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作为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性与性别理论思潮，酷儿理论逐渐与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相结合，开始具有跨学科跨专业的特点。随着酷儿理论的发展，“酷儿”这一概念也产生了内涵和外延的变化，需要以更广阔、更深远的视界来不断拓展和完善。本文从酷儿理论的视角出发，通过爬梳文学作品中酷儿叙事的创作，大致将其归纳为：回避性别的双性同体的酷儿书写和打破异性恋霸权的酷儿书写两个方面。如果说酷儿现象已成为一种被认可的亚文化，那么，通过酷儿书写来推动社会认知的变化，为酷儿们提供更为包容的环境，应该是酷儿书写显示出其独特精神张力的重要因素。在文学艺术的范畴中，创造出一种包容性更强、后示性更大的多元化书写，也是当代酷儿书写发展的一种基本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批评及文学创作的发展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酷儿理论;酷儿;酷儿书写;出柜;双性同体

基金项目：本文属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6ZDA195）和2020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超越语言：通识英文实践性阅读与教育新价值研究”（项目编号：CCNU20A0603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文惠，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叙事学和英美文学研究。

Title：  The Research on “Queer Wri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eer Theory”

Abstract： As a new trend of sexuality and gender theory in the West， “queer theory” has become a combination of disciplines such as literature， sociology， and history， and it begins to have inter disciplinary and cross-professional features as well.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queer theory”， the concept of “queer” has also brought about changes in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At present， “Queer” mainly includes those people who are inconsistent with mainstream culture and dominant social gender norms in terms of sexual orientation. This article studies queer wri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eer theory”.  According to queer theory and a review of its creative application in the narrative literature， the following writing strategies of queer writing are summarized as： “ bipolar consubstantiality” writing that avoids gender; and queer writing that breaks the hegemony of heterosexuality. If the queer phenomenon has become a recognized subculture， then queer writing is showing its unique spiritual tension by promoting changes in social cognition and provide a more inclusive environment for queers. In the categ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creating a more pluralistic writing with more inclusiveness and greater posteriori is a basic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queer writing. To a certain extent， it will have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literary creation.

Key words： Queer theory; queer; queer writing; out of the cabinet; bisexuality

Author： Wang Wenhui is Professor and Master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e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Narratology studies. E-mail： wwh1994@126.com

一、對酷儿理论的重新梳理

对“酷儿理论”最简单直白的解释就是关于酷儿的理论，追根溯源，它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在美国的一系列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相关的关于同性恋主题的学术会议中形成的，虽然酷儿理论的主题包括科学的、法律的以及其他方面的诸多话语，但是它的研究主要在历史、文化和文学以及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展开。 这些学者大都对表现政治（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有着共同的兴趣，并且对写作和视觉文化的分析，包括从文学、电影到政治话语等方面，尤为重视和关注。经过三十来年的发展，酷儿理论与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相结合，具有跨学科跨专业的特点。同时，酷儿理论还强调酷儿身份的建构性，拒绝被定义化，具有不确定性和开放性的特征。酷儿理论在发展的同时还给“酷儿” （queer） ① 这一概念带来内涵和外延的变化，“酷儿” 即“所有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规范不符的人”（罗宾等 1）。 但事实上，追求个性化才是他们更大的追求。正如卡维波所言：“酷儿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一种运动路线、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个人风格、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生选择。 酷儿坚持的正是给予个人最大的选择空间”（卡维波 242）。

美国加州大学桑塔克鲁斯分校的特丽莎·德·罗丽蒂斯（Teresa de Lauretis）教授是“酷儿理论”一词的最早使用者，她首先在批评的意义上使用“酷儿理论”这一学术用语，被称为是酷儿理论的奠基者，她在1991年《差异》（ Differences）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酷儿理论：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的性》（“Queer Theory： Lesbian and Gay Sexualities”）里提出用“酷儿”一词来取代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等非正常异性恋，从历史、物质和语境中去理解性的多重性，表达了性别中立与性多元的立场。 酷儿理论家盖尔·鲁宾（Gayle Rubin）在其著名的《性的思考》（Thinking Sex）一文中批评同性恋女性主义将性、性欲同性别混为一谈的做法，提出应将性的规范机制明晰、精确。她提出：“（社会）性别影响着性体系的运转，性体系也有着（社会）性别具体所指的表呈。尽管性同社会性别彼此关联，但两者绝非彼此的对等物，是两个迥然不同的社会行为范畴的基础”（Rubin 33）。酷儿理论作为一个专业术语，它的核心理念是动摇传统价值观下某些关于性别身份的陈规陋见，问难边缘化酷儿并给与不公正对待的主流道德规范;同时解构异性恋霸权下的二元论模式，实现构建一个和谐的多元社会的理想目标。 酷儿理论的出现使之前与同性恋相关的理论摆脱了边缘的命运，不再被视为正常情欲的变异，使女/男同性恋者及非正常异性恋者的性与文化形式更加接近主流。

