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超越

摘要：弗里达·卡罗被后世誉为墨西哥国宝级的画家，她人生的跌宕起伏如同新墨西哥的命运一般，充满了戏剧性。童年的疾病，少年的事故，持续一生的情感变数都促使她发觉内心的本真和第二个自我，并且用绘画记录自己的感受。

关键词：弗里达·卡罗   创伤心理   弗里达绘画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0）15-0051-03

在20世纪20年代，墨西哥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是十分稀少的。弗里达·卡罗在15岁时进入了墨西哥国立预科学校学习，随后她与法律系的大学生记者阿尔杰德罗坠入爱河。1925年9月17日，弗里达和男友登上一辆新式公交车，司机年轻急躁，另外一辆无法更改轨道的有轨电车斜插着行驶进来，发生了车祸。

这场重大车祸，给这个身体由于小儿麻痹症造成轻微跛足的女孩再次带来了沉重一击。事故导致弗里达受到了重创：脊柱三处断裂，锁骨和两根肋骨被折断，右腿十一处骨折，右脚被压碎，左肩脱臼，骨盆三处断裂，渗透性腹部闭合性损伤，起因是铁制扶手插进了左臀，从下身穿出。伦敦大学医学院的外科教授约翰·埃里克逊（John Eric Erichsen）对交通事故遇难者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发现由于伤后强烈的脊髓剌激，在罹难者中有14个人罹患慢性脊髓炎，而且炎症蔓延至脑膜，并有分子结构的改变。弗里达本身就患有小儿麻痹癥（脊髓灰质炎），这次的车祸或多或少都对她的脊柱又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车祸的创伤损害了她的生殖系统和脊柱，并加剧了小儿麻痹症对肢体的损伤和折磨的程度，直到她后来截肢。

在此之前，弗里达并没有成为一个画家的潜质与生活环境，这场车祸之后，她因为身体的问题再也没能回到学校。此后，苦难就像是金属铸就的牢笼，囚困了弗里达的一生，将她封锁于氤氲着孤寂氛围的时空之中，打开生活牢笼的唯一一把钥匙就是艺术。1926年的9月17日，弗里达19岁时，也是车祸事故发生一周年的日子，她画了一幅《车祸素描》，是用铅笔画的，类似于草稿的速写。描述车祸发生时的事物与场景，画面渗透着二元性，上半部分画了整个车祸的现场，是车祸事件形成的前因：弗里达和男友阿尔杰德罗在一辆新式公交车上，另外一辆有轨电车斜插着撞上了这辆公交。画面停止在车祸发生的那一刻，有一辆被新型公交拦腰撞上的电车，一个人正在从车窗向外逃跑。在相撞的汽车的周围，横七竖八地躺着受伤的人，有人悲痛欲绝地坐在尸体旁边。

绘画的下半部分是以第三者的视角来绘制的场景，是车祸对弗里达造成的后果，可以看到，图中有个短发女孩躺在写有“Roja Cruz”（红十字会）的担架上，她是车祸之中受伤的弗里达，她双眼紧闭，晕死过去，除了左腿完好，身上的其余地方都缠满紧密的绷带。在画面的正中央，一颗硕大的头颅悬吊在上面，这就是弗里达的第二自我，似乎以一种上帝的视角来观看整个惨剧，她具有弗里达所有的五官特征，齐耳短发、连着额头生长的燕子一样的粗眉。头部在空中斜着眼睛，看着担架上受伤的弗里达，若有所思的样子，她的第二自我或者说她的灵魂并没有被缠满绷带的躯壳困住，而是游离了出来。这是弗里达对她第二自我的首次呈现。此时弗里达对创伤地表现，停留在描绘现实当中真实发生的悲剧事件，她在如实描绘事情经过的基础上加入了第二自我，表达了车祸对她的伤害，她又极其想脱离这样的现实，这是她缓解创伤的一种方式。从这以后，她一遍又一遍的画她自己，“画我自己因为我如此经常地感到孤独。”对于双重的自我，心理学上也有所解释，可以归结到个人同一性意识之中。个人的同一性意识（the sense of personal identity）由詹姆士（James）所提出，卡尔雅斯贝尔（K. Jaspers，1963）将其理论加以发展，这就是他关于自我察觉的学说。他认为，自我界限性障碍可见于病理情况，如精神分裂症、急性中毒者，也可是艺术家和修道的人，他们可以通过想像暂时打破自我的界限，而获得一种使人心旷神怡的体验，有一种打破约束而获得解放的感受。

