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任 陶 冶 冯开文*

(1.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2.民政部 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100721)

贫困和减贫是世界性的难题，减少和消除贫困更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长期任务。伴随着学术界对贫困的认识从低收入到能力权利缺乏的改进[1-2]，减贫实践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我国就经历了保增长减贫、开展针对性扶贫计划、以项目为中心的扶贫开发以及目前的区域瞄准集中发力和精准扶贫双管齐下等做法，成为世界上减贫卓有成效的国家[3]。然而，贫困和减贫也都是持续性的课题。正在进行精准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7 000万人口脱贫的目标尚未完全实现，2020年以后的相对贫困问题又浮出了水面。因此，正如2018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的，要实现“持续稳固脱贫”，必须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走“内生脱贫”的道路。

农民专业合作社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因其治理结构的独特性和带动效果而成为农村地区重要的经济组织，如何借助合作社帮助农村贫困人口减贫也成为学者关注与讨论的焦点。有研究指出，在激发内在发展力方面，合作社因其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地区贫困的根源、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贫困地区农民收入，而应被视为反贫困过程中高效率的经济组织[4]。作为弱势群体联合成立的互助型经济组织，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具有“天然的益贫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精准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理想载体[5-6]，也是各种经济组织中相对易为贫困人口接受的一种，而这种益贫性决定了其将成为农村扶贫开发的重要主体[7]。也有研究者认为合作社参与减贫是基于经济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综合考量[8]，通过减贫实现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是一举多得的理性选择。还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对合作社带动社员减贫增收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和论证：一方面，合作社的发展有利于当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调整农业生产结构[9]，帮助社员降低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成本，从而提高其生产的积极性[10]；另一方面，合作社可以在贫困农户和市场之间架起桥梁，降低农产品的销售风险和交易费用，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场效益，并通过盈余返还等方式使贫困农户的收入提高[11-12]。除此之外，合作社还能够有效利用扶贫资金，帮助贫困农户增收脱贫[13]，来自实地调查的数据也证实了合作社减贫增收效果显著[14]。已有研究都明确显示出，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农村减贫的重要载体，体现在与贫困农户长期持续合作而为其增加收益等方面，但相关研究多注重于合作社对贫困农户的增收结果，少有深入探讨其对贫困社员内在减贫机理的逻辑以及回答合作社如何激发贫困农户的“内生动力”等问题。基于已有研究，本研究主要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际出发，以贫困社员的多维度能力培育为中介，考察贫困农户参与合作社进行减贫增收的作用机制与路径，探寻贫困社员在合作社中的业务、资本与管理等参与行为对其个人能力提升和收益提高的影响情况，并通过实地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更好地定位减贫重点、提高社员减贫效果及规范可持续发展等提供依据。

1 合作社减贫机制及研究假设

贫困农户在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过程中，除了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开展而提高其经济性收益，也会产生非经济维度的合作效果[15]。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贫困社员减贫的内在机理不仅体现在收入的直接增加，也体现在对社员个人能力提升带来的间接影响。

1.1 贫困农户参与合作社实现增收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还能够保护其利益并提升农业综合效益[16]，但在农村实践中，想要真正达到通过合作社保护与提升农民利益的目标，还需要依托农户的积极参与来进一步促进专业合作社生产经营等活动的展开。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际运转中，入社农户可能分别扮演着以下几种角色：惠顾者、所有者与管理者，即农户可以通过业务参与、资本参与和管理参与3个维度与专业合作社之间形成联结机制[17]。其中，业务参与主要体现在社员通过合作社进行农产品交易等活动，资本参与主要体现在社员加入合作社后的入股情况，管理参与主要体现在社员通过参加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等来介入合作社日常管理工作等方面。

