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巧巧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一、再论《芮良夫毖》作于厉王流彘前

首先,《芮良夫毖》所反映的时代背景与厉王时期状况相符。《芮良夫毖》在起始部分交代了本篇写作的背景:

周邦骤有祸,寇戎方晋,厥辟、御事各营其身,恒争于富,莫治庶难,莫卹邦之不宁。芮良夫乃作毖再终。(8)李学勤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145页。下文所引《芮良夫毖》都出自此书第144-146页，不再一一进行标注，且为了排版方便，本文直接采用整理者释读后的文字。

“周邦骤有祸”中“骤”字,据《左传》文公十四年:“公子商人骤施于国”,杜预注:“骤,数也”(9)《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九，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853页。。而《说文·马部》言:“骤,马疾步也”,段玉裁注:“今字骤为暴疾之词,古则为屡然之词”(10)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66页。。因此,“周邦骤有祸”,即为周王室屡屡遭受祸乱。对于“寇戎方晋”中的“晋”,《说文解字注》言:“晋,进也。日出而万物进”,故简文意指当时戎祸愈演愈烈。简文反映了厉王时期灾祸频发,戎祸愈演愈烈,这与传世文献相吻合。《史记·秦本纪》记载有厉王无道,西戎反叛周王室、灭大骆之族之事:“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11)《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点校本，第1册，第178页。《诗经·小雅·采薇》“猃狁孔棘”及《小雅·六月》“猃狁孔炽”等都反映了厉王时期东夷、猃狁寇扰周王室之事。此外,对于简文“辟”字,《诗经·假乐》中有“百辟卿士”,郑玄笺:“百辟,畿内诸侯也”(12)《毛诗注疏》卷十七《大雅·假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下册，第1606页。,即各诸侯国君和执事都忙于为自身谋利,争夺财富,无人来体恤民众的苦难,没有人关心国家的安宁。简文所记之事与《国语·周语上》芮良夫反对厉王倚任荣夷公的理由相吻合:“荣夷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今王学专利,其可乎?……既,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于彘。”(13)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3-14页。据文献所载,周厉王时井田制已经走向衰落,至宣王时彻底废止籍田。井田制的衰落必然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再加上频繁的对外用兵,国库频频告急,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厉王任用“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公为卿士,将原本由民众共享的山林川泽收归王室所有,此事损害了各诸侯及民众的利益,最终使得厉王众叛亲离,被迫流于彘地。简文中提到的邦君执事“各营其身”“恒争于富”“莫治庶难”,与厉王实行专利有一定的关系。总之,简文不论记载的“寇戎方晋”还是“厥辟御事各营其身,恒争于富”都与文献记载中厉王时期的为政状况相吻合。

其次,从人们对天的态度可以判定简文当作于西周晚期。《芮良夫毖》中多次提到对天的敬畏:“敬之哉君子!天猷畏矣”;“敬哉君子!恭天之威”;“天猷畏矣,舍命无成”;“恪哉毋荒,畏天之降灾,卹邦之不臧”。纵观周人对天的态度,经历了由敬天向批判、怀疑天,再到天命观念淡薄的演变过程。西周初年,统治者突破商人对鬼神的盲目崇拜,认识到天命可转移,提出“明德慎罚”,对天多存有敬畏、赞美之心,这在《诗经》中多有反映:“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周颂·时迈》);“执兢武王,无兢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周颂·执兢》)。而到了西周末,周王室式微,天灾持续不断,社会局面动荡不堪,当人们多次向神灵诉求无果后,不禁产生怀疑,甚至批判与抱怨。“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大雅·瞻卯》);“旻天疾威,天笃降丧”(《大雅·召旻》);“昊天不佣,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小雅·节南山》)。至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天命观念已经淡薄,相比天命,更加重视人事。《左传》桓公六年季梁曰:“夫民,神之主也。”《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史嚚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因此,从周代天命观念的演变过程来看,《芮良夫毖》篇作者不断强调“天猷畏矣”“恭天之威”“畏天之降灾,卹邦之不臧”,与西周末年的天命观念正相吻合。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对天产生怀疑,所以芮良夫不断强调“天猷畏”,要尊重天命,这种对天的矛盾心态正好与厉王时期的状况符合。