在同一年，弗里达还画了第一幅油画自画像，名字叫做《穿天鹅绒衣服的自画像》，是为了男友阿尔杰德罗所画。阿尔杰德罗和他的一个叔叔去了欧洲，她感觉当时被抛弃了，充满了淡淡的哀伤。这幅画是弗里达所做的一次视觉上的恳求，恳求男友不要离去，也是一种爱的赠予，将画作赠送给男友，希望他永远不要忘记自己。在《车祸素描》中，弗里达展现了一个血淋淋、赤裸裸的现实车祸场景，运用时空交错的方式展现第二自我，同时描绘了车祸的前因后果，以一个上帝视角俯瞰“支离破碎”的身体。而《穿天鹅绒衣服的自画像》表现的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少妇形象，这是弗里达第一幅真正意义上的自画像，完全是对自己内心向往的描绘，当时的她多希望自己是性感健康的少妇一样的角色，而不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一直躺在床上的病人。

此时弗里达学习文艺复兴时期桑德罗·波提切利所画的油画《维纳斯的诞生》，画面力求写实与优美，具有古典主义倾向。画中的她像维纳斯一样，优雅知性、恬淡含蓄，静静地凝视着前方，但她在眉宇之间多了一份坚毅与忧伤，手臂摆放的方式也刻意模仿维纳斯的样子，她的下巴凹陷，脖子就像天鹅颈一样修长。整幅画的色调深沉，色彩单一明净，仿佛沉浸在夜色之中，墨蓝色的背景透露出宁静中的律动，好像梵高的《星空》一般，一切都随着天空中无边的漩涡涌动，形成吞噬时光的暗流。背景又使人想起日本画家葛饰北斋的《神奈川冲浪里》，似乎是动态的墨色海浪在弗里达身后波涛汹涌，暗藏玄机，预示着悲伤情绪的席卷。她以背景的暗淡来表现身体及心理遭受创伤之后的压抑。她暗红色的天鹅绒长袍十分修身，凸显出来女性的曲线美，深“v”形的衣领显露出弗里达小麦色的带有阳光味道的胸脯。天鹅绒外衣的装饰，与中国古代东周时期漆器的装饰有异曲同工之妙，均以黑色为背景，画以红色的图案，典雅大气。在桑德罗·波提切利画《维纳斯的诞生》的时代，佛罗伦萨流行一种哲学思想，认为美是无法缓慢形成、逐步完善的，也是无法从非美中产生的，是无可比拟的，美是永恒的，这是一种柏拉图式的思想。桑德罗·波提切利用维纳斯的形象来解释这种思想，维纳斯是爱与美的象征，刚刚出生就是十全十美的少女样貌，并且不会衰老，可以永葆青春。这幅画是送给男友的礼物，她希望对于男友来说，自己就是他的维纳斯，不会衰老，也不会消失，永远保持着风情迷人的形象。弗里达把这幅自画像赠给阿尔杰德罗，并附言戏称为“你的波提切利”，还恳请他把画挂低一点，仿佛他在注视着她。

这样两个作品的对比，似乎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双重的自我。整幅画面散发出几缕忧郁之情，夹杂着些许诱惑之感，整体色调成熟稳重，展示了弗里达内心的创伤与无法排解的苦闷。

1939年弗里达和里维拉协议离婚，他找了一个粗俗愚蠢的理由。亲密关系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对方知道戳哪里你最疼，这个荒唐的理由也使里维拉挣脱了性欲的牢笼，他找借口说弗里达在做爱时难以达到性欲高潮。性生活和亲密关系的满足是并驾齐驱的。不论伴侣们已婚还是同居，能享受到最满意的性互动的人一般也对他们的亲密关系非常知足，并且会忠于他们的關系（Holmberg et al.，2010）。这也是弗里达尤其害怕担心的事情，青年时期的那场车祸毁坏了她的肉体，她也无法将怀孕进行到底，相对于里维拉那些丰腴美丽的性伴侣来说，她可以说是“不毛之地”，她的内心始终有一种愧疚情愫的存在。通过现在的研究显示，平均来看男性与女性的性观念确实存在差异：男性在性的价值取向和态度体验上更为宽容，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差异会越来越小，但差别大小取决于所要测量的具体态度（Petersen&Hyde，2010）。男性比女性更可能认为没有爱情的性也可接受。这也就能解释里维拉一直不停的出轨行为，他的这种无止境行为最后导致了他们的感情破裂。

