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作胜

晚年右卿

笔者按：手岛泰六先生是日本现代书法家手岛右卿先生（1901——1987）的长子，现为日本光纪念馆理事长。2019年夏，笔者因考察手岛右卿先生作品到访位于高山市的光纪念馆，其间拜访请益于手岛泰六先生，有幸聆听他讲述右卿先生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这篇拙文是以当时的记录整理而成。2021年是手岛右卿先生诞辰120周年，谨以此文寄托我们对这位大家的怀念之情。

一、青春彷徨

如果手岛右卿生命中有伯乐，此人则是川谷尚亭（1886——1933）。

1913年，十二岁的右卿偶然参加了地方报社举办的书法大赛，在终评笔试现场他脱颖而出获得了第一名。由于这场比赛采取不限年龄，作品无记名的方式，主评川谷尚亭先生没有想到竟是一名小学生夺得头魁。直到川谷先生去世后，右卿才得知川谷先生对他那件作品的评语是“佳妙敬服”。与川谷先生的邂逅，成为他走向书法道路的起点，并影响了他的一生。但这却不是右卿的初衷。

右卿1901年出生于日本高知县安艺町（现安艺市），从上小学开始，拜一位叫须贺的老师学习水彩画、油画，他少年时的梦想是当个画家。绘画之余，他也爱写字。右卿晚年回忆说：“最初与其说喜欢写字，其实是喜欢写那些字形。我在家中是长子，父亲为了锻炼我，从上小学起让我每天早起送报纸，因为很多店名和门牌不认识，我就记字形，回到家后模仿着写，那些不认识的字一写就都记住了。那时候美术体很少，都是手写体，很有味道。几条街巷的大小看板都看遍了，我就去寺院的墓地看石碑，妙山寺前田默堂和尚的隶书，书道家益田石华先生的北碑风格都是我喜欢的，只是墓地到了傍晚有些可怕。”“我感觉字是立体而鲜活的，朝晖夕阴，雨洗风磨，文字焕发的神采也是不同的，我试着用笔墨去再现它，很难。”

若干年后，为了在现代展厅中凸显视觉冲击力，右卿尝试各种表现形式与技巧手法，他的“大字”“少数字”“淡墨”的作品引起了书法界的广泛注目，或许是与少年时代形成的文字造型意识有关。在日本，古来对淡墨有“不吉利”的说法，淡墨多用在葬礼上的书写，比如签名簿、礼金袋上的记名等，表示泪水落入砚池而冲淡了墨色。如今淡墨书法已经成常见的表现方式，很少有人知道右卿当年将淡墨作品推入展厅所经受的阻挠和歧视。（《背山临涛》《杜牧诗》等，在“日展”东京主会场展出后，地方的巡回展中被撤掉。）

右卿的父亲是律师，在当时也属于新派人物，他在裁判所的正对门开设了当地的第一家法律事务所。当时法律文书要用毛笔来书写，所以事务所的书生每天早上要研满一大砚的墨，右卿放学回来后，就用砚池中的剩墨来写字，那次书法竞赛获奖后，父亲十分高兴，给他买了一套文房四宝单独使用。

而对于获奖，右卿却有些不屑一顾，对他而言，去做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似乎不需要外界的认可，或者说这不过是一次偶然的运气。而稍后评委的川谷先生又托右卿的堂兄带话来，要见见他。碍于面子，右卿随堂兄来到了川谷先生家。

“我等你来呢”，在教室的玄关处，先生迎了出来。他高高的个子，留着小髭，清秀的面容给右卿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川谷先生是川北村小学的教员，在上海的同文书院留过学，大家还知道他是一个二十四岁才学书法的大家，安艺城里的老师经常拿这个例子教育学生。

“我将来想当画家，可是也喜欢写字”，右卿的眼睛里透露着些许的天真和倔强。川谷先生说：“绘画当然好，可是你的书法才能不要丢掉……学书法要明其途径，厚积薄发。”右卿似懂非懂，但他觉得既然学画得有老师，那么写字也应该有个老师，那就学学看吧，而且先生说不收学费。