贫困农户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与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收益，这种收益是社员与合作社在联结互动时产生的结果。从业务参与角度来看，社员通过合作社进行农资购入与农产品出售的过程中，能够通过规模化效应获得普通农户无法享受的更高利润；从资本参与角度来看，社员如果存在出资入股合作社的情况，就能够定期获得合作社的股份分红，从而增加其总收益；社员的业务和资本参与能使其获得不错的经济收益，但如果仅限于这两种参与行为，其依托合作社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可能并不稳定，而通过参加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投票选举合作社理监事会成员、决定合作社重大投资项目等管理参与行为，能够进一步维护其在合作社中的合法收益[18]，另外，通过在合作社中的管理参与也可能让社员获得额外的工资性收入。上述贫困社员在合作社中的参与行为都会对社员的收益产生正向的积极影响，并且相较于社员的管理参与行为，社员的资本参与和业务参与可能对社员的收益影响更加显著。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1：贫困社员的收益会直接受到其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业务、资本和管理参与的正向影响。

1.2 以能力为中介贫困农户参与合作社实现间接增收

随着学术界对贫困的认知从低收入到能力权利缺乏的提升，对贫困的定义已经不仅仅是经济收益方面的不足，更重要的是缺乏获得资源的机会以及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从目前我国减贫工作的可持续性角度来看，仅达到贫困线是远远不够的，并且贫困农户自身也不仅仅满足于经济收入的提高，各种增强自身获利机会的能力提升才是提高其整体水平的关键。除了直接的经济收益，贫困社员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业务、资本与管理参与行为还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令社员的个人能力得到增强，而能力的提高则是收益提高的重要基础。有研究者指出合作社在传达农业知识的同时，能够通过提高贫困人口个人能力来提高其社会适应性和竞争力，修补新经济背景下农民的能力缺陷[19]，合作社的组建对于解决贫困农户的信息与技术需求、形成农村社会新的治理结构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20]。也有研究者强调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于农民抗御灾害、应对市场、増强自身“造血功能”来摆脱贫困具有突出的重要性[21],通过参加合作社能够使得社员自信心增强、工作技能等提升，还体现在社会地位提高，与邻里纠纷减少、互助行为增多等方面[22]。

本研究界定的社员能力共包括3个维度，分别为信息获取能力、技术应用能力和需求表达能力，这些能力对于农业生产经营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对其把握市场产品需求、控制农产品生产质量与顺利的个人需求表达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与合作社的联结程度越紧密，通过增进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业务往来，社员能够及时获取农资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的相关信息，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加通畅，尽可能减少市场风险给农户带来的经济损失；通过参与合作社提供的相关培训，贫困社员可以改良自己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并运用更加先进的生产工具，提高农产品的产量与质量，从而获取更高的农产品销售收入；贫困社员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出资入股能够让社员在合作社中拥有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话语权，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也让社员有机会发表对农业生产经营和合作社发展的建议意见，从而促进自身需求的表达，激发其通过自身“内生动力”进行减贫增收。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2：贫困社员的收益不仅受到其在合作社中参与行为的影响，也受到参与行为对其个人能力的改进而带来的影响。

根据上述假设，本研究构建出贫困社员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减贫增收的机制框架如图1。

图1 农民专业合作社减贫理论分析框架Fig.1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poverty reduction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2 研究方法与设计

由于贫困社员的参与行为和社员个人能力都是多维变量，且与社员收益间存在复杂的作用关系，为检验这种以能力为中介的社员参与行为与收益间的影响机制，根据以往的研究经验，本研究尝试引入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来分析多个变量间的作用机理。基于变量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可行性，选用结构方程模型中的路径分析方法来进行研究。路径分析模型是一组可观测变量之间的线性方程组的因果关系式，可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变量间的直接和间接作用关系，其特殊性在于只有观测变量而无潜在变量[23]。在具体的操作上，采用 SPSS 22.0 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通过结构方程建模软件AMOS 21.0对提出的假设与模型进行路径分析，以检验假设是否得到样本数据的支持。