同时,将《芮良夫毖》与《逸周书·芮良夫解》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在内容上极其相似。比如,两者都重视执政者的德行,认为民众的拥护与否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兴衰。《逸周书·芮良夫解》:“民归于德,德则民戴,否则民雠”;而《芮良夫毖》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处:“毋害天常,各当尔德”。此外,两者都重视借鉴夏商时的教训。《逸周书·芮良夫解》言“商纣不道,夏桀之虐肆无有家”,《芮良夫毖》则有“彼人不敬,不鉴于夏商”。两者也都重视民意,倡导虚怀纳谏。《逸周书·芮良夫解》:“古人求多闻以监戒,不闻是惟弗知。”而简文《芮良夫毖》也有相似的言论:“载听民之繇,间隔若否,以自訾。迪求圣人,以申尔谋猷。”两者都要求周王要多听从进谏,从善如流。最后,两者都揭露了厉王时期诸侯执事贪婪、不恤国难之事。《逸周书·芮良夫解》:“惟以贪谀为事,不勤德以备难。”而《芮良夫毖》:“畏天之降灾,卹邦之不臧。毋自纵于逸以遨,不图难。”当前学者普遍认为《逸周书·芮良夫解》为西周时期的作品(14)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修订版,第3页。,而《芮良夫毖》与《逸周书·芮良夫解》在内容上的一致性,为《芮良夫毖》作于厉王时期提供了佐证。

由上所见,据简文《芮良夫毖》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天命观念以及与《逸周书·芮良夫解》在内容上有高度一致性,笔者认为《芮良夫毖》所描述的是厉王时期戎祸频生,统治者却腐败贪婪、不思国难,芮良夫进而作毖进行劝谏之事。而从简文中“民多艰难,我心不快”“民不日幸”等语能看出当时统治已经面临很大的危机,但作者尚存满怀希望的劝诫之辞,希望周王“寤败改谣”,要“谋猷惟戒,和专同心,毋有相负”。芮良夫尚希望政局有挽回的局面,因此,《芮良夫毖》当作于厉王流彘之前。

至于《芮良夫毖》由何人所作?简文中明确记载“芮良夫乃作毖再终”,在没有确凿的反对证据前,我们依旧认为是芮良夫所作。

二、《芮良夫毖》所见厉王时之政治

《芮良夫毖》是芮良夫针对时弊所作的训诫之辞,是我们了解厉王时政的重要史料,可与金文、传世文献相补正。

第一,简文开篇就指出当时的政治形势,即厉王时期的戎祸愈演愈烈。结合传世文献及金文资料可以知道,这里的戎祸既有来自东边的东夷、南淮夷,也有来自西面的犬戎。

厉王时期南淮夷屡屡进犯。《后汉书·东夷传》:“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复命召公伐而平之。”(15)《后汉书》卷七十五《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点校本，第10册，第2808页。古本《竹书纪年》:“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16)方诗铭、王修龄注：《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5页。而今本《竹书纪年》亦记载:“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长父征之,不克。”(17)方诗铭、王修龄注：《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255页。可见虢仲就是虢公长父,这在《吕氏春秋·当染》篇“厉王染于虢公长父、荣夷终”(18)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9页。之说,可以得到佐证。

今本《竹书纪年》言厉王三年,淮夷曾经入侵至洛河一带,王命虢公长父进行征讨后竟战败,此次事件可以在金文中得到印证。厉王时期的虢仲盨盖铭文(《集成4435》)载:“虢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夷,才成周,作旅盨”(19)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修订增补本，第2820页。以下所引《集成》都来自此套书。,可以印证虢仲征伐南淮夷一事。而敔簋(《集成》4323)则详细记载南淮夷入侵至洛河,厉王派敔反击的详细经过,此事与厉王派虢仲征讨淮夷或为同一事:

敔簋记载南淮夷入侵至周人腹地洛河流域,厉王命令敔拦截于上洛等地，一直到伊地而班师,敔在此次追击中杀敌百人、俘虏四十、夺回被俘之人四百,可见此次战争主要是防御战,敔虽然在此次战争中获得小胜,但对南淮夷的打击并不大。

此外,厉王时期的其他铭文记载厉王曾亲自南征淮夷,翏生盨(《集成》4459.1):

鄂侯鼎(《集成》2810):

王南征,伐角、遹,唯還自征,才坯。鄂侯驭方纳壶于王,乃祼之,驭方侑王。王休偃,乃射,驭方佮王射,驭方休,王宴,咸饮。王亲赐驭方玉五谷、马四匹、矢五束……

这些铭文都记载了厉王亲自征伐南淮夷一事,所征伐的对象是一致的。翏生盨讨伐对象是角津、桐遹;鄂侯鼎讨伐对象为角、遹。陈梦家指出,鄂侯驭方鼎中的“角”“遹”,即翏生盨中的“角津”“桐遹”,角、桐皆为临于楚的小国。(21)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16页。伯父簋讨伐对象亦为子、桐遹。对于“子”,朱凤瀚先生认为是淮夷之称(22)朱凤瀚:《由伯父簋铭再论周厉王征淮夷》,见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92-195页。。可以推想,这四处铭文所记为厉王南征淮夷的某次战争,而这次战争主要征讨对象就是角、遹两个小国,并且获得了胜利。在此次战争中,鄂侯驭方对周王室还属于顺服状态,主动纳礼于厉王,并接受周王的赏赐。