从右卿家去川谷先生家往返有七公里的路程，途中要经过安艺城，渡过安艺川，安艺川有150多米宽，右卿要将裤腿高挽踩着石头渡过，遇到雨季涨水，就要绕道很远的国道桥，春雨蒙蒙中，在桥上能够看到两岸绵延的樱花。这短暂的一瞬，成为他日后回忆求学路上的一个定格。每个周日，川谷先生都坐在教室等右卿来，一对一的授课。右卿后来回忆说：“第一天上课，先生要求：入我门者，首先从端正坐姿开始，要求学书之人：一、须人品高尚。二、须师法古人。三、努力提高笔力修养。”那天回来的路上，右卿一边走一边重复着这三句话，当时他觉得第一条好像不难，第二条、第三条很难。到了晚年他说：“原来第一条最难。”

可惜入门三年后，川谷先生转赴东京求学于日下部鸣鹤先生、比田井天来先生，右卿也停止了学习。十四岁时的冬天，父亲突然病故，由于他生前参加竞选议员，花费了许多资金，因此在他去世后家道衰落，母亲带着五个子女，生活十分艰辛。右卿在十七岁中学毕业后（旧式中学为五年制）就职谋生，他要实现做画家的梦想，可是家乡从事绘画的工作并不多，他决定背着画具走出去，先去大阪，进而京都、东京，最后还去了台湾一年……一路靠卖画、为人画肖像画为生，生活十分贫困，有时三四天靠喝水充腹，尽管如此，他也不找与绘画无关的其他工作，他要把才能交给时间去考验，最后因染病而回到故乡。六年的漂泊，艰苦与青春交并，终是难忘。日本书坛诸家，望之乃文人墨士，而右卿则是眉目沧桑，另有股苍茫气，当是与经历风雨有关。

川谷先生在这期间出版了《楷书阶梯》《书道史大观》等有影响力的著作，并在大阪创办《书之研究》杂志，他一直挂念当初的这个小学生，鼓励他重新回归书法。

右卿终于放弃画家的梦想，在川谷先生的指导下，在故乡创办《南海书圣》杂志，并开班授课。然而四年后，川谷先生病逝，年仅四十六岁，去世前他将右卿托付给东京的老师比田井天来。

比田井天来（1872——1939）被誉为“日本现代书法之父”，在近代日本书法史上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有组织才能和教育才能。当时他在东京开设书学院，书坛俊彦上田桑鸠、桑原翠邦、金子鸥亭、大泽雅休等都是书学院的门生。书学院的先辈回忆说：“右卿第一天来时身着长衫，蓬头乱发，活脱脱的一个乡下人的标本，但谈吐激昂，满座都对他表示欢迎。”

天来翁的书法首重用笔，执笔提臂悬腕，运笔以侧取势，与所谓中锋迥殊。右卿观天来翁用笔，始悟先师川谷先生所言“提高笔力修养”之重要性。他说：入天来翁门之后才发现，自己以前的用笔是浑浊的。

青年时期的临书

1981年行书作品《吴融诗》

1961年5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郭沫若（前排中）接见日本第二回访中书道使节团（二排右3为手岛右卿）

丰道春海（中）与西川宁（左）

1985年“日本手岛右卿书法展”在北京举办，国家副主席王震出席开幕式

在天来翁的门下，右卿收获了爱情，他与书学院的同窗、确切的说是与师母的弟子みや子喜结良缘。几十年后，右卿门下弟子也有结为夫妻的，他在婚礼致辞中说：“我不希望门下弟子结为夫妻，一般都是婚后不久，女的先以家庭事由退学，随后男的也不学了，至于我为何能坚持到今天，就是因为不听枕边风。”

1937年，右卿的作品“临乐毅论”获得第一届日本书道院展金奖，并被任命为书学院教师。这当然是出于天来翁对于他才能的褒奖。然而，在右卿入门的四年后，天来翁溘然长逝，享年68岁。

右卿的胞弟南不乘说，如果家父没有过早的去世，重视教育的父亲一定会将右卿送进大学。天来翁门生中也有人说，如果先生没有过早去世，他的后继者会是右卿。

很久以后右卿在回忆中说：“我随两位先生学艺近十年，先生没有给我们写过一张范本，学到的知识都是用眼‘偷’来的。”先生说：“寺院的小僧，念经要靠老和尚一句一句教的，永远不会有大悟。”

与身份显赫的天来翁相比，英年早逝的川谷先生，对右卿来说总是心怀着一丝苦涩。右卿成立自己的书道团体“苍龙社”（后更名为“抱云社”）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川谷先生的遗稿整理成集，用授徒的收入，出版了《尚亭先生书话集》。1943年又在东京鸠居堂为先生举办了“尚亭先生遗墨展”。

