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金艳，罗福生，王爱军，于东生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福建 厦门 361005)

近半个世纪以来，海湾的开发利用为沿海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严峻问题。多个海湾由于围垦、筑堤等工程活动而显著改变了原有自然属性，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淤积现象，沉积速率不断加快，如胶州湾、泉州湾、三门湾等[1]。同时，高度密集的人类活动加大了海湾的生态环境压力，伴随海湾淤积加剧的还有水质恶化、海洋生物减少、生态价值降低、生态系统退化甚至崩溃等问题。随着海湾整治和生态修复工作的不断开展，世界各地的学者对不同类型修复工程的效果评价进行了研究。Ludwig等(2006)应用层次分析法(AHP)建立生态系统修复效果预评价体系，将其应用于康涅狄格河至切萨皮克湾的城市河口区生态修复方案对比[2]。对于滨海湿地生态修复工程，冯建祥等(2017)从生物群落结构、非生物环境质量及生态系统功能3个方面构建了滨海湿地生态修复效果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对福建漳江口本土红树秋茄(Kandeliaobovata)替代入侵种互花米草(Spartinaalterniflora)生态修复效果进行了定量评价[3]。对于人工潟湖生态系统构建，叶维钧等(2014)在生态环境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对上海金山城市沙滩人工潟湖水体修复工程的效果进行了评价[4]。对于人工鱼礁的生态修复工程，Marsden等(2016)对雷霆湾的人工珊瑚礁进行了5 a跟踪监测和采样，评价了人工珊瑚礁对鱼类种群的恢复效果，并以此对珊瑚礁尺度设计进行了反馈[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