但是好景不长,金文显示各诸侯方国的归顺只是慑于厉王武力的暂时归顺。当周王室国力衰弱时,他们就顺势反叛。禹鼎(《集成》2833)记载:

……呜呼哀哉,用天降大丧于下国,亦唯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或国、东国,至于历内,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曰:“扑伐鄂侯驭方,勿遗寿幼。”肆师弥怵匌恇,弗克伐鄂。肆武公乃遣禹率公戎车百乘、厮驭二百、徒千,曰:“于匡朕肃慕,唯西六师、殷八师伐鄂侯驭方,勿遗寿幼。”雩禹以武公徒驭至于鄂,敦伐鄂,休获厥君驭方。肆禹有成,敢对扬武公丕显耿光。

对于此器,彭裕商先生推测很可能是厉王后期器。(23)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392页。禹鼎记载,鄂侯驭方率领南淮夷、东夷侵犯周王室的东南疆域,一直打至历内。杜勇先生认为,“历”则位于成周东南,正处济、洛、河、颖之间;“内”即古芮国,地在今陕西大荔县附近。(24)杜勇：《多重文献所见厉世政治与厉王再评价》，《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厉王曾经派周六师、殷八师进行反击,但是周王室军队却畏惧不前,不能克敌。之后武公遣禹率其亲兵前往匡地,协助周六师和殷八师作战,最终才打败鄂侯军队,俘获鄂侯首领驭方。可以看出,仅凭王室的军队已经难以对付淮夷的进攻,必须借助诸侯国的军队实力。

当然厉王时期不仅面临东南部的淮夷威胁,而且在西面也不时有犬戎入侵。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厉王无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杀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25)方诗铭、王修龄注：《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57页。一直到宣王四年,“使秦仲伐戎,为戎所杀。王乃召秦仲子庄公,与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却”(26)方诗铭、王修龄注：《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59页。。这里显示出厉王时期犬戎势力强势,周王室在战争中处于下风。《史记·秦本纪》亦载:“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27)《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册，第178页。厉王时期犬戎一度入侵犬丘,杀死秦仲的族人。这一时期的多友鼎(《集成》2835)亦详细记载了猃狁进犯周王室一事:

多友鼎开篇即指出“猃狁放兴,广伐京师”,说明猃狁来势凶猛,直接威胁到周王室的统治。面对猃狁的进攻,厉王没有命周六师、殷八师进行抵抗,而是命武公率领部下多友反击,铭文中记载武公部下多友与猃狁分别在京师、郇、厀、龚、世、杨冢等多地进行角逐。尽管铭文显示多友最后战胜,但由于金文大都是诸侯或大臣受周天子赏赐之后作器以耀德之事,铭文记载亦大多仅仅记载自己的光辉事迹,对于战败之事多忽略不计,因此我们在利用金文材料时亦应当审慎。多友鼎中虽然多次记载多友获胜,但是多友多次与猃狁进行交锋,战事呈胶着状态,战争结果亦仅以夺取猃狁所俘京师之人为罢。这都说明猃狁势力之强大,周王室在这场战争中明显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

根据上述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厉王时期既有西方的犬戎之祸,又有淮夷、东夷之乱,可谓左右夹击,情况并不容乐观。西晋的皇甫谧曾在《帝王世纪》中说:“自厉王失政,狳狁荆蛮,交侵中国。”(28)皇甫谧：《帝王世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33页。这些论述也使我们看到,周厉王在位期间面临严峻的外患。

第二,简文指出厉王时期的社会形势也不乐观。周厉王和其执政卿士忙于为自身谋利,而无暇体恤国事。《逸周书·芮良夫解》中芮良夫批评当时的执政者:“惟尔执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顾道,王不若,专利作威,佐乱进祸,民将弗堪。”综合这两种材料可知,简文所指的厉王与执政卿士“各营其身,恒争于富”应该与厉王任用荣夷公实行“专利”一事有关。《国语·周语上》载:

厉王说荣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既,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于彘。(29)徐元诰：《国语集解》，第13-14页。