右卿后来对于师从川谷先生期间的习作，只要看到，都会毁掉，他觉得这些作品对不起先生当年的指导，或者是说对于少年自己不谙世故驰心旁骛的懊悔。350多页的《尚亭先生书话集》，右卿小心翼翼地审读着每一个字，仿佛认认真真地听了一堂课。

二、论心酒一尊

“带酒到羽田机场接我”，右卿夫人接到这封来自香港的电报后，匆匆去酒铺挑选了一瓶最贵的日本酒，抱着它赶赴机场。右卿出了机场大厅后，接过夫人递来的酒，痛饮几口后说：“中国的啤酒劲儿太小了！”一行人哈哈大笑。

1961年4月，作为“第二回访中书道使节团”的成员，右卿来华游历了一个多月，回程在香港转机时，迫不及待地给家里发了那封电报。这不过是酒豪右卿数不清逸闻当中的一个。他年轻时写过这样一幅作品，“藏不得是拙，露不得是丑”。我的理解是：人都有几分拙与丑，何必去隐藏呢？右卿的旷达任性，又何尝不是不合时宜的愚直？

对于家人来说，右卿爱酒的程度可以用“浴酒”来形容。

右卿结婚时，由于生活拮据，在离书学院较近的涉谷区上原买了一间三十多年房龄的老屋，原本是四户连接的排房，1945年被战火烧掉一半，所幸右卿家残留下来。这座靠路边的木板房，每次有汽车通过都随之震动。进门一楼是家人的生活区，二楼是右卿的书房兼教室，从孩子们记事那天起，窄小的家中就充满着酒味，父亲几乎整日酒不离手。不仅如此，每天客人弟子进出不断，一到了晚上，楼上觥筹交错，嘈杂声直至深夜。

1963年，62岁的右卿获得了日本政府的“绀绶褒章”，是书道界首位获此殊荣者。右卿没有出席授予仪式（他认为都是些不懂书法的人，去了也很无聊）。事后，文部省的官员专门将奖章送过来，小汽车停到路边，却怎么也找不到“手岛宅”，最后找到附近的派出所，在警员的指引下回到木屋前，满头大汗的官员一进门就喊：“真没想到，大艺术家怎么住在这里？”右卿晚上回来后，家人将此事告诉他，右卿说：“这家伙太失礼了，不过他也没有说错啊，哈哈哈……”

弟子们来上课，有时进行到一半，右卿就停下笔喊道：“嗯，今天就到这儿吧。”学生们知道酒席又要开始了。喝到面色泛红时，右卿又开始教导：“凡是拿不好笔的是因为你没有学会拿好酒杯……”“准时将学费交上来的人，都是写不好字的……（脑子里只记着这件事）”“右卿语录”有时让学生和家人们感到莫名其妙。

有一天，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大和尚。第一次来的人，望着昏暗逼仄的楼梯，往往都会一脸疑惑或怯色，而今天的这位大和尚，抬腿就上，踏得楼板都颤抖。母亲悄悄说：这位和尚是有名的丰道春海先生。

丰道春海（1878——1970）是继天来翁之后书坛执牛耳者。因为他是天台宗的大僧正，所以他的身份显得更为特别。“二战”后的日本书坛主要有两大势力，以书家的出身划分为“天来派”（上田桑鸠、手岛右卿、金子鸥亭、大泽雅休等）和西川春洞（1847——1915，西川宁的父亲）的“春洞派”（丰道春海、西川宁等）。春海翁发挥个人影响力团结各派，创建日本书道美术院（右卿任理事、企画部长），并推进书道进入官办的“日展”。

春海翁年长右卿二十三岁，两者早期的合作是非常密切的。他容貌魁伟，与天来翁相似，都留着雪白的长须。这天来到后不久就开始跟右卿饮酒，起初春海翁态度悠扬，谈笑风生，随着酒量的增加，语调也愈加激昂。围绕着“日展”的评审方式，两者展开了唇枪舌战，突然大和尚站了起来，右卿也不甘示弱，进而相互揪在一起，座中诸人一时惊慌失措，又不敢出手阻拦。数个回合下来，一直鏖战至深夜。出门时，春海翁像小孩子打完了架一副不服气的样子离开。从此两人再没有合作。