实证分析所用数据来自于2017年课题组在湖北省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贫困社员所做的问卷调查。采取简单随机抽样方法，以建档立卡贫困社员为调查对象，共获得60家合作社共计300份社员的问卷数据。由于路径分析无法处理无序多分类变量，为验证路径分析假设，本研究将300个社员样本数据的参与行为、社员能力和社员收益变量编制为多分类有序变量，其含义及赋值见表1，具体的指标选择如下：

表1 相关变量的定义、赋值与描述性统计Table 1 Definition,assignment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related variables

1)贫困社员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参与行为。贫困社员通过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各种活动而与其进行联结，各项参与行为的频率与程度共同影响着这种联结的强弱，对于贫困社员来说，与合作社的联结程度对于其自身减贫是十分重要的。以合作社代销贫困社员农产品为主的服务可以显示出贫困社员与合作社之间业务合作的紧密程度；贫困社员入社时的出资入股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在合作社中的地位以及合作社对其的重视程度；除农业生产服务之外，贫困社员在合作社中参与会议、参加培训等也是使贫困社员能够进一步加深与合作社联结程度的方式。因此，选择上述3个指标(观察变量)来测量贫困社员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参与行为。

2)贫困社员的个人能力。对于贫困农户来说，减贫的目标不仅仅是经济收入的提高，更应该重视的是对他们能力的培养与提升，以助其长久、持续性地保持不断减贫的状态，因此能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农村地区，提升个人能力的途径除了政府部门创办的相关基础教育学校与职业技能学校，农民专业合作社对贫困社员能力的提高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具体来看，合作社对贫困社员能力提升有帮助的方面主要有把握市场信息与抵抗风险的能力、获取种养殖相关知识与使用新型生产工具的能力和发表自身观点的沟通交流能力等，选择这3个方面的能力可以较好测度贫困社员综合能力的改变。

3)贫困社员的收益。收入是衡量农民专业合作社对贫困社员减贫效果的主要且重要指标，本研究所提出的社员收益主要指的是经济收益，即社员通过参与合作社而获得的以农业生产经营为主的销售收入、分红以及基于惠顾额的返还收入等，因此，本研究选取贫困社员加入合作社后的总收入增加率来体现贫困社员在加入合作社后的减贫增收效果。

上表还展示了各变量的均值及标准差，可以看出，在社员参与行为的3个维度中，社员入股比例均值为1.77，处于较低水平，实际调研中也存在很多社员没有出资入股合作社的情况，表明目前多数贫困社员缺少充足资本入股合作社，在合作社中缺乏话语权。在社员能力的3个维度中，信息获取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的均值都>4，说明社员在加入合作社后，其获取市场信息的能力和应用农业技术的能力的确有了显著的提升，而需求表达能力的提高有限。社员收益的均值为3.05，处于中间水平，说明贫困社员在加入合作社后收益确实提高了，但是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变量反映的情况与现实比较吻合。

3 实证分析结果

3.1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主要是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其绝对值越大，变量之间的关系越为紧密。由表2可以看出，社员入股比例、合作社代销比例、信息获取能力、技术应用能力、需求表达能力与社员收益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56、0.347、0.500、0.364、0.410、0.319、0.280，且P值均达到了5%的显著水平，表明社员的入股比例、合作社代销比例、信息获取能力、技术应用能力、需求表达能力与社员收益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表2 变量相关分析结果Table 2 Results of variable correlation analysis

3.2 路径分析

3.2.1路径分析模型的拟合度

根据表3，在模型的各拟合指标中，卡方自由度比值(CMIN/DF)为2.716，达到3以下标准；RMSEA为0.076，小于0.08的可接受范围；GFI、AGFI、IFI、NFI和CFI值分别为0.984、0.925、0.969、0.952和0.968，都达到0.9以上的标准，多数拟合指标均达到可接受水平，符合一般SEM研究的标准，假设模型可以和样本数据进行拟合，可以认为整体模型的拟合度情况良好，有不错的配适度。