跨性别主义学者迪恩斯·佩德（Dean Pater）认同对基于主体及其对象选择的性/性别属类的固化性欲界定的质疑，他反对用异性间情欲和同性间情欲来界定人类的性欲属类，主张对性欲的性别酷儿解读： “我所希冀的是用精准、详致、激励并新颖的语言去不断地重新镌刻、重新辨识身体和性经历，而不是用简而化之的说法来禁绝关于我们都是如何吸引力非凡的争论。性本位的属类及其同性别身份的关系不足以用来描画欲望，更与主体的社会身份构建无关，最重要的是，无法规限欲望。由此，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欲之间以及性主体、性对象、性目的之间的稳固关联不复存在” （Melzer 254）。也就是说，人类的性取向是不确定的，所谓的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是不存在的，我们看到的同性恋或异性恋是此一时的相同性别间的性行为以及彼一时的不同性别间的性行为的表象，甚至不存在绝对的传统意义上的男人或女人。酷儿理论认为人的性行为与性倾向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因而产生性别取向多元化的现象。酷儿理论不主张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因而也不赞同二元论，有着对男权文化和异性恋霸权模式大胆冲击和颠覆的勇气和力量。酷儿理论的代表理论家莎莉文（Sullivan）将酷儿理论理解为一个拒绝学科化而充满差异性的学科，多变、开放和未完成是其主要特质。尤其是哈波林（Harpolin）指出既然酷儿们表明的是某种立场，而非人本主义的认同，因此酷儿理论的适用范围不应只局限于女/男同性恋，而应成为一种对因其性实践而感到被边缘化的人的接纳。加布里耶·卢泰罗（Gabriel Rotello）认为酷儿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之间，女人与男人之间、跨性别者和易装者之间的差异，也忽略了种族、阶级、年龄等方面的差异。拉康也曾指出：“男性与女性之间没有任何清晰明确的界限：主体的欲望不同，具体的性特征就不同。性差异总是超出单纯性别上的不同，而且不仅仅是单纯性别上的不同（gender difference）”（赖特 79?80）。总之“酷儿”与“酷儿理论”尽管已经学科化，但始终拒绝被定义和体制化，主要代表某种策略和立场。酷儿理论存在自身的矛盾性，它拒绝身份又很难摆脱身份标签，但其对性与性别二分逻辑的解构具有重大的意义。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操演”（Gender Performance）理论对酷儿理论的建构同样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她的三部重要的相关理论专著《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消解性别》（Undoing Gender）和《身体之重》（Bodies That Matter）等进一步提出身体同其社会性别身份及主体欲望之间有着复杂但又非稳固的关系模式;主体的身体并不是一个先于话语的物质假设，而且“性本身就是一个被社会性别化的属类”（Butler 7），该理论打破了异性恋性别机制中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向三者之间的强制规定性，指出三者间连续性的强迫性和脆弱性。指出性别这一专有名词绝非局限在其字面意义上的gender， 而是社会性别伦理建构的结果，且服务于某些社会伦理道德的目的和机制，可以说，性别是重复行为操演性（performative）的结果。同性恋、异性恋及双性恋行为实则是不断变换的操演，而并非来自某种固定的性别身份。男女二分的社会性别也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性别身份的表现，甚至根本不存在所谓“恰当的”或者“正确的”社会性别。在此，巴特勒挑战了性别本体论主张，认为存在某种性别本质的普遍信仰是荒谬的。

由于酷儿理论从产生至今还不完善，因而相对缺乏体系。自该理论诞生以来就有不少学者认为其不应局限于“性”。由于“酷儿理论”系统建构的开放性，使其难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男女同性恋理论混合的状态便成为主流。需要注意的是，我们首先要摒除的是狭隘的性别身份观念，在酷儿理论体系中防止在反对异性恋霸权的过程中陷入同性恋霸权。

