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雪丽

一

柏林的冬天阴沉而漫长，如同街头行人的脸，不带半分柔情。

让一个德国人开怀大笑是不容易的，即便在剧院，也很少听到他们开怀大笑。他们像控制自己的愤怒一样控制着自己的快乐，不多不少，刚好“得体”。

就连这里的孩子也是如此，两三岁的孩子已经自觉地排着队过马路；遇到无聊的大人聚会，他们居然会一个人在角落里和自己玩；偶然也会在周末的市场上看到蹲在冰激凌摊位前哭着不肯走的小孩儿，这时候，站在不远处的父母往往带着些许无奈的微笑耐心地等待着，没有安慰，也没有愤怒，更不会妥协，等他哭累了，哭够了，就可以回家了。

我特地就此采访过一位德国的母亲，她的回答是：“不能让孩子认为哭泣可以换来他想要的东西，不然他一辈子都会扮演弱者。”不得不佩服他们的理智。德国的孩子确实招人喜欢，他们安静、懂事、成熟。然而，我更爱我们内蒙古的孩子，只因为他们更像孩子。

在柏林的第一年，我是不习惯情绪管理的。在我们遥远的科尔沁，人们放声大哭，放声大笑，累了以天为被、以地为床，喝酒喝得勾肩搭背，唱歌唱得涕泪横流，即便天塌下来也挡不住意气风发。毕竟，在大草原，“节制”是个让人有点儿扫兴的东西，它由于过于正确而不够真实，缺失了温度。然而，入了乡就得随俗，即便我不愿随俗，柏林人的气质也逐渐进入我的身体，长成肌肤，每一寸都是活生生的。人们说文化的滋养“润物细无声”，我也是回到故乡后才验证了这一点。

从柏林到科尔沁是一条漫长的归乡路。我坐在绿皮火车里，望着窗外没有尽头的草原。直到渐渐熟悉了车厢里的铁锈味儿，直到因为长时间坐着腰几乎要折成两段，才知道自己离家不远了。

草原并非缓缓出现在地平面上，而像是一觉醒来后突然蹦出来的。广袤的草原被偶然出现的几棵枯树分割，火车长龙般地驶过—这就是我生长的地方。

火车里的夜格外黑，我习惯了在铁轨的声音里入睡，那音律像母亲的唠叨，重复着，掺杂着温柔的喘息。比亲人更先一步欢迎我的是那熟悉的乡音。它像一段梦里的旋律，接着上一个梦，又把我带回那个熟悉的梦里去了。想来也是一件神奇的事，这城与那地虽相距万水千山，却被我这一丝细线勾连着，就这样产生了联系。

二

在温暖的家里醒来，外屋有细碎的说话声，母亲走来走去，小声地和姐姐说笑。硬板床睡得有些不习惯，一只蚊子总不肯放过我，执着地叫我起床。墙纸还是我上高中时换的，只是粉色花朵的颜色已经泛旧了；窗帘是新换的，只是那种米黄色的粗纱布和墙纸的风格完全不搭。

德国人是绝不会这样装修的。他们喜欢的颜色大概有4种：墨绿、深蓝、黑色、棕色。可这儿才是我的家。我每次回家都会第一时间看看家里多了什么，少了什么。谁让这房子的布局和物件的游移见证了我的缺席，也见证了我的回归呢？它们像是证据，证明了这段时光真实存在过。客厅中央的大地毯不见了，多了两个瑜伽垫；过去没有鱼缸，如今硕大的鱼缸里游着几条小丑鱼。窗外孩子们在打闹，听声音我就知道带头的是我的小外甥。一股久违的羊膻味儿在空气里散播着，像一个久违的亲人有点儿突兀地跟我打招呼。

如今面对着满盆的羊肉和血肠，我突然不知该从何下手。我已经很久没有一大早起来就吃这么多肉了。德国人并不这样吃肉，也不这样吃血肠，肉在他们手里要经过很多步骤和时间才会被送到嘴里，而且他们绝不可能只吃肉，更不会吃这么多。

我刚到柏林的时候，感到那里的菜十分小家子气。可是渐渐地，我的口味适应了，习惯了多菜少肉的吃法。我还有一个发现：吃下去的食物少了，才会更珍惜每一口的味道，才能细细品尝和回味。我把一块肉蘸了蘸酱油，吃了一口，味道还不错。但是吃了三四块后，油腻感就统治了我的口腔。我开始岔开话题，放慢速度，东张西望，母亲瞪着眼睛惊讶地看着我，问道：“不好吃吗？”我才又继续吃起来，说：“好吃，有菜吗？”我自己去厨房拿菜过来，不想让母亲觉得我已经变得陌生。

过了一会儿，老姨、老姨父和老舅、老舅妈陆续过来了。我们围坐一桌，母亲开始涮羊肉火锅，外甥嘻嘻地笑着，咧着嘴啃大骨头，骨头吐了一桌子。我看着他，就像看着从前的我。坐在我身边的老舅身上散发着汽油的味道，这气味我是熟悉的。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是司机，身上的味道从未变过，为什么我仿佛今天才第一次闻到呢？“你什么时候结婚啊？老大不小的了。”老舅一邊给我夹菜一边问。我一阵尴尬和不快，忙回应：“快了。”