表3 路径分析模型拟合度Table 3 Fitting degree of path analysis model

3.2.2路径分析结果

由表4可以看出，在社员参与行为与社员收益的关系方面，社员入股比例和合作社代销农产品比例对社员收益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267和0.240，且两个指标都满足P<0.05，原假设成立，表明社员入股比例和合作社代销农产品比例对社员收益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社员参与大会及培训对社员收益的标准化系数仅为0.018，且P>0.05，不支持原假设，表明社员参与大会及培训对社员收益的提高并不具有显著且直接的正向影响。

表4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Table 4 Path coefficient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在社员参与行为与社员的个人能力提升方面，首先，社员入股比例对社员的信息获取能力及需求表达能力提升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237和0.348，且两个指标都满足P<0.05，原假设成立，表明社员入股比例对其获取市场信息能力和自身需求表达能力的提升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社员入股比例对技术应用能力的标准化系数为0.012，且P>0.05，不支持原假设，表明社员入股比例对其技术应用能力不具有显著的影响；其次，合作社代销农产品比例对社员的信息获取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510和0.210，且两个指标都满足P<0.05，原假设成立，表明合作社代销农产品比例对社员信息获取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合作社代销比例对社员需求表达能力的标准化系数为0.042，且P>0.05，不支持原假设，表明合作社代销比例对社员自身需求表达能力的提高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社员参与大会及培训对其信息获取能力和需求表达能力的标准化系数为0.195，且两个指标都满足P<0.05，原假设成立，表明社员参与大会及培训对其获取市场信息能力及表达自身需求能力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参与大会及培训对技术应用能力的标准化系数为0.010，且P>0.05，不支持原假设，表明社员参与大会及培训对其技术应用能力并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社员个人能力与社员收益的关系方面，社员的信息获取能力、技术应用能力和需求表达能力对社员收益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152、0.227和0.110，且各指标都满足P<0.05，均支持原假设，表明信息获取能力、技术应用能力和需求表达能力对社员收益的提高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4 结果讨论

1)社员入股比例与合作社代销农产品比例都对社员收益提高有较为显著的直接影响，且两个指标的影响程度类似，而社员参与大会及培训比例对其收益提高并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从社员在合作社中的参与行为与社员获得的收益来看，由于合作社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大于个体农户，农产品的销售量及销售价格都要更高，因此合作社替社员代销农产品的比例越多，给社员带来的直接利润也越高，而社员入股比例的多少与合作社对社员的分红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入股比例和代销农产品比例的确能够直接影响到社员自身收益的变化。而对于社员大会及合作社相关培训的参与比例来看，由于社员的这些行为与其最终销售农产品获取利益或分红并没有直接密切的关系，因此在模型中，也无法体现出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直接影响。

2)社员出资入股合作社的比例对其个人信息获取能力及需求表达能力的提升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且对自身需求表达能力的提升影响较大，而对技术应用能力没有显著的影响。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性质，社员在加入合作社时的入股比例能够体现出其在合作社中的地位，更高的入股比例使社员在合作社的各项事务中具有较多的发言权，而社员的入股比例越高，其在合作社中就具有越重要的地位，从而其自身也愿意更多地投入到合作社的整体发展与自身实力提升，并能够及时获取各种信息，但是入股比例和社员个人的技术应用能力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在模型中也得到了证实。

3)合作社代销农产品比例对社员的信息获取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且对社员的信息获取能力提升影响较大，而对需求表达能力没有显著的影响。根据我们的实地调查，多数合作社并不要求社员将所有农产品交由合作社统一出售，并且合作社对社员提供销售的农产品会进行质量检测。对于社员来说，除了自留和交由合作社销售这些方式，并没有太多其他较好的途径去选择，而且经由合作社代销的农产品价格普遍比其他销售方式更高，合作社对代销农产品比例较高的社员也更加重视，能够给予他们更多的农产品市场信息及相关技术提供，但在这种情况下，社员的个人需求表达能力并没有获得显著的改变，模型中也没有体现出这种联系。