二、 酷儿理论视域下的酷儿书写

随着全球社会文明进程的加快，社会环境的更加开放，性越来越成为一项可论说的内容，而不再是一种明文规定的禁忌。尤其是在中国，新时代的人们关于性的讨论更多是一种基于自由意志的“选择”。与上个时代人们书写“性”的严肃动机与使命感的企图相比，新时代的情欲书写所展露的自由尺度较大，戏谑玩乐的意味也较为浓烈，以一种近乎狂乱的姿态进行“酷儿”书写。新时代性书写所意图跨越与颠覆的不仅仅有现行社会伦理中情欲的道德传统，而且还包括情欲书写的旧传统。因此酷儿叙事文学的情欲书写不可避免的具有后现代的谐拟风格。此諧拟戏谑风格的起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对当前社会性别伦理现状的诸多不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得文学使命感在新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中逐渐削弱，所以在情欲主题的书写上，选择以戏谑诙谐的轻松口吻，逃避社会现实的沉重与无奈。彭尼（James Penney）在其代表作《酷儿理论之后》（After Queer Theory）中曾提出：“酷儿理论已经走到了尽头”（Penney 2）的论断。像酷儿理论这样以非社会主流的群体为主要关注对象的理论，需要以更广阔、更深远的视界来不断拓展和完善。因此，该理论的研究者们便将其引入到于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和批评领域中。

从文学家创作的视角看来，文学作品大多来源于创作者自身对人生的感受与理解。扮装、双性人、变性人、男女同性恋等这样一些被归属到酷儿范畴里的边缘性别是男女二元简单性别话语所无法解释与定义的，然而他们又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是对二元性别话语最有说服力的反证与否定。因此，意欲消解性别的酷儿理论视域下的酷儿书写自然对他们显露出浓厚的兴趣。酷儿理论虽然自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提出， 并与历史、文化、哲学及文学等领域结合而得到发展，实际运用到文学创作与研究的领域还不够深入和广泛， 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酷儿书写在异性恋霸权主义的社会中就显得尤其困顿和虚弱。 酷儿理论与酷儿书写的结合，理论在指导并促进文学批评创作的同时，也有利于社会中各个阶层的人尤其是异性恋霸权主义者接受酷儿理论与酷儿现象。由于酷儿身份的特殊性，酷儿书写必然是一条坎坷的道路。爬梳文学创作中的酷儿书写，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类：

（一）回避性别的“双性同体”的酷儿书写。从远古时期的文学经典来看，婆罗门教的圣书《往世经》就曾记载，“神圣的创世因体验不到极乐，是孤独的。 他渴望有一个同伴，直接满足欲望。 他使自己的身体分成男性和女性。 他们结合，创造了人类” （转引自赵元蔚 75）。在中国的创世纪神话中，民间流传的伏羲和女娲就是双头蛇身的性别模糊的神灵。 在宗教和民俗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又如艾利亚德（Eliane Elias）在其研究宗教史的著作《比较宗教学模式》中曾写道：“由于在神性之中同时存在着所有的禀赋，所以完全必要的是从神性中或明或隐地看到两种性别的合并表现。神圣的双性同体只不过是表达神的二位一体的一种原始公式”（艾利亚德 420-421）。可见神灵的双性同体的形象寄托了人类对于调和两性对立矛盾，解除男女二元对立的阴阳调和的境界的向往，而非单纯的生理或心理的中性化或双性化。这一时期对双性同体的崇拜是建立于男女相异概念的基础上对繁衍的崇敬， 但是无疑给我们今天所谈到的“双性同体”带来了启示和依据。

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的《裂缝》（The Cleft）可以说是这类作品，“小说中生活在海滩边裂缝岩洞中的女性——裂缝人成了人类的先主，而男性（被裂缝人称为“妖怪”）则是单性繁殖进化到一定的时期，出现雌雄同体后的自然产物”（王文惠 94）。莱辛在小说中解构了《创世纪》（Genesis）里上帝取下男性的一根肋骨做成女性的说法，提出了雌雄同体的概念。在法国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的代表作《猫》（Les Chats）的词句在男性与女性之间漂浮不定，通过含糊而不确定的表达产生一种阴阳合体的效果，而这种效果正是这首诗的独特魅力。通过这种回避性别的写作，作家获得了创作的自由;当然也可以为读者带来不一样的阅读快感。因为在这个写作模式里，性别是个未知元素，或者性别被隐去不再被关注，这就会使人们将注意力更加专注于叙事本身。