很久没喝草原的烈酒，只喝了几杯，醉意已经涌上来。我的脸热得发烧，和心里上涌的那股凉意纠缠起来。然而，慢慢地，在那些家长里短的笑话里，我又觉得这里是家了，老姨父还是那个爱吹牛的老姨父，老姨还是那个爱叹气的老姨，老舅妈还是那个不是腰痛就是腿痛的老舅妈，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仿佛什么都没变过。

这里的人喜欢聊家长里短，这种无关紧要的谈话让我很享受。德国人太喜欢谈论政治了，而且不是浅尝辄止，而是据理力争，一言不合就会争得面红耳赤，饭也吃得不愉快了。

不知什么时候，角落里的老舅已经唱起长调，他还是那么爱唱歌，只是声音更加苍老了。“我听到远古的歌谣，我看到战斗的号角，我寻找善良的心灵，我诉说内心的烦恼……”歌声轻而悠扬，化为烟雾在屋子里蔓延着，一直飘到窗外去， 去找寻我记忆里背着小箩筐捡干牛粪生火的小女孩。

三

闲了几天后，我突然感到很奇怪：向来爱打电话、爱张罗饭局的姥姥一直没有消息。我打了几个电话过去也接不通，众人也都不说什么。那天，母亲、姐姐和老姨坐在饭厅的中央择豆角。老姨和姐姐说笑着，一面择豆角，一面吃小西红柿。“姥姥怎么老不接电话呢？”我在她们身边坐下。片刻后，依旧是充满默契的沉默。见我还等着，她们几个一个个神色黯然。我被这沉默拽进了某种可怕的未知中。“你们怎么了？我姥姥到底怎么了？”母亲择豆角的手开始慢了下来：“你姥姥呀……回老家喽！”母亲带着些苍白的浅笑，无奈地回应。“回老家？ 她回村里了？她不就在村里吗？”我执拗地回避着自己的第六感。“回什么村啊，不在了……”我一阵耳鸣般的眩晕，试着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可我的大脑突然变得迟钝，过了一会儿才缓过神儿来，似乎明白了什么，但马上又怀疑起来：“你说我姥姥……死了？ ”母亲无力地点头，眼圈红了。那一点头，如同宣判，不给我留一丝余地。

如果说我这几年从德国学到了什么本事的话，或许就是情绪管理吧。然而，此刻，这唯一的本事也丢了。

姥姥死于心梗，走得很快。家里人因我当时身在国外就决定先不告诉我。我望着母亲，她看起来老多了。每次回家，我最怕的是家门打开的一瞬间，因为每次都会看到一个变得更老的她。而这次，她的老多了几分苍白。她经常说：“有妈才有家，没有了妈，家就不一样了。”是啊，每次去姥姥家，姥姥总会早早地在村口的大巴车站等我们，院子扫好，肉炖好，谁住哪个屋子，她都安排好了。小辈们常常疏远了彼此，而姥姥总是那个把大家召集在一起的人。春种秋收的时节，也是她提醒大家互相帮忙，相互探望。她常说：“现在不比过去，亲戚们都少了走动，孩子们也都跟陌生人一样，这怎么行呢？”如今姥姥这个纽带没有了，大家的联系也就少了。我躺在母亲的腿上，呼吸着她的气味，那熟悉的母亲的气味，仿佛只有这个没变。我望着母亲，感觉她像个孩子，被剪断了脐带后抛回茫茫宇宙中。

四

在家的日子总是不够长，转眼又要回德国了。汽车站的台阶很高，父亲把我那58寸的大皮箱扛在肩上，一阶一阶地往上爬。他时不时地调整着姿势，像是怕那箱子掉下来，又像是怕崴了脚，每走几步就会停下歇歇，却说什么也不让我帮忙。我从那喘息声里听到了父亲的年纪，他已经不是那个骑在马背上驰骋草原的汉子了。他老了，两鬓斑白。前几年他还跟人炫耀，说自己老得慢，年过六旬，頭上一根白发也没有。这回是真的服老了吧。

父亲让我等着，他去排队买票，过了一会儿才回来，把票塞给我。我接过票的时候，他居然毫无预兆地侧过脸，哭了起来。他不是像个成人那样默默地流泪，而是像孩子那样抽泣，用袖口擦着自己的眼睛，整个脸都擦变形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是极其残忍的，可是我能为他做什么呢？ 我抱着父亲，轻轻拍着他。在我小时候，他大概也是这样拍着我吧。

抱着父亲买给我的沉甸甸的零食，我感觉自己又是个孩子了。透过车窗，我再次看到父亲远远地注视着我。他用力踮着脚，调整角度，好像想努力看到整个的我。我挥挥手让他回去，他却仍旧站在那儿，傻傻地等着车走。

片刻后，车突然开始移动了，很快就把父亲的身影扔在后面，我心里的酸楚也在这一刻一点儿一点儿地爬上来，又一寸一寸地被压下去。望着面前漫长的、不断后退的柏油路，我开始想，当年离开故乡是否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可是谁又能定义“正确”呢？窗外又刮起了大风，车载电视开始播放经典小品，人们的笑声淹没了我的悲伤。我没有答案，也没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有的只是一个个漂浮在时空里的问号。

不是每次回家都有家可回。因为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那几个人。家像生命中的背景音乐，你不会经常强烈地感受到它，它却铺满了你的整个生命。你也知道，会有那么一天，其中某个音符会抽离、消失，留给你的，唯有更单调的音乐罢了。然而，时间并不停步，总会有一天，那音乐整个都消失了，你也得继续走，不停歇地走，在一片寂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