厉王时期任用荣夷公实行专利,导致怨声载道。所谓的“专利”,学者多指周厉王为了弥补王室财政亏空而将原本贵族和一般族众共享的山林川泽的利益收为己有。(30)张应侨：《重评周厉王》，《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西周时期,周王室对于山林川泽已经有一定的管理制度。厉王时器同簋(《集成》4271):“王命同:佐右佑虞大父,司场、林、虞、牧,自虐东至于河,厥朔至于玄水。世孙孙子子佐佑虞大父,毋汝有闲……”铭文显示同的职责是辅助虞大夫管理场、林、虞、牧。场,即场人,掌管国家园地种植瓜果蔬菜,《周礼》有“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蓏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31)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三十一《场人》，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册，第1221-1222页。;林,为掌管林麓之政令;吴即虞,执掌山泽禽兽之事;牧,即掌管六牲以供祭祀。可见,西周时期已经有专门的官职——虞大夫来管理场、林、虞、牧,并且有专职人员辅佐。

从《周礼》相关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周时期的山林渔泽资源,民众是可以共享的。《周礼·兽人》载:“兽人掌罟田兽,辨其名物。……凡田兽者,掌其政令。”疏曰:“‘凡田兽者,掌其政令’者,此谓公私小田猎,于四时大田之外,特取兽者也。”(32)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八《兽人》，第1册，第300页。可知兽人除了掌管在不同时令向王室进贡兽物之外,亦掌管民间田猎活动。《周礼·渔人》亦载:“渔人掌以时渔为梁。……凡渔者,掌其政令。凡渔征,入于玉府。”郑司农云:“渔征,渔者之租税,渔人主收之,入于玉府。”贾疏云:“‘凡渔者,掌其政令’者,谓公私随时取鱼之事。”(33)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八《渔人》，第1册，第300-303页。当时的渔业资源公私皆可以取,但是要遵守政令,并交纳一定的租税。《礼记·月令》:“孟冬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毋或敢侵削众庶兆民,以为天子取怨于天下。”(34)孙希旦：《礼记集解》卷十七《月令》，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点校本，中册，第492页。《管子·轻重篇》亦有“泽鱼之正”。

不仅渔猎如此,周人对于山川河流亦然。《周礼》:“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凡服耜,斩季材,以时入之。令万民时斩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抡材,不禁。”“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时计林麓而赏罚之。若斩木材,则受法于山虞,而掌其政令。”“川衡掌巡川泽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时舍其守,犯禁者,执而诛罚之。”“泽虞掌国泽之政令,为之厉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财物,以时入之于玉府,颁其余于万民。”这些记载都说明当时的山林川泽都有专人进行管理,山林川泽其实是对民众开放的,只不过开放上有一定的时间限制。

而厉王任用荣夷公实行“专利”,则将原来贵族、民众利益均沾的山川虞泽独占为王室所有,无疑损害了王畿内外各级封君的实际利益,也严重影响到国人的生计,动摇了西周国家的统治基础。《芮良夫毖》就记载了当时的状况:“民乃嗥嚣,靡所屏依。”“民不日幸,尚忧思”。此外,《逸周书·芮良夫解》说:“惟以贪谀为事,不勤德以备难。下民胥怨,财力单竭,手足靡措,弗堪上,不其乱而。”又说:“民至亿兆,后一而已,寡不敌众,后其危哉……专利作威,佐祸进乱,民将弗堪。”(35)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第1002-1006页。可见,厉王时期实行的专利政策并不成功,反而把民众搞得财殚力尽、无以为生,为国人暴动埋下了隐患。

第三,简文中芮良夫劝说厉王要注意倾听民间舆论。简文中“繇”字,李学勤、王坤鹏等释读为“谣”。(36)分别见李学勤：《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文物》2012年第8期；王坤鹏：《清华简〈芮良夫毖〉篇笺释》，2013年2月26日,http://www.bsm.org.cn/show-article.php?id=1832,2019年10月26日。“载听民之谣”,谓倾听民间的谣谚,即执政者应当倾听民众的心声,明察是非,以自我反省。并且,芮良夫进谏周王要广求圣贤之人来为周王出谋划策,对于听到的谣言,不要扰乱,而是以此来省视所施法度是否有过。此外,简文用形象的比喻来阐述君王如果不听民众的呼声的后果:“君子而受谏万民之咎,所而弗敬,譬之若重载以行崝险,莫之扶导,其由不摄停。”君子如果对于民众的进谏不尊敬,就像载有重物的车子在危险的路上行驶,没有可以辅助之物,怎么能不停止呢?芮良夫这是劝谏统治者要积极听从民众的舆论。对于简文中芮良夫两次强调统治者要听从民众舆论之事,传世文献中亦有载。《国语·周语上》: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37)徐元诰：《国语集解》，第10-13页。