黑人女性作家奥克塔维亚·巴特勒（Octavia Butler）在其代表作《野种》（The Wildlings）中塑造了不断变化身形的安延舞和具体身形飘忽不定的多罗这两个雌雄同体的主人公，他们都能改变身形来跨越性别，且分别跟男性和女性都保持着两性间的关系。由于形体的不断变换，他们获取了多变的性别身份，由此超越了由生理性别决定社会性别的传统社会性别规范。作者通过这两个双性同体的主人公挑战了性别本体论主张，对跨越性别主体的身份政治及表征进行了大胆的探究。

“双性同体”这一写作理论源于著名女权主义文论家和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她于1929 年在《自己的一间屋子》（A Room of Ones Own）一文里正式提出： “这样一来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都有两种力量在统辖着，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 在男人的头脑里，男人胜过女人，在女人的头脑里，女人胜过男人。正常而又舒适的存在状态，就是在这两者共同和谐地生活、从精神上进行合作之时。 如果一个人是个男人，那么头脑中的那个女人的部分也仍然一定具有影响; 而一个女人也一定和她头脑中的男人有着交流。柯勒律治说，伟大的脑子是雌雄同体的，他这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伍尔芙 578）。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双性同体”的状态最能达到男女两性力量的平衡，同时也是非常有利于创作的最佳心理状态。实质上，“她的‘双性同体观是一种社会理想和文学理想，是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重构”（田颖等 209）。从本质上说，它具有解构、去中心、反一统的特征。

“双性同体”的创作中，无论是对人类世界溯源的探寻还是对人本真的探求，或是解构主义对“菲罗格斯中心” ② 主义的对抗与解构，都是对二元对立的消解，也是为了使两性不再陷入非此即彼的对立。 试想，如果作者不能尽情地将自己的思想感情抒发与文字之中，文字表达不能真实地反应内心思想与情感，从而使创作成了内心的煎熬与折磨，那么文学就也丧失了产生好作品的重要动力与来源。 因而公开酷儿身份的写作策略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二）打破异性恋霸权的“酷儿书写”

其一，“出柜”的酷儿书写。“出柜”源自英文 “come out of the closet” ，意即公开承认自己的性别取向。大部分酷儿是拒绝“出柜”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害怕符合主流性取向的异性恋者将对他们带有偏见色彩的形象定位強加到其身上，以致被边缘化。

1969年纽约的“石墙运动”（The Stonewall Movement）由于受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影响，开始了为同性恋发声呐喊的抗争，他们打着“同性恋是美好的”旗号，将为“非正常异性恋”争取权益的斗争从美国扩展到了全世界，尤其是欧洲。由此，同性恋们看待自己身体的眼光从“罪恶”演变为“美好”，这显然是其自我身份认同的一次前所未有的革命。不符合主流性取向的他们接受了自己的身体，不再羞辱地躲藏在所谓的“柜子”里，而是勇敢地“走出来”。

进入21世纪，虽然酷儿们批判“强迫性异性恋”，主张“性别身份自主”等伸张性别取向自由的运动不断;无可否定的是异性恋霸权的压迫依然存在，酷儿作家们标明自己的身份进行创作不失为一种有力的斗争方式。当然，随着社会认同和异性恋霸权的瓦解，酷儿们的书写也会进入“出柜”写作而不再引起歧视与误解的状态。

以王小波的同性恋小说《东宫西宫》为例，“东宫”指的是天安门东侧劳动人民文化宫内的公厕，“西宫”则指天安门西侧中山公园内的公厕。 这两个公厕因为长期作为酷儿们的聚集地而著称东西宫。其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并沦为警察管辖风化罪的重点处所，是因为在其内活动的酷儿们挑战异性恋霸权统治下的社会伦理行为。作者王小波在文本中对酷儿们生活的描述除了用来展现和剖析现实中的酷儿们的处境，对于酷儿理论家或酷儿身份的作家来说，更能明确地在该文本的解读和批评中了解这一压迫的存在，对于酷儿身份的阅读者来说可以在无意识的受压迫中觉醒。

虽然目前以酷儿身份创作的作家或以酷儿为题材的文本并不是很多，但并不代表酷儿书写没有意义，更不能说明酷儿理论本身没有价值。这类文本中，《圣经》的《创世纪》中亚当和夏娃的情结会被打破，也许在这样的叙事中相爱着是两个夏娃、两个亚当或者没有生育能力的“夏娃”与亚当。他们不受传统异性恋制约，遵循自己内心真实的性取向来享受“爱情”与家庭的幸福，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繁衍。这类创作有利于改变异性恋霸权的传统观念中非异性恋者没有家庭生活而且不可能繁衍后代的片面看法，避免了酷儿理论单纯地从理论上进行艰涩的脱离生活实际的思辨与批判。