在弗里达和里维拉离婚后不久，她画了一幅自画像油画作品，名字就叫《两个弗里达》，这是一幅比真人略大的巨幅油画，有1.75米高，1.73米宽，此时她矛盾的双重自我已经有了很成熟的表达。这幅自画像由两个截然不同的自我构成，在画面里两个弗里达仿佛在玩角色扮演。她们身着不同的服饰，手持相应的道具，来确立截然不同的角色，以不同的身份特征来表达自我的孤独与无助。左边的弗里达身着白色的维多利亚式硬领蕾丝婚纱，这个新娘弗里达，代表了她与迭戈结婚前所穿的衣服，同时也代表了具有欧洲传统的弗里达。左边弗里达面部表情漠然，仿佛是一个没有情感、痛痒的真人大小的娃娃。从表情来看弗里达并没有过多揭示她与迭戈离婚的感受，婚纱的蕾丝上衣残缺不全，对比粉色的下半部分裙子，蕾丝上衣略显陈旧发黄，而裙子上被血管里流下的鲜血染红，这点令人联想到她的“破处”。在残破的上衣上面一颗写实的拳头大小的心脏暴露在外，这颗心脏具体得像是医学上的解剖图，弗里达的心脏正在被她失去的爱情与残破不堪的婚姻撕裂解剖，但是她面无表情，痛到麻木不觉，如此静默的坐着，左手同另一个弗里达相握，右手拿着镊子，夹着切开了的流出汩汩鲜红色血液的动脉，流血的心是天主教和阿兹特克仪式上牺牲的传统象征，这也暗示了卡洛持续不断的疼痛和频繁的外科手术，表达了她生活中遭受的伤痛，还可以说明她对这些医疗器械已经完全熟悉了。

右边的弗里达身着墨西哥土著传统的特瓦纳服饰，蓝色的上衣装饰着土黄色的带状条纹，有趣的是在油画《小打小闹》中，地面和地脚线的颜色与这右面弗里达衣服的配色一模一样，弗里达还在经历双重背叛带来的创伤，似乎这一出“小打小闹”正在弗里达心里上演。她还穿着橄榄绿的带有百褶花边的长裙，这样的弗里达形象象征着迭戈的墨西哥妻子和一位特瓦纳母亲，她的心脏是完整的，放在腿上的那只手里握着迭戈蹒跚学步时的童年蛋形肖像，一根血管连接着心脏与蛋形肖像，似乎心脏的血液正在为那枚蛋形肖像供给养分。两个弗里达除了拉着的手之外，在生理上还有从彼此心脏延伸出来的血管相互连接着。从前为了取悦里维拉，弗里达甚至在结婚之后改变了自己的装束与穿衣风格。1929年弗里达出嫁时，特意选择了墨西哥风格的传统服装，除了满足里维拉的喜好，还象征着女权主义，代表了印第安妇女获得自由胜利的女权主旨。弗里达在不知不觉中让墨西哥传统风格发展成为了她的第二特性，她的外在形象。她像特华纳女子一般着装，梳着发髻，像她们一样谈吐与自由的生活，同样的大胆与真诚，无拘无束。

画面的背景是天空与土地，整个电闪雷鸣的天空，遍布着絮状的云朵。墨蓝色的天仿佛暗示着弗里达这段时间的烦闷痛苦和内心的混乱，颜色的阴沉充分的表达了伤感的色彩与内心的绝望。弗里达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之间转化着，但是都被爱人所抛弃了，对她而言，这是两个多么失败的角色，连同着完善这两个角色的努力，都毫无价值可言。

人们往往将油画《两个弗里达》同回忆录《两个弗里达的起源=回忆》联系到一起，试图解答从6岁时就被幻想出来的另一个理想状态下的第二自我。儿童往往在遭受创伤、压力、孤独时，去幻想出另一个小伙伴，而那个小伙伴就是理想完美的自我，可以具有自己没有的特性，就像是小弗里达幻想出的第二个弗里达一样，她是健康的活蹦乱跳的小鹿一样的角色，可以轻盈的飞起，不受任何约束，恣情任性地去到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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