1970年9月，春海翁去世。

翌年11月，“书业50年·手岛右卿自选展”（每日新闻社主办）在银座的三越举行。主办方要授予右卿一个特殊奖项——“丰道春海奖”，遭到了右卿的拒绝。当他听说这是春海翁的遗言后，最终接受了这个奖。春海翁临终前对周围的人说：“到末了也没能给手岛君一个应有的奖项，如果可以的话，请将以我名字冠名的奖授予手岛君。”

春海翁与右卿，隔辈隔派，却能结书缘如此，想来令人感慨。

英雄惜英雄！

44岁时的自画像

1947年第4届“日展”作品《背山临涛》

1962年第10界“独立书展”作品《愚直》

三、以虚入盈

1985年5月，“日本手岛右卿书法展”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举行，当时中国正值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之中，神州大地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因为这是中日建交后首个日本书家的个展，加之当时书法界对于书法创新的探索方兴未艾，求新若渴，所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一个多月的展期，观众数达11万人，有人从甘肃乘30个小时的火车前来观展。

开幕式那天，宾客云集，84岁的右卿说：“这是我人生最后的舞台。”

与热闹的开幕式场面相比，右卿更喜欢坐在展厅的一隅，看着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或许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他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他相信下一代对书法的认知会比自己更丰富。一年前在选作品时，右卿的观点是要交上一份“与传统不一样”的作业，不然对中国的前贤是失礼的。数千年的书法史，唯变而生，时代不同，面目各殊，倘若创作理念禁锢在有限的世界里，那就变成了重复。“精彩都不是重复前人”。北京的个展，对于右卿来说，就是要实现一次心灵深处的“虚往实归”。

在东京出发之前，他对随行的弟子们说：“这次带你们去的目的不是看我的作品，而是让你们感受一下书法母国的风土人情。”

24年前的1961年，作为“第二回访中书道使节团”的成员，右卿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中日两国之间尚未通航，一行绕道香港从罗湖桥入境，从广州到北京乘火车60个小时。沿途广袤的大地，奔腾的黄河，那一幅幅闪过的景色，就像是过往的历史，令右卿眼里满是感动。归程又自京南下，苏杭天下秀，龙门天下雄……一路走来，他领略到憧憬已久的人文魅力。

在西安，右卿终于看到了心仪已久的“颜氏家庙碑”和“雁塔圣教序”，到了集合时间也不肯离开，他说：“在龙门石窟，西川宁迟到了30分钟，所以我也有多看30分钟的权利嘛。”

右卿是书道圈内公认的“活字典”，他的记忆力特别强，大家遇到想不起来的事就会说：去问问右卿吧。几十年前的事，他连日期都能说得很清楚。他喜欢的古帖，几乎都能背临下来。他说，我临帖都是一页一页的记。小时候跟川谷先生学字，先生所藏的法帖展开后就像一幅画似的漂亮。那时候没有复印机，也没有钱买，我就把学的那一页当成一个画面记下来，某个位置是什么字，这个字是怎样的造型，我发现有时候记错一个字，整篇的形象看起来都不舒服了，原来每一个字的造型不是孤立的。有的人靠查字典来拼凑一幅字，那些字都是不合群的。右卿给学生写范本，不写则已，要写就写整篇，然后在末尾得意地落上：某月某日右卿背临。

北京个展归来后，右卿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在病床上对长子泰六说“要写的都写完了”。

一天，每日书道会“百人书法展”的组织者来到病房求稿：如果先生不参加，今年这届的只能改成“九十九人展”了，右卿听后拔掉氧气管和输液针，让弟子搀扶着回到家中，一进门夫人就惊呆了：“这个状态写字会死掉的。”右卿一声大喝：“书家就应该握着笔死去！”

“以虚入盈”是他写的最后一幅作品。

四、父子情

手岛泰六先生说：他们小的时候，父亲的形象是“蓬发蛮声，鬼神避之”，他整日不间断地吸烟喝酒，醉了就大声喊叫，而且怒吼时的特点是拍桌子，夜深人静，楼下家人简直无法入睡。有一段时间广播“印度狼孩”的消息，姐姐听后很认真地说：每天与爸爸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我们不会也变成狼孩吧。家庭成员中，母亲是最辛苦的，晚上无论伺候父亲喝酒到多晚，每天早上都会5点准时起来，先练字，然后再做早饭。每当父亲冲着母亲发火时，我们都会站在母亲一边，满怀同情地望着她。