创作有法国“恶之花”之称的《小偷日记》（The Diary of a Thief）的作者让·热内（Jean Genet），就是因其公开性取向受到歧视转而以写作来抒发情感。还有被誉为当代英国女同性恋作家旗帜的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其作品就以其诗意的语言包裹起浓重的理性思考，以其高潮的延宕起伏成就了一种大胆开放但又不失思想性与可读性的酷儿书写。她不是作为一个女同性恋者而是作为一个刚好喜欢女人的女作家来大量描写女性同性情爱，抒发作为一个酷儿的真实情感;她的作品同时又不局限于酷儿身份，如《守望灯塔》（The Overwatch）、《重量》（Weight）等就有对异性恋的大量描写。显然，对于她，传统的同性恋理论及其他理论都不吻合，她就是个标准的酷儿书写作家。文学创作既要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作家的创作就是要尽可能真实地反映生活。因此，好的作品是能超越一切局限，引起人类心灵共鸣的，这是所有优秀作品的共性。如此看来，性取向身份的差异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其二，超越异性恋的酷儿书写。“酷儿”这一概念，正如前文所述，不仅仅是一种性别倾向，更是一种理念，是对异性恋霸权男女二元对立的一种消解，这种唾弃性别的革命不仅仅解放了人性，更有利于建立一个多元性别的和谐社会。在哲学的层面，表现为一种对打破二元对立的情爱自由境界的追求。在奥克塔维亚·巴特（Octavia Barth）的早期作品《模式之王》（The King of Patterns）中，女主角安博是一个双性恋者。双性恋是挑战二元性别架构的一种比较传统保守的方式，“当我遇到一个吸引我的女性时，我就选择做男性;同理，当我遇到一个吸引我的男性时，我就选择做女性”（Butter 133）。 美国当代著名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 （Alice Walker） 的代表作之一《紫色》（The Purple）也是这样的作品，女主人公西丽在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异性恋者，由于婚姻生活的不幸，西丽在认识了丈夫的情人莎格后与其建立了女同性恋关系，正是这种同性之爱的滋养，造就了西丽在精神和肉体上的成长与壮大。沃克对西丽的性取向采取了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她认为 ，她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不但是符合人性的 ，而且是符合女性特点的”（薛小惠 62）。

美国作家安德烈·艾席蒙德（Andre Acimond）小说《以你的名字呼唤我》（Call Me by Your Name）讲述了艾里奥与奥里弗两位男主人公之间持续一生的爱情故事。 奥利弗男性的肌肤和肌肉这些身体部位深深吸引着艾里奥，使他的感官不受控制地涌向对方。“我确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渴望他的身体，也没有人像我一样愿意尽我所能地奔向他”（Aciman 39）。而于此同时，他又与法国女孩马齐尔亚之间密切交往，沉溺于彼此间肉体肌肤之快。显然，艾里奥从个人身体意愿出发，做出了一个更忠实于自己身体的选择：突破傳统异性恋的束缚，挑战二元性别架构，寻找一种与真实自我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乃是福柯提出的“变异的、创造的、革新的关系”（Miller 256）。小说通过两位主人公的自我性别意识的探索，折射了性少数群体的历史与现状，也传达了酷儿理论的见解与主张。

将酷儿理论引入文学批评给学界带来一股春风，催生了新的批评视角和领域，同时也引发了一些问题。如在对酷儿身份作家进行批评时，有时难免会将其作品过分局限于性别身份领域，难以完整地展现其作品的思想价值。例如王尔德先生，其身份是酷儿作家，但这类作家已经超越了性别，对该作家及其作品的分析如果放归到传统的分析模式又难以凸显此类作家酷儿书写的特色。

酷儿理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已经获得学界广泛认同。酷儿理论作为一种思想派别，可以说是一门充斥着异端观点的理论。这个术语对文学作品、电影艺术中的同性恋及非正常异性恋的解读和分析;对性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之间关系的剖析;对生物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的比较分析;对sex倒错和gender倒错的身份认同研究;以及对SM癖及逾越（transgressive）欲望的研究等都显示酷儿理论过大的包容性。作为一个新生事物，优点和劣势是并存的，酷儿理论过大的包容性既是其优势也是其不足之处。目前，男女同性恋之间尚未达成统一战线之时，走出酷儿理论的困顿，更深入地阐释、演绎酷儿理论并“从文学、电影到小剧场剧作，逐渐建构起相对于主流文化的‘次文化空间”（朱云霞 87）;力求在文学创作中寻求其更广阔和更有价值的实践与论证，都是迫切需要我们去完成的。