《国语·周语上》记载邵公告诫厉王民众不堪忍受政令之苦,厉王不但没有改正,而是任用卫巫来监视诽谤者,使得国人不敢说话,只能以目传意。邵公劝告厉王,但是厉王依旧不听,最后导致国人暴动,厉王仓皇逃到彘。简文中芮良夫所劝谏之事可以与《国语·周语上》所记厉王任用卫巫实行监谤之事相呼应。这也说明了《芮良夫毖》当作于厉王弭谤之事后,国人暴动之前。西周政权自建立以来,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进谏制度:“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查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悔,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世,百工献艺。”(3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71页。并且有专人到民间进行采风,“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39)《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点校本，第4册，第1123页。。统治者通过“献诗”“采诗”等一系列进谏制度来体察民情,匡正时政。而厉王却堵塞言路,对于诽谤时政之人以杀论处,这无疑是饮鸩止渴,使得民众敢怒不敢言。

综上所述,从《芮良夫毖》中,我们可以看到厉王时期面临内忧外患的形势,一方面戎祸愈演愈烈,另一方面执政者贪婪腐败,“变改常术”,实行“专利”,使得民众“不堪政令”,但是统治者却不思改正,反而去阻塞言路。这些言及的事实都与传统文献记载相吻合,可以相互佐证。

三、《芮良夫毖》所见厉王时之思想观念

《芮良夫毖》是芮良夫针对厉王时期内忧外患的形势所作的劝诫之辞,涉及芮良夫对于天命、时政的看法,是了解时人思想观念的宝贵史料。

第三,家国观念的分离。《芮良夫毖》指出厉王时期的朝政“厥辟御事,各营其身。恒争于富,莫治庶难,莫卹邦之不宁”,说诸侯执事“各营其身”,只顾及自己家族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确是当时的历史情势。宗法制的破坏实自周孝王时期就初见端倪,懿王死后,由其叔父继承王位为孝王,孝王之后,才重新归懿王子继位。孝王继位显然破坏了自成王以来周王室一直遵循的嫡长子继承制原则。厉王时期国人发动叛乱,将厉王驱逐至彘地,而拥护共伯和执政达十四年之久。周厉王作为周天子,因为政暴虐,被国人驱赶出国,而共伯和作为诸侯国君,因“好行仁义”而被国人拥戴,宗法观念的淡化可见一斑。周初“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诸侯藩卫天子,王臣营恤王身。《大雅·烝民》:“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缵戎祖考,王躬是保”;《尚书·文侯之命》:“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毛公鼎铭》王命毛公以其族“扞御王身”(《集成》2841)。这些先秦文献的记载,皆为明证。而到了西周晚期,世族比起关心国事,更加关注本家族的事务。这一时期不少世族所作的青铜器铭文皆直书其家族传承,西周晚期的叔向父禹鼎铭云:“叔向父禹曰:余小子嗣朕皇考,肇帅型先文祖,恭明德,秉威仪,用申固奠保我邦我家。”(《集成》4242)所谓“我邦我家”,指叔向禹所在的家族及其受封的土地,(44)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80页。叔向父禹在铭文中发誓要效法其父亲祖辈,巩固其邦土家族,但并未提及王事。这种情况在《诗经》中也有体现,《诗经·十月之交》:“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遗一老,俾守我王。择有车马,以居徂向。”幽王五年,作为周卿士的皇父就曾带领朝中大臣及大量资财离开王都,在向地另起炉灶。幽王八年,郑桓公目睹周王室的腐败,将自己的家产寄居到虢、郐之间。可见,《芮良夫毖》正体现了厉王时期宗法观念由周王室为上到家国观念分离、家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这一转变过程。

总之,《芮良夫毖》应当是厉王时期芮良夫所作,是在朝政面临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对执政者进行的劝诫之辞。从简文中“民多艰难,我心不快”“民不日幸”等语能看出当时统治已经面临很大的危机,但作者仍有如此多的劝诫之辞,希望周王“寤败改谣”,要“谋猷惟戒,和专同心,毋有相负”。芮良夫尚希望政局有挽回的余地,因此,《芮良夫毖》当作于厉王流彘之前。而《芮良夫毖》所反映的戎祸严重、弥谤、专利,民众争于富,都可以与传统文献记载相印证。此外,从简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一些思想观念,如重视贤才、注重为政以德、重视民众的舆论、民主思想凸显,以及伴随着井田制、分封宗法制的破坏,诸侯们更加关注自己的家族利益等。这些都丰富了我们对厉王时期朝政状况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