4)社员参与大会及培训对其信息获取能力和需求表达能力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且对社员的需求表达能力提升影响较大，而对技术应用能力没有显著的影响。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是社员向合作社各项事务及管理方式提出意见及建议的重要途径，社员大会的参与比例越高，表明社员更注重自身的生产经营与合作社的运转，其自身的需求表达能力一定会有显著的提高，合作社相关培训也是为了社员获取各种市场信息及技术而设立的，但是模型中其对技术应用能力的提高作用并没有直接体现，可能是由于社员个人技术应用能力的提升更多和个人主观能动性关联较大，而合作社所提供的培训并不如政府培训专业与正式，合作社的培训内容更注重于市场信息与基本种养殖方法的指导。

5)社员的信息获取能力、技术应用能力和需求表达能力都对社员收益的增加有显著的影响，其中技术应用能力的影响最大。同假设相符，社员各方面能力增强的确能对其自身收益的增加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这在模型中也得到了证实。可以看出，农民专业合作社给贫困农户带来的收益不仅仅是直接的经济增加，还有通过能力提升带来的间接效应，这也和贫困与减贫理论以及当前农村社会的减贫需求不谋而合。在减贫实践中，要合理且充分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这种具有益贫性的组织，减轻社会压力、提高增收效果且防止脱贫农户再度返贫，不仅有利于贫困农户减贫，合作社自身也能够得以发展。

5 政策启示

经历了近40年发展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目前看来仍然是联结农民与市场的重要载体，是提高贫困农户收入、改善农村社会整体经济水平的重要经营组织。为促进贫困社员提高自身综合能力、获取更多经济收益，提升减贫效果，应继续提高贫困农户的合作意识，持续保证贫困社员合理的利益地位，提高其在合作社中的活跃程度，不仅重视与社员收益有直接影响的农产品销售利润及分红等经济性收入的提升，还要重视对社员个人能力的提高，从根本上激发社员“自主”减贫的动力，“授之以渔”，令农民专业合作社真正发挥自身优势，落实带动效果，给广大农村贫困农户带来实际的利益与好处。

1)注重培养和提高贫困社员各方面能力。除了鼓励贫困社员参加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参与合作社的重大事项决策，还应鼓励贫困社员对合作社的服务供给、运营治理和未来发展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多做合作社宣讲、相关技术培训，利用多种渠道提高贫困社员参与合作社事务的管理能力。另外，还需要重视与正视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贫困社员的非经济期望与需求，特别是注意了解其精神文化、业余生活上的需求，提高组织的凝聚力，不断加强贫困社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的联结程度。目前合作社对贫困社员的服务多集中于农产品销售，培训带来的技术应用能力增强效果有限，这就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在地方督办农业科技讲座，考虑贫困农户的实际生产水平，有计划地提供与推广与之相适应的农业生产先进技术。

2)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并适应当地的发展力水平。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联系农民与市场的重要载体，不能脱离农民的实际生产需求与生产力水平去谈发展，还需要与市场做好对接；未来农民专业合作社不能仅仅为了农户进入市场及获取利益而存在，更要注重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等效益的统一，为当地的减贫事业发展与农村社会环境的改善做出应有的贡献。由于各地农村发展环境的差异与复杂性，地方政府应利用当地产业特色与资源优势，有针对性地扶持规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承担起创建公平竞争经济环境的责任，为各类农村经营主体提供良好的发展基础，并加强对贫困农户入社的宣传力度，使更多贫困农户享受到合作社减贫带来的正向效果。

3)贫困农户多缺乏资金与社会资本，这不利于他们提高在合作社中的地位与话语权，从而长期徘徊于合作社的边缘，弱化合作社的减贫效果。因此，建立财政资源量化为贫困农户股权的管理办法，能在一定程度上使贫困农户得以按年度享有相应的合作收益，以保证其收益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针对减贫效果显著、服务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政府也应给予相应的奖励或表彰，形成带领作用，鼓励引导更多合作社加入到减贫工作中来。