从读者这一层面看来，无论是酷儿书写的文学作品还是酷儿身份作家的创作，都会以更通俗更易接受的方式与大众接触，而没有酷儿理论那种嘟嘟逼人的态势。 首先，对于传统异性恋的受众，酷儿书写作为反传统的作品，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对于他们了解酷儿这一相对陌生的族群十分有利; 而且很多悲剧性的酷儿书写文本对于读者有着心灵净化和升华的作用。 其次，对于酷儿们来说，阅读这类文本感同身受，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共鸣，心灵有所归属和栖息; 同时，还可以预防因为内心的孤独与异化，做出过激言行，引发悲剧。

三、结语

酷儿现象从古至今，漫长久远，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发展为一种突出的社会现象。伴随着这种社会现象，丰富的酷儿书写形成和发展起来。为边缘群体呐喊的当代酷儿书写，以其独特性、时代性、挑战性的书写方式，展现出酷儿们的生活、情感和生命体验。如要进一步推动当代酷儿书写向纵深发展，必须要从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发展现状去作进一步的了解，并结合文学自身发展的独特性，遵循其内在的规律，来认真审视酷儿书写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只有这样，才能使酷儿书写形成自身独特的模式和风格。

如果说酷儿现象已成为一种被认可的亚文化，那么，通过酷儿书写来推动社会认知的变化，为酷儿们提供了更为包容的环境，这也应该是酷儿书写显示出其独特精神张力的因素。随着酷儿书写的文学作品在文坛上日趋茁壮，酷儿书写的翻译作品也应运而生，以爱泼斯坦（Epstein）等主编的《翻译中的酷儿》（Queer in Translation， 2017）为主要代表作的酷儿理论及酷儿书写作品的翻译也日渐丰富， 因此，在文学艺术的范畴中，创造出一种包容性更强、后示性更大的多元化书写，也是当代酷儿书写发展的一种基本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

注释【Notes】

① 台湾学者纪大伟、洪凌等将英文“ queer”译为“酷儿”。Queer 原义“怪胎”，“稀奇古怪之事物”，也指称“同性恋等非正常异性恋”。酷儿理论在发展的同时还给“酷儿”这一概念带来内涵和外延的变化，西方学者葛尔·罗宾（美）等在《酷儿理论——西方 90 年代性思潮》一书中将“酷儿”定义为：所有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规范不符的人。

② “菲罗格斯中心”主义是德里达解构主义术语，“菲罗格斯中心”是菲勒斯中心与罗格斯中心的合并。德里达认为这是运用性别和社会权利的人，借助于这种信心而保持他们对权利和性别的控制，而德里达始终要关心的是要以此对中心主义进行解构，同时减少男性的话语统治。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Aciman， Andre. Call Me by Your Name.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07.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Butter， Octavia E. Patternmaster.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95.

卡维波：什么是酷儿？——色情国族。《性政治入门：台湾性运演讲集》。丁乃非等编选。台北：“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2005。

[Cavewave.“What Is Queer？—The Nation of Pornography.” Introduction to Sexual Politics： Speeches on the Sex Movement in Taiwan. Eds. Ding Naifei， et al. Taipei： Gender Research Office， Central University， 2005.]

艾利亚德：《比较宗教学模式》。希德英译。安纳波利斯：希德与沃德出版公司，1958。

[Elias， Eliane. Compare Religious Models. Trans. Sidying. Annapolis： Sid & Ward Publishing， 1958.]

Epstein， B. J. and Robert Gillett， eds. Queer in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7.

Melzer， Patricia. Alien Constructions： Science Fiction and Feminist Though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06.

Miller， James. 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3.

Penney， James. After Queer Theory： The Limits of Sexual Politics. London and Chicago： Pluto， 2013.

Rubin， Gayle.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葛爾·罗宾等：《酷儿理论——西方 90 年代性思潮》。李银河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

[---， et al. Queer Theory： Sexual Trends in the 1990s. Trans. Li Yinhe. Beijing： Current Affairs Press，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