·夏统传)》。

④自居易辑《白氏六帖事类集》。

⑤段安节《乐府杂录》。

⑥《艺文类聚》9卷44。

⑦魏、杜挚《笳赋》卷7。

⑧西晋、孙楚《笳赋》卷9。

⑨《隋书·音乐志》卷15。

（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