战后的书坛百废待兴，各派争锋，大家认识到必须要成立一个各派认可的展览机制，而加入官办的“日展”是最好的方式。“日展”的全称是“日本美术展”，最初设有日本画、洋画、工艺、雕塑四个部门，因为有些人认为书道属于国语教育的书写科目，所以将书道拒之于“日展”门外。书道界成立了以艺术院会员丰道春海牵头、尾上柴舟（假名书家）、手岛右卿为委员的“日展参加委员会”，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1947年的第四届“日展”中得以实现，这也标志着书道正式列为艺术类项目之中。

得到消息后的右卿高兴得手足舞蹈，他带着一群人回家，一进门就大喊拿酒来，母亲说：今天刚好没有酒了。但此时的父亲怎么能允许有人扫兴呢，他冲母亲挥起了拳头，可是抬起的拳头却在半空中静止了，母亲背上襁褓中的我睁大双眼盯着父亲……“那次是泰六救了妈妈呢”，母亲日后常常提起这件往事。

被子女们疏远的父亲显得很孤独。他喜欢晚上洗完澡后，趴在榻榻米上让我给他揉手，父亲的手很细长，每一个关节都很清晰，就像是外公家墙上松鹤图中的鹤爪。这双手有时候很笨拙，连衬衣的纽扣都系不好，须要母亲帮忙，可是一拿起笔来，灵活地好像在跳舞。

父亲身为长子，因为祖父去世得早而没有能够进入大学，所以他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在我不到5岁的时候，就将我送进幼儿园，那时候小孩子入幼儿园的很少，大都是由母亲在家里带，所以我心里也很抵触。

盛夏的一天，窗外蝉声鼓噪，在楼上写字的右卿隐隐听到远处公园传来孩子们的嬉闹声，他下楼对母亲说：“我怎么听到了泰六的声音了呢？”母亲找到公园把逃学的我带回了家。父亲静静地坐在那儿，眼睛望着桌子，好像陷入了沉思和无奈……他好像不知该如何是好，是不是自己平日的不检点而影响到了子女……

转眼到了幼儿园的秋季运动会，我参加的是三轮儿童车竞赛，开赛出发没多久，就听到身后传来“泰六加油、泰六加油……”的喊声，我侧目一望，原来是父亲在场外追赶着我，他穿着夏季的和服，脚蹬着木屐飞奔，头发被吹得就像一头狮子，受到鼓舞的我瞬间迸发出超强的劲头儿，第一个冲出了终点，场上的观众都对我们父子喝彩……那次运动会之后我再也没有逃过学。

小学入学后，父亲在站前的百货店给我买了一双皮鞋，我喜欢得连睡觉时都放在枕边。可是当时东京的小学生穿皮鞋的几乎没有，所以我感到有些害羞，早上出门时，我偷偷地将皮鞋藏好，换成运动鞋登校。后来好像被父亲发现了，他感到很遗憾。一天晚饭的时候，他对我们说：“要敢于做与别人不一样的事，事事与人同，往往只能步人之后。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把它做到最优秀。”父亲的这一席话，一直留在我的耳畔，遗憾的是我的性格与父亲正好相反，一直没能做到他要求的那样。

晚年的父亲，因为患肺气肿和胃溃疡，开始戒烟和减少酒量，蛮声也很难听到了，虽然顽固的性格没有改变，但是家人都为父亲性格变得稳重而感到高兴。父亲在临终前，伸出手来握住了我的手，看到他苍老无力的手上满是皱纹，我低着头落下泪来，仿佛一下子回到了童年。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权威严”与“反抗期”阴影下形成的两代人的内战，使父子关系好像间隔着一层玻璃。我后来学习书法他好像也不赞成，他私下对好友说：“艺术不是家业，是继承不了的。除非是自己有所领悟，否则师承都只是借来的羽翼。”

1954年第10届“日展”作品《虚》

父亲性格顽固，宁折不弯，因为无心，他也襟怀坦荡，不随波逐流。孔子说，“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也年逾古稀了，蓬发蛮声的父亲已经慢慢转化为温暖的回忆，他品格中的生动、逼人的力量会在作品中不朽。

记得上幼儿园的前一天，父亲在一个小布条上写了我的名字，将它系在我的书包上。父亲说：“你看，‘泰六’这两个字，左右是对称的，所以翻过来看也是一样，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是希望你将来能够表里如一。”父亲又问我：“你知道右卿这两个字的来历吗？”我说不知道，他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了“王右军”“颜真卿”，他说：“这是我最景仰的两位中国的大书法家，‘右卿’就是从这里各取一字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